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周前，我在寶石山上見到張翎。
杭州的暖冬里，她與我的同事張瑾華（作家蕭耳）、純真年代書吧主人朱錦繡拾級而上，談笑風生。新書分享會還有幾個小時才開始，大家面朝西湖坐下來閑聊。張翎和朱錦繡是溫州老鄉，還曾是高考補習班的同學，氣氛愉快而放松。
當時，關于張翎新作《歸海》的討論，正如一陣季風一樣，從北京、上海，一路刮到杭州、溫州、寧波。
《歸海》是有話題的。
雖然旅居加拿大三十余年，但《歸海》卻是張翎首次使用英漢雙語進行寫作。作為暌違六年的新作，張翎說，六年里自己寫下了英漢兩個版本，所以，節奏也還不算太慢。同時，《歸海》也是張翎繼《勞燕》之后，“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中篇，自然也給人以承上啟下的遐想。
《歸海》從寓居加拿大的中年女性袁鳳的視角出發，探尋其母親袁春雨的一生。從故土到他鄉，再從他鄉回歸故土，母親生命的河流千回百轉，終于歸入大海，她的一生見證了戰爭災難中人性的堅韌和力量。小說繼承張翎對災難、創傷及其療愈等話題的關注。
再次翻閱《歸海》，我的內心升騰起一個巨大的疑惑——我們真的了解自己的親人嗎？那些業已發生、秘而不宣的家族往事，也像落入蚌殼的沙礫，折磨著我的好奇心。
以下是潮新聞錢江晚報對張翎的專訪：
【“戰爭的孩子”與年齡無關】
潮新聞：您在加拿大曾經做過十七年聽力康復師。小說中袁鳳的丈夫喬治同樣是這個職業。這應該不是一種巧合？您曾說，在您的職業生涯里，遇到各種從戰場下來的退役軍人，這是否構成了《歸海》的創作靈感？
袁春梅、袁春雨、阿富汗少女阿依莎……小說中，經歷過戰爭的人總會留下無法消除的創傷，著重突出了“戰爭溢出物”這一概念。您怎么理解這一概念？
張翎：把喬治寫成聽力康復師，肯定不是巧合。我把我曾經的職業安在喬治身上，這就給我的寫作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一個作家在寫熟悉的生活時，自然會更有底氣。書中涉及到那些診所的場景以及和阿富汗難民阿依莎的交集，寫起來很自然，因為那就是我在診所工作時的日常。當然，喬治的故事和我個人的故事并無交集，他是我虛構的人物，只不過在這個虛構人物身上，我使用了一些真實的細節。
我做過十七年的聽力康復師，在我的病人中，有一部分是退役軍人，還有一些是從世界各地涌來的戰爭難民。我親眼見證了戰爭和災難在他們身上留下的印記。他們讓我開始思索“創傷”這個話題。戰爭和災難是事件，是有時間性的，有開始有結束；但災難帶來的后續影響，是事件的“溢出物”（spillover）無人能預測它會在一個人身上存留多久。災難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個城市，它的“溢出物”更是可以輻射流淌到世界的任意一個角落。正好有一片，就流到了我的眼皮底下。這些經歷帶給了我充沛的寫作靈感。我偏愛我的母語文化，所以忍不住把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移植”到了自己的民族歷史中——此生我大概永遠也無法擺脫書寫故土的欲望。
潮新聞：《歸海》探討了戰爭帶給人類長久的、后續的影響。《歸海》作為“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能簡單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系列嗎？
從《余震》《勞燕》開始，“戰爭、災難的創傷故事”一直是您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您覺得“創傷”本身是否有意義？如果有，是警醒還是救贖？
張翎：“戰爭的孩子”三部曲的計劃，是在我動筆寫《勞燕》時就已經產生了的。之所以叫“戰爭的孩子”三部曲而不是“戰爭三部曲”，是因為我并不旨在正面書寫戰爭（這樣的作品已經很多），我想寫的是戰爭遺留的后續影響。這個“孩子”，可以是任何一個被創傷殃及的人，和年齡并無直接的關系。原來的計劃是在十年里完成三部曲，現在六年過去了，已經完成了兩部。第三部應該能在計劃之中完成。
“創傷”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著戰爭和災難，創傷就無可避免。假如人們能透過災難的表層，看到潛藏的創傷，并正視創傷和修復的多種可能性，那么，探討這個話題就是有意義的。
潮新聞：《歸海》創作過程順暢嗎？您上次說您晚上不做腦力活動，您日常寫作的狀態是什么樣的？能透露一點下部作品的信息嗎？
張翎：真正進入《歸海》的寫作階段，應該還算順暢，因為比較大的挑戰，都已經在前面的調研、采風、框架設計的過程里經歷過了。和我以前的寫作歷程一樣，一進入寫作階段，就感覺“山峰”已經越過，接下來雖然還是辛苦，但最難的階段已經過去。
處于寫作階段時，我一般一起床不吃早飯就開寫，寫累了就吃一頓早/午餐，下午稍稍休息一下再寫一小會兒，一般一天不會超過5-6個小時。到了晚上就不再寫，而是做一些補充“營養”的事，比如閱讀、和朋友交談、看電影看戲、甚至玩牌。
下一部作品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主題類似，情節不同，尚未開寫，所以也沒有具體的信息可以透露。
【當水遇見水，折射出女性的堅韌】
潮新聞：從書名說起，小說中，《歸海》這個書名來自丈夫喬治的一次夢境：奔流向海的河流，在他的夢中是復數的……它們相遇、碰撞、粉身碎骨，然后相融，變成一條更大的河流。現實中，《歸海》這個的書名從何而來？
張翎：書中喬治的這個夢，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在寫英文版《歸海》時，文稿早已完成，并進入了編輯階段，我卻遲遲還沒有想出合適的書名。編輯催了我數次，我前前后后想了十幾個書名，現在回憶起來，每個書名里面都帶有“水”的蘊意。有一天早上五點半，在半夢半醒的朦朧之中，一個書名突然闖進我的腦海。我害怕忘記，從床上跳躍而起，赤腳去找紙和筆，把它記錄了下來——這就是后來的書名Where WatersMeet。這件事實在有點詭異，我就忍不住把它寫進了書里。
后來的中文書名《歸海》，就是從這個英文書名演繹而來的。《歸海》包含著母親最終魂歸故里的蘊意。但英文書名中Waters是個復數，除了隱喻母親骨灰的去向，還象征著母女二人沿著不同的水域一路走來所留下的生活軌跡、喬治和菲妮絲兩條生命之河的交匯交融等等。中文書名里很難體現復數，所以我覺得英文書名的內涵可能更豐富一些。
潮新聞：從《勞燕》到《歸海》，您在創作中都以女性為主角，特別關照了女性對于戰爭傷痛和恥辱的隱忍，以及她們如水般堅韌的生命力，這是您近年來創作的重點嗎？
張翎：《勞燕》和《歸海》都談到了戰爭中的女性。對于女性來說，除了承受戰爭帶給每個人的普遍創傷之外，還要蒙受獨屬于女性的恥辱。這個恥辱除了戰爭本身強加的，還有社會傳統文化偏見所起的作用。這種恥辱往往是無從辯解，一生也不能擺脫的。在我們傳統的戰爭文學里，女性大多是缺席的。我想把關注點放到這群被忽略的人身上。當然，作為女性作家，寫自己的同性，總是更容易產生深刻的同理心的。我的女主人公把生命的氣血節省著用，在別人使用情緒的時候，她們使用耐心，她們熬過了各種逆境，是幸存者survivor。我把她們比喻成水，不過不是賈寶玉嘴里那些玉潔冰清的女孩子那樣的水，而是流過各種地形的污泥濁水。她們滋養他人，保守自己，是我心目中具有強悍的生命力的人。
【不忘記母親就是不忘記歷史】
潮新聞：小說中對“母親”袁春雨這一形象的人物塑像極其深刻。她以最隱忍、最低的姿態熬過戰爭的創傷，但為了女兒一次次地冒險、爆發。
您說“亂世中只有一種人是不可以死的，那就是母親。”
“母性”似乎不僅是女性力量的來源之一，也是人性最柔軟的角落。春雨在面對毫無人性的日本軍官小林時，也唯有“母親”能在他鐵石心腸中裂開一條縫隙。母親對人類跨越文明、立場的恒久影響；不忘記母親，就不會忘記母親身后攜帶的歷史，這是您想通過小說所表達的嗎？
張翎：人類文明最大的敵人之一就是群體的健忘。健忘、缺失反省是人類歷史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轍的重要原因。只要個人不遺忘，就不會有群體的遺忘。但是抵抗群體遺忘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只是一個小說家，承擔一個如此重大的社會話題，并不是我能夠勝任的，我只想盡量認真地把靈感化為可信的故事和人物。我挑選了母親春雨作為我的主人公。袁鳳沒有在母親身后忘記母親，袁鳳沿著母親留下的蛛絲馬跡來探索母親走過的路。對袁鳳來說（可能對我自己來說也是如此），不忘記母親就是不忘記歷史，因為母親身上攜帶著一個世紀的歷史。
潮新聞：“從無知到知情是一條單行道，一旦進入知情，沒有人可以再退回到無知。”“真相有價。一只毀壞的蚌殼，就是珍珠的代價。”
或許，現實中，我們付出殺死一只“蚌”的代價，也可能無法獲得“珍珠”。
我們真的有能力了解我們最親密的人嗎？創作《歸海》之后，您是否有全新的感受？
張翎：走向“有知”是有代價的，因為這個探尋的過程是單行線，不可逆轉。一個人是有選擇的，他可以蒙著耳朵，繼續過“無知”但安全的日子；也可以冒險前行，打開蚌殼，尋找珍珠。毀壞的過程很疼，如你所說，即使打碎蚌殼也不能保證里面有珍珠，甚至還有可能找到一團淤泥。但人的內心存在著好奇和探險的天性，這個天性是無法以理性阻擋的。這個天性推動著社會不斷挑戰極限、發現新的區域、拓展認知疆界。破碎和毀壞是人類為自己的探索欲必須要付出的代價。
寫完《歸海》，我加倍珍惜掩藏在我們前輩身上的歷史，也深感遺憾年輕時沒有去認真探求那些本伸手可及的蚌殼——它們已經隨著親人的離去，永久消失。我們本該有能力了解我們最親密的人的，阻擋我們的是怯弱、懶惰、還有對一時安逸的貪求。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我們要去深深了解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和其他親人，他們是我們了解自己、切入歷史的最好入口。
【結構與寫作的雙重“挑戰”】
潮新聞：《歸海》這部小說結構上很特別，通過“歸海”探尋真相的袁鳳（菲妮絲）和丈夫喬治的郵件往來引出六個章節的故事，仿佛拼圖一樣完整地拼接起整個故事。
袁春梅、袁春雨姐妹是戰爭的受害者、袁鳳和喬治是謎團的探索者，您上次分享時說，這部作品著力最多的就是結構，這種兩種視角交替敘事的結構，是否是創作上的一次探索？
張翎：對我來說，寫作《歸海》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構建小說結構：如何把過去和現在、溫州和多倫多、母親和女兒這兩條線索編織成一個相互呼應的故事整體，并且在時間線的安排上保證那些構成故事內核的“懸念”能夠維持到最后。所以我引進了電郵和回憶錄的方式，希望它們能在那些跳躍著的片段之間起到一個穿針引線的作用，使各個章節不至于彼此失去聯系，變成互不關聯的碎片。
潮新聞：《歸海》是您第一部用英漢雙語寫作的作品。先有了Where WatersMeet，后又寫了中文版的《歸海》。第一次嘗試用英文寫作，感受如何？用母語和英語寫作，有哪些不同？兩個版本的《歸海》是為滿足了中西不同語境的讀者嗎？文本內容區別大嗎？
張翎：我有過將近七年的正規英美文學訓練，用英文寫一部小說大概也不是一件特別艱難的事。但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卻一直選擇用漢語寫作。我選擇用母語寫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母語可以最貼切地表達我想要表達的情緒。對于一個小說家來說，只要他的第二語言經過了足夠的訓練，是完全可以勝任用第二語言構架小說情節的。但是情緒和氛圍卻是母語所賦予的一種特殊能力。母語像是一只蘸滿墨水的毛筆，只要有一張宣紙和一筒清水，就可以暈染出無數層次的灰。用母語我可以寫出傳神的境界，而使用第二語言，我卻只能停留在“達意”的層面。有過了“傳神”的體驗，我不滿足于僅僅停留在“達意”層面。所以這些年里，我一直堅持著用母語寫作。
這是我首次嘗試用第二語言寫作，自然遭遇了許多挑戰。首先是要過語言關。這還不僅僅是詞匯量的問題。在母語寫作里，我們選擇一個詞語時，不僅知道它字面的意義，也深知它詞底的褒貶、聯想、雙關、語氣等等更為微妙的內涵。我們是可以有意識地選擇一些詞語來建構語言風格的（比方說雅致的，粗魯的，直接的，委婉的）。而在第二語言里，我們雖然了解詞面的意義，但對詞底那些豐富的微妙的聯想卻失去精準的判斷，甚至不知道有些詞語能否構成一個統一的語言風格。我要在英語中找一個傳神的說法，就要比中文多花三五倍的力氣。寫作的過程是一個腦子永遠在尋找舌頭的過程。這個過程有些耗神，但一旦彼此找到，卻是妙不可言。英文詞是多音節的，能構成與單音節的漢語詞不同的節奏和樂感。這個探索的過程給了我極大的興奮感。
另一個挑戰是如何用英文表述一個非英語文化習俗的概念，并在詳述和略述中間作出選擇。一些對中文讀者很熟悉的事件，對英文讀者來說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但小說不同于學術論文，不能一味地添加注腳，因為注腳會影響閱讀的流暢感。于是我就把對背景知識的解釋，編織進入故事敘述之中。這樣做的風險，是偶爾會出現一些略顯臃腫的長英文句子。
我寫這部英文小說時，并沒有考慮出中文版本，所以這個創作思路是完全以英文進行的。但寫完之后，國內有出版社知道了，就鼓勵我出一個中文版。編輯堅持要我自己來寫中文版，她認為我的中文語言風格在讀者心中已經有了一些辨識度，換個人來做純粹的譯本會丟失讀者。于是我開始了中文版《歸海》的復雜再創作過程。我之所以稱它為“再創作”，因為它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一個部分重寫的過程。最主要的變動有以下幾點：背景知識的詳略重置。英文讀者對中國抗戰、抗美援朝以及后來的歷次重大社會變革的情況，所知不多，那么就要做詳細一些的描述。而對中文讀者來說，他們熟知這些歷史背景，在中文版里就可以簡略帶過。但反過來，書中涉及到加拿大生活場景的部分，英語讀者是相當熟悉的，而中文讀者就需要多一些解釋。
再者，中文版添加了一些符合中文讀者閱讀習慣的起承傳合的過渡段落。如果按照英文本直譯，中文讀者讀起來會感覺突兀生硬和不連貫。《歸海》的第一稿是直譯的，譯完后讀起來簡直慘不忍睹，我對自己的母語語言表述能力起了極大的懷疑。后來我就把英文稿扔了，完全在中文稿的底子上進行改寫。但兩個版本在故事框架和人物脈絡上基本沒有差別。
潮新聞：溫州－多倫多是小說《歸海》中喬治與袁鳳（菲妮絲）夫婦探索母親留下謎團的兩座城市。熟悉您的讀者都知道溫州是您的故鄉，多倫多則是您生活多年的城市。聽說您最近在溫州住了一段時間，能談談對故鄉近年變化的印象嗎？
張翎：變化自然是很大的，每次回到溫州，哪怕僅僅才離開幾個月，也能感受到很多的不同。不斷有新的路面、新的樓群社區、新的旅游景點出現。剛剛熟悉了的店面，再次回來就不見了，又有新的店面出現。朋友們的職位也處在不斷的變遷之中。新陳代謝的節奏，比多倫多快了許多倍。新的印象撲面而來，有時感覺應接不暇。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記憶中的故土是現代化步伐到來之前的那一片老城區。那些活色生香的鄰里故事，熙熙攘攘的街音，已經成為我故土記憶的底色。所有后來的變化，讓我興奮，但卻有些陌生。
【作者簡介】：張翎，浙江溫州人，海外華文作家、編劇，加拿大國家文藝基金、安大略省文藝基金獲得者。代表作有《勞燕》《余震》《金山》等。小說曾獲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家獎，華僑華人文學獎評委會大獎（兩度），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香港紅樓夢世界華文長篇小說專家推薦獎等兩岸三地文學獎項。根據其小說《余震》改編的災難片《唐山大地震》，獲得包括亞太電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在內的多個獎項。小說被譯成多國語言。
記者 方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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