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化社會的到來使得數字媒介日益滲透到網絡文學生產、流通、消費的每個細節，網絡文學賴以生存的空間開始受制于媒介技術的發展，網絡文學生產牽涉的多元行動力量也服膺于媒介環境提供的行為可能。本文引介可供性理論作為網絡文學研究的參照視角，在深度媒介化的現實條件下探討網絡文學生產的特定環境與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結構，考察物質性形塑網絡文學活動的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媒介化的社會現實與構想共同導向了網絡文學的全新樣態，表現為更加多元化的創作主體，更加強調互動性的文本形態以及注重多重感官享受的審美體驗。
關鍵詞：網絡文學;可供性;媒介化;媒介;物質性
隨著“網絡社會的崛起”，數字及其衍生出的諸多技術形態正逐漸構成現代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憑借自身迭代反演的媒介邏輯嵌入社會文化環境的底層土壤，以實際行動印證著彼得斯（Peters）所言的“媒介是我們‘存有’的基礎設施，是我們行動和存有的棲居之地和憑借之物”的論斷。無論接受與否，日新月異的媒介都在以一種不可阻擋的態勢全方位重構著人與技術、社會之間的關系，多元行動者之間的交互影響也逐漸成為社會共識。
當媒介保持與日常生活深度互嵌的發展節奏，并成為形塑新型文化場景與傳播樣態的關鍵力量時，作為技術和文化共生體的媒介也就毫無疑問成了與現代社會諸多文化現象關聯的“風暴眼”。然而，有學者指出，傳統訴諸“使用—效果”路徑的媒介研究已不足以應對當下社會生活中由媒介引發的諸多轉變。國內外研究者試圖在新的理論視野下重新闡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動態關聯，肇始于生態心理學的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為研究當下的媒介化社會提供了新的通路。時至今日，傳播學領域對可供性的研究更多著眼于媒介技術的功能屬性，即從用戶思維看待技術所蘊含的利己潛能。本文認為，探究社會文化現象的媒介邏輯，需要將平臺媒體等非人行動者與人類行動者置于平等地位，重新審視動態的、生態性的、系統性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各行動者間的關系屬性和多元實踐邏輯，其本質是技術內嵌背后的互動關系投射。
伴隨著技術發展而誕生的網絡文學如今不斷“升溫”，呈現出媒介化、交互性等特征。網絡文學的生存和發展受制于媒介技術，其所牽涉的多元行動力量也服膺于當下的媒介生態。基于此，本文試圖引入可供性視角，在現有研究成果基礎上探討網絡文學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媒介化轉向。通過立足“環境—行為”關系結構追溯媒介物質性，在媒介化背景下探究網絡文學“生產—流通—消費”所牽涉的行動力量，關注環境、技術、人之間的關系變革和交互實踐，及媒介化現實與構想共同導向的多元網絡文學樣態，以期搭建起媒介研究與網絡文學勾連的認知橋梁，追尋網絡文學發展的可能方向，重塑媒介化社會的新型文化生態。
一、嵌入：網絡文學發展的生態變革——可供性視角觀照
網絡文學誕生于“文學終結”等論調甚囂塵上之時，一些悲觀論者基于“詩學”分析策略，批判網絡文學缺乏邏輯的文本形式和反傳統的符號意義表征使得文學不斷邊緣化，消解文學神圣性，然而這種保守的文學性視角卻未能阻止其勢如破竹的發展態勢。即便未能帶領文學走向徹底解放，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網絡文學也已在爭議中逐漸成熟，從90年代誕生之初的艱難探索穩步邁進提質增效的“網絡文學3.0時代”，彰顯出主流化、精品化、規模化、國際化等典型優勢，成為推動我國內宣外宣聯動建設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特色力量。
時至今日，國內學界對于網絡文學的研究仍處于蓬勃發展階段，并且正在經歷由經驗研究邁向體系建構的轉型過渡。此前研究者對于網絡文學的探索大多停留在文學范式本身，關注文本的敘事、審美、意義表征等，呈現出以文藝學、美學、哲學為重的態勢。隨著數字化浪潮愈演愈烈，新的媒介生態促逼網絡文學研究進行根本性變革，在經歷了一番動態、波折的探索后，網絡文學研究逐步實現了文化、媒介、傳播研究的視角轉化，即網絡文學研究的“媒介轉向”。遺憾的是，網絡文學的媒介研究長久以來存在原子化的物理疊加的現象，“媒介”被視為孤立的傳播平臺，學術研究呈現出“網絡+文學”的價值取向。然而，研究網絡文學的媒介轉向，如若停留在功能主義視角下看待媒介的物質本體，僅僅將其視作文本內容創作和傳播的技術平臺，則是忽視了媒介作為社會發展網絡中關鍵節點的重要作用，極大地弱化了媒介邏輯對于現代社會轉型的自主性影響，斷裂了技術與人和環境間的互動關系。人類行動者早已不再只是簡單接觸和使用媒介，而是生活在由技術構成底層邏輯的媒介化社會。因此，厘清媒介的本質，透析媒介與網絡文學的動態關系，對于參透當前相關學術研究中存在的內卷化、淺表化的偽繁榮景象，破除網絡文學媒介研究的內生性困境至關重要。
網絡文學的繁榮與孕育它的技術土壤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在媒介滲透社會文化的大環境下，技術席卷日常生活的同時，文學也勢必受到技術革新的潤澤。依托于新媒介而生的網絡文學具備顯著的工具優勢，訴諸互聯網的天然親民屬性滿足傳受主體的使用期待，從而打破傳統文學的話語權威，構成現實文學一支關鍵的新生力量。提及工具屬性，網絡文學以超文本為結構形式的內容呈現機制較單一文本更受青睞正是其技術優勢的典型表現。媒介作為連接文學活動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紐帶，在打破舊有結構的同時，容納社會環境選擇的特定結果，創造性地在其技術基質構成之上將各要素重新組合排列建構出新的關系，深度嵌入了網絡文學的生產機制和接受范式。事實上，媒介作為技術與文化的共生體，在將技術與本身文化屬性結合中擁有了相對獨立的媒介邏輯。在這樣的邏輯驅動下，關注技術自身的文化配置、既有文化結構與新技術間相互調適的過程，成為思辨技術與文化力量的必然趨向。更有研究者指出，“媒介化（mediatization）”作為最能夠體現媒介重要性的概念之一，為媒介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徑。媒介化是在發揮微觀和中觀層面的轉換、橋接作用之上，進一步延展宏觀社會效應層面上的媒介效果，其本質上是“社會和文化以及互動模式由于不斷加劇的媒介影響而發生改變的社會進程”。
因而，主流研究在將網絡文學作為“媒介環境”進行范式探索的過程中，對于網絡文學生產、流通與消費的探索，應當超越將技術作為中介生產網絡文學作品的物質本體討論，避免孤立地將技術或行為作為相互分離的要素進行考察，而忽略了行動者之間的交往以及與特定情境的互動。正如泰普斯科特（Tapscott）所言，“網絡時代的文化核心就是互動”，在新的媒介環境中考察網絡文學活動，理應重點關注多元參與者的交互實踐，關注技術、人、環境及其間性，探討網絡文學的系統性規則及其對于行為結果的實現和潛在限制。這種研究思路與可供性的底層邏輯不謀而合。
“可供性”作為生態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最早由吉布森（Gibson）于1979年提出，用以表示行動者行動取決于特定環境所提供的可能性。在吉布森體系中，可供性的研究重點在于強調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意指環境的可供性相對于有機體行動可能性而存在，而這種相對屬性不受制于有機體的感知而存在或消亡，不因有機體的需求和目標改變而改變，同時又會為不同的有機體提供不同的可供性。吉布森所述的可供性象征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強耦合關系”，這樣一種獨立的關系屬性，跨越了一成不變的主客觀的二分法，本質上是某種意義上的“主客體間性”，為生態感知提供了先見而有力的研究視角。在諾曼（Norman）將其引入設計和人機交互領域后，可供性這一理論得到推廣和普及，成為研究社會與技術關系的重要切口。不同的是，在諾曼看來，行動者從已有的文化經驗出發對環境可供性進行判斷與篩選，用戶感知成為決定產品設計以及用途的關鍵因素。
隨著可供性概念在傳播學領域推廣開來，吉布森最初所強調的生態環境中的有機體行動者往往被引申為技術對象，尤其是諸如移動終端等物質實體和社交媒體平臺等數字媒介，逐漸遠離可供性概念最初的生態系統指向，可供性成為觀察技術與實踐活動的一種“中距理論”，與人類行動者在個人、團體和組織層面對技術的更廣泛理解聯系起來。面對技術在環境構成中的強勢地位，可供性概念很快被廣泛應用于當下的數字媒介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研究中。萊昂納迪（Leonardi）等人將社交媒體使用概括為四種媒介可供性：可見性、可編輯、可持續、可聯系。施洛克（Schrock）認為移動媒體具有便攜性、可用性、可定位性和多媒體屬性。國內學者潘忠黨從信息生產可供性、社交可供性、移動可供性三個維度界定“新媒體”，成為國內學界對于可供性概念的最早引介，在此基礎上，一些學者對于新媒體可供性框架做了更進一步的闡釋和補充，探討將其作為新路徑予以新媒體評估的可能性。
豐碩的研究成果為可供性的解讀拓展了解釋空間和研究視閾，在社交媒體具體實踐研究之外，一些研究者在可供性作為技術屬性的思路之外提出可供性作為關系屬性對于特定情境和行為的建設性。伊恩哈奇比（IanHutchby）突破橫亙于決定論和相對論之間的分野，認為可供性能夠“根據不同的環境以不同的方式促成或限制參與”：一方面，技術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它賦予有機體的行動以支持或限制；另一方面，技術又是關系性的（relational），行動的潛力因物種而異，對于同一環境下的不同有機體而言，其潛力的實現可能各不相同，這一視角所實現的重大跨越，為可供性研究貢獻了寶貴的理論價值和范式轉向。Nagy和Neff提出“想象可供性”，強調可供性很大程度上訴諸用戶想象，因此其潛力的釋放需要突破用戶的主觀感知，而這條研究思路應該與物質性、情感和中介化三條脈絡加以連接，研究者通過在將理論化為用戶感知、態度和期望之間的關系網絡的過程中描述技術可供性，并將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帶回到學術對話中。
面對主流研究者對于抽象的與具體的技術所具有的可供性進行的眾多語境化的分析成果，有學者指出，將可供性作為視角（perspective）來看待文化的方式為闡釋“環境—行為”關系提供了更為開放的認知框架，這也為可供性概念介入更具中層和微觀特征的學科提供了可能性。對此，本文在研究網絡文學活動時，傾向于借助可供性在技術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的視野之外指向的“第三條通路”，立足更加多維的、關系性的視角，將環境、技術、人納入同一生態范疇內考察其關系結構。換言之，探討網絡文學的媒介化轉向，關注當下媒介環境中基于物質性展開的網絡文學實踐活動與聯結關系，對于認識數字媒介技術在網絡文學生產中的行為邏輯和對人們行為慣習（habitus）、思維方式乃至實踐活動的形塑作用都有著重要意義。
二、聯結：網絡文學生產中“環境—行為”關系結構
媒介化社會的到來使得數字媒介日益滲透入網絡文學生產、流通、消費的每個細節，網絡文學賴以生存的空間愈發受制于媒介技術的發展，網絡文學生產牽涉的多元行動力量也服膺于媒介環境提供的行為可能。伴隨數字媒介技術的迭代升級，社會各領域的發展空間儼然獲得整體轉型擴張，由互聯網、算法等數字媒介組合構成的新型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正在崛起，通過全方位嵌入公共生活和日常活動，破壞舊有規則與秩序，甚至在這個過程中成了秩序本身。換言之，媒介早已不再僅僅作為信息的傳輸渠道和簡單工具存在，而是以其內生的邏輯搭建起組織和生成社會的平臺，行使當代數字技術賦予的權力。在雷吉斯德布雷（RgisDebray）創造的“媒介域”語境下，媒介被視作一種文化環境（或者說生態系統），對于社會的影響尤為重要，在一些學者看來，媒介甚至存在“引起既有社會控制無效和失靈”的可能，“每個媒介域都會產生一個特殊的時空組合，改變社會聯系的機理”。
在深度媒介化的現實條件下探討網絡文學生產的特定環境與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結構，一個前置語境便是媒介的物質性對于形塑特定傳播或溝通環境的行動能力。然而關注媒介作為基礎設施的物質性，并非延續基特勒媒介本體論的研究譜系，即便一些學者指出其對于“處理媒介與文學在根本意義上的共通性問題”作出重要貢獻。在媒介理論的范式中，作為傳播的基礎設施的媒介絕非簡單化的內容、機構指稱，我們同樣反對將其還原為“物質特性”的思考路徑，而是強調媒介的聯結性，強調其所構成的傳播網絡在媒介實踐下的關系。媒介的物質性意味著在當前社會情境下隸屬于物本身的固著性能夠對建構活動產生影響，是人類意圖性之外的屬性。因此，本文借鑒學界當前較為認同的廣泛物質性概念，其內涵和外延覆蓋一切涉及“物”與“物質”的媒介構成、媒介要素、媒介過程和媒介實踐，媒介的本身物性也在無窮的層次和維度中得以重現。
可供性理論對于解釋特定類型環境與行動之間的作用關系同樣具有關鍵性意義。可供性概念為行動者與具體環境之間的連接關系提供一種更為確切的闡釋邏輯，它不僅是關系的，更是實踐的，更重要的是，它讓文學活動研究不再停留于技術依賴或文本內涵，而是關注互動關系和行動模式，使我們能夠更好把握當前社會語境下文學活動的生成系統。將可供性概念引入網絡文學生產活動，勢必仰賴于物質的具體作用，進而考察媒介作為中介物所提供的行為可能。對于網絡文學生產行為而言，媒介的性能對于有機體感知、態度和行為的改變有著強大且無可避免的影響，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技術由于其便攜性、移動性、可獲得性、跨媒介性等諸多屬性，使得網絡文學較傳統文學有了補償性發展，文學生產活動成為更加注重感官刺激、更加強調互動與連接、更少受到時間與空間要素限制的實踐行為。數字媒介所提供的物質性原動力以一種隱晦的方式作用于人的思維和習慣，形塑多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行為，不僅重構著作者、編輯、讀者等參與者對于個體身份的主體性意識及對于時空的感知意識，也通過介入日常生活場景和文化實踐，改變著網絡文學活動的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
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至今，經歷了印刷文學到數據文學的范式轉變，網絡文學訴諸互聯網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實現書寫范式的顛覆性革新，呈現出數據化的信息形態與創作模式。網絡文學誕生于以計算主義為底層邏輯的網絡世界，因此從誕生的那刻起，網絡文學便帶有數據化生產的特征，作者（也被稱為“寫手”）在進行內容生產時，其寫作行為本質上是“一種數據輸入的過程”。一切表意符號都將轉化為比特存儲進計算機網絡，無論是通過敲擊鍵盤、語音錄入等行為進行自動化輸入，還是憑借搜索引擎、寫作工具、自行糾錯和組詞軟件等智能方式加速內容生產，數據化都已深深植入網絡文學的創作環境。置身于數據化的網絡文學生態中，作者的創作思維和模式也在潛移默化中發生轉變。隨著文學網站以結構性力量滲入網絡文學的生產環境，數據愈發成為衡量和審視作品的標尺，閱讀市場數據不僅成為編輯把關的第一順位，也影響著作者的創作選擇。作者身處數據化的寫作環境，難免會以用戶邏輯代替藝術創作的邏輯，對于題材選取、人物構型、情節設置往往自覺遵守受眾市場偏好取向。網絡玄幻小說作者逆蒼天在接受采訪時說，“傳統作家可以讓人郁悶，這是藝術成分，我們不能，我們要讓讀者爽，讓讀者開心”。當下網絡文學創作中，讀者對于“爽”“甜”等基調的追求使得玄幻、修真、重生、甜寵、種田等題材占據網絡文學的半壁江山，呈現類型化、標準化的寫作景觀，甚至近乎復制粘貼的流水線工藝，導致文學作品“靈韻”的消失。
媒介技術的介入使得網絡文學曾經的生產流通秩序悄然發生新的變化，資本和算法的聯盟成為網絡文學場多方博弈格局下的強勢力量。移動社交時代，數據和算法日漸成為當前社會的基礎設施和底層架構。用戶在接觸和使用文學網站和閱讀軟件時，往往要主動或被動地交出部分隱私主導權，通常情況下用戶的使用痕跡會轉化為后臺數據存入平臺儲備的龐大數據庫，在對數據加以分析后平臺據此對網絡文學作品進行類型化區分，再以“固定類型模式”簽約網文作者進行批量化、標準化內容生產，對讀者進行情感馴化，循環往復，直至形成作品的粉絲群體。商業化模式下用戶的情感需求成為作者和平臺共同追逐的目標，“類型文”則保證了平臺引流和創收。
算法則是通過內容推薦和協同推薦的組合方式，構成內容分發的底層邏輯。算法物質性表現在將個性化理念貫穿于其中，從而對用戶感知加以揣測并利用。如今各大網絡文學網站呈現零和博弈的局面，資本爭相創建算法吸納用戶，一旦用戶習慣某種算法邏輯，便會相繼產生持續使用該平臺的依賴心理。高寒凝以晉江文學城的積分算法公式為例，指出文學網站訴諸積分算法將其運用理念貫徹入“每一根毛細血管”，一方面通過征用讀者的閱讀時間和審美能力將小說的遴選任務分攤給用戶，另一方面也是通過算法引導和控制用戶行為，實現網站的引流和增收。
對消費環節而言，新媒介形態下“豎屏”這一物質載體的出場正在加速用戶使用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時空“液化”。當前網絡文學消費呈現出網頁版與移動端協同發展的態勢，以“起點中文網”“晉江文學城”為代表的文學網站和以“QQ閱讀”“掌閱iReader”為代表的閱讀軟件形成多元并舉的作品依托。iiMedia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移動閱讀市場規模達到372.1億元，2022年有望達到453.9億元，經過多年發展，用戶移動閱讀習慣已逐步養成，行業市場規模呈現穩步擴大的發展態勢。回到網絡文學生產的物質維度，以手機界面為代表的“豎屏”正是移動傳播時代人機交互的產物。“豎屏”的出場不僅重構手與眼的關系，極大地解放了身體，賦予身體更大的流動性，更是促逼人與媒介的關系自此轉向流動和動態的有機模式。對文本敘事而言，豎屏模式下的內容編排呈現出全新的樣式，交互性成為內容生產的重要元素，相應地，網絡文學所遵循的生產邏輯和在此邏輯下呈現的信息形態也隨之改變。一些網絡文學閱讀界面傾向于將圖像、聲音元素容納其中，使讀者可以調動多重感官補償視覺的單一接受模式，并且通過點贊、評論、轉發等行為表達觀點，與作者進行即時社交互動。然而，窄幅的物理屬性限制也使得內容形式勢必以碎片化、輕量化為主，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對于文字邏輯和語言邏輯的壓制。
“豎屏”所代表的移動終端在空間維度和時間維度上帶來的深度影響，使得新媒介環境中的網絡文學消費行動被賦予了更大的自由和流動性。移動媒介嵌入日常生活后，傳統文學所依賴的固定場景被打破，地點與行為之間的聯系不再緊密，商場、地鐵、公交站乃至任何一個流動場所都能夠為用戶提供“數字勞動”的空間，文學消費不再受到物理區隔的掣肘，“讀者的閱讀空間和消費空間由實體書店的在地性轉變為數字化、移動化和碎片化”。空間“液態化”的同時，時間的流動性也一并增強。數字媒介使得網絡文學生產和消費活動逐漸日常化，只需一個輕便窄小的屏幕，原本隱性的時間便在媒介技術介入后唾手可得。工作與日常生活的界限消融，資本的觸角伸向用戶更多的閑暇時間（包括工作間歇的“忙里偷閑”），碎片化的時間為用戶消費網文注入動力，媒介成為施拉姆所言的“時間竊賊”（the thiefoftime），資本對于用戶的剝削也在不易察覺中愈發深入。
三、馴化：“媒介化”導向多元網絡文學樣態
潘忠黨在援引西爾弗斯通、米歇爾徳薩圖等學者對于“馴化”概念的論述時指出，這一概念“給‘中介化’帶來了對傳媒技術使用者在消費過程中重新創造的強調，對他們將新傳媒技術策略性地納入其日常生活空間和節奏、使之服務于‘搞掂’自己的世界的強調”。由此可見，馴化理論將研究推向強調人類作為社會行動者對媒介技術不斷采取著接受、拒絕和利用等行為，力圖描摹技術在社會環境和日常生活中的定位及與人類行動者的關系，這與致力于詮釋物質與社會之間關系的理論化集成（即可供性）的底層邏輯有著內在的契合之處。不同于文化研究的文本化趨勢，本文重點在于立足可供性視角，研究網絡文學生產實踐中共同作為行動者的平臺與用戶，是如何在動態的、發展的、變化的情境中實現對于網絡文學本身功能的轉譯和再開發以及帶來多元呈現形態的。沿此路徑，從“馴化”概念出發探討數字技術如何在當下媒介生態中為網絡文學生產提供手段和機制支持，行為主體又是如何通過創造性運用媒介技術，在對網絡文學作品進行“敘事—流通—接受”的過程中完成了日常交往與文學實踐。人們“馴化”媒介技術以服務于開展關系邏輯下的社交行為需要，將其“馴化”為日常習慣的一部分，并嘗試通過挖掘網絡文學作品的多元價值去實現意義的重構和再現，參與社會文化建構和生態塑造。具體來說，媒介化的社會現實與構想共同導向了網絡文學的全新樣態，表現為更加多元化的創作主體，更加強調互動性的文本形態以及注重多重感官享受的審美體驗。
（一）多元化創作主體：網絡異質空間中的去中心化、圈層化行為主體
毋庸諱言，如今的網絡文學場中，作者早已不再擁有文學生產中至高無上的身份地位，過去精英視角下對作品內容擁有強大話語權的作者，隨勞動平臺和勞動形式媒介化轉變為受雇于數字資本從而進行數據內容生產的“數字勞工”。不同于傳統專業價值和免費網文誕生之初的興趣取向，付費網站的網絡文學作者以引發用戶興趣和引導點擊為導向，文學場開始如經濟場一般受制于市場裁決，商業邏輯運作下資本搶奪原本屬于文學專業價值帶來的規則書寫權，究其根本則是“媒介場域對其他場域的他律能力”不斷強化的結果。面對良莠不齊的文學市場，近年來宏觀力量逐步滲透網絡文學生產中：不少傳統作家紛紛“下海”，為網絡文學作家隊伍帶來專業生產力。作家白領如來于2016年開始涉足網絡文學寫作，憑借深厚的詩詞功底，其作品《劍蕩群魔》《巫醫覺醒》等很快便在一眾仙俠小說中脫穎而出。在題材方面，網絡文學反向融合主流價值，出現眾多講述黨的百年奮斗歷程、脫貧攻堅等現實題材宏大敘事的精良作品，如工業史題材網文《大國重工》正是以改革開放為背景，通過描寫幾代工業人為中國重工業崛起不斷努力的奮斗歷程，展現出中國重大技術裝備研發的艱辛和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榮獲第二屆全國現實題材網絡文學征文大賽特等獎。不僅如此，一些主流媒體如鳳凰網等，也開始“入侵”網絡文學場域，轉型開啟網絡文學內容生產，依托旗下鳳凰網書城頻道、翻閱小說客戶端等閱讀平臺輸出原創內容，布局以“文學IP”為核心的全產業鏈IP運營內容生態。
另一方面，龐大的讀者群體也正在成為網絡文學生產中不可忽視的創作力量。經由數字媒介進行內容生產的形式，使得作者對作品內容的書寫權部分讓渡給技術和讀者，媒介技術促逼網絡文學作品在“敘事—流通—接受”的過程中去中心化，消融了創作者與接受者之間的壁壘，讀者（即平臺用戶）成為網絡文學實質上的產消者（prosumer）。新媒體賦權用戶參與信息流通和觀念分享，網絡文學讀者已然不再滿足于扮演消費者的單一角色，就其用戶行為而言，讀者不僅參與網絡文學的生產與消費，同時擁有通過評論、轉發、分享等行為對網絡文學進行把關和推介的多重身份。無遠弗屆的社交媒體也延伸、重構著網絡文學生產所牽涉的空間、交往和人際關系，在關系邏輯下促成粉絲群體圈層化聚合和身份認同的建構。例如，在2020年因肖戰粉絲疑似投訴舉報同人文學網站AO3引發的“227事件”中，肖戰粉絲在意見領袖@巴南區小兔贊比號召下達成合意，群體內部情緒在群體暗示、傳染等心理作用下加速擴散并不斷激化；與此同時，以AO3、LOFTER等平臺用戶為代表的同人圈群體也通過自我賦權不斷黨同伐異，圈層之間異質性加劇網絡巴爾干化，圈層化的網絡傳播結構推動群體極化。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作者通過社交行為與私域流量內的粉絲群體形成對話，以情感和興趣為紐帶形成的趣緣共同體以即時或延時反饋決定作品形態，倒流匯入作者的話語生產，讀者的意見往往可以左右作品的情節走向，有些作品甚至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協作完成。
（二）交互式文本形態：視覺邏輯下的互動行為
媒介技術的演進推動著視覺邏輯的崛起，一個視覺化轉向的時代正在接手現代社會。不同于文字所強調的連貫的、深度的、線性的敘事邏輯，圖像敘事追求的是強烈與直觀的視覺刺激和即時體驗，更多時候圖像都是作為主導表意的語言和文字邏輯之外的一種內容擴充，服務于延展敘事空間的目的。圖像時代的網絡文學，借助媒介力量展現出更為顯著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作為一種新的文學形態，網絡文學在文本內容和形式上不斷探索擺脫傳統文學的規制性束縛的方式，創造了融合文字、圖像、聲音等于一體的超文本，而超文本建構起的文本系統為文本形態和網絡文學生產行為賦予了更大的整合性和流動性。通過節點、鏈接和網絡，包括文字、聲音、圖像和動畫在內的不同獨立文本被超文本聯接形成非線性、交互式的樹狀網絡文本系統，網絡文學由此實現了各要素的轉型升級。
視覺邏輯同樣改寫著媒介環境中多元行動者之間的交互方式。新媒體文學的出現令人類行動者與媒介技術之間的互動增強，用戶在使用移動媒介時通過點擊、輸入等行為完成與技術的交流，隨著屏幕內容中動態元素的增多，用戶還需調動多重感官適應交互式的文本形態。不僅如此，由于網絡文學活動在實踐中被賦予了行動意義，創作者與接受者甚至發展出文本語境之外的社交關系。如一些用戶將微信聊天內容組合形成的“拼貼詩”，經由微博平臺發布并在評論區交流互動，原本的文學生產衍生出社交可能。同人文學常使用的“微信體”，便是通過構建去語境化的碎片故事情節完成內容生產，其在社交媒體平臺和飯圈內部的流行，也正是以圖像呈現文本，即“文本圖像化”的形式成為網絡文學的支流。
（三）多模態審美體驗：復媒格局下的意義再生產與多元價值開發
技術迭代為網絡文學改編提供了多樣化的媒介形態選擇，全覺傳收的方式滿足用戶多重感官刺激下的審美體驗。從網絡文學誕生之初僅以文字形態呈現作品，到如今出現以圖像為載體的漫畫、以空間場景補充敘事的影視、以沉浸式互動體驗為主的游戲等，不同的媒介形態離不開技術發展形成的復媒格局。具體而言，一方面，得益于數字媒介發展和技術接近權的不斷下放，全民參與網絡文學的意義再造，通過不同敘事形式對于原初作品的解構和再現，實現對網絡文學作品本身意義再生產，網絡文學成為音視頻的重要內容源頭的同時，短視頻通過二次創作和制造“迷因”（meme）的方式也在助力著網絡文學的破圈。另一方面，網絡文學采取全IP（IntellectualProperty）運營生態的發展模式。通過打造IP，將網絡小說的文字本體實現立體化傳播，以影視劇、廣播劇、有聲書、有聲漫、漫畫、動漫、游戲、周邊產品等多重樣態進行跨媒介傳播，滿足用戶期待，并從中實現對網絡文學作品的多元價值開發。有學者指出，優質IP追求立足長遠的審美體驗，具備跨媒介適配改編潛力，能夠適應至少兩種以上媒介形態延伸。目前咪咕文學探索出“網文+劇本+X”的內容生產新范式，深耕優質IP全版權運營孵化，在數字技術的行動邏輯下，不斷拓展網文邊界，打造VR劇本殺、沉浸劇場等具有強社交屬性的多元互動內容，突破各類圈層壁壘。以科幻作品《37度戰隊》為例，依托作為基礎設施的媒介平臺賦能內容創新，開展線上短劇+線下VR/AR全形態版權開發，滿足受眾沉浸式內容體驗，為網文行業帶來新的潮流和發展方向。
《2020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數據顯示，2020年網絡文學優質IP影視改編持續升溫，全年改編影視劇目在140部左右。當前網絡文學網站市場呈現以閱文集團為龍頭的“一超多強”局面。閱文發展至今，已成功輸出包括《瑯琊榜》《慶余年》《擇天記》《全職高手》在內的影視、動畫、游戲等領域的IP改編代表作，“書影漫音游”跨界協作打通了IP聯動的重要渠道。《贅婿》是閱文作家憤怒的香蕉的作品，其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后在各大平臺獲得全民廣泛關注，成為2021年一大現象級IP，由此“贅婿文”也作為具體標簽嵌入網絡小說類型化的格局。除影視劇外，“耳朵經濟”主導下網文有聲書、廣播劇市場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不僅有喜馬拉雅、荔枝、貓耳FM等音頻平臺進行網絡小說的內容改編，以網易云音樂為代表的音樂流媒體平臺也開始與網絡文學IP合作，進一步打開音頻市場。
結語
回顧媒介發展史，我們早該習慣媒介一次次顛覆著人類社會。文字為哲學家提供了思考的武器，印刷術成就了宗教改革，無線電架起跨越時空對話的橋梁，技術似乎永遠在自顧自地前行，引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未來。然而在媒介技術兀自向前發展之時，秉持“數字媒介對閱讀能力和思考能力無益”等觀點事實上已經不再適應于現代社會。面對被媒介熱潮裹挾的世界，我們必須擺脫對技術的烏托邦情懷，同樣也應當放下對印刷時代“鄉愁”般的窮追不舍。無論接受與否，技術都已全面接管現代生活。
引介可供性理論作為網絡文學研究的參照視角，是為了能夠激發媒介研究中的想象力，并提供另一可供參考的研究路徑。在傳播學的主流敘事中，一些研究者習慣于長期專注于傳播內容與效果而（選擇性）忽略技術的深刻影響，無異于沉湎于技術制造的假象和景觀之中，這將無法抵達技術自主性發展的本質和根源。訴諸媒介技術在賽博空間內組織起來的網絡文學生產形態和社會文化環境，是技術容納或限制人類行動者拓展物質與具身之間多維度互動關系的體現，沿此路徑便是在嘗試突破技術決定論或社會建構論的二元視野。至此，我們期待搭建起橋接媒介研究與網絡文學的認知橋梁，追尋網絡文學研究的前進方向，重塑媒介化社會的文學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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