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奮斗者》作為國內首部國企混改題材小說，可以從諸多不同角度進行理解，比如“東北話題”“工業題材”“現實主義”“國企職場”，等等。而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談，可挖掘的內涵和價值都不容小覷。作為普通讀者，筆者的閱讀視點一開始也處在閱讀的對焦之中，但再次回看這部小說的開頭時，曾經被遺漏的“楔子”卻吸引了我們，它迅速成為我們的閱讀視窗。事實上，“楔子”正是作者趙楊手持的一把“輕便攝影機”，經由小說開端處“楔子”短短百字的描述，我們獲知作者的視點呈現出“一路向西”的趨勢，并最終指向文中工業城市海州市鐵道以西的廢舊廠區。這組畫面由遠及近，各景別錯落有致、層次分明，一副電影開場的既視感。這種快速轉換的視點是趙楊小說紀錄片化的典型特征。也正因為這種寫作意圖，我們可以說，趙楊是一位用攝影機寫作的作家。同時，“攝影機”的架設使得小說在敘述上也具有了一種親臨現場的效果，并且制造了一種紀錄片的質感，點明了一種主客結合的寫作視點：客觀敘事，主觀感受。也正是這一視點，讓筆者得以瞥見作家紀錄片式的藝術追求。
一
趙楊無疑是一位手持攝影機的作家，她采用的單視點敘事方式，以及作品散發出來的廣大的現實主義精神則驗證了這一點。《奮斗者》是趙楊繼第一部現實主義題材小說《春風故事》之后的又一部工業題材力作。當面對寫作這項嚴肅的工作時，她選擇深入工業現場，并攜帶一把手持攝像機，甚至轉變性別視角，幾乎是徹底地貼近當代東北人民的生活、工作、歷史與情感，并以此完成自己的“拍攝”或者書寫任務。不同于以往所擅長的懸疑探案類小說，趙楊這一次選擇了現實主義題材的工業小說，這種類型的小說所包含的專業知識和歷史要素是龐雜的。因次，作者極為重視寫作前對相關知識的學習和實地調研。東北老工業基地是中國現代化工業的策源地，新中國成立以后，東北的工業體系最為完善，工業基礎最為厚實，可謂新中國工業的搖籃。并且，趙楊還擁有十余年國企工作經驗，因此，對于東北工業的今與昔、盛與衰、榮與辱，她都有深切的體驗，而這也為她的寫作奠定了扎實的基礎。而這些，使趙楊從這一工業源頭探起，深入一線車間，走訪東北工業大大小小的地標，用文學呈現現實，抒寫時代。
海州市是小說中的一座東北工業城市，這樣的城市在東北并不少見。鐵道縱貫整座城市，這是東北老工業城市的典型區域分布方式。同時，這又是一座受到改革浪潮推動，圓滿完成國企混改指標，處于發展中的城市。改革開放前，坐擁眾多“國字”工業基地的海州市由印刻著工業記憶的“鐵道”作為區域分界線，分割出東西兩個空間。城西工業區是老工業基地，也是故事發生的具體背景；改革開放后，國家倡導深化國企改革，為了響應這一號召，海州市東搬西建，城西工業區由單獨的工業區向功能完備、適宜人居的綜合區的轉變。主人公王圖南既是老工業基地的后代親歷者，同時也是一架隱形的“攝影機”——作者的寫作視點時常會附著在這位年輕人身上，借由他的眼睛觀摩街道兩邊林立的大型工廠。在這個隱藏的“攝影機”的視野里：工業區不只是由工人、工廠、工業三點一線搭建的三維空間，還是燒鑄、凝結著工廠青年感受、認知的情感空間。這一空間不僅保存著中國工業經濟經過前期工業積累而攀升至起飛的工業記憶，還涵蓋著青年一代對中國工業整體、全面、深刻的體驗和認識。事實上，王圖南是作者筆下扣合沒落的老工業區與嶄新的新時代之間的鴻溝的一個橋梁。緊緊圍繞這位始終在場的主人公，趙楊手持的“攝影機”要么緊隨主人公身后，要么代替主人公的視點，故事的敘述均圍繞著主人公的所見所為所感而展開。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海工重型機器制造集團（以下簡稱“海工”）作為國內知名的機床制造、機械加工企業，順應混改潮流，一舉成為國企混改的典型標桿。王圖南和宋騰飛兩名年輕人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以“80后技術型人才”的身份成為“海工”隊伍一員的。作為工業青年，二人都是有理想的追夢人，更是情誼深厚的同窗好友，共同肩負著開拓“海工”的初心和使命，但他們對現代工廠遠景的捕捉和想象卻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王圖南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他從小生活在老工業區的“工人村”，追求在集體的變革和繁盛中推動個人的成長與進步；而宋騰飛是現實主義者，他竭盡全力平衡的是時代浪潮對個人價值的沖擊和吞噬，要用加速化和集約化的方式為其爭取最大程度的“騰飛”。集體和個人的歸置走向在小說的講述視點上出現了分野。由于作者要借角色之口重述她所親歷和了解的歷史大事件，因此，她將主要視點移置在王圖南身上，借由他的眼睛，多角度、多方位、多景別地描繪出身邊人和事物的形象。
王圖南不僅是故事敘述的絕對中心人物，而且作者在敘事上追求的主觀感受也均出自這架“攝影機”的眼睛。我們發現，在《奮斗者》中，從“楔子”部分起到故事終章一以貫之的都是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慣常情況下，這種全知視角使敘述者不囿于固定的視角站位，敘述者常是全知全能的。但又是從“楔子”部分開始，作者始終以王圖南為中心人物，他的“眼睛”始終起著關鍵性的對焦作用。在攝取離開工廠進入市區的這一畫面時，王圖南的心理活動表現得極為顯目。在這一駛出老舊廠區進入現代化都市的日常場景描寫中，王圖南的“眼睛”所面對的視窗是這樣：剛下班的工人，或并行的車輛，這些畫面讓他不時回想從前的工廠時光，爾后又迅速地從記憶回到現實。我們從這種客觀敘事中不僅能了解不同歷史時代的海洲城市與工業的發展圖景，還能夠獲得心理描寫所帶來的充分主觀感受。這種敘事方式不禁讓筆者驚嘆：第三人稱敘述竟然達到了第一人稱的敘述效果。不得不說，作者趙楊這種帶有主觀化腔調和特質的現實主義，是特別的。
二
趙楊亦是一位追求情感共鳴的女作家，她曾在采訪時說自己滿溢著國企情懷。當筆者跟隨她的視點再讀《奮斗者》時，竟然不由自主地想象這個自己未曾置身的時代，但是既然未曾經歷，又何來共鳴呢？顯然，這是一種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情感共鳴，人是可以通過想象而達至共鳴的。實際上，新世紀的老工業區已經成為一代人的記憶，“海工廣場”是城西區唯一保留“海工”痕跡的地方。幾位小說主要人物因工作原因相聚在“海工”時，作者經由女性角色李甜甜的視角對窗外的海工廣場進行了一番描摹，小說這樣寫道：
“李甜甜似懂非懂地看向燈光閃爍的窗外，遠處廣場上立著一尊代表力量的鋼鐵雕像，昏暗的燈光籠罩著做舊的雕像，像是一副褪色的老照片，照片的右上角記錄著一個世紀的工業。而將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那是一座座萬家燈火的高樓大廈，熱鬧喧囂的商場，車水馬龍的高架橋和閃爍著燈光的塔吊……”
這段敘述極具圖像化效果，其所描述的場景有分鏡，有構圖，有色彩，甚至還把看不見或難于表現的人物心理也交由鏡頭“推、拉、搖、移”的動作外化出來。“照片”放大，放大，再放大，工業城市的真實面貌卻因放大失真變得模糊。
“準確地來說，大家對海州有不對稱、不相連的時光偏差。”
“可是大家看到的總是過去的傷疤，有時間偏差；看不到我們的閃光點，在認知上不對稱。理解不到我們的努力，情感不相連。”
王圖南緊接著對這張“照片”所呈現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很長一段時間，東北工業城市不斷受到外界的“誤讀”。今昔對比，人們還停留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老海東；盛衰起伏，人們只看到海東的衰敗和落后；榮辱相伴，人們忽略了工業經濟振興背景下海東人民付出的巨大努力。不可避免地，“海工”這樣的老牌工業國企也受到這種信息堵塞和認知偏差帶來的消極影響，陷入人才缺失急劇加速的危機之中，而年輕一代的逐夢故事就是在這樣的景別中展開的。
趙楊的另一部工業題材小說《春風故事》，其敘述對象江北重型機器制造廠在搬離老工業區時也留下了“江重廣場”這樣的廠史回憶標地，同樣是為了保存歷史記憶引發情感共鳴而建筑的。但實際上，只有原來廠區的少數工人才能體會其中蘊含的懷念與追思。這種對“廣場”的紀念行為實際上已經超出“攝影機”的取景框，延展至人物的內視點，觸及了深層次的心理與情感領域。相似的是，在《奮斗者》中，當海工集團取得豐功偉績，全廠上下忙于慶功之時，時任集團董事長傅覺民也捧著沉甸甸的獎杯繞道去了“海工”的老廠區，在海工廣場駐足回顧深化改革二十多年里“海工”留下的痕跡。“廣場”對于老一代的“海工人”、“江重人”來說已經成為最后的真實影像。時代越大步向前，老舊廠區便越稍縱即逝；而對于在窗框中遠觀“廣場”的李甜甜這類遠離廠區甚至遠離故土的青年奮斗者來說，“廣場”只是她此時此地對身臨其境的大東北工業土地的直觀認識。這種直觀視角雖然敞視、開放，但內蘊的情感表達卻十分沖淡。承載著廠史記憶的一塊塊廠牌在上個世紀的中國無疑是工廠生產品質的嚴肅象征，每一塊廠牌都能夠寫入廠史、放進展廳。但進入新世紀以后，海工集團雖然邁進世界行列，表面上贏得了大豐收，但實際上卻危機重重：廠牌被輕而易舉地調換甚至丟棄；傳統“國字招牌”“金字招牌”只是蘊含情感和經驗的鑄模，被“以量取勝”的現代化工業生產流水線所熔蝕，貶值為廢鐵。“海工看似站在云端，卻比任何時候都危險。”（引自《奮斗者》第一章“冬天里的一把火”）站在峰頂的國營企業在新時代迎來了新的危機和變局，如何加固廠區，如何引領廠工人，不僅是老國企面臨的時代命題，也是作者借助小說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手持攝影是一種感性的觀看方式，其主觀性視角為人物品格的刻畫提供了便利。正如《奮斗者》中反復提及的“技術”“記憶”“情感”這些語詞，在手持攝影機的敏銳捕捉下，我們得以身臨其境地觀摩這座正在振興的工業城市，這種觀摩是一種懷舊式的觀摩。但作者并不止于追溯往昔，而將這種觀看方式推進到主要人物的精神表現層次。王圖南擁有一種直言進諫的品格，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直言品質的延續。作者趙楊十分肯定王圖南的這種浸泡于真理之中的品質，認為他是小說中少數具有清醒認識的人。在大型國企江北重型機器廠里，前輩趙心剛和李東星是王圖南與宋騰飛最崇敬的榜樣和楷模，他們的實踐傳奇是兩位后輩努力奮斗的力量源泉和姿態指引。趙心剛與王圖南幾乎是驚人的相似。趙、王二人都一如既往地追隨真理。王圖南的父親王立山是一個有責任擔當的人，兒子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父親的職業品德，認為“海工的命運要靠海工人來書寫”，生活的榜樣并非來自偉大的哲人，而是出自平凡人物的經驗和智慧，每個人都可以是新時代的奮斗者和中流砥柱。當然，在鏡頭的加持下，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行事風格也趨于英雄化。尤其是趙心剛這一人物極具傳奇色彩，其力量、勇氣堪為典范。但有時候，我們的時代需要具有英雄氣質與品格的人來作為榜樣，供給精神與信念的養分。
成為一名攝影師式的作家，需要將自己內嵌于小說角色中，走出寫作的舒適區，深入生活的領地。作為手持攝影機的作家趙楊，在《奮斗者》的創作和構思上即就突破了舒適區，其藝術思維和藝術追求要求她盡可能地將客觀敘述和主觀感受融合于一處。而筆者受這種視點的啟發，也從這一角度出發去閱讀小說，并發現自己獲得了一種閱讀的高峰體驗。在這部紀錄片式的小說中，海工集團的變革危機激蕩著青年一代的心性，也為無數面臨改革機遇的老國企指引新的出路。到底是“真金不怕火煉”還是“隱滅的最后輝煌”，《奮斗者》中借由幾個青年人的奮斗指出方向，有像王圖南、宋騰飛這樣堅守國企和集體陣地的，也有像李甜甜這樣在民企中激流勇進的，但他們無不體現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工業精神。正如作者借體制內青年周芊素之口所說：“2013年是海州的關鍵年，改革的力度會突破曾經所有的過往。2013年也是中國的關鍵年，黨的十八大將在北京召開。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每一個中國人未來美好的愿景都會有好政策的指引。”（引自《奮斗者》第十二章“海工的吹哨人”）海州這座城市是“一座巨大的鑄模”（劉易斯芒福德語）無數青年人的奮斗經歷和初心使命在其中冷卻、凝結又回熱，最終在工業這艘巨輪中被真實的影像紀錄，并永久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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