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提要：孫惠芬的長篇小說《紫山》折射出當下鄉土小說創作的幾個關鍵問題。作品精準地把握了當代鄉土社會中城與鄉、內與外、大與小的辯證關系。鄉村在與城市交往、融合的過程中由靜態走向流動，由傳統走向現代；當下鄉村中經濟生活、土地觀念、倫理道德的變化滲透進個體的內心，影響其內心價值觀念的生成，從而使當下鄉土小說中塑造人物的方式以及風景書寫的功能發生了新變；作品從千萬鄉村中個體生活細微處出發，將其置于廣袤的歷史進程中，探尋著人性的光輝與晦暗，為當下鄉土社會確立現代化進程中的精神坐標。
關鍵詞：鄉土小說 《紫山》 孫惠芬 城鄉關系
孫惠芬的長篇小說《紫山》通過遼南鄉村中一樁自殺事件，勾勒出命途多舛的奇女子冷小環與湯家堂兄弟之間的情感糾葛，進而講述了湯立生離世后，冷小環、湯犁夫二人如何在城鄉發展浪潮中完成個體心靈的成長，在廣袤的時代中完成自我確認。作品以個人命運浮沉折射出時代的流變，促使人們思考當下鄉土小說創作的關鍵問題，即如何看待21世紀以來城市與鄉村的關系，如何書寫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們與外部環境的聯系，如何發現歷史進程中的細微處，探尋現代鄉土社會中人性的光輝與晦暗，在廣袤的時代中為“當下”確立坐標。
一、如何看待“城”與“鄉”
現代鄉土小說誕生伊始，以鄉村為主要的書寫對象。“鄉村”首先作為一種居住空間，承載著聯結人與人的社會組織形式，以及為人們生存提供保障的物質生產方式。20世紀以后，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不斷解體，以宗族為紐帶的鄉土社會亦在不斷衰落。作家們致力于挖掘這種封閉、壓抑環境塑造出的“國民性”以及被禁錮已久的“人”的情感，抒發自身離鄉的僑寓情懷。同時，“鄉村”還有豐富的美學意蘊，山水、田園等自然風光以及某一地域獨特的民風、民俗構成了彰顯“地方色彩”的文學空間。這兩重內涵共同構成了鄉土小說最初的“現代性”質素，并隨著文學主潮的更迭，讓小說中的“鄉村”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21世紀以來，城市與鄉村的密切交往讓傳統鄉土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與變革，“以往的鄉村建設更多是把鄉村看作落后的和需要改造的對象，當下的新鄉村建設是在新的時代和歷史條件下展開的，特別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城鄉差距拉大、‘三農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等問題，國家對于鄉村的態度已經從過去的‘汲取’變為‘投入’，鄉村逐漸成為一個巨大的、亟待開發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正資產”1。在書寫鄉村本身之外，以鄉土視角書寫城市，表現城市對鄉村的影響成了當下鄉土小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鄉村不會憑空消失，也不會在一夕之間變為城市，廣袤的鄉土大地始終在城市的燭照中探尋著自身的現代化道路。《紫山》中的小峪溝是一個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向外敞開，并與城市產生深刻交互的村莊。這一點突出體現在鄉村的經濟生活中：20世紀末小峪溝的人們已不再滿足僅憑農耕謀生，礦廠、繅絲廠的建立讓許多村民成為工人，電話、汽車等象征現代性的意象時常沖擊著小峪溝村民的認知。湯犁夫眼中翁古城縣內的風景線可以開發成旅游景點，而汪耀威則要開發縣內的大嶺礦山，無論是作為“景點”還是作為“資源”，鄉村中的地域景觀都被賦予了經濟意義。不可否認的是，城市對鄉村經濟生活的影響并非總是正面的。村中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發覺了城市對鄉村的掠奪性開發會對他們的家園產生不可逆的傷害。當耀輝公司將開發小峪溝峨山的二氧化硅礦，烏老道作法并吟出“祭文”與之對峙，可見作家對21世紀初鄉村經濟建設中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反思，呼喚一種更加和諧的城鄉關系。
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交互也促使著鄉村由“靜”到“動”的轉變。費孝通將鄉土社會與現代社會分別稱為“阿波羅式社會”與“浮士德式社會”，前者以安穩為底色，后者則推崇在沖突中生存。“如果要維持固定的社會關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動。”2傳統鄉土小說通常在相對靜態的鄉村環境中對“國民性”“階級性”以及永恒的“人性”展開書寫，而以《紫山》為代表的新時代鄉土小說觀照的則是多元價值觀念涌入鄉村后，人們在身體與心靈的流離中產生的矛盾與掙扎，這種彷徨不再僅屬于知識者，更屬于千千萬萬的“地之子”們。與傳統鄉土小說意在提煉出鄉村人口精神上的普遍共性與形象的典型性相比，今天的鄉土小說作者們更加關注農村人口在離開家鄉后，與外界產生羈絆后精神的成長與自我的塑造等問題。很顯然，這種敘事的新變必須以打破城鄉區隔為前提，人物在兩者之間的流連與掙扎也成為作品的重要表現內容。湯立生服農藥自戕作為作品的核心事件發生在1992年，這一時間點似乎并非偶然：彼時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改革開放正邁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召喚著人們對即將到來的“新世紀”的展望。湯立生處在城鄉之間尚有很大壁壘的年代，這個渴望脫離鄉土進入城市的青年，卻帶著他的抱負在這一年墮入黑暗。一個家庭因情感糾葛而產生的動蕩與一個鄉村在新世紀的命運浮沉開始交織重疊，作品中“鄉村”的底色也隨之奠定。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極大地影響著鄉村，《紫山》中的湯犁夫聽流行音樂寄情，冷小環迷戀電子舞曲，湯立生戴白手套以“大板先生”自居，可見他們都是在城市與鄉村的文化交互中塑造著自己的價值觀念。更加富有意味的是，湯犁夫、冷小環精神上的蛻變與成長不僅源于他們在城市環境中的實踐與磨礪，同樣離不開他們與故鄉土地上種種根深蒂固的“舊”觀念的碰撞。當時代的潮流與命運的偶然將這一代人推向遠離故鄉的十字街頭，他們注定將在求新與守舊、自由與壓抑、出走與還鄉之間掙扎，作出抉擇。湯立生志向遠大，卻始終未能真正走出村莊。他自視清高，工作散漫，與孫惠芬的另一部作品《吉寬的馬車》中的“懶漢”吉寬一樣被村中人視為異類，是被集體排斥的對象。他們均在城市幻夢與“農民”身份的矛盾中徘徊，卻有不同的表現：吉寬堅定地守護著自己在鄉土世界中的精神哲學，湯立生則在城市與鄉村的裂縫間屢屢陷入身份認同的困境。冷小環在青年時期用“上房揭瓦”的態度挑戰傳統道德對女性的規訓，在丈夫自戕后卻仍然深陷鄉土社會里以“道德”為名的暴力中。與湯犁夫相戀的她未嘗不是勇敢的，卻也只能將自己“囚禁”湯家，守著瀕死的丈夫。年輕時的湯犁夫受“出走”的時代文化感召，遠赴非洲援建，卻因一次突發事故深感自責，決定終生留守鄉村。面對自己與堂弟妻子的戀情，他放棄在情感的沖突中生存，退回到以安穩為底色的阿波羅式社會中去，用“熬”這一古老的生命哲學抵御痛苦。他們性格中的矛盾之處恰是城鄉轉型時代里鄉村生態復雜性的真實寫照。
二、如何書寫“外”與“內”
近十年來，鄉村的經濟生活、基層治理以及文化生態均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村的生產結構不斷優化，農業與第二、第三產業的融合持續推進，鄉村中年青一代對待土地的態度與他們的父輩有了巨大不同；傳統鄉村“鄉紳”“長老”的權威不斷衰落，鄉村基層群眾的現代法治觀念不斷提升，但仍然會受到傳統鄉土社會中公序良俗的影響。鄉土小說通過塑造“時代中的人”的形象來表現時代的種種變遷，將鄉土“外部”現實中復雜的矛盾與時代變遷中個體內心世界相連接。“外”與“內”兩者之間的互動、滲透、沖突和由此產生的化學反應則構成了理解當下中國鄉村巨變的重要視角。從“五四”至今，鄉土小說始終是洞察中國鄉村現實的文學萬花筒。從“吃人”的封建禮教社會到“山鄉巨變”的新社會，鄉村承載著太多關于“現代化”的想象與追問。面對“外在”力量的侵入，鄉村個體“內在”心靈并非一味地被動接受，對傳統的堅守以及對“入侵”力量的抵抗始終存在。《紫山》即用極其細膩的筆觸，將人物內心世界中這種復雜的情緒沖突進行展現。
作家在塑造湯犁夫、湯立生、冷小環、馮玉鳳、烏老道、慕水云等一眾人物時，并不像《湖光山色》《金谷銀山》等作品那樣，用昂揚、積極的筆調敘述楚暖暖、范少山等鄉村新人對鄉村的建設，亦不像《寶水》《他鄉》等作品那樣，以地青萍、翟小梨的知識分子視角觀察鄉村，表現知識者在異鄉他鄉之間的心靈頑疾——在孫惠芬筆下的人物身上，“新”與“舊”的邊界始終是模糊的，湯犁夫們經歷過身處在城鄉二元格局中的壓抑，卻也在嶄新的時代里實現了精神的重生。他們是“時代中的人”，肩負著振興家園的使命，同時他們也有著屬于“人”的七情六欲，以及這些情感衍生的掙扎與矛盾。正是這種對鄉土人物內心矛盾復雜性的深刻洞察與藝術呈現，構成了作品的核心價值。
早在1981年，劉紹棠在與雷達的通信中曾討論鄉土小說手法和技巧的創新問題：“我真想在寫農民鬧失眠，婦女鬧癔癥時，運用一下意識流手法；只是由于我現在尚未探明其奧妙，又羞于皮毛模仿，不敢亂來一氣。”3可以看出，新時期以劉紹棠為代表的老作家們對“現代派”技巧的應用十分謹慎，其看重的仍是“中國氣派”與“民族風格”。而彼時年青一代的尋根作家、先鋒作家們耽于用鄉土講述民族的寓言，多少忽略了真實的人與土地。而《紫山》運用意識流技巧，通過夢境、幻覺多層次地展現人物內心世界，為鄉土小說中現代技巧的應用提供了成功的書寫經驗。湯立生在服農藥瀕死時屢次閃回自己一生中難忘的場景，自己與堂兄、妻子的溫馨過往與彌留之際他內心的復雜情緒形成強烈的張力。隨著鄉村人口的出走與遷徙，他們在多種文化環境中的體驗，使意識不斷流動、跳躍成為一種必然。作家將人物在“外部”的體驗轉化為“內部”的意識流動，源于西方的現代寫作技巧也得以實現“本土化”的改造。
作品通過塑造馮玉鳳這一“瘋婦”形象，挖掘出鄉土社會中個體幽微復雜的精神世界。福柯認為：“瘋癲”并非一開始就在理性的對立面，而是被理性權力構建的產物。“瘋癲與非瘋癲、理性與非理性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它們不分割的時候，正是它們尚不存在的時刻。它們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他們區分開。”4文學作品對于“瘋癲”的書寫代表了人物渴望掙脫權力秩序的束縛而發出的吶喊與對抗，丈夫湯犁夫早年遠赴非洲援建期間，馮玉鳳長年獨居村中，生了一場大病后記憶錯亂，成了瘋女人。馮玉鳳言行舉止的瘋癲并非出于簡單的病理原因，更像是在封閉且充滿流言蜚語的鄉村環境中壓抑已久后的爆發。她逢人便問出的“你是誰？”以及被她掛在嘴邊的“也對也不對”就像一句句讖語，預言著鄉村在時代變遷中的命運，解構了村中“非此即彼”的權力秩序，代言著一代人在時代浪潮下的壓抑與迷失。而馮玉鳳的形象并不是對西方文學中典型“瘋女人”的簡單復制，她的“瘋”亦非被囚禁、被壓抑的抽象符號。當多年后冷小環和她當年一樣陷入道德譴責中，馮玉鳳即使已經瘋癲，也不忘還擊對小環施以暴力的湯秀娟；湯立生離世時，馮玉鳳為這個生前對自己照顧有加的小叔大哭。她時而瘋癲時而清醒的狀態讓她游走在抽象的精神意象與真實的人物形象之間，鄉村世界的“外”與“內”通過其“極致的語言形式”連接在一起，實現了文學性的表達。
在刻畫人物的精神世界時，作品通過鄉村自然景觀與人物內心的聯動，實現了“風景”在鄉土小說中敘事功能的拓展。前文已經提到，“五四”傳統鄉土小說中的風景作為一種“地方色”存在，作家通常通過描繪地域自然風光來實現作品的審美價值。近年來的鄉土小說豐富了“風景”的內涵，讓自然風景與鄉村建設中的經濟圖景、政治圖景在作品中交織融匯。《紫山》在人物內心活動維度下對風景的書寫別具特色。小峪溝人稱翁古城境內的老黑山為“紫山”，這一名字富有詭譎、神秘的浪漫色彩，暗含了“神性”的崇高與“人性”的晦暗。孫惠芬將紫色稱為“超越的顏色”5，并用紫色的山來隱喻世間讓人實現自我超越的自然力量。“它是座神山，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是晴天，說不定什么時候，山就變了色，變成了絳紫色。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要是心里裝滿了東西，不敞亮，就看不到紫山，有的人住了一輩子也看不到。”6當“老黑山”成為“紫山”，它就不再只是現實中的地貌景觀，而是升華為連接不同時空的精神符號，指引人們實現心靈的皈依。冷小環在小峪溝“陷落的日子”里，心中的惶然與無助是通過山中形狀各異的巖石顯現的，巖石在她眼中變成“一只只眼睛放著寒光的怪獸”，帶給她恐怖、陌生的感覺；而當她感受到湯犁夫帶給他父兄般的溫暖時，那些巖石便成了“一尊尊救助她護佑她的佛菩薩”。這種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顯然不同于傳統田園牧歌式鄉土小說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彰顯，與《邊城》中的翠翠、《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相比，冷小環是鄉土環境里的闖入者，“風景”之于她是陌生化的。無論是山的顏色變化還是巖石形狀的轉變，均是在現代鄉土社會中“觀景人”內心世界活動的寫照。山由深青色到絳紫色，巖石由“獸狀”變為“佛狀”的轉變意味著人物的心靈由不安走向寧靜，作品對“風景”的表現得以實現對日常性的超越。
三、如何處理“大”與“小”
學界對當下鄉土小說創作中種種新變的討論均是以鄉土“大環境”的轉變為前提的。這要求作家精準地把握時代的走向，對鄉土社會在各個歷史時期中的面貌有正確的認識與反思。然而，廣袤的時代背景只能為作品提供骨架，文學最震撼人心的血肉向來藏在細微處，源于具體的“人”和他們身上近乎瑣碎的“極小事”。這些歷史中的細節折射出人物的心靈圖景，個體命運隨之成為時代巨變的回響。時代的更迭會生成不同的思想觀念，隨著社會的不斷開放，思想文化日益豐富且多元，不同思想觀念之間的碰撞亦愈加激烈。然而人們對這些觀念的接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漸進的。因此，“新的時代”在不斷誕生，“舊的時代”打在人們身上的烙印卻無法瞬時消退。正是個體和時代之間的裂縫成就了文學史上典型形象的張力。在《紫山》中，“現代化”這一宏大的時代命題，最終落于青萍之末，可以是渴望進城的湯立生的一副白手套，可以是湯犁夫在小峪溝為自己開辟的工棚，也可以是慕水云寫給女兒的一封書信。
20世紀伊始，中國鄉土社會處于“封建—反封建”的語境中，“啟蒙”與“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潮，“走出鄉村”長期被視為進步的思想，與之相對的“留守”則被認為是落后的。這一時期的經典文學形象：祥林嫂、阿Q、祥子等“社會病胎中的產兒”并非缺少“出走（求新）的決心”，而是因為無法徹底掙脫“舊”思想的桎梏，在“出走”后仍然走向人生的悲劇。新中國成立初期，鄉村人口的“出走”不再被允許，只能作為一種隱形的訴求潛藏在文本中。新時期以后，他們對現代性的渴望才重新獲得表達的合法性。21世紀以來，文本中的鄉村逐漸擺脫了現代文明的“他者”位置，讓鄉村與城市融合，走上現代之路已成為普遍共識。無論是“出走”，還是“留守”或“回歸”都不再是擁抱現代性的唯一解。在這一時期，人與時代之間的縫隙不再簡單地表現為新舊的二元對立，而是被價值迷失后產生的信仰危機滲透。《紫山》深刻地洞悉著現代鄉土社會中的這場危機，并嘗試用鄉土大地上“古老的智慧”給予人們“信念和力量”，從而確立“新鄉土”在當下的精神坐標。《紫山》將20世紀中期到21世紀鄉土大地上的精神變遷融于個體在時代裹挾下的取舍與選擇。作品借烏老道、慕水云兩位道教、佛教信徒的人生軌跡，呈現出古老的宗教哲學在鄉土社會中的曖昧流變。他們均在早年經歷了情感的創傷：烏老道在1960年代與分到繅絲廠的女知青有了婚外戀情，并有了私生女冷小環。這段不能見光的感情以失敗告終，也讓烏老道身敗名裂。即使皈依宗教，他也始終對冷小環存有隱秘的牽掛；慕水云因收養冷小環而還俗走進婚姻，養女小環與丈夫冷相旭喚醒了她內心深處的母性與妻性，她卻因“清規戒律”的規訓，為了堅守自己的信仰而壓抑自己的七情六欲，這也注定讓她與冷相旭的婚姻走向悲劇。可見，宗教是他們用來療愈內心創傷，獲得救贖的一劑藥方，而其“藥性”也讓他們陷入了苦澀的悖論中。不斷發展前進的時代與在這時代中混沌著徘徊的個體共同構成了鄉土敘事的內核。
從時代的細微處入手，鄉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極小事”亦能折射出“永恒的人性”。孫惠芬筆下的鄉土社會給讀者展現著一種寶貴的溫情。《紫山》書寫小峪溝人的婚喪嫁娶、工作勞動以及婚姻、家庭糾紛，對現代鄉土社會中人性的描摹，既不虛美，亦不隱惡。無論是人與人之間友善的關懷互助，還是他們面對時代流變表現出的茫然彷徨，均難能可貴地散發出真實的溫熱。湯犁夫與冷小環之間的曖昧情愫因湯立生自戕而被公之于眾，彼時的小峪溝已經與外面的社會有了較為密切的聯系，富有意味的是，村中的女人們依然普遍堅定地選擇用傳統鄉土社會中的道德眼光衡量這件事情，對二人“違背倫常”的情感施以“私刑”。作家從鄉村現代化的不同階段提煉出“人性”，又將其置于當下觀照其升華。或許鄉村振興的深層意涵，正在于讓在紛繁現代社會中漸趨凋敝的鄉土精神，借由“地之子”們的成長得以重生。
結語
孫惠芬的長篇小說《紫山》書寫鄉村的路徑為當下鄉土小說創作問題的討論提供了例證。鄉村與城市的不斷碰撞、融合變“靜”為“動”，拓展了傳統鄉土小說的敘事空間，也給鄉土小說帶來了新的題材。對鄉村發展中城鄉關系的正確把握是洞悉傳統如何走向現代的關鍵。作品對人們在時代發展中內心精神世界的書寫別具特色，無論是烏老道、慕水云在神圣信仰與情感矛盾中的掙扎，還是湯犁夫、冷小環在城鄉浪潮下的自我確認，均表現出了廣袤歷史中人心的復雜性。當“出走”文化在流動性主導的時代里鼓勵人們選擇“躁動”，鄉土文學以“熬吧”這種古老的力量抵抗價值的瞬息萬變帶給人心靈的虛無。然而，人們終究要在紛繁的價值的流變中做出選擇——行走在現代化路上的“故鄉”與“他鄉”，從來不是萬籟俱寂的。
[本文系遼寧省經濟社會發展研究課題“在鄉土文學與城市文學之間的第三種文學樣態研究”（項目編號：2025lslybkt-06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劉文祥：《新時代語境下的“新鄉土寫作”現狀及其未來進路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2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頁。
3雷達、劉紹棠：《關于鄉土文學的通信》，《鴨綠江》1982年第1期。
4[法]米歇爾·福柯：《瘋癩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2頁。
5孫惠芬：《人類的自我超越如何發生》，《文藝報》2025年5月14日。
6孫惠芬：《紫山》，人民文學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2025年版，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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