突如其來的悠長假期，讓有關災難和人生的困惑與思考，成了精神生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些如奧德修斯一般智勇雙全的探問者，首先開始了知識上的和思想上的突圍與吶喊。于是，與之呼應的現象之一，是《鼠疫》《十日談》《疾病的隱喻》《槍炮、病菌與鋼鐵》等有關疾病和瘟疫的書籍開始走俏，而我也網購了一套《加繆全集》。貨到以后，翻開《鼠疫》，我的目光停留在了小說結尾的幾行字上：“據醫書所載，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它們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廢紙里耐心等待。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藏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加繆意味深長的話語，像在密閉空間里不斷滋生的幽閉恐懼：無論科技如何昌明發達，鼠疫或是所有瘟疫，都會像暗夜一樣必然降臨——等等，瘟疫、疾病，我是在拿黑夜作比喻嗎？而倘若疾病真的被我用作隱喻，是否會如蘇珊·桑塔格認為的那般就不正當了呢？放下加繆，翻開《疾病的隱喻》，重溫桑塔格以作家和癌癥患者的雙重身份所作的“自述”，顯得很是必要。
“我是病人，不是病毒”
即便沒有發生疫情，對于諱疾忌醫、歧視病人這類事，人們也不會感到陌生。很多人無法理性地面對現實，連醫生，在人們罹患某些疾病時，也傾向于不向病人告知實情，這幾乎成了行業慣例。而對于頑癥、絕癥、傳染病等特殊疾病，人們更是根深蒂固地持有偏見，將之視為洪水猛獸，下意識地歧視病患。所有這些不科學、非理性的心態、俗見和陋習，不僅影響病人的治療，更把疾病本身神秘化了，正是在這些不健康的疾病話語洪流中，《疾病的隱喻》出版了。
20世紀70年代中期，40多歲的桑塔格患了乳腺癌，并進行手術。在治療過程中，她深刻地體驗到了癌癥患者所蒙受的污名，親眼看到了癌癥的名聲之惡是怎樣地加劇了病人的痛苦。對此，她感到非常憤怒。她迅速地從醫生不樂觀的診斷所帶來的恐懼和絕望中擺脫出來，拿起筆，開始為癌癥和疾病王國除昧祛魅。1978年1月開始，《作為隱喻的疾病》連載于《紐約書評》，同年該書出版。而在接受了兩年半的治療后，桑塔格也終于痊愈。
癌癥治愈個案無疑具有極強的勵志作用，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桑塔格的思想。在這本書里，她考察了結核病、癌癥、麻風病、梅毒這些令人聞風喪膽的疾病，是如何在人類歷史中被一步步隱喻化的。無論結核病在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中如何成為有趣、優雅、敏感的象征，無論癌癥在20世紀早期如何被與受壓抑的激情聯系在一起，也無論艾滋病意象多么具有道德上的懲罰意味……這些對疾病的聯想幾乎都認定了一個這樣的事實：病人對患病負有責任。這種歸咎，無論來自醫學判斷還是世俗偏見，或多或少帶有貶損和輕蔑之意，更有甚者，還直接為病人貼上了“生活失敗者”的標簽。通過梳理疾病的隱喻史，桑塔格想要做的，就是幫助包括她自己在內的所有病人，去盡力擺脫隱喻的指控。
病人無辜，患者無罪，歧視病人有違人道，在現代醫學面前，這些原本都是簡單的道理。很多時候，人們之所以仍會不自覺地對疾病和病人抱有偏見，是因為，潛在的求生本能和人性的自私在作祟，這也同步暗示了人們對待疾病的陰郁態度和懼怕死亡的脆弱心理——疾病與死亡，被視為生命的對立物。然而，否定與回避現實從來都無助于解決問題，即便是最健康的人，也無法保證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病人”。所以，善待病人、破除對疾病的偏見就變得尤為緊要，比如與“武漢肺炎”相比，“新冠肺炎”的叫法，就會更少一些歧視色彩。
隱喻的正當性
《作為隱喻的疾病》出版12年后，鑒于艾滋病的盛行，桑塔格又寫了《艾滋病及其隱喻》一文，1990年，兩個“隱喻”合集出版。與12年前的凌厲峻急乃至氣急敗壞不同，此番寫作，桑塔格起筆伊始就援引了亞里士多德對“隱喻”的定義：“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并坦承隱喻是“與哲學和詩歌一樣古老的智力活動”，是包括科學認知在內的大多數認知和表達滋生的土壤，“沒有隱喻，一個人就不可能進行思考。”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雖然這兩篇論文在主題和論述上一脈相承，但無論在觀點上還是文風上，12年后的桑塔格都冷靜并溫和了許多。她甚為理智地，用了近乎一整節（占全文1/8）的篇幅，為自己多年前的隱喻批判進行了辯護。
顯然，重溫早年的論述，讓桑塔格意識到了某種界限。在疾病的隱喻“王國”里——借用她使用的“疾病王國”的隱喻——并非所有的隱喻都是不正當的，尤其是那些文學作品中的隱喻。隱喻是語言和心靈世界的擺渡船，若沒有它，思考和想象都無法順利進行，如同桑塔格下意識地就把疾病比喻成了王國，一不小心令她也成了自己批判的對象。
如果說，文學中疾病的隱喻真的到了一種應該被嚴厲指責和大加撻伐的地步，那么文學創作還能容得下什么隱喻呢？而沒有了各色隱喻，文學又將如何存在？不言而喻，批判疾病的隱喻與桑塔格另一個著名批判“反對闡釋”一樣——應當有特定的目標和精準的靶心，決不可以將批判的邊界無限延展。換句話說，只要不涉及對疾病和病人的偏見歧視，只要不引發對現代醫學的非理性認知和種種誤解，疾病的隱喻完全無可厚非。其實，即便是桑塔格最反對的對于疾病的軍事隱喻，也自有它的用武之處：現在的癌癥、艾滋病，以及包括傳染病在內的各種疑難雜癥，人類至今無法攻克的疾病，對人類生存和健康的威脅，難道不正像是一場又一場的“進攻”和“侵略”嗎？但是，正是在應對“戰爭”襲擊的過程中，現代醫學和科學技術艱難地取得一點一滴的突破和進展，因而對人類文明作出了貢獻。
無論有怎樣的瑕疵，桑塔格思想的價值都不應被低估。作為癌癥患者，她以思想為武器與頑疾抗爭，這一行為本身就值得欽佩。而她所發出的質詢詰問，對所有病人而言，都不亞于身體治療之外的精神療法。在終極的意義上，她呼吁人們正視疾病與病人，乃是在呼吁人與生命的和解——既然死亡無法逃離，既然向死而生的人生無法甩掉疾病，那么，像迎接晨曦與落日那樣接受它們，難道不是一種合適的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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