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二字，暗含使命，難免沉重。看書二字，寓意消遣，注定瀟灑。”董橋先生的此番話，大概只有中國人能夠理解，而其中的文化人理解得可能更深一些。
董橋在他的新書《我的筆記》中還寫道：“我這一代人看書好像都習慣了記筆記，日積月累，筆記又多又亂，大大小小的本子之外，還有零零散散記在紙片上的資料，中文手寫，英文打字，起初分門別類存入卷宗，日子一久，抄錄一多，塞來塞去，也就亂了。”
他還寫道：“用電腦寫稿我從來不會也不想會，情愿一字一句寫上原稿紙上緬念先人煮字那份孤清的浪漫。”80多歲的董橋先生能據(jù)實說出這些話，我倒不覺得他落伍。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人的使命，我能理解他的話語，理解他的狀況，因為多少有些感同身受。
《我的筆記》這樣一本書話，照例談的是藏書與讀書的故事，而且每一件故事都有作者參與其中。而讀者，讀也好，看也罷，即使無瀟灑之感，亦不乏消遣之余韻，都在兩者之間了。
《穆如山園》一文講到“木桶故事”。據(jù)說海上遇到鯨魚則拋出木桶，讓鯨魚只顧與載沉載浮的木桶嬉戲而忘了攻擊船只。人們用“木桶故事”來比喻，讓那些咆哮才子和空頭學人頂撞這個木桶，總比傷害國家要好得多。實則，這一“木桶”，有無意為之，有有意為之，才會引出各種各樣的故事來。
關于藏書。“藏書藏的是前輩的手澤和自家的癖好，樂趣正是這樣來的。”藏書顯然是愛書所致，而讀書或者看書，使藏書更富有實際的意義。《教養(yǎng)》一文，他寫自己客居英倫時，上班下班乘坐火車時讀袖珍版的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那兩班車趕上班的人多，盡是陌生而熟悉的面孔。一位高挑清亮的英國女士，天天在我家下一站上車，先是彼此點頭笑笑，久了湊巧坐得近，禮貌寒暄兩句：‘好看嗎？’她悄悄問我。我合上封面讓她瞄一瞄書名，她輕輕‘噢’了一聲點一下頭。我說讀珍?奧斯汀是為了揣摩你們英國人的教養(yǎng)。她仰一仰頭靦腆一笑。火車順著鐵路弧度疾馳，早春赤金色的艷陽忽然灑在她臉上，花容急急別向一邊避開強光，嘴角一翹，酒靨乍現(xiàn)，執(zhí)拗的神情竟是我想象中書里的伊麗莎白。”
如此的書話，類似的描寫，各篇中都能見得到。這是作者有意為之的。誠如在自序中寫道：“這本書起初只靠筆記剪裁，膠稿一讀，干澀無味，見不得人，我于是從那些筆記追憶過去相關的一些人，一些事，零零碎碎穿插行文，讀來輕盈，心也安了。”作者的“心安”，換來的是讀者的“踏實”。
客居倫敦的那些年，作者斷斷續(xù)續(xù)偷閑讀了不少華盛頓·歐文。讀出他的文字優(yōu)雅風趣，很像英國散文家艾迪生和斯悌爾閑看閑議的筆風，也像高爾斯密洗練的嘮叨，文中有畫，畫中見古意。
聞名遐邇的濟慈，生命只有25年零幾個月。他留下的《伊莎貝拉或紫蘇花盆》長詩，他創(chuàng)作的千古絕唱：Athingofbeautyisajoyforever（美的事物是永恒的喜悅）講述了一個凄美的故事。
伊莎貝拉小姐兩個經商的哥哥，一心希望妹妹嫁入豪門，好讓他們安享榮華。不料妹妹私戀身家卑微的羅蘭索。兩個兄長非常不滿，計誘羅蘭索去到荒野，一刀殺之，棄尸森林。羅蘭索陰魂不散，午夜托夢給伊莎貝拉藏尸之處。翌晨，伊莎貝拉跟老乳母入山搜尋，找到尸體，切下頭顱，帶回家里，埋進種紫蘇的花盆，日夜以淚洗面。兩個兄長見她護愛花盆，心生疑慮，竊走花盆，翻出頭顱，良心自責，潛逃異地，永不復返。伊莎貝拉痛失所愛，憔悴以終。
也是客居英倫期間，老紳士諾克斯先生問作者喜歡狄更斯哪些書？“我說文學作品經得起品味和歲月考驗的至少是散文集《包茲小品》和圣誕故事《大衛(wèi)?考勃菲爾》。狄更斯平鋪直敘，絲毫不必節(jié)外生枝，全書幾乎一氣呵成，跟他的《奧利佛?推斯特》一樣，那是社會問題小說的濫觴，是世道人心的晨鐘暮鼓。諾克斯一聽高興，轉身在柜子里找出一套袖珍圣誕故事送給我，綠色布面，綠色書函：‘我的看法和你一樣，我們是朋友。’他一臉皺紋，像窗外的垂柳。”
狄更斯是英國鐵肩擔道義的文藝家。“他死后第二天，維多利亞女王在日記里說，狄更斯有一顆很大的愛心，強烈同情貧苦階級，他死了是國人的大損傷。英國確實需要這樣的作家。狄更斯深信現(xiàn)狀可以改善，公平必須爭取，他憑借他的觀察和想象用沉痛而風趣的筆調為英國文學開創(chuàng)嶄新的局面，作品未必篇篇精致，主題永遠健康高尚。他熱心公益，到死不渝……”
在作者看來，“書分兩種，一種可看，一種可讀，可讀的書才是長命的書。”對書籍的熱愛是一個文化人孜孜以求和生生不息的眷戀。然而任何愛都不是無緣無故的。正如作者在《再訪碧廬》一文中指出：“小說靠的是鮮明的地域意識，根的曖昧往往削弱事的陳述……”也就是說，對根的不曖昧，就是一種文化的清醒，而文化上的自覺和堅定，都是樹立在文化的清醒之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能促使我們確保文化的自覺和堅定的書才是長命的書，才是值得我們更加珍惜的書，才是我們在“讀”與“看”之間仔細玩味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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