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歷史互為參照。文學見證歷史，并以自身的方式建構出“歷史”，歷史則以其總體性、結構性力量，規范著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乃至發展的道路、方向和樣態。時變、世變引發文學變革，是人類文學發展的常態，所以古人有“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論述，王國維和胡適則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之類的說辭，所闡發的無外乎是文學與歷史、與時代共進退、同命運的關系。
“文變”及其背后的動力機制
新時代的中國文學如何應對、回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大變局中，新時代的中國文學如何重塑其自身？這個問題值得深思。考察人類文學史上的各種“文變”，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有識之士敏銳感知到時變與世變，認識到文學脫離歷史現實，因此主動求變，典型的如現代早期黃遵憲、梁啟超、胡適、陳獨秀、魯迅等推動的“文學革命”；另一種，是在時變與世變之下文學自身的自發生變。從近些年中國文學發展情況來看，文學內部自發生變的情況自然不在少數。按照我的歸納，大致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是“后退”。就是不少作家作品，在觀照世界的方式、題材主題、審美取向、藝術技巧等方面，逐步向中國的傳統文化、文學回歸，典型的如賈平凹的《山本》《老生》《秦嶺記》、王安憶的《天香》《考工記》、阿來的《云中記》等。第二種是“下潛”。大批作家向“地方性”的歷史和經驗生活下潛，創作出諸如《敦煌本紀》（葉舟）、《喝彩師》（周新華）、《河套平原》（向春）等具有鮮明地域風格的作品。這些年，“新南方寫作”“新東北寫作”“新浙派”“邊地文學”等概念的提出，便是“地方性寫作熱”的鮮明體現。第三就是“新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崛起。出現諸如《繁花》《人間世》《應物兄》《家山》《天漏邑》等大批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
但是，時變、世變之下，文變不可能單純指望文學內部的自我調適，還應該有相關文學組織的愿景規劃和理論評論界的理論引導。人類文學史上，那么多冠以“運動”之名的文變，哪個不是人們合目的地加以規劃、引導的產物？如果沒有有意識的引導和有目的的推動，就沒有唐代的古文運動，就沒有五四文學革命，就沒有西方的文藝復興。之所以強調新時代文學的自我變革，是因為大而言之，文學是人類文化、文明建構的重要載體和形式，乃至是國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而言之，文學擔負著認識這個時代、參與這個時代建設的重要責任。倘若作家、理論家、批評家們沒有與這個時代相匹配的觀察力與思考力，自然就無法認識這個時代，就無法深刻地書寫這個時代。文學有多種定義方法，但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的感知力，在感知的基礎上，人們形成自己的情感、態度、觀念、價值、審美，才有文學。正是如此，文學不單是“語言的藝術”，更是“感知的藝術”。
漢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新時代文學之“新”，來自于新時代之“新”。要想深刻地理解這兩種“新”，我們或許需要足夠的時間，因為我們畢竟還正處在這個歷史的變局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時下的中國，就外部環境而言，正處在世界全球化進一步調整、新的國際地緣政治和國際秩序正在重構的進程中，中國內部的科技革命、工業革命，制造業和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正在改變“歷史的中國”，重塑著“中國”自身。民族復興、中國式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正是基于歷史新階段和世界新格局提出的新命題。
正因為如此，新時代文學迫切需要的是作家、批評家、理論家們的文學思想資源更新。通過文學思想資源的更新，改變作家、批評家、理論家們“觀”世界的方式，通過“觀”世界的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改變，形成新的世界觀，形成對新時代的感知和識斷。
文學思想資源更新與“三大傳統”
文學思想資源更新是個大命題，如何更新？更新什么？顯然并非一篇短文所能回答。然而，人類文化和思想的創造，無外乎就是繼承、借鑒和創造三種路徑。新時代中國文學的思想資源更新，同樣離不開繼承、借鑒和創造。它需要面對三個傳統，處理好三個傳統之間的關系：第一個是中國古典文學所包含的傳統思想資源，第二個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學所形成的現代思想、美學傳統，第三個是西方文學所內在地包含的思想、美學傳統。
在這三個傳統當中，優先考慮的應當是創造性轉化中國古典文學的思想資源。每個民族的文學，都有自己的文化哲學根基。這個文化哲學根基是這個民族文學的靈魂，是作家觀照天地、萬物，觀察世道、時事與人心的基本出發點和基本立場。傳統的中國社會，受農耕文明影響，形成我們哲學上的“天人感應”“天人合一”思維，和政治上的“天命”觀。此文明滋養出的中國古典文學，有其獨特的思想與美學魅力。天下合于“一”，所以有陸游的“但悲不見九州同”，有《三國演義》的“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與地、人與神、人與物、物與我等，皆處在一個巨大的同一性之中，可以相感通，所以有“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樣的詩句。中國文學外推內求，舒朗健闊，憑欄處便是無限江山，登高時便有天地山河的壯闊，這些都是中國文學特有的魅力和獨特妙處。早在《詩經》階段，中國文學就有“比”和“興”。中國的古典文學，不僅是“社會的”和“人的”文學，更是“天地的”文學，有文化，有大生命和大哲學，有大智慧和大格局。所以，中國文學中，有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中“念天地之悠悠”之蒼茫和遼遠，有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投向時間與空間時所產生的“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亙古疑問……
從人類文明形態及其演進來看，農耕文明或許不及工商業文明那么“高大上”，但是文明的好壞與高低，并非以演進的順序和時間來區分。農耕文明中，人的生命是接天地靈氣，極富靈性的。中國古代的智者和隱者，多以“耕者”形象出現，“耕讀傳家”是儒教文明中的著名家訓，“漁樵閑話”更是貫通著通透的歷史智慧。中國古典美學中，漁、樵、耕、讀的詩學形象，是智慧與詩意的寫照。
新時代的中國文學，需要一場“文藝復興”，需要多向度、創造性地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道德、審美魅力。100多年前，胡適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那時的文藝復興是往外求，而新時代的文藝復興，則必須是以向內求，向中國的文化傳統、自家文明的內部求為主。這不是文化、文明上的民族主義心態，而是基于歷史、現實和中國文學發展的考量。而創造性地轉化傳統，另外一點則是要破除近現代以來“現代化理論”的迷執。不管怎么理解“新時代”，新時代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這是不言自明的。眾所周知，晚清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在西方殖民主義的影響下，一些人被動地形成某種偏執的現代化理論，以為西方的才代表著“文明”，而西方之外的則是“愚昧”“野蠻”與“蠻荒”的世界。“現代化與文化傳統問題”，構成現代中國作家認識中國、書寫中國的重要思想結構。這一思想結構形成的一個基本預設，就是中國是“前現代化的”，而中國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我們的文化傳統，所以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就必須解決中國的文化傳統問題。現代中國文學，“反傳統”“非儒反孔”等思想，曾幾何時構成了現代性的主流。在這個思想結構主導下，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特別是鄉土書寫、農民書寫，大多采取一種批判的視角。不可否認，這樣的書寫，特別是“國民性批判”，有時代的合理性，也有助于深化人們對現實弊病的認知。但與此同時，鄉村、農民多數時候都是被觀念所遮蔽、所扭曲的，很多作家的作品寫出的是各種觀念濾鏡下的鄉村與農民，缺乏文化滲透性和歷史真實感。
這樣說并不是否定現代中國文學和思想傳統，而是說，新時代的作家，需要跳出現代看現代，跳出中國看中國，跳出當下看當下，需要站在一個更高的歷史起點和文明視點看中國和中國的現代化。過去我們一直說“古今中西之爭”，事實上，中西之間也好，古今之間也罷，都不是純粹的“爭”和“沖突”，它有匯通、融合的可能。新時代中國文學的思想資源更新或重組，更重要的是立足匯通與融合，立足于“擇優”和解決當下問題。這就需要新時代的作家有大的文明視野、歷史視野和深刻的洞察力。
晚清以降，中國因為被動挨打，逐漸從古老的“夷夏之辨”轉換成“自我夷視”，認為西方強，所以西方的文明、文化、文學就強。清末民初開始，中國文學全面移植西方的文學觀念、理論話語、文體分類、經典標準、敘事技巧、修辭方法等。100多年時間，幾乎體系性地完成對中國文學的改造，以致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出現許多莫名其妙的作家稱號，如“中國的福克納”“中國的卡夫卡”“中國的博爾赫斯”“中國的馬爾克斯”等等。事實上，世界文學的版圖既然有了福克納，既然有了卡夫卡，何須再來一個“中國的福克納”？還要一個“中國的卡夫卡”？中國文學對于世界的意義，只能是貢獻出中國的李白、中國的曹雪芹、中國的魯迅等，而不是其他。
以古鑒今，對寫作主客體進行“重建”
站在全球的視野看，國與國、地區與地區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二十世紀以來，早期的種族沖突，冷戰時期的制度之爭，后冷戰時期的文明之爭，意味著文明的征服、文明的消失就是國家的被征服與國家的消失。中華文明數千年，有其生生不息的活力。新時代中國文學思想資源更新與重建，必須要回到浩蕩的中華文明史中。以古鑒今，我以為今日中國文學思想重建，需要向傳統學習的地方很多，特別有三點，更是當下之亟需。
第一，是“文學”觀念問題。中國古代的文學，是禮樂教化，是天下文明。進，可治世，致天下太平；退，可純凈心智，陶冶情操。曹丕《典論》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不是夸大文學的功能，而是中國的文學包羅萬象，經學、史學、倫理、政治、學術等，無所不包，自然就有經世濟時的業力。而時下的中國文學，受西方文學觀念和分類觀的影響，對“文學”的認知嚴重收縮。特別是散文，從古代包羅萬象的“文”，因應西方的“esay”觀念，演化成今日抒情性的隨筆、美文，早就失去它“經國之大業”的功能。
第二，是“作家”的養成問題。傳統的中國，“作家”身份并不獨立，沒有職業作家；作家的閱讀和訓練與今日作家完全不同。但是，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統，和儒、釋、道互補的文化系統的滋養，中國古代作家的才干、操守和風骨可彪炳史冊者甚眾，像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杜甫、蘇軾、范仲淹、辛棄疾、陸游、文天祥等，或遺世而獨立，或位卑未敢忘憂國，或先天下之憂而憂，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古代作家多心懷天下，有干世之心和治世之才，所以他們的知識結構的豐富性或許不及現代作家，但對社會的影響卻超出許多現代作家。回過頭看當下中國作家，他們的寫作技術、修辭能力或許遠超出古典作家，但胸臆、境界、情懷、格局和氣象等，皆不可與古代作家等量齊觀。這當然是“文學”專門化和作家職業化的結果，但如何增益作家的觀世、明世乃至入世的能力，何嘗不是提高文學創作水準的應有之義？
第三，是寫作的“域”的問題。傳統中國文學，寫作的域很寬，作家把自己放在天地宇宙之間，天地玄黃、日月山河、草木鳥獸、歷史社會、世道人心等，皆可入詩文，所以中國古典文學有其鴻蒙大荒的恢宏氣質。現代以來，因為富國強民思想使然，中國文學的重心開始向社會與人轉移。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力主打倒“山林文學”，建設“社會文學”。“現實主義”“文學是人學”觀念，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主流觀念。上世紀80年代以降，隨著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的輸入和國內先鋒文學的崛起，文學“寫人學”一頭扎進“人性”描寫的藩籬中。多數中國作家想不到，西方作家寫人性的背后是基督教傳統，和資本主義發展導致的人性敗壞，他們的人性描寫有其文明邏輯和現實必然性，而中國文學并沒有這樣的文明邏輯和社會必然，作家們只是從寫作觀念上接受了所謂的“人性”描寫，所以寫起人性來，都是按照獸性、動物性來寫，怎么低級怎么寫。殊不知，中國傳統文學并不是沒有“寫人學”，只不過，中國文學因為文化傳統問題，是將天道、世道、人道放在統一性中去把握的，中國文化傳統哲學中，“率性之謂道”，“性”是與“心”“命”“理”“道”等概念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國文學突出的是“人心”描寫。心即是道，道即是心。“人心”的把握顯然比“人性”要高級。因此，當下的中國文學，在寫作對象上，要拓寬自己的域，除了社會與人，除了人世的風景和人心的風景，還是需要回到中國文化的大道，向更廣闊的天地自然的空間拓展，敬天、敬地、敬萬物，把世間風景和人心波瀾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
總的來說，新時代文學之“新”，其根本不在新形式、新文體、新題材、新語言、新修辭、新風格，而在新思想、新哲學、新視野、新高度、新意境、新氣象。新時代文學需要通過思想資源的更新和重建，進一步打通文學與天地宇宙、世間萬物、社會歷史、天道人道、文化文明的關聯，開闊新時代文學的新氣象。
（作者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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