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明了文藝發展的一條定律：“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文化創造力。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文化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習近平總書記精辟歸納并著重強調了社會主義文藝創作必須遵循和恪守的三種基本價值取向：一是必須傳遞人民的心聲；二是必須反映時代的要求；三是必須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在我的理解和體認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以上三種價值取向，對于散文創作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人們常說，散文是一個民族的心靈史，指的是散文特有的文體的內傾性、自敘性以及作者的廣泛性和群眾性，足以傳遞一個民族立體的精神風貌與深層的意識流動，進而構成并彰顯其內在的人民性。因此，優秀的散文作品，理應以人民為中心。人們又說，散文是一個時代的回音壁，這是鑒于它在表達上具備的迅疾性、便捷性和非虛構性，能夠全面準確地反映社會的諸多變化和重要特征，傳遞歷史進程中的現場情境，這便決定了強化作品的時代感，當好社會的書記員，正是散文的內在要求。當然，散文也需要一種內容的縱深感和話語的超越性，這時，對歷史遺產的重溫和借鑒，對文化傳統的辨識與揚棄，就成為散文創作的應有之義和必然之舉。令人欣喜的是，以上三種價值取向在最近十年的散文創作中，都得到了深入貫徹與充分體現，并收獲了豐足的成果，從而在實踐意義上印證了其命題本身的科學性與真理性。
人民性寫作的再出發
新時代十年來，散文作家將筆觸鎖定普通勞動者，描繪其命運起伏，狀寫其喜怒哀樂，展現其精神光華，讓他們成為生活和歷史的主人公，讓文學體現出人民的光彩與屬性
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得益于整個文學大潮的推動，更得益于創作主體進一步的思想解放與觀念更新，散文創作一直延續和發展著已有的繁榮與興盛，散文創作隊伍持續壯大，優秀的散文作家和精彩的散文作品頻頻出現，整個散文創作領域郁郁勃勃，一派生動活躍，健康發展的良好局面。
一大批從新時期步入新時代的散文作家，繼續保持了飽滿的創作熱情和執著的探求精神，不斷有文質俱佳的新作展示才情，嘉惠文壇：早年呼吁寫大事大情大理的梁衡，先是將主攻方向由政治歷史勘察轉向環境生態探詢，一部《樹梢上的中國》開啟了“樹以載史”“人文森林”的先河，近期又將筆墨灑向在時光中沉淀已久的青春閱歷和塞上記憶，把一種經過哲思浸泡的更為復雜、深沉和立體多面的人生經驗留給了文壇。一向在歷史文化領域孜孜以求的王充閭，于《國粹》與《文脈》之后，相繼推出了《王充閭回想錄》《譬如登山》兩部回憶錄，其中由生活、讀書和創作切入的娓娓道來，使讀者不但了解了作家的心路歷程與甘苦所在，而且感受到一個時代的文化潮汐與歷史心跳。梅岱在不長的時間里，連續發表《明斯克鉤沉》《忘不了的泰姬陵》《走進〈敕勒歌〉》三篇大散文，這些作品視野宏闊，筆力雄健，或玄覽國際共產風云，或解讀世界文明奇觀，或梳理民族歷史經脈，從不同的視角發掘歷史與文明的精華與精彩，貽人以豐厚的精神滋養。這期間以主要精力成就長篇小說的韓少功，仍有薈萃精品力作的散文集《人生忽然》問世。這部作品讀大地，讀時代，讀自己，鮮活的講述中貫穿著作家一貫擅長的敏銳觀察與深度哲思，許多觸及時代前沿的話題，如人工智能、文化迭代等，豁人耳目，啟人心智，散發出醍醐灌頂的精神力量。評論家南帆繼續成就自己的散文事業，先后捧出了記述鄉村體驗的《村莊筆記》、回望生命旅程的《與大江為鄰》、承載自己日常生活和歷史思考的《記憶之淵》等，這些作品筆調靈動、形象鮮活，保持了作家一貫的審美與“審智”互為成就的優勢，整體的散文世界愈發多維多彩，獨具魅力。
和以上諸位同場耕耘、共創繁榮的還有一大批各具風范的散文家。在陜北工作多年的老作家王巨才，主要從回望延安傳統、擁抱改革現實兩個向度上展開文思，出自其筆下的《凜凜高風訪故園》《夜來風雨連清曉》《壩上的云》等，承載著時代光影和歷史跫音，呼應著人民的意愿與心聲，堪稱渾厚大氣，境界深遠，啟人向上。陳建功的散文“京調”與“海派”之美融合，別有一番風度和韻味。肖復興的散文以老北京為地域背景，透過時光和記憶，或講述大院里蕓蕓眾生的深情厚誼，或打撈皇城根人文遺跡的來龍去脈，字里行間的平民目光和悲憫情懷，真切豐盈，感人至深。描繪巴丹吉林軍旅生涯，是楊獻平散文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作家又有《黃沙與綠洲之間》《沙漠的巴丹吉林》等新著問世。其灑向瀚海闌干的筆墨，既展現了自然景觀奇異的風采氣韻，又發掘出人民戰士獨特的性情氣質，一種剛健而柔軟、悲壯而寂寥的敘事風度相反相成，具有很強的表現力和沖擊力。還有卞毓方、劉亮程、鮑爾吉原野、彭程、蘇滄桑、葛水平、于堅、韓小蕙、王劍冰、龔曙光、劉江濱、陳蔚文、周榮池、閆文盛等，都不時有高質量的新作發表，顯示出經久不衰的創造力與影響力。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近年來先后去世的馬識途、程樹臻、葉廷芳、張守仁等老作家，即使在耄耋之年依舊筆耕不輟，都有美好的篇章留給了生命的晚晴。
在散文創作隊伍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有一種情形引人矚目且令人欣喜，這就是長期處于自在狀態的民間性、群眾性的散文寫作，得益于互聯網的空前普及和新媒體的強勢支撐，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繁衍空間，一大批經歷不同、背景不一，但同樣喜歡寫作的人們，立足于不同的生活基點，不間斷地加入散文寫作行列，促進了散文創作隊伍的持續擴大。目前，僅國家和各省市散文學會的會員已是數以千計，在網絡上以各種形式參與散文寫作者更是數不勝數。他們的辛勤勞動與豐碩成果，有效地推動了散文世界的持續繁榮，同時也使我們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民文學”的呼之欲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古今中外很多文藝名家都是從社會和人民中產生的。”人們目睹的業余作家的成長和發展，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與此同時，散文創作隊伍以往年齡偏大的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新鮮血液顯著增加，群體結構趨于合理，一大批中青年散文家在生活和寫作中迅速成長，思想認知日趨成熟，藝術水準不斷提升，呈現出異軍突起、“后浪”發力的可喜態勢：李娟的《羊道》三部曲和《冬牧場》，是綻放于作家生命之旅的藝術之花，其真實生動的描寫，不僅展現了北疆大地上奇異的自然景觀，以及作為游牧民族的哈薩克族迄今恪守和延續的風尚習俗，更重要的是將一種溫馨樂觀、超越苦難的筆調，一種“我”與“他們”悲喜同在、憂樂共生的情致融入其間，令人感同身受，流連忘返。塞壬的散文敘事，同樣建立在個人經歷的基礎上，筆墨則更多聚焦于由湖北到廣州的都市生活。從早些時的《匿名者》到晚近的《無塵車間》，作家寫城市變化，也寫個人成長；寫商界觀察，也寫流水線體驗，其場景時有變更，而貫穿其中的基本主題卻始終如一：人怎樣活著才更有質量、更有意義、也更有尊嚴。咀嚼著生活的艱難實現了人生逆襲的向迅，開始收獲成功的果實。繼《誰還能衣錦還鄉》《寄居者筆記》之后，《與父親書》以書信的形式塑造了一位性格獨特的父親，而且在父親的形象中融入了若干新穎的創作理念與審美追求，從而為散文如何寫人物拓展了空間和路徑。
此外，活躍于當下散文領域，已成為創作中堅的中青年散文家，至少還有阿微木依蘿、草白、周齊林、杜懷超、斤小米，劉云芳、羅張琴、朝顏、黃璨、劉梅花、許冬林、歐陽國等等。他們的作品在取材、手法和風格上固然各具匠心，各有靈妙，但一個基本的面向卻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將筆觸鎖定普通勞動者，描繪其命運起伏，狀寫其喜怒哀樂，展現其精神光華，讓他們成為生活和歷史的主人公，讓文學更體現人民的光彩與屬性。
高揚時代的主旋律
植根于并反映著一個時代主流生活和本質走向的主旋律散文，始終生機勃勃、風光無限，揮灑出強勁的生命力。其中，拍合著中國農業現代化鏗鏘步履的鄉土敘事和預示著中國未來發展方式的生態敘事承載了豐富的社會內容
隨著創作隊伍的擴大、作家視野的拓展，以及傳媒平臺的更新與遞進，散文世界在題材、主題、形象、門類等方面，愈發趨于繁復、繚亂和多樣，現代人多維多向、多姿多彩的內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得到熱情關注與充分展現。只是所有這些并沒有遮蔽、更不曾改變散文領域的基本事實：植根于并反映著一個時代主流生活和本質走向的主旋律散文，始終生機勃勃、風光無限，揮灑出強勁的生命力。其中，兩個宏大的主題承載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吸引著無數讀者。
一是應和著中國農業現代化鏗鏘步履的鄉土敘事。鄉土敘事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母題，也是近年來散文創作最重要最多見的基本題材之一。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精準扶貧到共同富裕，從品味鄉愁到山鄉巨變，所有這些，傳遞出今日中國鄉村變化的節奏和社會前行的樂章。
脫貧攻堅的號角吹響后，舉國上下一大批機關干部、科研人員和院校師生，競相深入鄉村，或掛職，或駐村，或支教，和當地群眾一起上演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鄉村脫貧攻堅的時代壯劇。陳濤曾在群山環繞的甘南小鎮擔任“第一書記”兩年，透過他的長篇紀實散文《在群山之間》，我們可以聽到一位扶貧工作者真誠的內心獨白，感受到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更能夠看到鄉村正在發生的變化：路燈亮了，道路修了，學校里有了助學團隊和課余文化活動，孩子們有了適合自己的圖書、玩具或器材，鄉民們喜歡的“浪山”活動也更加熱烈和精彩，整個山鄉生機勃勃。湖南散文家周偉熟悉農村生活，且長時間參與鄉間扶貧，出自其筆下的《駐村扶貧手記》《鄉村詞典》《在山鄉大地》等作品，以緊貼地面的敘述，寫農村和農民的特殊與艱窘，寫扶貧攻堅的艱巨和復雜，寫今日山鄉大地的巨大變化和美好前景，最終為扶貧脫貧留下了一幅幅堪稱原生態的生活剪影。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調研，并在那里發出了精準扶貧的號召。這一號召給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指明了方向，也給湘西和全國的扶貧攻堅事業注入了強勁動力。此后的5年里，彭學明先后八次到十八洞村采訪調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寫出了長篇紀實散文《人間正是艷陽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該書以富有現場感、畫面感和音樂性的文字，生動再現了領袖對人民的關心和人民對領袖的愛戴，寫出了十八洞村鄉親們脫貧路上的沖天干勁和勞動熱情，也寫出了湘西的綺麗風景與淳樸民風，從而受到了廣泛的好評。同樣聚焦十八洞村脫貧奔小康歷程的，還有已逝老作家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作品選擇了18個具有代表性的家庭或人物，從小切口入手，講述他們自強不息，克服困難，奮發創業的故事。其中扶貧工作隊隊長龍秀林、舍棄高薪回鄉創辦養殖場的女強人隆英足、村主任隆吉龍等，都兼備個人性格與時代投影，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和感染力，顯示出鄉村變革所需要的精氣神。
氣壯山河的脫貧攻堅戰，不單改變了中國農村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而且使當代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你看：河北大地上的林口鎮，原本圍著灶臺轉的婦女們，毅然走出家門，積極參與鄉村變革，并在實踐中逐漸走向成熟和自立，開始真正撐起“半邊天”（吳媛《鷂子河邊的女人們》）。一位年輕的鄉村婦女在丈夫失足被判刑的情況下，硬是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不但照管好了家中的老人、孩子和土地，而且用一百多封簡單卻誠摯的信件，鼓勵丈夫走出泥濘，重新做人，最終同出獄的丈夫一起，通過勤奮勞動，成為當地脫貧的示范戶（北喬《菩薩蠻》）。
中國鄉村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變化，應該是農民思想觀念的變化。請細讀江子的《回鄉記》：“我”的伯父，既是一位學有專長的中專畢業生，又是一個土里刨食的農民，由于種種陰差陽錯，他一生都在故鄉與“遠方”之間擺動與糾結，到了晚年，他明明把家安在了城市，但最終還是回到了心心念念的鄉村，此舉竟引發了不大不小的共鳴。這仿佛是一個寓言，意在提示人們：即使在都市化進程高歌猛進的今天，城市依舊不是所有鄉下人的必然歸宿，作為家園的鄉土還在期待兒女們的欣然回歸，再創輝煌。這是社會發展分工的必然，也是今天新農村建設的意義所在。
時至今日，農村的變革仍在繼續，在實現了小康之后，一場“新山鄉巨變”的大戲正在中國大地上隆重上演。余艷《黃金周黃金屋》、徐劍《跟著周立波寫人民》、周華誠《稻田敘事》、徐魯《山河兒女好看時》等，應該只是這場大戲的序幕，在不遠的將來，人們會同更多的精彩橋段不期而遇。
二是預示著中國未來發展方式的生態敘事。在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論的引領和推動下，我國的環保事業獲得空前重視和大力發展，以自然萬物為書寫對象的生態寫作，也迅速成為散文創作新的著力點和增長點，呼喚綠色發展，構建生態社會，上升為重要的散文主題，聚攏了一大批實力散文家，也催生了若干精彩的生態言說。
首先是多側面、多角度地講述人與自然對話的生動場景。阿來的散文常常聚焦川青藏大地上的綠色人文，從成都的物候到果洛的山水，從故鄉馬爾康澄澈的河流到遠方貢嘎山下漂亮的五小葉槭，其健朗而俏麗的筆墨深藏著作家對自然萬物的極度熱愛和獨特認知。正如作家自己所說：在高原行走時，“吸引我的不再只是其歷史，其文化……我也要關注這土地上生長的每一種植物。從此，不止是一個一個的人，而是每一種生命都成為我領受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學習對象。”沈念《大湖消息》是人與水交織而成的自然史詩，作家寫湖區生態，也寫湖區生存；寫“人給水出路”，也寫“水給人活路”；寫人對水的善意，也寫水留給人的悲傷。正所謂“天地間，水流旁，光影里，我始終會看到一個人，與自然萬物一起風雨同行，相濡以沫，堅韌生長。那又不僅是一個人，而是前赴后繼的一群人。”（《大湖消息后記》）艾平常年與呼倫貝爾大草原相伴，《聆聽草原》《隱于遼闊的時光》等新著，以清新亮麗的筆墨，揭示了綠野霜天的生態倫理，同時讓草原人特有的對自然萬物的敬畏、熱愛和眷戀躍然紙間。興安《在普者黑看見一匹馬》、王雪茜《流浪的鳥巢》、房子《獨居輝河畔》，都負載了豐富的環境信息和新鮮的生態畫卷，是讓人目光為之一亮的好作品。
其次，作家深入探討自然萬物包含的環境意義和生態價值。伴隨著人類環境意識的增長，作家們開始以更加深入、自覺和細致的目光打量自然萬物，努力發掘其中的豐贍蘊含。傅菲近十年來以主要精力創作生態散文，連續出版了《客居深山》《鳥的盟約》《靈獸之語》等一系列作品。這些作品對贛東北鄉村大地的多種生態現象進行細致入微的描寫，不僅具備聲像之美，而且不乏科學屬性，加之深切的人文關懷浸透其中，有一種感人的力量。李青松長期供職于生態環保戰線，這使得他對這方面的情況擁有更多也更深的了解，他筆下《萬物筆記》《北京的山》等作品，能夠將現場情境、專業知識和深層倫理融為一體，有一種豐富性和厚重感。簡默也將筆觸投向了生態自然，他寫花草，寫樹木，寫候鳥，寫昆蟲，不但捕捉其形態狀貌，而且注意考察這一切與人類生存的微妙關系，以致常常顯得靈動鮮活、生趣沛然。
最后，不少作家站在哲學高度審視大千世界的生態現象，探尋其中的客觀規律，反思人類曾有的狂妄和失誤。在這一意義上，一些具有學院背景或學者資質的作家覃思篤悟、厚積薄發，捧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其中如詹克明《空釣寒江》、楊文豐《病盆景》、王開嶺《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田松《警惕科學》、魯樞元《天地之中說聊齋》等，盡管切入點和關注點并不一樣，基本觀點也有明顯差異，但它們留給現代人的生態啟迪和環境教益，卻同樣振聾發聵，令人深思。
重在賡續與創新的歷史敘事
言他人之未言、之鮮言，成為歷史文化散文作家的自覺追求；以獨特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段完成歷史文化命題的推陳出新，是散文家的用力之處；賡續歷史文脈，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歷史文化散文肩負的時代使命
對于散文中的歷史敘事，盡管人們存在不同的認知和看法，但歷史文化散文創作的長期在場、歷久不衰，以及特定讀者群的深情擁躉，卻是不爭的事實。
近年來，屢屢涉足歷史文化敘事并不斷有新作力作問世的作家，可以排出一個堪稱豪華的陣容：張銳鋒、劉漢俊、李敬澤、李舫、祝勇、夏堅勇、陸春祥、穆濤、聶作平、蔣藍、胡竹峰、汗漫、詹谷豐、鄭驍鋒等等；一些在其他文學樣式的創作中成就卓著的作家，亦間或轉場歷史文化散文，且有頗具分量的專著問世，如張煒包括《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在內的“古詩學六書”、潘向黎繼《看詩不分明》之后的《人間紅樓》、何向陽的《澡雪春秋》《萬古丹山》等。
在我看來，作家意欲在歷史文化散文的“弱水”中“取一瓢飲”或許不算太難，只是要想在這條河流里揚起自己的一片風帆，則必須在“意味”（寫什么）或“形式”（怎么寫）兩個維度上，堅持探索創新，拿出屬于自己的東西來。而不少散文作家正是在這兩方面，表現出了自己的高超、敏銳與執著。
言他人之未言、之鮮言，越來越成為歷史文化散文作家的自覺追求。劉漢俊擅長描繪古代人物，尤其是愿意為古代人物長廊提供讀者相對陌生的形象。《皋陶的四千年》憑借可信的史料和精妙的場景，讓作為“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告別模糊的身影，攜帶顯赫的風神與事功，成功現身于歷史的源頭。李舫《大春秋》以先賢精神、文化脈動和大道播撒三大板塊構架全書，繼而從不同維度入手，選擇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開拓空間的話題展開論析，梳理中華民族的心靈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發現其曲折前行最終走向復興的精神密碼，這樣的思路和主題在近年來的歷史文化敘事中并不多見。謝宗玉致力于岳麓山歷史文化和傳統精神的考察與打撈，寫出多篇有底蘊有新意的作品，其中《朱張會講：新儒學燎原的一次伏筆》一文，不僅厘清了朱（熹）張（栻）會講的前因后果，而且對會講的具體內容和雙方觀點做了深入淺出的詮釋，而這恰恰是以往一些類似言說所忽略的。朱強亦常常涉足歷史文化領域，出自其筆下的《墟土》《郁孤臺》《畫展記》等篇，善于在現實景觀中發現歷史的文化印記，由此在古今對話中拓展主題、建構自身，這是作家對歷史敘事的貢獻。
以獨特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段，完成歷史文化命題的推陳出新，是散文家的又一用力之處。夏堅勇的“宋朝三部曲”，落筆于近些年討論火爆的宋代歷史，但其構思與結構卻別開生面。作家選擇南宋紹興十二年、北宋慶歷四年和北宋大中祥符元年作為三卷作品的三個節點，分別抓住岳飛被殺、慶歷新政和真宗封禪泰山三件大事，從大處著眼，從微觀入手，既剝繭抽絲，又斜出旁逸，從而在展示宮廷風波和社會場景的同時，完成了對歷史大勢的把握。張銳鋒曾是“新散文”的倡導者和實踐者，長達200萬言的歷史文化散文新著《古靈魂》，延續和發展了當年的探索精神乃至“先鋒”氣質。作品寫了晉國歷史上數以百計的人物，但沒有運用全知視點為他們立傳，而是把“見事眼睛”分別放到主人公與各色相關人物身上，讓他們從各自的立場與性情出發，展開虛實相間的自說自話或隔空對話，從而完成了一部天馬行空、盡脫窠臼的晉國史。在散文表達上同樣別出心裁的，還有黑陶《千百萬億冊書》。這部書把一系列歷史和現實場景以及若干圖書典籍，按照作家的獨特思路濃縮進全書的框架結構，進而展開或時空交叉，或人稱轉換，或材料實錄的新穎敘事，最終完成的是對江南文化的個性化命名。王蕓也是一位致力于歷史文化散文創新表達的作家。她的散文集《紙上萬物浮現如初》在演繹非遺事業的人物和情景時，讓在場者、記錄者和思考者擇機登場、交替現身、各司其職，同時還引入了戲劇和影視的技巧，營造出一種出奇制勝的效果。
歷史文化散文在當代文壇的崛起與發展，就其本質而言，是中華民族精神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回歸和意義闡揚。近十年來，歷史文化散文創作實踐很自然地具備了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繼承與創造性轉化的意義與特質，很好地踐行了時代使命。
（作者系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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