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概是由于同日常生活的距離與隔閡，工業(yè)題材作品的創(chuàng)作并不容易，題材本身所具有的枯燥的工業(yè)操作流程等方面的必然展示沖淡了生活應有的生動性，最終的創(chuàng)作效果就極易單調乏味，概念化、程式化的弊端隨之顯現。《工程代號521》的故事時間從建國初期綿延到1980年代中期，跨度不可謂不長。創(chuàng)作時間雖在當下，但很明顯這是一部類似于“新時期”“改革文學”的工業(yè)題材作品。與“改革文學”不同的是作者在極力塑造一個“高大全”式的工業(yè)“英雄”形象時，較少針對制度變革和社會矛盾，而對這一過往的典型形象作出了改進與充實。作品以521工程的研發(fā)進程為敘述主線，也有“宏大敘事”框架下的工業(yè)實驗、勞作流程的展現，但作者顯然并沒有沉浸于此，而是將工業(yè)研發(fā)與生產本身變作了一種生活。這種生活的主角是陳耀華，作者不僅塑造了這個單一形象，也在圍繞工程進展形成的他與周圍人的關系網中使我們看到了人性，以及在特定處境下的人際關系的真相。這些關系可以是和諧的，也可以是緊張的，它們都來自于工業(yè)生活的平流表層下。
一、“高大全”的內與外
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高大全”形象產生于“新時期”之前的文藝土壤中，在這里我們無意恢復、重申或者抬高這類形象曾經背負過的創(chuàng)作典范意義，而只是說在陳耀華身上有著這種形象的影子。在《工程代號521》中，“高大全”的影像形成于外國專家撤出，國內工業(yè)事業(yè)急需奮起直追的外部環(huán)境，也表現于陳耀華不畏艱難、埋頭苦干的內在性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將他稱為“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性格”，作者對于“高大全”形象的改造就在于將陳耀華的內在本性與外在環(huán)境統(tǒng)一了起來，而不是如前代的“宏大敘事”一樣空喊口號、演繹政策。
從“高大全”的角度看陳耀華幾乎是一個完人。從外部形象來說，他是五十年代的大學畢業(yè)生，有著過硬的專業(yè)技術知識，行事作風又顯示出獨立的人格。從內在精神來說，他有著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不計個人功利得失，以集體任務為自己的終極責任。面對項目趕不上評獎時間的問題，他看得很淡，認為獲獎“不是咱們搞科研的唯一目的”。在很多他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項目的署名問題上，他也是盡量將靠前的排名讓給年輕人，自己甘愿不署，在實在推脫不了的情況下才同意將自己的署名排到最后。從內與外的統(tǒng)一中表現出陳耀華就是一個完美的人，甚至完美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即使被他處罰過的人對他不滿，想對他“實施報復，但絞盡腦汁，就是抓不到陳耀華的任何把柄，即使捕風捉影的事也沒有”。這樣一來，在緊張的國際關系背景下就豎立起了一個時代所需的實干家形象。當我們將陳耀華的性格納入到當時的社會背景里，就不大容易看出以往這類形象所具有的概念化特征，里里外外透露出了些許生動性。“許多小說中最生動的人物都是一根筋的偏執(zhí)狂”，如果以這一說法來解釋，我們會發(fā)現陳耀華在高大氣質之外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與喜劇式的“一根筋”形象的唯一區(qū)別只在于他并不滑稽）。他將自己的全部身心傾注到521工程項目上，為了某項技術的突破甚至可以耗費經年，即使家近在咫尺，為了科研他可以做到一個月不回。在大搞政治學習時，陳耀華頂住被扣上反動帽子的風險堅守住了原則，不屈不撓，死活不能耽誤科研工作。雖然不是搞笑，但對于科研的“偏執(zhí)”使他的形象“活”了起來。
《工程代號521》通過眾多行事的細節(jié)真實樹立起了一個飽滿的實干家陳耀華形象，他之所成為典型是因為作者在敘述進程中時時撥動著時代的脈搏，將中國當代歷史發(fā)展的各個具有節(jié)點意義的時代環(huán)境都通過主人公的經歷透視了出來。這也說明了“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用‘細節(jié)的真實’堆砌起來的‘典型人物’一旦脫離了‘典型環(huán)境’，其人物的典型性就會受到極大的傷害。換言之，‘典型環(huán)境’本質的真實性是決定‘典型人物’塑造成功與否的前提和必要條件”的道理。融入了典型環(huán)境中的陳耀華雖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卻顯然不是孤立的，與他的行藏緊密相聯的其它人物圍繞著他共同形成了一個關系網。在這個“關系”的運轉中，我們會進一步看到作者的敘述并不乏味，而在和諧與緊張的互證中透露著現實與人性的信息。
二、和諧的關系
我們將《工程代號521》的論述主題定為“工業(yè)生活”的一個重要依據是其中的科研工作和日常生活結為了一體，工作成了生活的本質，生活成了工作的外衣。“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那些工業(yè)題材小說作品，之所以總是令人味同嚼蠟，乏善可陳，沒有出現什么值得注意的優(yōu)秀作品，一個關鍵原因，恐怕就在于作家們在寫作過程中過分地或者說只是一味地進行所謂的宏大敘事，而從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夠見出人情冷暖的日常敘事的緣故。”從這個方面說，即使是生活和工作的一點點關聯也會讓人感到欣喜。《工程代號521》沒有使我們失望，它在生活細節(jié)的呈現中呼喚著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這一關系對于陳耀華所領導的科研事業(yè)至關重要、對于形象本身的充實至關重要。
細節(jié)是文學旨趣生成的關鍵所在，“在生活中一如在文學中，我們的航程要靠細節(jié)的星辰指引。我們用細節(jié)去聚焦，去固定一個印象，去回憶，我們擱淺在細節(jié)上”。日常生活中總有一些細節(jié)讓我們記憶深刻，從而形成一個抹之不去的印象，如果這個印象與某一個人有關，那么這個人就將在我們的記憶里如雕似刻。細節(jié)可以是一斑墻上的印記，可以是某段飄浮的歌聲，可以是某種奇異的姿態(tài)，當然也可以是某個看似微小的事件。《工程代號521》里給人印象深刻，又堆積出陳耀華性格整體的細節(jié)就屬于最后一種，這些生活細節(jié)的目的是在和諧的關系中展現主人翁“偏執(zhí)”為公的偉大形象。陳耀華在日常人際相處中是一個熱心的人，對于小何、小林和小高之間的三角戀關系他積極關心，因為他們的關系影響了當事人的工作狀態(tài)；給周玉明女友調動工作，為許巍的戀愛牽線搭橋是為了穩(wěn)定人心；過年請三位不能回家的職工到家里吃飯，給年夜加班的職工送餃子，有利于聚攏人心。從表面上看，這些小事中表現出的普通的人情關懷似乎變成了一種手段。作品敘述也給出了直白的解說：“陳耀華是從基層提拔起來的干部，他特別理解試驗班組基層職工所處的環(huán)境……節(jié)假日尤其是春節(jié)堅守崗位的職工，大多都有一種孤獨感，人是感情動物，不一定非要給多少物質獎勵，陳耀華作為研究室的基層領導，實際上他也沒有那種權力，但讓職工們感受到領導的關懷，有利于他們安心崗位，認真工作。”但我們很難說陳耀華是假意逢迎，心有城府，以表面工作收攏人心。一個很恰切的例子是他為有事回老家的張師傅替班的關節(jié)。當張師傅從家里回來后，為表達對于陳耀華的謝意，給他帶來了蘋果。在那個幾乎所有生活物資都憑票供應的年代，蘋果算是稀缺之物。陳耀華卻沒有貪小便意，在難以拒絕張師傅的盛情后，他以市場價格購買的方式算是收下了禮物。與前述幾例結合到一起看，這就不僅刻畫出了主人公高風亮節(jié)的正面形象，同時也使普遍性的人性表達和以日常為公的目的性追求達到了統(tǒng)一。
作者不是單憑想象編織虛構，而是用一種現實描摹式的手法達到敘述的預期。在藝術性追求上，想象和寫實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關鍵要看達到的預期效果。在《工程代號521》中，上述例證使讀者有了親切的閱讀感受，所以對于主題的接受也就比較自然。但生活中的關系顯然不都是和諧，或許緊張關系才更能使我們對于人性的認識更進一步，在這方面《工程代號521》亦有所探索。
三、緊張的關系
人類作為以群居形式存在的社會性動物誰都無法逃避生活中的關系之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寫作的根本目的，是運用語言去闡述個人與他所面對的世界之間的關系”，在余華眼里特別是那些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更容易成為作家表現的中心。個人與世界、現實之間的關系當然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工程代號521》中，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主要表現為陳耀華與對科研事業(yè)形成干擾作用的類“反面人物”的相處上，其中對于人性丑的展示使作品具有了些許批判深度。
本文前兩節(jié)的論述已經清楚表明，從個人精神氣質和與他人相處方式的結合點上產生出的是一個極力想要營造和諧人際關系的陳耀華，但是偏偏有些人從個人利益和嫉妒心理出發(fā)，頻頻制造對立沖突。田海濤的科研技術落后，心胸又狹隘，一遇難題就找陳耀華、周玉明幫忙解決，卻延報研究進展，為的是面子上過不去；當周玉明替他解決了問題時，他又罔顧事實，認為自己的方法并不比周玉明差，百般狡辯，擔心采用別人的方法，共同的成果會沒有他的份。在自私與嫉妒的催發(fā)下，田海濤終于在一次技改問題的討論上與陳耀華產生了個人間的齟齬，其間顯示出的陳耀華是一心為公，田海濤則一門心思打著個人的小算盤。機修廠長老韓是一個對工作不上心的人，陳耀華在與他多次打交道的過程中從來沒有順利過。第一次請他加工真空系統(tǒng)，他是一付“懶洋洋”的狀態(tài)。第二次找其加工設備，他又想趁機弄點零花錢。后來，521產業(yè)化項目發(fā)展了起來，他主動申請加工中型設備，目的是為了得到加工剩下的邊腳料用來賣廢品。這些出于個人私利的要求當然被陳耀華一一拒絕（事實上也給了他小小的照顧，為的是保全相關領導和大家的面子），這讓老韓懷恨在心。當陳耀華又一次請他幫助安裝預混合設備時，他故意刁難，推三阻四，最后只是借給了陳安裝工具，為的也還是個人長遠利益。馬學遠孤高自傲，目中無人，當首批密封材料性能測試不達標，需要擴大范圍查找原因時，他拿出的是一付“事不關己的態(tài)度”，與陳耀華的勇于擔當形成巨大反差。他對領導不以為然，對工作吊兒郎當，遇事喜歡推卸責任，胡攪蠻纏。陳耀華勸說過他幾次，他便耿耿于懷，時常編造陳耀華的流言。魏建學和馬學遠同屬一路貨色，對于新科研任務他“怨聲載道”，認為陳耀華任人為親，欺軟怕硬，馬學遠卻是他崇拜的偶像。他將老馬的胡攪蠻纏，吊兒郎當看作是“敢說敢做，不畏權勢”。后來在“文革”的“東風”里，二人終于臭味相投，穿了一條褲子，你唱我和對陳耀華極盡報復之能事（只是都失敗了），人性的狹隘心理可見一斑。
上述類反面人物的粉墨登場很容易使人將作品看作是科研領域的群丑圖，但作者似乎并無意于此，他們的出場并不多，只是在某些節(jié)點一晃而過。他們的言行多半是為了體現科研進展的艱難，以反襯中心人物陳耀華的努力，作者對于后者的頌揚意愿深于對前者的諷刺筆力。同時也無心探討解決他們與主人公緊張關系的途徑，目的只在展現。但對于一部觀念厚實的作品來說，這樣的形象又是必不可少的。他們是歷史過渡時期必然會出現的人物，由于體制的不健全和個人思想境界的落后才導致了公私意識的模糊。正是在那樣的一個凋蔽破舊，又群情激昂的社會環(huán)境中，終于陳渣泛起，泥沙俱下。這些人物的塑造增強了作品的真實性，揭出了當時的現實狀況，也警示著未來。我們不能苛責作者將這些本來有著進一步塑造空間的形象重重拿起，又輕輕放下。因為《工程代號521》本來只是一部“正劇”，俏皮的喜感和深刻的悲感不是它的預期追求。正劇“的實質在于既表現生活的正面，又表現負面。主人公既有悲劇人物的嚴肅、深刻，又有喜劇人物的自足自信……他朝著歷史必然性前行，這種必然性在悲劇中不能實現，在正劇中卻可能實現；在喜劇中，不合理的要求被可笑地追逐著，在正劇中，不合理的被否定掉。正劇在外部形式上表現為人物命運和事件結局的完滿性”。《工程代號521》正是在圍繞著中心人物陳耀華形成的關系網絡中再現了工業(yè)生活的正面和負面，陳耀華帶著嚴正的自信勇立歷史潮頭，負重前行，完滿完成了所擔任的521工程任務，實現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在這個過程中群丑被否定，英雄被頌揚。陳耀華是我國經濟起步時代的工業(yè)英雄，也是當下經濟生活所需要的楷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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