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子圍的長篇小說新作《大遼河》將遼河作為一部“可解讀的文本”，以河流演繹歷史，運用跨時空的歷史書寫方式呈現打破時空次元的文本表現，達成了具有“復調”性質的表達效果，突顯小說的精神底蘊及豐富內涵。《大遼河》將深厚的文化精神、發展的歷史觀念和深切的人文關懷，灌注到遼河流域普通人的血脈與人生體驗之中，回答了有關東北地域文化傳統、中華文明探源、人類精神發展歷程等多層面問題的思考。在《大遼河》中，“遼河”的含義已遠遠超過“地理景觀”的單純表達，其所承載的文化意義最終指向地域文化、民族精神與人類發展。
遼河的文化意義與人民性寫作立場
作者對遼河歷史的追溯與表現，構成了河流文化與土地文化之間的互動張力，在“黑土地”之外豐富了考察和認知東北的全新維度。以遼河流域中不同的八個地點勾連起人民、地域與歷史，這是《大遼河》的基本敘事邏輯，體現出用河流講述人民歷史的探索和實踐。逐水而居是人類生存的天性與本能，河流促成了農耕文明、游牧文明的出現，并誕生與之相應的政治模式、社會風俗、文化認同，人類文明聚居地的形成總是與河流存在緊密的關聯。通過河流的“凝聚”及“分隔”作用，不同的地域之間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認同標志，并產生后來可被指稱為地域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傾向。作者關注到遼河流域的文明豐富性、多元性以及其發展和變遷。在“干岔子村”和“柳毛溝村”的互動，“柳條邊”邊里邊外的對望，“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的變化當中，作者串聯起遼河流域不同的文明類型，全景式地呈現出不同歷史時代遼河流域的社會風貌與風土人情。《大遼河》重新煥發了遼河的文化生命，賦予它無限豐富的內涵，使之成為可持續繁衍的文化資源，通過書寫遼河的故事，人們得以觸摸歷史、地域與民族。
遼河流域的文化精神濃縮為一種文化象征符號，并外化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與性格品質當中，回顧遼河的歷史，最終目的是傳達對人民的關懷。人民性是《大遼河》創作的根本立場，它指向民間、地域、日常的書寫路徑，以及尊重人民、表現人民，將人民作為歷史與文明載體的創作意識。《大遼河》力圖抒發遼河的凝聚作用與民族精神，并以民間普通人的生活史書寫出遼河的文化歷史，賦予歷史題材小說新的呈現方式與表現視角。作者沒有選擇“俯視”或“仰視”的歷史觀察角度，他自覺選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原則，有意“回避”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宏大歷史敘述視角，以平民視角關注人民、反思歷史，用普通人遼河邊日常生活的痕跡搭建起歷史的真實與人間的溫度。
對“平民敘事”的自覺運用，使得《大遼河》真正具備了文學“民間性”的精神底色，貼近人民、還原真實，構建起遼河與人民之間相互交織的互動關系，突顯小說兩大方面的意蘊層次和書寫維度：其一是“遼河”，即對地域文化的呈現與表達；其二是“人民”，包含地域性格及整體人類生存命運的深刻思考。正如小說當中所說的：“我想從分子人類學的角度探究接下來要走的遼河，在試圖揭示遼河基因之謎前，先了解自己的身世之謎，我的遺傳成分、基因屬于哪個族系、遷徙的路徑等等，不能僅僅停留在行走的‘螺旋體’、會呼吸的‘染色體’的模糊狀態中。”“了解自己”是作家探尋遼河的根本方式和必要前提。解讀“遼河基因之謎”的本質是重新審視人類自身，以河流為“中介”發現人的歷史，是《大遼河》的永恒底色。
重返歷史與現實反思的相互對望
故鄉是作家創作的原點，作家“生于斯長于斯”的天然“在地性”使得文本具有強烈的真實性與現場感。在《大遼河》當中，作者采取了一種二元并置的敘事方式，形成了現實與虛構、紀實與想象、追憶與反思等多組對話關系，在更大程度上喚醒了強烈的情感共鳴與人文溫度。一方面，“我”于當下重新探訪遼河，以“文化地理”的科學方式考察遼河流域的歷史痕跡，并對遼河流域生態文明、水文工作、文化特色、人類發展等多方面進行認識與思考。另一方面，作家基于歷史考辨進行想象性敘事，描繪了從遼代一直到新世紀以來，生活在遼河流域的普通小人物不同的喜怒哀樂、生活際遇以及他們共同的堅韌品格。
在這兩條線索的支撐下，《大遼河》在結構上形成了一種“離去—歸來”的美學表達。這種“離去”與“歸來”并不單純強調地理空間上的重返與體驗，而是表明了一名“在地”作家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的核心具體表現為“我”對遼河歷史的重新考察、認識與反思。遼河的歷史是流動的歷史，時代歲月的更迭必然導致今人認知過去的“陌生感”，《大遼河》以“我”對過去歷史時空的“離去”，給予了重新挖掘和闡釋遼河悠久生命的空白空間。通過走訪、考辨，“我”完成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尋找之旅”和“思想考古”，在這一過程中，“我”實現了與遼河歷史之間的交流與碰撞。通過對“我”的紀實書寫，以及對歷史故事的記述與描繪，作者編織起當下與歷史之間的整體性和互動性，在“離去”與“歸來”的過程中呈現出跨時空的敘述方式，并形成兩種時空對話的“復調”效果。在“筆記體”的紀實與傳統虛構小說的雙重模式里，作者構建并極力突顯重返歷史的時代價值與社會意義，在歷史與現實的對比當中，作者考察并反思了有關當下生態環境、地緣考察、風土人情等多層面的社會問題。同時，在歷史的流動中，作者抓住了歷史的文化“永恒”。小說中以“龍鳳玉佩”作為遼河文化的象征物，在一代代遼河兒女間傳承，文脈生生不息構成歷史的“有常”。思想考古的目的與旨歸在于反思，并對當下產生影響，這是《大遼河》另一重意義所在。
文明探源與構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人類意識
有力發揮文學的“新質生產力”作用，將民族意識與人類意識相融合，引導人民自覺傳承中華文明，增強文化自信，是中國文學肩負的歷史使命。作為一部以“遼河”為題眼的歷史題材小說，《大遼河》在演繹河流與人類的關系之間構成了書寫歷史的全新方式，并以遼河為文化紐帶，形成展示東北文化的一個重要側面，以及鑄造人們通向紅山文明乃至華夏民族歷史的重要橋梁。《大遼河》的內核是一場文學層面上的文明探源與“歷史考古”，通過對歷史的重新思考，尋找到生命和文明的源頭，具有由地域推及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意義。
《大遼河》以河流講述人民，以人民勾連歷史，在獨特的歷史闡釋之中解讀了人類之于歷史及文明的雙向作用，既突出了作為人類生命源泉的“遼河”本身，又注意到了遼河滋養下的人民的生存狀態和發展方式。文明探源所追尋的另一目標，是找到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園。在《大遼河》中，作者有意劃分時空的分界，卻不區分人物間的親緣。從遼代的二哥、清代的四叔，到經歷社會主義發展建設的二姨、二姨夫，作者并不強調各自所屬的家族譜系，而是將各個時空的二哥、三姐等匯聚成一個“中華民族大家庭”。以“我”為代表的中華兒女是民族歷史文明的傳承者，“我們”是在中華民族文化的哺育之下成長起來的“民族文化共同體”。
中華文明探源是推動弘揚與傳承中華民族精神的必要路徑。《大遼河》正是作者津子圍帶著這種文學使命與時代擔當創作出的當代文學精品。《大遼河》不僅從對河流文化的考察中構建起一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又從人類的生存境遇中提煉出遼河哺育下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時，從美學的角度來看，小說二元并置的形式特色與其思想內核構成了互文的表達效果，也為歷史書寫提供了全新的經驗與示范。總體而言，《大遼河》以河流闡釋歷史，以鮮明的人文關懷傳達對于時代的認知與關懷，發揚歷史精神的傳承性、連續性，迸發出強烈的人民性意識與時代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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