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遼西以西，特殊神奇，蒙漢雜居，農牧兼蓄。王朝更迭在這里頻繁興起，文明的沖突在這片土地上接連不斷，“紅山文化”與“三燕故都”訴說歷史的輝煌，西遼河與大凌河流淌著遠古的血脈。
盡管如此，那都是曾經的輝煌。近代以來，遼西以西卻是貧窮的代名詞，縣挨著縣，扎堆地窮困，“老少邊窮”被他們占全了，直至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
我雖鐘情于遼西風情，筆觸大多停留在富饒的遼西走廊，沒往西延伸。我的一位文學摯友多次提醒我，換一種活法，多給小說積累礦藏。還好，老天眷顧，快耳順之年，還送給我一個新礦藏，遼西以西，遠古的紅山文化和當下的蒙漢交融，都能滿足我的好奇心。
好奇是作家的稟賦，我的好奇點在鄉村，這與經歷有關，我從小長在鄉村，夢里經常回到老家，回到童年。其實，作家窮極一生，往往都在寫童年，我也不例外。盡管我大半生都在城市，但激發我創作的興奮點，大多來自鄉村。
有一天，我忽然涌出些不自信，畢竟，四十年來，鄉村比以往的幾百年變化都大，生活的節奏再也不是周而復始，同一個街巷，人們能演繹出千奇百怪的故事，幾年不回去，你就會完全陌生。我擔心黔驢技窮，走進“偽鄉村”寫作的死胡同。
豐滿童年的記憶，是最佳的補救。我時常借機行走在全省乃至全國的富裕村莊，體驗一遭。最大的感受，越富裕的村莊，都市化程度越高，村民越像貴族，沒了鄉愁，也少了鄉情，更沒了鄉土味兒，只剩下了村名。于是，我便開始向后轉，找最窮的村子，看一看原生態的村莊到底是啥樣。
找個全省最貧困的村子，蹲幾天，這是我的本意，體驗一下，是否還是半個世紀前的感覺，沒想到這一蹲就是兩年，真的像春平兄期待的那樣，沉進了“礦藏”里，嘗遍了苦辣酸甜。兩年前，省直機關派駐鄉村振興第一書記，正愁沒人去最困難的村，我撞到了“槍口”上。于是，遂了我的愿望，去全省最貧困的遼西以西，找了個窮上加窮的深度貧困村——五龍村。
正式行文之前，我有必要介紹一下我們村。
五龍位于遼西以西，深嵌進了內蒙古。沒來過此地的朋友，聽不懂我解釋的地理概念，描述一番，才恍然大悟。遼寧的地圖，極像張開大嘴的龍頭，龍嘴吞噬渤海，龍角深嵌進內蒙古東部。我們五龍村，就在探出的龍角上。登上村里的大峰山，剛到山坡，手機“嘀”的一聲，短信提醒：“四季好風光，亮麗內蒙古。”
回頭向西望去，內蒙古寧城縣城矮矮地浮現在眼前，哪怕十幾層高的樓房，上百米高的煙囪，都踩在我們腳下。我們村是全省最高的村落之一，位于蒙古高原邊緣，海拔800多米，三伏天要比縣城紅山縣涼爽二三度，當然，冬天也會更冷，寒流會無遮無攔地吹向村子。村里的人，只要勤勞，顴骨位置準會有一圈兒紅暈，那是典型的高原紅。
村子面積不小，方圓二十多平方公里，由兩個村合并而成，面積抵得上平原地區的小鄉。全村有耕地七千多畝，山林一萬二千多畝，五百多戶人家，二千多口人，人均耕地接近四畝。
整個村子被大山包裹著，“七溝八面坡，山高石頭多；地無三尺平，出門就爬坡”，想走出村外，只有一條土路。一幢幢起脊的紅瓦房，散落在溝畔間，像蝸居在耳朵里，到了村旁也看不到村。我曾對人說過，走到無路可走時，就到了我們村。
青峰山敞開胸懷，粗魯地抱住了村子，緊得快要與世隔絕了。這座連綿的山，屬于努魯兒虎山脈，山勢陡峭，怪石嶙峋，能“摔死猴子，掛死蛇”。山把遼河與大凌河流域隔開，山那面是牤牛河（大凌河支流）的源頭，山這邊則是老哈河（西遼河支流）的流域。
我戲稱我們村是“兩河流域”。
連綿的山將遼西一刀兩斷，隔出了兩種地理風貌，也隔出了不同的民俗。東麓多為山石丘陵，民居以囤頂平房為主，為傳統的農業區。而西麓的五龍村，更趨近于內蒙古，村民多為蒙古族，性格粗獷奔放，喜酒善飲，房子也是簡單的紅頂瓦房。村里的羊比人多，盡管三令五申禁牧，也難改上山放羊的習慣，當然每個村民小組都有幾戶養牛的，也是放養。
村子如此偏僻，我的第一判斷，肯定是窮山惡水，事實卻非如此，青峰山胸懷博大，敞開容納了蒙古高原的黃土，沉淀出了幾丈甚至十幾丈深的厚土。我查閱過資料，四千二百年前，紅山文化晚期，這里洪水泛濫了不知幾百年，半山腰才是岸，直到有一年，突然干旱了，旱得河干湖枯，才留下了如此深厚的土層。
村里的河大多由南向北，由東向西，我稱之為逆流河，河水拉出了深深的溝壑，分割出了八個自然屯。村里的河，只見河床，不見河水，即使是風調雨順，山上的泉水也流不多遠，不知不覺就消失了，河床照例干涸。村里缺水，是不爭的事實。
村子何時形成的，老壽星也記不清了，只記住以蒙古王子墓為標志，“前有五龍，后有八城”之說。五龍尚在，八城卻撇進了內蒙古，叫不準名字。我觀察村里的地形，青峰山下，確實蹲著五個山包，形似龍頭、龍腰、龍尾，一副舞動的樣子。
至于五個山包是不是龍脈，我無從考證，但五個山包禁止動土，卻是事實，常有文物保護部門和派出所巡邏。薛禮征東時，留下了陣亡將軍古墓群，有出土墓碑為證。“三燕”古國、遼金時代留下的貴族墓葬群，不計其數。龍尾處的古墓葬更為久遠，為紅山文化遺址。
若干年前，盜掘紅山文物的大案，轟動全國，首犯就是我們腳下的寧城人。我曾問過，村里這么多古墓，沒出過盜墓賊？村里人輕描淡寫地說，那是斷子絕孫勾當，有那么幾個，都沒好結果，不是橫死，就是半死不活，歪門邪道守不住錢財。這口氣，足以證明村民的純樸，不去覬覦古墓葬，哪怕把羊放進了墓地，也不去啃荒冢上的草。
打我駐村以來，沒人能把村名的來歷說得清楚，一次遇到鎮上一位會說蒙古語的老師，她告訴我，五龍其實不是漢語，而是蒙古語，意思是“英雄的高地”。既然是英雄的高地，怎能有雞鳴狗盜之徒？
事實上，五龍稱為英雄的高地也不為過，遠的不說，從村里走出的蒙古族政治家阿育勒烏貴，在民國初年，曾位列中將，主持蒙藏院機要，對各民族的團結做出過突出貢獻，曾制止了外蒙古的獨立。這是史志上記載的，只可惜，談及此人，沒人與我共鳴，甚為遺憾。
我不怨村里人不知史，甚至連本村的名人都不知道。如此閉塞的村落，若想改變命運，要么拼命讀書考出去，要么就丟下書本，靠勞動養活家小。所以，留在村里的人，初中文化便是高學歷。而考上了大學的人，卻成了逃離者，一去不復返了，甚至連父母都連根拔起，跟隨著去了城市，把村子的歷史也帶走了。
愚昧與冥頑便留在了村里，趕都趕不走。鄉愁忘了，鄉風淡了，德行丟了，人們只關心眼下，除了賺錢，啥都沒用。村子的過去，也不能當飯吃，知道不知道，能咋的？這就是現實，幾十年過去，莫說別人的祖宗，就是自己的祖宗叫啥名，都不知道，文明的傳承在這座偏僻村落便發生了斷裂。
文學是審美的，但也不能粉飾丑，畢竟是全省深度貧困村。遇到的事情，千奇百怪，解決問題，千難萬難，不能拿我們村和任何村子比。矛盾有普遍性了，也有特殊性，但凡拿我的作品去質疑鄉村振興，我都會視之為別有用心。我們村即使再貧困落后，再冥頑不化，也會被時代大潮裹挾著，不斷向前滾動，當不了時代的絆腳石。
換言之，如果中國的鄉村到處鶯歌燕舞，還派我們這些人駐村干嗎？雖說脫貧攻堅的任務已經完成，但鞏固成果，托住底盤，不讓脫貧戶返貧，還是個艱難的過程。村落之間發展得不平衡、不充分是個長期的問題。
由此，想到木桶理論，上邊“選硬人，硬選人”，讓我們留下駐村，就是補短板的，把最窮的村子扶起來。
文人畢竟是文人，不屬于“硬人”，能把五谷說清楚，就不錯了，沒有鄉村致富帶頭人的經驗，不具備企業家的實力，所在單位——省作協更沒能力上項目、給資金。兩年間，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修村路、安光伏，可村子還是從前的村子，日子還是從前的日子，些許變化，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我們村最大的工業是豆腐坊，僅有一家。最大的商業是小賣店，每個組都有，店面還沒有一鋪炕大。村部最“珍貴”的流動資產，是A4打印紙，裝在村支書武維揚車的后備箱里。當然，村里也有電腦，那是我從別處要來的，快被淘汰了。唯一新的，是省作協送給我們村的掃描復印打印一體機。
雖說村里窮，畢竟地廣人稀，農牧業一直不錯，淳樸的村民從來不計算種地賺不賺錢，連鍋臺大的地方都種了莊稼。村里大部分人家，都有牛羊，時而放牧，時而圈養催肥。村里人把種地和放牧叫過日子，出去打工才叫賺錢。
村干部最忙的事兒是各種統計報表，因為地補、糧補、林補、低保、五保、社保，加上其他補助，都直接打到村民的銀行卡上，逼著我們忙起來，上邊給的實惠，必須第一時間打到村民們的卡上，否則，我們又該挨罵了。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村會計老杜告訴我，從中央到縣里，財政每年直接撥到我們村村民戶頭上的錢，將近三百萬。我真的吃了一驚，國家給一個村的錢，超過了省作協全年的業務經費。我由衷地感嘆，國家反哺農村的力度真是空前，別看我們村困難多、條件差，只要人不懶，誰都能過得衣食無憂。
找來找去，我終于找到了村里最窮的“戶”，那就是村部，兩委班子4個人，村集體收入還不足4萬元，基本上入不敷出。忙了一春半夏，毛錢也沒見到，連當過路財神的資格都沒有。不過，這也倒好，省得我操心反腐敗了。
提起村部，我就想起了駐村不久，鎮黨委齊書記找我的一次深談。我們這些派到邊鎮的駐村第一書記，集體住在鎮政府，那天晚上，趕上他值班，我的宿舍在他辦公室斜對過兒，談話很方便。
齊書記之所以只找我一人談話，不是看重我是省里來的，而是我駐的村黨支部軟弱渙散，村里各種矛盾交織，上告信從縣里到中央，接連不斷，到村部里能看到人就不錯了。接下來，他又詳細介紹了我們村情況。全村最高的建筑是村部，二層樓，欠了建筑商四十多萬的債，一分錢沒給人家，按現有的村集體收入，一分錢不花，十幾年都還不清。雖說前任書記透支了基層黨組織的信譽，能量卻不小，被換掉時，鼓動出近百人的上訪隊伍，浩浩蕩蕩地開進了縣城，鎮黨委新提名的村支書人選被迫擱淺。
他知道我天天張羅著給村里上項目，立刻給我畫了兩道紅線。盡管村子下面膨潤土礦儲藏豐富，卻不能開采，環評難通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村子本來就缺水，開了礦，地下水就會枯竭，不能助長無序競爭。第二道紅線是養殖場，村里的牛羊養殖已經飽和，除非建座能環評達標的大型養殖場，可村里又沒有多余的閑置地。
齊書記找我談話的重點是，別讓村支書武維揚忽悠了，亂跑項目，村部窮是他們自己折騰的，“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用武維揚當村支書，是沒辦法的辦法，妥協的產物，村里沒有年輕的黨員。發展經濟是他們的事兒，你駐村做好一件事兒就行，幫鎮黨委培養年輕的黨員，物色合格的村支書。
這次談話，澆滅了我壯大村集體收入的欲望，人是根本問題，一個人帶動出一個村子，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人的問題解決了，一切都迎刃而解。當我把幫村集體賺錢的精力轉移到黨建上來時，武維揚立刻警惕了，連村里黨員的花名冊都不給我。
這時，我才意識到，到最窮的村子，只是我的一廂情愿。事實上，人家是不歡迎我的，起初聽說是省里派來的，還很熱情，一個勁兒地追問，能給村里多少錢。我的前任駐村第一書記老梅，是市財政局派來的，解決村里招待費的問題，小菜一碟。這回是省里派來的，每年解決個幾十萬，還不是易如反掌？沒想到，我只問村里的人情世故，拒絕談錢。武支書對我的熱情一落千丈，經常拿我的前任奚落我。
事情的轉機，是我幫助村里修了路，讓村民們出村不再艱難。我并不覺得這是啥成績，反倒覺得慚愧，村村通快二十年了，還沒通進我們村，太不像話了。朋友把我介紹給縣領導時，我一見面就訴苦。他們都驚訝了，認為是不可能的事兒，現場辦公，打電話追問。結果是被規劃漏掉了，我們村成了被遺忘的角落。領導的話，成了金口玉言，交通運輸部門立刻補救，沒多久，通往村部的土路鋪上了柏油。我打電話表示感謝時，他們說，欠賬不還，早晚是病。
駐村兩年，我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見到的情景、聽到的故事，常常讓我瞠目結舌。過去所有的鄉村經驗，都已經崩潰，現代社會已經把鄉村收割得體無完膚，哪怕我們這個最偏僻的角落。就算是展開想象的翅膀，永遠也想象不到真實生活中竟然會有那么多出人意料，時代的豐富性，已經讓作家的想象力望塵莫及了。
我深深地感觸到，窮困并不可怕，有國家兜底，沒人會為溫飽犯愁。可怕的是惰性與劣根，我的表達，不是暴露，而是反思，一百年了，我們消滅阿Q精神依然艱難。畢竟，這部作品來自深度貧困村的體驗，自然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描寫，有讓人哭笑不得的敘述，但文學的意義在于說真話，在于在絕望中發現希望，在污濁中洗出淳樸，描寫出在最落后的村子中，這樣一個群體的生存狀態。
卡爾維諾說過，很想寫一部實質上只不過是引言的小說。
我呢，真不該把這部作品叫小說，其實就是老老實實地記錄生活，記錄生活中一個個真實的剖面，我更愿意它是一部只是引言的非虛構。
壹 結實的土地
紅高粱
好多年了，沒看過這樣火紅的高粱，滿山遍野都在燃燒。
這番景象，出現在我的新崗位，遼西以西的邊鎮五龍村。我喜歡這顏色，熱烈、奔放、喜慶，踏進這片土地，似乎被夾道歡迎。2021年9月6日下午，天色湛藍，微風習習，空氣清爽，村里村外的紅高粱、黃玉米、金谷穗都成了我的親人。此前，我與五龍村素昧平生，鬼使神差，我成了駐村第一書記，此后的兩年，我將與它同呼吸共命運了。
村子離沈陽很遠，比出省還遠，甚至遠于出國（朝鮮），送我的省作協領導和同事，沿著長深高速公路，一路奔波，花費了近兩天時間，中間還歇了一晚，才把我送到。雖說我的老家興城也在遼西，但此遼西非彼遼西，兩地東西相差近三百公里，到了遼西的盡頭，我稱之為遼西以西。
我們村的紅高粱，不同于莫言的紅高粱，紅得特別有層次，隨地勢層層疊加，一直紅到天上，須仰視才得見全貌。我特別恨自己，不會美術，此種震撼，文字再豐富，都無法表達。眼前的紅高粱，穗滿桿綠，如同穿裙子的舞女，楚楚動人；遠處的紅高粱，地毯一般鋪在重巒疊嶂上，展示著波瀾壯闊的紅艷。“紅地毯”被一道道細瘦的綠與黃間隔著，恢宏中不失細膩與委婉，紅得讓人心醉。五龍村人，世代勤勞，只要人能登得上去，都會造出一方耕地，時至今日，依然如此，他們用雙手，不知不覺地繪出渾然天成的畫卷。
沒有險峻的山，就沒有五龍醉人的秋天。
火紅的高粱，在村里整整燃燒了近一個月，我守望著高粱穗，把她們從綠葉捧著的嫩紅，看到經霜成熟的老紅。走在鄉間小道，不間斷地和紅高粱摩肩接踵，自然會碰出喜愛的火花，若是把山風當觀眾，閉上眼睛，心海便會泛出走“紅地毯”的感覺，我渴望授予我榮譽的，是這方土地的人民。
雖說我不是這方土地的主人，紅高粱的收獲也與我無關，但我喜愛瞅鋪天蓋地的紅，愿意看越來越飽滿的豐收。看著紅高粱，我不禁沉湎于年少時的記憶，那與饑餓有關，三百六十五天，能把高粱米飯吃飽的日子，掰著手指頭就能算清楚。那時，高粱是散穗，低產作物，畝產超不過四百斤，而我眼前結實的高粱穗，半尺多高，密得手指都插不進去。
我唯一不解的是，國慶節后，一場接一場地上霜，谷子、苞米都收到了家中，村里人卻耐得住，沒人下地割高粱。在我的印象中，高粱最怕霜，霜越打，皮越厚，米就越硬，硬得無法煮爛。搶在頭場霜前割高粱，中秋節時吃新米，這是習俗。
這回輪到村支書武維揚笑話我老土了，就像笑話法海不懂愛。他對我說，村里的高粱，只用于釀酒，不能煮飯。你不會喝酒，不懂得酒的奧秘，酒香不香，關鍵看高粱的皮厚不厚，厚皮高粱釀出的酒，口感好，出酒率高，也經得起九蒸八烤。
武支書身材不高，卻生著闊身板，兩腮總有兩朵高粱紅，他是嗜酒之人，也酷愛高粱，更是村里最好的莊稼把式，村里的酒高粱就是他倡導種的。他接的電話里，一小半是詢問他選啥種子，咋種地，咋防蟲，啥時澆地，其中詢問種高粱的居多。
武支書告訴我，紅高粱是五龍村的支柱產業，卻不是餐桌上的主糧，品種大多是晉糯5號，專門釀酒。他又告訴我，單產四百斤，那是不能翻的老皇歷，今年雨水多，高粱大豐收，每畝地能收一千四五百斤，他家種了二十畝酒高粱。
我幫他算了筆賬，每斤賣上一塊二，去掉各種成本，純收入接近三萬塊。我又替他算了另一筆賬，五龍村的玉米畝產接近一噸，兩者價格差不多，玉米秸又能當牛羊飼料賣，比種高粱合算多了。
武維揚的頭搖成了撥浪鼓，雖說高粱與玉米產量和價格相差無幾，可老百姓最會算賬，他們算的是成本，高粱的種子那么小，一畝地能省多少？釀酒高粱皮實，耐旱，無病蟲害，田間管理比苞米少一多半，不怎么用澆水，機器種，機器收，不用人工，這又能省多少？更重要的是蒙古族不喜歡料理莊稼，省下的時間，悠悠哉哉地上山放羊，省下了草料，這又是多少錢？
幾場秋霜過后，綠葉蔫了，紅高粱黯淡了，收割之后，田野光禿禿的，露出了本色。我也從熱血沸騰的紅高粱里走出，實實在在地當起了駐村第一書記。
從我駐村第一天起，武支書追著我屁股后邊催上項目，顯然是沒錢憋的，高低在“省里來的人”身上榨出油來。我沒聽齊書記的告誡，一直沒閑著，成天給省城的朋友打電話，尋找投資項目。可是，他們一聽我們村的位置，都退縮了，太遠太偏，沒有區位優勢，沒有投資價值。
剩下的，就是資源優勢了。膨潤土和養殖項目被鎮里否了，我的眼睛望著村里紅透山的高粱，都是上好的晉糯5號，不僅東北、冀蒙的酒廠喜歡用我們的高粱，就連山西的汾酒、安徽的口子窖，甚至五糧液等都喜歡我們的高粱。何必讓他們千里迢迢運高粱，直接設分廠，就地取材，蒸餾出原漿，雙方互利共贏，豈不美哉？
我熱血沸騰，到處找關系，馬不停蹄地聯系那幾家名揚天下的大酒廠。結果卻很沮喪，被直接否定了，還笑話我不懂酒的工藝，釀酒的地方，水和氣候比高粱還重要，難道讓他們把空氣和水都搬到五龍村？
顯然，我們村不適合釀酒，否則，不會連個小作坊都沒有。
名酒廠不行了，那就降低期望值，聯系近處的地產名酒，甚至包括與我們村近在咫尺的寧城老窖。這回倒是沒人笑話我，有幾家的意愿比我還強烈，讓我幫忙跑手續，早日促成合作。回到省城，為分廠跑酒類生產專項執照，結果吃了個大閉門羹。此類手續早已停辦，門子再硬也沒用，除非有人想進監獄。
人家一句話提醒了我這個夢中人，我只站在一個村的角度思考問題了，沒想到這涉及國家的糧食安全，都釀酒了，人們吃什么？一切產業的發展，都要有度，不能再盲目擴張了。
這樣，我白忙活了一場，不過，也不算全白忙，他們答應我，村里可以成立個合作社，代他們收購高粱。在去省城談業務前，我特意去了趟武支書的家，要來一穗高粱，權當是樣品。我揪下一粒高粱，放在嘴中，嗑開有一點發苦的皮，耳濡目染中，我知道，苦味就是所謂的單寧，再嚼下去，就是黏膩的粉，高粱米的香味兒越嚼越濃，我仿佛嚼回了從前的感覺。
回到省城，直接去了那家酒廠，化驗員拿過我手中的那穗高粱，進了化驗室。結果他們特別滿意，旱地高粱，半糯性、蛋白低、淀粉高，單寧的含量又恰到好處，這樣的高粱出酒率高，口感好、雜醇少、易吸收，是釀酒的首選。
他們讓我再等等，含水率降到十個時，再大量收購。
那一刻，我特別有成就感，畢竟一輩子沒做過買賣，老了老了，還談成了一筆大生意，收購量居然是“合作無上限”。
坐上從省城返回紅山的高鐵，我心里特別高興，就算一斤高粱村集體能賺二分錢，幾百噸的高粱，村里全年的經費就不愁了。然而，我只高興了半截子，進了村，我就傻了眼，早有一輛接一輛的車開進了村里，挨家挨戶收高粱，每斤的收購價是一塊二毛五。而酒廠給我的收購價，才一塊二。
不知是不是走漏了消息，知道我聯系買家，他們便先下手為強，進村搶購高粱。我覺得，我的嘴像是啃滿了高粱皮，又苦又澀，沒必要張羅成立高粱營銷合作社了，有人早早地和我搶市場。
盡管我鬧個大白臉子，并不覺得難受，就像厚厚的高粱皮變成了酒，品一品，還是滿醇。奔波的目的，不就是賣高粱嗎，有人搶，證明東北大高粱在白酒行業里獨一無二的地位。當然，我也替村民高興，畢竟，高粱滯留在家里，不但一天天地掉分量，還承受著蟲蝕鼠咬麻雀啄的損耗，剛脫粒，沒等曬干，含著十七八個水分呢，就賣光了，還多賺了錢。村民得到了實惠，村里少點兒收入又何妨？
我趕到村部時，沒有人，都在忙秋收，便開車去了喇嘛溝武支書的家，他也正在賣高粱，售價竟然是一塊三毛五，每斤比別人多賣了一毛錢。一塊二，是武支書的心理價格，也是我出去談判的基礎，沒想到，才幾天，價格就漲了一毛五，還是含水的價格。
武支書看到我，有一點兒不自在，畢竟是我們商量的事兒，我是受他的委托，去的省城。沒想到，趁我不在，他帶頭破壞了我們的約定，天天催我上項目，結果項目來了，他卻爽約了。他倒也直率，經濟好的時候都沒上成項目，現在也不指望了，逼你跑項目，就是讓你想招兒，伸手要錢，省里那么多有錢單位，找誰要幾萬，都夠村里花了，起碼逼一逼你們單位領導，像別的單位那樣，支援幾萬。
再計較武支書賣高粱，就沒意思了，還不如問一問，同樣都長在五龍，憑啥你的高粱賣得比別人貴？談起莊稼，武支書總是眉飛色舞，這是他的專長，全村哪片地啥樣兒，最適合種啥，他張嘴就來。到了秋天，眼睛往莊稼地里一搭，他就能估算出產量，每一畝地誤差不會超過一百斤。
他慢條斯理地說，就像我能當村支書，他們當不成一樣，啥事兒都得有個方法。今年雨水好，不假，但也有個壞處，全年積溫不夠，生長期延長了，咱們的無霜期就一百三十多天，拿不準播種的時機，成熟度就不夠，賣價不高，正常。
我這才想起，武維揚家的高粱地是覆膜種的，地膜能提高地溫，保墑能力強。他還講過，高粱雖然皮實，也不能種下不管，關鍵在出苗時，那是最旱的節氣，不能等雨，哪怕過幾天就下雨，也不行，跟上一茬滴灌，就妥了，就像人到渴時，才給他喝水，就晚了，莊稼和人一樣，要恰如其分。
我心里啞然一笑，當莊稼人，武維揚恰如其分，當村支書，我就不敢茍同了，否則不可能把我們村黨支部確定為軟弱渙散，鎮黨委也不至于悄悄地讓我物色人選。起碼，在賣高粱這件事兒上，他就不厚道，不應該明知不可為，偏偏放任我不遺余力。
不管怎么說，武維揚還是教了我很多種地知識，比如，覆膜滴灌技術，只有過了青峰山，才會出現，別小看這層黑黑的薄膜，讓它覆蓋住，缺水少溫都被解決了。我也多次查看氣象地圖，遼寧幾乎都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之內，偏偏把伸出的那個小角劃了出去，歸為溫帶大陸性氣候，我們村就在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村是半干旱地區，只適合長草，不適宜農業，應該歸為游牧區。所以，我們村牛羊比人多，人的生活習性偏向內蒙古，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也得承認漢文化的強大，明明是牧區，活生生地改造成了農業區。別處種地是靠天吃飯，我們村扣地膜、埋滴灌、送農家肥，硬把種地變成了靠人吃飯。
晚上，我很失落地和省城的酒廠聯絡，失望地告訴了他們我的失敗，他們沒有怪我，反倒安慰我，全國每年釀酒需要六百萬噸高粱，缺口一多半呢，不是自己擁有原料基地，誰家都吃不飽，你們村是高粱爭奪的主戰場，很正常。
一連幾天，武維揚都在為騙了我感到不安，讓我徒勞地奔波了許多天，好在他們一直認為我到省城奔波是回家，不會有多大的花銷，并不自責。不忙的時候，他跟我扯閑篇，以掩飾剛剛過去的尷尬。我特別想聽一聽村里的奇聞逸事，他不和我講村史，熱衷于講家史，他說，他們家族的姑娘當過皇帝，可惜的是五個侄兒都想當太子，個個登臺作法，結果一條龍也沒出來，五龍就成了捂龍，武家的龍沒有舞起來。
武支書是否胡謅，我不計較，唐代這里是胡地，出過安祿山是事實，安祿山母親墓，離我們村不會超過二十公里，史料中沒記載過武則天的侄兒們發配到這里。他的這番話，不過是證明他們家才是五龍的正宗。
我不關心武家的歷史，也不再對村名的來歷刨根問底，我關心的是老百姓的收入，關心的是漫山遍野的紅高粱。武支書笑了，他把我的關心比成隔靴子撓癢癢，對于紅高粱，我只是飽飽眼福而已，對他來說，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實實在在的功勞。畢竟，倡導種釀酒高粱，是他的杰作。
紅高粱是他們火紅生活的一斑。
人就是這樣，往往最初的印象，就是最深的印象。雖說廣闊的田野不再紅火，我還沉浸在紅高粱之中。我從盤錦的稻田畫中得到啟發，那天，我們一塊兒去八組，那兒的視野最好，五座山包看得清清楚楚。我向武支書提議，打造鄉村旅游，在大地上作畫，高粱地里畫上五角星，種玉米，明年的中秋，五龍上就能繡出五面五星紅旗。
武支書定定地瞅著我，問道，想整個景？我點頭。他的臉上掠過一絲不屑，你是第一書記，你安排吧。我怔了下，剛到村里，村民組長都認不全呢，那可不是一家一戶的地，需要統籌，我是個外來人，怎么安排？武支書雖然沒說，明擺著不支持我。
我的這個提議，等于是給村支書派活兒，越界了。他沒有計較，只是解釋一句，能把日子過成火炭的人家，都搬到城里住了，剩下的人家，差不多都是“兩蛋一星”（窮光蛋、傻瓜蛋、老壽星），想把這事兒做成，得花錢，誰投資？
武支書指了指村部，村部的二層樓上，飄著一面國旗，舊得褪了色。他說，還是現實一點兒吧，村里沒錢，你工資高，舍出點兒，換一面吧。
這也是我內心的想法，只是進村之后，沒好意思說。武支書說，村民脫貧了不假，沒人愁吃愁喝愁住了，那得感謝國家，哪一天國家不給補助了，誰能保證不返貧？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山上的紅高粱，你們看到的是養眼睛，我們體驗到的卻是心血。
雖說沒有直截了當地拒絕，卻委婉地表達了成見，同一片天地，我們生活優渥，他們的雙手結滿老繭，對美好生活只是向往一下而已。我的浪漫，被瞬間熄滅，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回到村部，站在村部的二樓上，指著樓后一組、二組的人家，武支書一家一戶地給我講，哪一戶人家是怎么一回事兒。聽他這么一股腦兒地講，我雖然記不住那么多，卻品味到了其中的悲歡離合與苦辣酸甜，能夠頑強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好在來日方長，我的體驗才剛剛開始，有時間重新回味。
失季的候鳥
來五龍棚菜基地辦事，見蔣金然，幾乎是定律。倘若換了別的棚菜戶，除了沒算錯賬，別的事情，還真說不清楚。不是我妄言，有的大棚戶，走到大街上，和客戶腦袋撞了個大包，照樣不認識。
村棚菜合作社是蔣金然張羅的，其他十幾戶人家都是跟著蹭飯吃的。三十余座大棚種啥、咋種、賣誰，都靠他，施肥、選種、育秧、栽培、防病、采摘、銷售等等環節，他就是拐棍，誰離開了他，誰就瘸。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剩在村里的人，大多沒文化，連CO2是啥都不知道，更不懂蔣金然教他們的數據和符號，他們種大棚，是傻子過年——看界壁子（鄰居）。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賺錢，就像一家飯店支撐不出一條飲食街，蔣金然也需要大家完成批量生產，否則，商販不值得雇一回車。
一年有四季，孩子都知道，棚菜基地卻只有三季，不是缺了冬季的春夏秋，而是香瓜季、蕓豆季、西紅杮季。大棚顛倒了季節，溫度與濕度按作物的需求，自主調控。冬天可以變成夏天，夏天可以變成春天，春華秋實也可以秋華春實。
冬至過后，我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蔣金然的大棚。村部無取暖，冷得滴水成冰，我被城市的暖氣養嬌了，受不了凍，把他家的大棚當三亞。
鉆進大棚，熱浪驟然襲來，我瞬間跌入云霧中，水霧糊上了近視眼鏡，沒等擦凈，又被糊上，我的世界只能如夢似幻。眼鏡適應時，水霧沒了，三十四五度的高溫已經輻射過羽絨服，激活了我的汗液。內外五十度的溫差，揉搓著我這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老身板。
大棚里的蕓豆卻很喜熱，舒服地生長，一片欣欣向榮，嘲笑裹得嚴實的我。豆秧攀著棚頂懸下的繩子，爬得快有兩米高了，蕓豆角像拴了辮子，密密麻麻地從根部結上去。棚頂的塑料薄膜滴答下水珠，極像是舒緩地降雨。好在走人的路徑，頂上不是薄膜，我沒有受到水滴的騷擾。
蔣金然光著膀子干活兒，身上汗如水洗，不過，他習慣了，滿不在乎。他告訴我，蕓豆秧是嫁接上去的，一株能產三十斤。這么高產，一株能抵上老品種的一畦了，細一算賬，我更是吃驚，受水災和雪災的影響，蔬菜價格始終居高不下，市場上的蕓豆賣到了七八塊錢一斤。五米高，十米寬，一百延長米的一座暖棚，究竟能栽多少株蕓豆秧，我是數不清楚。心中有數的，只有他自己，難怪有人說他，采摘季，一天就是個萬元戶。眼前的情景，我相信。
看到我滿臉流汗，蔣金然領我走向對面，那里隔出幾平方米的休息區，溫度控制在24℃，人體最適宜。我雖然急著想走過去，腳卻不做主，三十厘米的小徑，臥著兩條小鐵軌，還擋著幾輛電瓶驅動的小軌道車，絆腳的地方太多，一百米的距離，時時需要小心翼翼。
蔣金然雖然腳步靈活，卻不時地走進蕓豆秧中，拔掉剛剛長出的草。所以，他總是落在我后面。
軌道車，勞動人民的智慧，摘下來的蔬果，裝進包裝箱，自動行駛到大棚門口，就等著裝車運走了，不知要省下多少勞動力。豆角秧的空隙間，偶爾種著幾株仙人掌，上面結著火龍果，間或，點綴點兒其他蔬菜，蔣金然解釋道，都是留給家里人吃。
說到這里，他狡黠地笑了下，最重要的是，給客戶看，棚里的菜，家人吃，綠色食品，無須證明。再走幾步，我忽然看到，滿眼的碧綠中，隱藏著鮮紅的花朵，清一色的月季花，矮矮的花枝，頂著碩大的花朵。
蔣金然解釋道，我家姑娘喜歡，七歲了，愛美才能長得美。說著，他點開手機里的照片，我看到，小姑娘天真活潑，眼睛明亮，果真漂亮得花兒一樣。他劃到另一張，是個敦實可愛的小男孩，剛剛出牙，也就是一周歲的樣子。他告訴我，縣城里有套四室的房子，孩子媽帶著他們住城里。
走到半途，我突然聽到奇異的聲音，是鳥鳴，而且是不同的鳥兒在歌唱。我小時候，常聽到畫眉、柳鶯等候鳥的叫聲，久違了的熟悉重新回來，我心里一陣驚喜。盡管我已熱得汗流浹背，還是停下來，傾聽。沒想到，蔣金然這么忙，還有閑心養鳥，把暖棚弄成了鳥語花香，活得真有情趣。
大棚的盡頭，隔著一層塑料，也隔出了兩個季節，仿佛逆回到仲春，不再熱浪逼人，這便是所謂的休息區，放著兩把折疊椅，一方小桌。我的侵入，打斷了鳥鳴，那里不是幾只鳥兒，而是一群。見到我，驚惶失措地飛起，有的徑直飛向蕓豆秧里躲避，有的飛上大棚的鋼架，東張西望，準備隨時逃跑。直到蔣金然走進來，才不再驚叫，飛走的鳥兒也飛了回來。
蔣金然解釋，鳥不是他養的，是大棚招來的，小滿時節，大棚是半敞開狀態，總有不同的鳥兒飛進來，捉蟲子吃。有些鳥兒，換季了也不走，候鳥反倒成了留鳥，在大棚里一代代繁殖下來。
這時，我看到了大棚東側的土崖上，錯落有致地掛著一片鳥窩。鳥窩下，懸著幾個廢棄的餐盒，里面淺淺地放著一層小米。顯然，這些都是蔣金然的杰作。大棚擾亂了季節，也擾亂了鳥兒的繁殖規律，數九寒冬，鳥兒們有的孵蛋，有的飛進蕓豆秧中，尋找小飛蟲，喂養幼鳥。
蔣金然總算停下手里的活計，扯件襯衫，穿在身上，坐在折疊椅上陪我聊天。他的那件白襯衫，已經成了黃色，不知是汗浸的，還是作物染的。我安靜地坐下時，鳥兒的神態也安靜下來，嘰嘰喳喳，歡快地叫著，不安分的鳥兒還飛下來，落在了他的肩膀上，甚至不知羞恥地屙屎，他卻視而不見，滿不在乎。
他說，這些鳥兒，是他的天使，看到了鳥兒，就知道了菜是無公害的，屬于綠色食品，不僅省下了打藥的錢，棚菜的價格一斤能多賣好幾毛。他指了指幾個攝像頭，對我說，棚菜的長勢，我躺在看護房看電腦就行，我的客戶都有遠程監控，打沒打藥，施沒施農家肥，一目了然，甚至又孵出了幾窩鳥兒，都瞞不過他們。
剝下羽絨服，脫掉羊絨衣，我穿著襯衫坐在休息區，空氣潮潤，溫度適宜，吸入的是負氧離子，身體感到特別愜意。蔣金然低頭擺弄手機，好久沒和我說話，我理解他，“80后”這一代，手機已經成為身體“器官”，離開了就丟了魂兒。
安靜的時候，身體的感覺特別靈敏，一股微風輕拂過來，我閉上眼睛享受，臉頰的感覺像是我的小孫女輕輕地吹我。我聽到蔣金然說了聲，好了。睜開眼睛時，看到他把手機放到了小方桌上。
我問，什么好了？
他指了指休息區頂上的天窗，說道，大棚的溫度和濕度，包括局部的，都在手機的遙控中。我這才明白，剛才那股風，是從天窗進來的，天窗的啟合掌控在手機里，休息區的舒適度，是人為調控出來的。此時，陽光正濃，我們頭頂的那扇天窗，角度明顯被調大了。
蔣金然說，大棚里重復性的勞動，還有繁重的體力活兒，都智能化了，手機上有程序，點一下，就能遙控完成。我不住地點頭，我的鄉村經驗，還停留在二十年前，剛駐村時，我還以為大棚的棉苫簾，還是手工操作，一節一節地卷起、放下。事實上，他們已經越過了機械化，直接實現了電子化。試想，一座大棚棉苫簾一百延長米，他家有三座棚，若不是電腦指揮升降機，全靠雙手干活兒，得累死。
他還告訴我，暖棚的管理程序，軟件是自己設計的，按照太陽的黃經，準確地編排到每一天。時間一到，手機自動提醒，若是遇到陰雨霾雪，還能實時告訴你操作模式。就像司機不認識路，按導航走，棚菜戶只要打開手機，點進APP，全明白了。
村里其他的棚菜戶，有了軟件支撐，哪天哪時種啥，生長的模式和管控方法，和日歷一樣準，甚至一天中哪個時段的溫度差、濕度差，都分毫不差。他們拿著手機，可以躺著賺錢。
我原以為，村里剩下的人，大多是癡苶呆傻了。我低估了蔣金然的能力，如此高端的知識，恐怕得計算機專業本科以上的學識。他灑然一笑，稱是自學的，他原本考上了大學，只因家里太窮，念不起。他這么努力，就是想讓自己的一雙兒女，無憂無慮地念上最好的大學，彌補他一生的缺憾。
我不忍心蔣金然繼續陪我，人家是一寸光陰一寸金，我呢，閑人一枚，不過是到大棚蹭溫暖的，有這群鳥兒陪我就夠了。我讓他該忙啥忙啥去。見我沒有走的意思，他似乎覺得有些慢待，掰下幾個火龍果，招待我。他笑著告訴我，他的大棚，只有客戶，沒有客人，這么多年了，能坐在休息區里的客人，我還是第一個，哪有把客人丟下的道理。
接下來的聊天，我長了很多見識。他告訴我，小富即安，不是農民的短視，恰恰應該倡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社會化大分工越細，越容易把小事做精。棚菜生產也是如此，投資建大棚的、焊接裝大棚的、平鋪底肥（發酵后的純牛糞）的、測土配方的、種苗提供的、病蟲害監測的、收購銷售的，都是不同的專職團隊，大家風險共擔、利益同享，每個團隊都力求做精做深，卻不求大求全。
我明白了，工廠化的流水線，不僅在農村的普通生活中，在棚菜生產的各個環節中也細化到了極致。鄉村中的隱性就業，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形成了。
談完這一切，蔣金然臉上流淌出了成功者才有的笑容，笑中帶著一種自信，一種滿足，甚至還有一絲驕傲。
說夠了大棚，蔣金然轉移了話題，重新說鳥兒。他問我，能分得清鳥兒叫和鳥兒唱的區別嗎？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聽慣了鳥鳴，還真沒注意到鳥叫與鳥唱的區別。他說，論叫聲，柳鶯最好聽，柳鶯卻不會唱歌，喙尖的鳥兒，都不會唱歌，它們的尖喙，是吃小蟲子的，哪怕蟲鉆進了莖里，也能叨出來。會唱歌的鳥兒，都生著鸚鵡那樣的嘴，我們稱作“鐵嘴”，專吃硬殼蟲和植物種子。
說著，他俯身下去，從身后揪下一截蔥，剖開蔥葉，用指甲刮開里面，只剩下一厘米透明的外膜。他的嘴唇含著膜，惟妙惟肖地學起了柳鶯的叫聲，聲音委婉、嘹亮，還夾帶著某些期許。
柳鶯們停止了叫聲，轉動著小腦袋，尋找聲音的來源，當它們把目光聚在蔣金然身上時，更激烈的叫聲頓時爆發。鳥群活躍起來。
拿蔥葉當柳笛，并不新鮮，新鮮的是蔣金然學鳥叫，居然能和鳥兒交流。他告訴我，是從電視里一個叫“鳥叔叔”的那兒學的，鳥叔叔叫閻福興，老家也是你們興城的。世間萬物有靈，只要用心，人和螞蟻都能成朋友。
蔥葉再次被蔣金然含到唇間，這一次，他學的是畫眉，先是叫了幾聲，然后，沒完沒了地學畫眉唱歌。畫眉們都被他調動起來了，有合唱，有獨唱，還有二重唱。我看到，和畫眉對歌時，他的眼里含著淚水。
廣袤的大地上，塑料大棚成千上萬，見過誰家的大棚里留下了候鳥？蔣金然是用心留住了春天，用情留下了候鳥，用愛播種美好生活。
那一天，快要日落時，我才走出蔣金然的大棚，此時，大棚的大幕（棉苫簾）在他手機的遙控中，徐徐落下。
走出大棚前，我攥了把地下的土，是黑色的，幾乎能攥出油來。年年施底肥，蔣金然改良出了一片人造黑土地。
石頭的方向
“咣當”一聲巨響，一團白煙驟然冒起，藍天下騰出一小朵蘑菇云。一輛翻斗卡車，從溝壑里爬出，一溜煙地跑了。這是輛偷卸毛石的車，拉著膨潤土礦的廢料，傾倒進我們五龍村的大坑。這種粉塵，雖說無毒無害，村里人照舊厭煩，起碼窗臺白擦干凈了，太陽也不純潔了。
唯有一人，喜歡這股白煙，不待煙塵散凈，開著電動三輪車，停到溝沿，拿起手錘，背著工具箱，就往溝里鉆。有人告訴我，這人叫李德君。我年紀大了，記憶力差，尤其新冠陽過后，更甚，熟悉的名字都會忘記，何況陌生人。我索性給他起個代名，叫李石頭。
李石頭是個怪人，嘴比監獄的大門還嚴，莫說是聽他說話，想看到他的牙都不容易。他是我們村唯一的租房戶，租的是村中二組的老房子，有六七十年了，外墻皮的磚，接二連三地粉，像花臉貓。好在房租便宜，一年才幾百塊，相當于白住。
偏僻的山村，到處都有空殼房，即使買下來，也沒多少錢，為啥他還“串房檐”呢？村里人告訴我，計劃生育鬧的，他生了四個孩子，罰得底掉，鍋都沒剩下，弄得房無一間，地無一壟。
我這才知道，李石頭致貧的原因是超生。
沒房沒地，能養活四個孩子，且都像模像樣，可見李石頭并不簡單。果然，村里人說，李石頭是學美術的，燕都第二師范畢業，當了幾年老師，調到鎮里，干了十幾年的文化站站長。媳婦東躲西藏地生三娜時，他丟了公職，農民都當不成了。反正一無所有了，他索性硬抗到底，不見兒子不罷休，終于生了四寶。
如此執著，是個人物，值得研究。
李石頭奔著煙走，我像只瞄著螳螂的黃雀，盯著李石頭走。走到溝口，我停下了，怕他發現，認為我不懷好意，那就麻煩了。怪人都有怪脾氣，別打擾他。還好，他的注意力全在腳下，不停地用手錘敲。對他來說，高高在上的我，是丟在空氣里的風，沒有存在感。
我看到，他在毛石堆里上下翻找，折騰出的股股粉塵，把他的臉染成了大馬猴。盡管灰塵垢面，仍遮不住他的表情，期許、琢磨、不屑、驚喜相互交織。顯然，他是個表里如一，有心思、無心機的人。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他挑揀出了大大小小六七塊石頭，抱著它們，爬上溝沿，裝入三輪車，不疾不徐地開走了。
我一直納悶，邊鎮是中國膨潤土之鄉，莫說是礦里廢棄的石頭，就是載重車顛掉的礦石，俯拾即是，李石頭干嗎對廢料情有獨鐘？回鎮政府的宿舍，上樓途經民營站，李站長喜歡敞門辦公，每逢看到我，總是喜歡邀請我進來喝茶。他也是五龍村的人，喜愛文博考古，尤其是紅山文化，談起來滔滔不絕，我們有很多共同話題，常在一起聊天。
他解開了我心中的謎團。
李站長的辦公室有書畫，有盆景，有石雕，若不是門牌標識顯著，還誤以為進了文化站。他邊擺弄一塊樹化玉，邊告訴我，你說的那個李石頭，是我本家兄弟，這塊石頭，就是他給的。我湊上前仔細看，那截硅化木，貌似原石，卻是精心剝離出來的，寥寥幾刀不經意的雕刻，凸現出了山水畫才有的效果，可謂是巧奪天工。
高手在民間，我沒想到，李石頭居然是個藝術家。
隨著聊天的深入，李站長帶我進入一個未知領域，那就是膨潤土礦是咋來的。他說，兩億多年前，地球進入活躍期，火山時常爆發。我們這一帶的火山灰較輕，飄浮在空中，落下的最遲，厚厚地積累在地面上，就形成了含鈉、鈣、硅的膨潤土。那些埋在地下的樹木，遇到硅，就侵成了化石。火山噴出的硅，滾成球，遇到水，就成了瑪瑙，所以，有膨潤土礦的地方，在山皮之下或者礦體的淺層，就有機會碰到木化石、瑪瑙，甚至還能碰到琥珀。
我瞬間明白了，李石頭是在廢料中淘寶。
黃金有價玉無價，能在石頭堆里發現玉，注定收入豐厚，即使計劃生育罰得再狠，這么多年過去了，怎么還窮得連家都沒有？李站長笑著告訴我，他家兄弟最值錢的寶貝，不是上好的玉，也不是構思奇巧的玉掛件，而是他的四個孩子。他全靠玉雕這門手藝供養一家老小，沒有這四個孩子，他有可能一輩子不碰石頭，專心畫他的畫，成為一個大畫家。
李站長如數家珍地談李石頭的四個孩子，大閨女叫大方，在中國醫科大學一直讀到博士，成了醫大一院的醫生，天天治病救人，忙得春節都沒假期。老二叫二想，想有個弟弟的意思，學習不比老大差，大連理工的研究生，在軍工廠造飛機呢，滿身都是秘密，和親爹都沒話嘮。這兩個孩子都是為國家養了，爹媽根本就見不著面。
最操心的是三娜，長得好看，不愛學習，初中就開始談戀愛，越管越叛逆。也難怪，就因為她不是男孩，在家里始終不受待見。三娜出生時，李石頭看到又是個丫頭，加上因為超生，被各方擠壓得快崩潰了，氣上加氣，踢了一腳，罵了句，滾那邊去，于是落下“那”這個名字，后來上學，才加了女字旁。也許，就那一腳，把三娜踢笨了，勉強讀下了專科，卻在沈陽漂著，寧肯做五險一金都沒有的打工仔，也不回家到礦上當舒適的化驗員。
四寶是手捧著長大的，眼睛盼藍了才盼來的小人種，怎不百般呵護。不過，李石頭疼愛有余，卻不嬌慣，尤其是學習，看得更嚴。所以，四寶的成績一直很好，始終名列前茅。現正在紅山縣讀重點高中，老師不斷激勵他，以兩個姐姐為榜樣。他卻不屑一顧，說她倆只是人才，不是天才。這小子，注定又是個名牌大學生。
啥是寶，沒有人，啥都不是寶，砸鍋賣鐵也要把孩子供出去。李站長這樣解釋他的兄弟。
好奇，是作家的天性，既然膨潤土礦的毛石里能找到玉，我也要試試。行走在村屯間的溝壑，看到哪兒有丟棄的廢礦石，我就會蹲下來翻石頭，左瞅右看，企圖有所發現。然而，即使把我的手指頭磨疼了，鼓搗的依舊是石頭，沒有點石成玉的本事。
那天，我正在淘寶，李站長打來電話，要帶我到李石頭家坐坐，看看他的作坊。我正懊惱不會慧眼拾珠，求之不得呢，電話撩起了我的熱情，我要當面取經，看看啥樣的石頭能藏玉。我任駐村第一書記，經常走街串戶，唯獨沒敲過李石頭家的門。計劃生育把他追怕了，誰找他，他都認為是來找麻煩的，關門閉戶地過日子，基本上不同別人往來。我不想惹人煩，所以一直沒去他的家。
李站長就不同了，人家之間是兄弟。跟隨李站長進入李石頭家時，我調整了角色，冒充是玩家，前來鑒賞。李站長不是空手來的，從車的后備箱里抱出來好幾塊石頭。他經管全鎮十余家民營膨潤土礦，從爛石頭堆里找點兒東西，還不是小事一樁，沒準還會派兩個力工，幫助翻找。
看著李站長抱著的瑪瑙，我目瞪口呆，分明是塊花白的石頭，哪兒有玉的模樣，如果將它們混進毛石，我根本辨不出。李石頭不瞅李站長的臉，眼睛一直盯在石頭上，接過石頭，上下左右瞅了好一會兒，又拿起激光手電往石頭里照，這才滿意地砌在墻上。
李石頭家院里的那道墻，可不是普通的墻，堆砌的是各種玉礦原石，黑白紅綠紫，五色雜陳。李站長告訴我，這些石頭有阜新的，岫巖的，也有阿拉善的，甚至還有新疆的。放在別人的眼里，可能永遠是石頭，擺在李石頭的面前，卻是通靈寶玉，有生命的，時刻等待他靈感的召喚，脫胎換骨成藝術品。
接李站長懷里的瑪瑙時，李石頭沒有任何表情，仿佛給他找石頭，天經地義。他轉回身，又站到“作坊”前，操起打磨機，投入地磨石頭。所謂的作坊，其實不是坊，就是在屋門外擺個鋁合金桌子，不足一平方米。平展的桌面上，鑲塊微微凹陷的槽，排布著漏勺一樣的孔洞。槽上，一個類似凈水器的水龍頭，在細水長流。
涓涓細流洗浴著巴掌大的石頭，那塊石頭有刀劃出的圖案，只是我看不懂。金剛鉆打磨機從李石頭手中平穩落下，“吱吱”地摩擦，像女高音在飆音，高亢而又尖銳。流水帶走了磨出的粉末，也帶走了磨出的熱量，一塊晶瑩剔透的黃白玉，脫掉了黃褐的外皮，顯露出了它的圓潤與通透。李石頭把我們丟在一旁，只顧埋頭干活兒，好在李石頭的父親隔著窗玻璃，喊我們進去，讓我不再尷尬。
屋里很窄，沒有幾件家具，炕和箱子僅有兩步遠，箱子上擺滿了玉擺件，沒有雕龍，沒有飛鳳，也沒有福祿壽喜，更多的是奇峰、亭閣、走獸和山林。李石頭的媳婦，雖說是普通家庭婦女，半百的年齡了，歲月并未把年輕時的俊俏打掃干凈，她忙著到外屋燒水沏茶。李石頭的媽，眼睛是癟的，耳朵是擺設，木偶一樣，靠著炕上的被垛。
老頭兒和兒子完全不一樣，愛說話，李站長剛一介紹我，他連忙說，知道，知道，你幫咱村修了路，大家都知道。我不敢攬功，路是國家投入，省里規劃，我只是跑腿而已。老頭接著夸我，把我當成了黨的形象，夸得我無地自容。
李站長攔過話頭，老叔，周書記不是外人，別轉彎子，有話直說。
老頭兒這才說出有求于我的話題，四個孩子，他最惦念三娜，別的孩子靠本事都能活，三娜不行，還賴在大城市不回來，租房子坐公交，喝口水也得花錢。你從沈陽來的，熟人多，能不能幫助孩子找個工作，有五險一金就行。我這才明白，李站長帶我到他們家，夾藏著私心呢。
不過，找我也是應該，李石頭家是村里的返貧邊緣戶，屬于我幫扶的范疇，三娜有份穩定的工作，也算我完成了分內的工作。何況，李站長帶我來的，含有個人的情感，公事私辦，讓我少了拒絕的理由。
我在腦海里掃描有能力幫助的人，海巖的臉龐第一個跳進來。海巖是我在省作協的同事，后來又成了作協的領導，沈陽土生土長，人脈關系很廣。我想借助他的社會能量，給三娜找份穩定的工作。
我要下了三娜的基本情況，聯系方式，輸進手機，給海巖發了微信，向他求援，還言過其實地說著李娜家的狀態，好像還在貧困中掙扎，千萬千萬幫我這個忙。后疫情階段，公司裁員的多，聘人的少，我知道讓海巖為難了。
沒想到，一杯熱茶喝完，手機微信“嘀”地響了。海巖回復，介紹三娜到他朋友開的公司，學習計算機繪圖，五險一金，三千底薪，明天就去面試。如此神速，李石頭父親和妻子臉上樂開了花，對我千恩萬謝。我再三解釋，幫扶是我在村里的本分，謝就遠了，讓孩子好好工作。
妻子替李石頭做主，找出兩個手把件，瑪瑙玉龜和老坑玉佛，塞給我，以示感謝。兩件玉器，眉須都雕得飛揚起來，可謂精致。玉有靈性，專等有緣人，我雖喜歡，卻堅決地拒絕了，好玉需要花錢去請，否則，不叫緣分。再說了，動動手指，發條微信而已，不該感謝我。
唯一無動于衷的是李石頭，他沉浸在石頭的世界里，早已目中無人。金剛鉆飆出的聲音，越來越尖。我最終看明白了，李石頭掌中的那塊瑪瑙，是匹桀驁不馴的狼。
我向來尊重為藝術而生的人，哪怕性格有缺陷，也不會計較，這與我大半生在文聯工作有關。我拿起手機，將箱子上那些寄情于山水的玉雕拍下，準備推薦給省民間藝術家協會，爭取參加省展。
李站長趴在李石頭的耳邊，把我的意圖轉達給他，才把他從另一個世界拎回來。他愣愣地瞅我好一會兒，突然間連連擺手，表示作品不滿意，不參展。我雖然不是行內人，卻常有機會欣賞玉雕。我覺得，這些作品順應了原石的自然形狀，雕得出神入化，一草一木都能體現出意境的美。究竟要達到何種藝術程度，他才滿意？
出了李石頭的家，李站長再三解釋，他這個弟弟不通人情世故，遠不及他雕的玉，通透圓潤。我說，他家有一個阿慶嫂就夠了。我這話，既理解了李石頭的木訥，也等于夸獎他娶了好媳婦。李站長說，媳婦是我老叔給找的，我兄弟不娶不行，最薄的鐵飯碗，找最好的鄉下姑娘，還能解決傳宗接代的大問題，這才是佳配。這就是老叔的精明之處，農業戶生倆孩子，合理合法。沒想到老二還是丫頭……再說下去，就是重復了，看我心不在焉，李站長停住了話頭。
一個星期后，我不得不再去李石頭家。海巖打來電話，嗔怪了我，我的幫扶戶李娜只上三天班，就不辭而別了，原因是學不會繪圖，又不想聽老板責備。海巖讓我做做她父母工作，公司沒有嫌棄她的意思，勸勸孩子繼續上班。
這一次，還是李站長陪我來的，三娜和父母叛逆，卻聽伯伯的話。
見到我們進院，李石頭一反常態，像拋光過后的翡翠見到了陽光，從來都沒露出過的牙，都喜滋滋地閃出了白玉的光。我以為，三娜反悔了，又去公司上班了，他在向我報喜呢。結果是他領著我倆立在作坊前，欣賞他剛剛完成的作品，好像三娜的事兒根本沒發生過。倒是他的父親和媳婦，出門相迎時，頻頻向我道歉。
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三娜也應如此，最好別去勉強。反正三娜不認識我，勸她也是白搭，只能適可而止，如何在電話里勸說，有她伯伯呢。我被李石頭拉進了他的世界，沉浸在他新完成的作品里。
真是應了那句話，世上沒有垃圾，只有放錯地方的寶貝。
那是塊玉化得很糟糕的樹皮，被火山灰埋掉前，樹芯都燒光了，只剩下半個弧形。整塊石頭，外面黑黢黢的，染了墨一般，里面疙瘩瘩的，像一堆沒長成的癟黃豆，沒有紋理，更不通透，誰看誰都認為是塊廢料。不過，也不是一無是處，樹皮的上方，突兀出一小塊，居然是圓形的琥珀。
如果換成別人，發現有琥珀，馬上掰下去，單獨賣錢了。李石頭卻獨具匠心，把它修整成圓圓的月亮，琥珀里裹進了半透明的水草，極似飛舞的嫦娥。琥珀與樹皮的連接處，恰好被膨潤土染白了，寥寥幾刀，就成了飄浮的白云。
順著李石頭的手指看下去，樹皮里的疙瘩可不那么簡單了，黑是山的背景，黃是茫茫戈壁，平展的麻點是沙漠，兩道若隱若現的樹化玉，居然成了千年不朽的胡楊。雖說整塊石頭極少動刀，卻是刀刀剝出靈魂。
李石頭拿過那匹瑪瑙狼，放入樹皮里的山巔之上。化腐朽為神奇的一幕出現了，那匹孤狼沖著月亮，正在仰天長嘯。好一件“荒漠蒼狼”，把自然的殘酷與冷漠、生命的頑強與孤傲，表達得淋漓盡致。
從靈魂深處散發出來的傲骨與不屈，才是真正的藝術。
李石頭把“荒漠蒼狼”放在刻著昆侖山形狀的木托盤上，用緩沖氣泡膜塑料袋，一層又一層地包裹好，裝入貼著泡沫的木箱子里，外面又裹了層海綿，用膠帶粘牢。這么小心翼翼地打包裝，不用說，我就明白了，讓我帶到省城，參加展覽。
其實，這次來，我還真的不完全為了三娜，也沒有把他的作品帶回沈陽的打算，我是另有目的。縣里籌辦紅山文化節，請我當顧問，紅山文化最顯著的標識，就是玉豬龍，而玉豬龍的原件，不在北京就在沈陽，客人來了，見不到玉豬龍，等于白參加了文化節。
我把主意打到了李石頭身上，讓他做一個仿品。
李石頭很爽快地點了頭，我怕他沒有參考資料，掏出玉豬龍的彩色圖冊，遞給他。沒想到他看都不看，一把推開。顯然，玉豬龍早就在他心中生根了，甚至每一個斑點都了然于胸，根本不需要資料。
李站長很沮喪地從屋里出來，他沒能說服三娜，孩子寧愿漂著，也不愿挨累。人都是獨立的個體，誰也別當誰的家，三娜的事情，就算翻篇了。見我說著玉豬龍的事情，李站長馬上轉變了角色，換了話題，來說服我了。他說，近幾個月，他兄弟沉迷于創作，沒干來料加工的活兒，老三的收入不夠養活自己，老四天天花錢，手頭緊了。
我明白了，李站長擔心是上邊下的指令，玉豬龍白搭手工。幾天前，李站長和我講過，李石頭有個長期合作的伙伴，內蒙古的包老板，玉器商人，每一次到五龍，都是帶料來，雕什么隨李石頭的意，不管雕成什么樣子，每個玉件給兩萬元手工費。
這是找我要預付款呢，我掏出手機，從微信中找出李站長，毫不遲疑地轉給他兩萬塊，讓他當中人，督促李石頭仿出真假難辨的玉豬龍。
李石頭抱著木箱子，輕輕地把他的作品放入我的車里。帶上他的作品，我駕車返回沈陽。省民協的人都在展覽館忙，“人與自然”藝術展的征集作品正在收尾，把“荒漠蒼狼”送去，恰好趕上末班車。沒想到，這件作品不僅入選，還被評為唯一的金獎。這個金獎，不是徒有虛名，而是模仿北京奧運金牌做的，金鑲玉，某環保人士捐贈的。展覽開幕時，業界人士一臉茫然，不知道這個李石頭從哪里蹦出來的，居然獨占鰲頭。
展覽持續了一個多月，金牌得主始終沒露面，讓人更覺得神秘了，獎牌和證書是我代領的。再次回村，把獎牌和證書遞給李石頭時，他居然瞅都沒瞅，順手遞給一旁的李站長，繼續全神貫注地做玉豬龍。
玉豬龍已經成形了，淡黃綠色，通體光澤圓潤，唯有背部打孔處，有紅褐色斑塊，那是河磨玉的皮殼。龍體蜷曲如環，頭尾切開似玦，吻部前凸，短耳豎立，目圓而略鼓，額與吻道道陰線，皺褶飽滿。
整個玉件，除了過于嶄新，與出土的玉豬龍毫無二致，且形神兼備了。不用猜，仿制玉豬龍的想法，早在李石頭心中醞釀成熟了，起碼在選料上做了長期的準備，否則不可能連俏色都一模一樣。
作坊上，不再有金剛鉆、鋸片、拋光機等工具，恢復了最古老的繩子、弓子、磨石、鹿皮等。李石頭正在效仿遠古技藝，繩切，石磨，弓鏤，鉆孔，皮研，在給玉豬龍做最后幾道工序。
李站長告訴我，一個多月了，不分晝夜，只做這一件活兒，人都累瘦了。
我知道，李石頭磨玉時，不喜歡有人打擾，就和李站長一塊兒進屋，喝他媳婦泡的紅茶，那種茶是磚茶，蒙古族特喜歡。獲獎了，大小也是件喜事，李石頭的母親還癟著眼睛，木偶般靠著被垛，他的父親也沒那么高興，雖然對我不失熱情，卻少了熱度。
人是欲望動物，我理解老爺子，因為三娜，有求于我，當然熱情有加。事后，我才知道，錯怪了老人家，他的身體出了問題，燃燒不動熱情了，只是沒人當回事兒。
離紅山文化節開幕的日子不很遠了，我不好意思直接催李石頭，只是對李站長說，見好就收吧，我看這玉豬龍磨得也差不多了。李站長一笑，他說，差得遠了，沒有沁，也沒有古玉的包漿，擺出去展覽，怎能以假亂真？內蒙古寧城博物館有個老館長，那是做舊的高手，讓他過一遍手，專家都辨不出真偽，鑒寶節目都給弄錯過。
好在玉件不大，預先留出空位就行，不妨礙文化節布展，需要我耐心等待。
很多事情都是在等待中發生了突變。我萬萬沒有想到，玉豬龍打了我的臉，我向紅山文化節組委會打的包票，成了泡影。李站長捧著兩萬塊錢現金，沮喪地站在我面前，告訴我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玉豬龍不見了。我原以為李石頭嫌錢給得少，找到了大買主，撕毀了從前的約定，或者寧城的博物館館長見到珍品，起了歹心，截留了玉豬龍？
我的猜測都錯了。李站長說，被人偷了。
如果是新玉豬龍，人們頂多對仿制工藝贊佩不已，成功地做舊后，則大不相同，以假亂真毫無問題。李站長給我發過做舊后的視頻，與原件的視頻相互比較，連芝麻大破損的坑都毫無二致，絕對是真假難辨，如果流入文物市場，當成真品銷售，將是價值連城。
我倆急忙趕到李石頭家，他呆若木雞地站在一旁，見到我，眼圈兒紅了，總算和我開口說話了，玉豬龍丟了。
派出所的蔣所長也在現場，前院沒有任何異常，問題出現在后房山。那里有一道廂式卡車的車轍印，顯而易見，盜賊借助卡車的掩護，從后房山掏出個狗洞，鉆進屋里，所有的精品玉件都沒碰，唯獨偷走了玉豬龍。沒有充足的準備，不可能偷盜得如此精準。
李站長懊惱地拍著自己的腦袋，怪他粗心大意了。李石頭的家，從沒斷過人，是他父親身體越來越不適，疼得已經堅持不住了，到醫院一檢查，胰腺癌晚期。李石頭把整個家都交給了李站長，包括他的瞎媽，夫妻倆帶著老父親，直奔省城的醫大一院，找他們家的大方，想法救下她爺爺的命。
李石頭家中無人，李站長不放心，把自己家的兩條大狼狗牽過去，放進李石頭家的院里。狗鏈子拴得長長的，防守得院內沒有死角，莫說是人，就是狼進來了，也不一定能打敗兩條狗。小偷繞過了兇猛的狼狗，采取了盜洞的手法，從后面悄無聲息地竊取了玉豬龍，事后，還將盜洞堵上了。
大方沒能留住她的爺爺，只是讓爺爺有個體面的臨終關懷，李石頭是帶著父親的骨灰盒回的家。沒料到雪上加霜，玉豬龍被偷了，那可是他在心里琢磨了幾十年，凝結一生智慧的仿品，可謂是千年一遇啊。他只顧父親的病了，沒來得及將它交到我手里，或者，太喜愛了，想多把玩幾天，卻生出了意外。
蔣所長得知玉豬龍是紅山藝術節急需之物，怕縣領導怪罪，忙上報給了縣刑警大隊。刑警隊現場勘察之后，得出結論，嫌疑人體態瘦小，行動敏捷，手法嫻熟，有過盜墓的前科。
刑警隊走了，李石頭也離開了家，走上與刑偵完全不同的路線，既然是玩家干的，李石頭自然有自己的線索，只是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兒。
毛驢下崗
走在村中，細細體察，驀然發現，兩個常見物種，在我們五龍村消失了。一個是毛驢，另一個是大豆。毛驢消失，并不費解，摩托車、電動車、汽車遍布每家每戶，誰還養毛驢當行腳？
費解的是，村里人為何不種大豆？村里缺水，缺錢，缺人，唯獨不缺地，人均四畝，滿山遍野的高粱玉米谷子，偏偏沒有大豆。糧食直補中，大豆最高，莊稼售價中，大豆最貴，卻沒打動村中任何人家。
不種大豆，并不耽誤村里人吃豆腐。村中唯一的一口甜水井，在五組敖包溝的張國語家，所以，全村只有他一家豆腐鋪，五百多戶人家，想吃豆腐，都去他家買。別人家也想搶張國語的生意，遺憾的是水脈不行，被膨潤土礦泡硬了，做出的大豆腐不香不嫩，有渣味兒，塊頭也不足，賠了，競爭者也就自動退出。
張國語家獨居在溝的深處，井是在巖石里鑿出的山泉水，清冽甘甜，沒有受到礦的侵擾。他家做的豆腐，香嫩滑軟，樣樣不差，塊頭足，價錢低，三塊錢能吃個飽。2022年清明節前后，我接連吃了半個月，天天重復，卻百吃不膩。
那是護林防火的日子，我們村壓力山大，萬余畝油松林，沾上火星，便是萬劫不復。每天早晨四點多，我們就開始巡山，直至日落。別看村部困難，這個特殊時期，午飯必備，每餐只有一個菜，五花肉寬粉燉大豆腐，一燉一大盆。即便如此簡單，卻吃得村支書武維揚天天齜牙咧嘴、心疼膽疼，村集體一年的收入，不比窮困戶多，禁不起吃。
全村十個組，九個村民組組長，加上護林員、村鎮兩級干部、疫情管控員，總計三十多人到村部吃午飯，四大盆菜擺上辦公桌，大家端著碗，“呼哧呼哧”地站著吃，急促地吃完，盆底剩下的往往是肉和粉，豆腐卻吃得干干凈凈。
張國語家的豆腐，是傳統的石磨豆腐，全是手工，特別費時。他頭一天把大豆泡好，后半夜開始忙碌，等到日出后，十五盤豆腐就賣光了，晚來的只好空手而歸。張國語特別軸，不管生意有多好，就做十五盤。盡管如此，大家也不到外村去買，第二天早點兒來便是了。
白天，張國語還有第二份工作，膨潤土礦的化驗員。礦老板看中的就是張國語的軸勁兒，斤斤計較，分毫不差。他總結自己的人生，做豆腐是事業，化驗員是職業。事業是用命去做，享受的是鹵水點豆腐的奇妙過程。職業用心去做，不能出現一點兒差錯。
吃完午飯，壓力也減輕了一半，我們緊繃著的弦松弛了許多。村里民俗，清明期間，午后不能上墳燒紙，除非腦袋被驢踢了。護林防火的重點轉移到燒秸稈，拖拉機下地旋耕，秸稈多了，會纏住旋耕機，放火燒掉，是最便捷的方式。然而，風大物燥，極容易把燃燒的秸稈揚到天上，落進樹林，那可就惹了沖天大禍。
我開著車，翻山越嶺，全村轉，哪兒冒煙，往哪兒追。村支書武維揚坐在副駕駛，沒完沒了地接電話。打電話的是李林凱的兒子，因疫情無處打工，返鄉回來，第一件事就是追討父親上繳的新農保。
新農保規定，未滿六十歲的人去世，退還個人賬戶所有款項。李林凱死了五年，他兒子才想起來要新農保的錢。武書記關上手機，憤憤不平地說，兒子和爹一樣，腦袋被驢踢了。村子里的事情，千奇百怪，不用問，一番電話又翻出一樁“公案”。
村子中間，是我們五龍最高的那個臺。我開車停下，站在上面，居高臨下，能觀察全村的煙火，也減少了些奔波。武維揚指著不遠處的墳包，開始講述李林凱。
李林凱是村里一組人，住在村部旁，開了家生資商店，拴了一輛毛驢車，用來運貨。生資商店，除了冬春交替時忙上兩個月，其余時間大多閑著。可是，毛驢的嘴卻不能閑著，天天都要吃草料、吃糧食，還得照顧它，挺費錢的。不如買輛三輪車，閑時，放置一旁，沒有任何花銷，這也是村里人淘汰毛驢的原因。
李林凱的毛驢，不是普通的毛驢，是頭大叫驢，渾身黝黑，比騾子矮不了多少，跑起來飛快，拉個一兩噸的貨物，不在話下。李林凱對他的毛驢情有獨鐘，不管村里人如何勸他，說養驢沒意義，他決不舍棄，反倒揮著紅纓長鞭，趕著高頭大“驢”，讓毛驢車成了村中獨一無二的風景。之所以稱為“風景”，是因為別出心裁，他的毛驢車有倒車鏡，大卡車裝的那種，安在車轅處，視野極好，無論后邊發生了什么，他不用回頭，便一目了然。
對于李林凱的“整景”，村里人一笑了之，一旦需要趕集拉貨，便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毛驢出租車”，這也是廣告效應。所以，拉貨賺的錢，基本上能供得上毛驢的草料。盡管李林凱的叫驢驢高馬大，有的是力氣，他還是舍不得遠途運輸，超過六公里，花多少錢雇車，也不去。原因是，他的叫驢是種驢，主要收入來源于配種，不能讓驢損耗精力。
方圓幾十里，再也找不到這么好的種驢，尤其是肉驢飼養戶，都渴望著幼驢速成，沒有個高大的種兒，小毛驢怎能長得快？更多的時間，李林凱是空趕著驢車，帶著他的叫驢，到處“談戀愛”。叫驢很有感染力，只要昂揚地叫幾聲，返春的母毛驢便丟了魂，碰到面，立刻掉腚順從。
然而，只有一次例外，卻產生了意外。
村里，除了張國語家的騍驢與之遙相呼應，就沒有第三頭驢了。張國語家的驢，一輩子走在磨道，只會左轉彎，想走直道，必須有人牽著，否則，就習慣性地自我轉圈。盡管如此，并不妨礙毛驢返春，春風蕩漾的季節，驢頭上的蒙臉布都蒙不住騍驢的躁動，它不再穩穩當當地走在磨道，或急或緩，或掙或抖，不時地豎起耳朵，尋找叫驢的叫聲，豆漿也磨得粗細不均。
張國語對豆腐的要求特別苛刻，毛驢的不專心，影響了豆漿的質量，他本來很生氣，卻不敢打毛驢，打出塵土，會臟了豆漿。想一想，便也釋然，驢也需要生理滿足，也需要他“善解驢意”。況且，他也有意讓家里的毛驢更新換代了，于是，他便找到李林凱，想給兩頭毛驢拉郎配。
李林凱不想接這單生意，張國語和五組的組長處得挺僵，組長和李林凱是磕頭兄弟。五組組長和張國語結了很深的梁子，如果李林凱和張國語交往過密，磕頭兄弟肯定會和他翻臉。
事情的起因是張國語家的水井，五組的人除了張國語家，個個都是大黃牙，那是水中含氟造成的。五組組長夸下海口，給全組人安自來水，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成，雖說張國語家獨居在一里之外，但大家愿意掏錢修管道。
不愿意的是張國語，甜水井是他家的命根子，抽干了他家的井水，拿啥做豆腐？盡管許多人做張國語的工作，稱地下水是集體資源，張國語沒資格獨霸。武維揚也以村支書的角色，給他施壓，稱五組人給他的水井管理費，不會少于做豆腐的收入。張國語只用一個字解決，滾。
五組安自來水的事情就這樣擱淺了，條件好的人家，怕孩子牙黃，買桶裝水喝。有人發誓，一輩子不買張國語家的豆腐。可是發誓歸發誓，真的饞起豆腐，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還是忘了誓言。
張國語求李林凱，讓他家的叫驢配種，出了雙倍的價格，李林凱依舊搖頭。急得張國語直喊，你嫖娼花多少錢，我給你多少。嚇得李林凱捂住了張國語的嘴，這是隱私，除了一塊干壞事的人，沒幾個人知道，可見人們在豆腐坊里，無話不講。
李林凱答應下來，給的確確實實是人驢同價。
真的把兩頭毛驢拉在一起，卻不是想象的那樣如饑似渴。兩頭驢只是交頸摩挲打轉轉，叫驢不聞騷，騍驢不掉腚。李林凱一時性起，強行干涉兩頭驢的“愛情”，叫驢也是一時性起，第一次悖逆主人，尥起了蹶子。
不偏不倚，叫驢的后蹄子一下子踢到了李林凱的太陽穴上。李林凱當即仰面朝天，氣絕身亡，終年五十五歲。從此，腦袋被驢踢了，在別的村是愚蠢的代名詞，而在五龍村卻是真實的存在。
踢死了主人，叫驢被賣了，躲不開被屠宰的命運。騍驢的命運也好不到哪兒去，每每想到李林凱因為自家的毛驢而死，張國語覺得晦氣，再也不用它拉磨了，也賣了。
辦完喪事，李林凱的兒子在村里沒法再待下去了，爹去世本來是一場意外的悲劇，卻讓別人指點成了喜劇，常有人指著他的后背說，被驢踢死的李林凱的兒子。
反正在村里賺不到錢，李林凱的兒子立馬出去打工，一走就是五年，過年都沒回來。新冠肺炎疫情剛剛暴發時，村里打電話，問他在哪兒，他煩。直至疫情斷斷續續延續到了第三年，他所在的城市也遭遇了疫情的襲擊，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才被迫返鄉。
剛才，給武書記打電話，沒完沒了地磨嘰返還父親的新農保，肯定是憋得沒錢花了，否則誰愿意提及傷心往事。好在新農保返款，沒有時限，村里僅僅蓋個章而已，武書記的腦袋沒被驢踢過，不會為難他。
?
其實，張國語在事情過去之后才頓悟，動物之間也是有情有義的。別人不知道，他是知道的，兩頭毛驢是母子關系，驢不欺母，人家不想亂倫，才強烈反對“亂點鴛鴦譜”。犯錯誤的是人，不講“驢道主義”的也是人，強行讓兩者之間發生關系，不踢你才怪了呢。李林凱死得好冤，臨死還落下個笑柄。
可憐的兩頭毛驢，太計較“亂倫”了，《婚姻法》在牲畜界沒有法律效力，就因為這一蹶子，雙雙上了屠夫的案板。
沒有毛驢拉磨了，張國語和其他村的豆腐匠一樣，買了個電磨，一分鐘的效率超過石磨一小時，還騰出豆腐坊的可用空間。可是，產量高了，豆腐渣少了，豆腐的口味卻差了，再也找不到從前的感覺，不香不嫩也不滑膩，平庸得和白家洼市場上買的沒啥區別。再也沒人肯天不亮排著隊，到他家買了，也沒人想吃豆腐非得等到第二天。
軸人張國語果斷停產，直到恢復了石磨豆腐，才漸漸地攏回了村民，讓大家重新贊佩，還吸引來了附近的白家洼子等村人，大老早地開車到五龍買豆腐。
武書記講到這里時，我產生了個疑問，石磨豆腐，靠的是一圈圈拉出來的，張國語家沒有驢了，拿什么磨豆腐？難道他們夫妻倆輪換著推磨？我知道人推磨有多累，十圈八圈還可以，推上幾個小時，六十多歲的人了，不累壞也得累癱，那是不可持續的。
用傳統石磨做豆腐，如何獲得動力來源？謎底是不經意間打開的。
早晨五點，天剛微亮，我和武書記已經站在村中間的高臺上了，和每天一樣，武書記開始打開群聊視頻，察看護林防火員誰還賴在被窩，誰已經到崗防火了。此時，清明節已過去好幾天了，緊繃的弦開始松弛，有一多半的人提出，中午不到村部吃飯了，言外之意是嫌武書記摳，沒有酒，也不添個硬菜。
突然間少了這么多人，豆腐訂多了，剩下總歸是浪費，總得提前告訴張國語一聲。武書記沒打電話，也沒發微信，指揮著我開車下高臺，顛簸著奔向敖包溝的山坳。
溝里還沉浸在黑暗中，我打開大燈，在凸凹不平的車轍間擰著我的車轱轆，直到溝的最深處，拐上一座平臺，武書記告訴我，張國語家到了。我看到，他們家的屋裹著云霧，雖然燈火通明，卻看不到燈在哪兒。豆腐還沒做好，屋外邊已有好幾個人在等候了。
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這么破的路，豆腐居然不愁賣。
只是取消訂數，干嗎非得登門相告，信息如此發達，手指頭碰碰手機，啥都搞定了。我知道，趁著防火不再迫在眉睫，武支書帶我來，就是要滿足一下我的好奇心，看一看張國語的豆腐到底是咋做出來的。
進入云騰霧繞的豆腐坊，我仿佛進了仙界，張國語也成了豆腐神仙。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我琢磨許久的石磨，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讓毛驢下崗的，居然是一輛電動自行車。張國語的異想天開，不亞于當年李林凱的毛驢出租車。
磨道還是從前的磨道，毛驢踩凹的那一圈痕跡還在，一輛電動自行車被捆綁在從前毛驢的位置，繼承著毛驢的方向與速度，不徐不疾地轉圈兒。雖說畜力驅動改成了電力驅動，但結果卻與電磨大相徑庭。
張國語的改良，既沒丟掉傳統，又提高了效率，真是高手在民間啊。
盡管武書記介紹了好幾句，我是駐村第一書記，張國語依舊濾包熬漿，云里霧里地忙，根本沒屌我。賣完豆腐，他還得趕去膨潤土礦，沒時間扯閑。當武支書說到少訂一盤豆腐時，張國語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兒，急得就差伸手打人。別看豆腐坊生意小，那也是訂單經濟，突然間退了一盤豆腐，意味著他要等零散的客戶，會耽誤上班時間。
軸人張國語每天能多做一盤豆腐，那是給了武支書天大的面子，突然退貨，對于精致到每一粒豆子都要拉細的張國語來說，就是不守信譽。武支書沒把退貨當回事兒，云霧中也沒看張國語的臉色，重復一句，周書記的官兒比縣長還大。
張國語終于停下了手里的活兒，亮出大嗓門，只說了兩個字，出去！
我突然意識到，官本位在村里屁都不是，在張國語的眼里，我和武支書連一塊豆腐都不如。豆腐能抗餓、解饞、聯絡鄉情，豆子一個粒是一個粒，決無誑語，而我們卻讓他破了規矩，多做了一盤豆腐，給他一成不變的生活帶來了麻煩。
訕訕地離開豆腐坊，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在反思，盡管我很努力，努力的結果，或許就是從前的毛驢，時過境遷的產物。村里人能讓毛驢下崗，不理我，與讓我下崗何異？
第一書記，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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