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鄉(xiāng)土文學這一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文學中的綿延與豐厚，工業(yè)文學由于中國自身工業(yè)化的后發(fā)性和作家藝術積累的艱難而顯出疲弱，工業(yè)文學在新中國成立前始終未凝聚為完全成熟的經驗傳統(tǒng)。步入當代，以階級身份與社會政治生活為標準的題材學使“工業(yè)題材”與“農業(yè)題材”“社會歷史題材”一同被置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位置并獲得長足發(fā)展。伴隨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建設的蓬勃發(fā)展與工人數(shù)量的急劇增加，一大批反映國家工業(yè)化建設的作品與此時期同樣興盛的工人寫作為當代工業(yè)文學傳統(tǒng)打下堅實基礎。但自新時期以來，工業(yè)文學這一歷史積淀頗深的文學類別不得不面臨新的挑戰(zhàn)。工業(yè)文學雖然在文學史敘述中依然有“改革文學”“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與“打工文學”等一系列創(chuàng)作高潮，但已經難掩其不斷淡出文學中心的趨勢。評論家周景雷指出，工業(yè)文學遇冷的本質是“題材學”的失效：“題材本身的意義在于它的政治性和社會性”“在命名上忽略了人的存在，或者把人轉化為物質材料，這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文學是人學’的本體意義”，并指出可以用“‘生活’來替代正在終結的‘題材’觀念”①。同時期，蔣子龍?zhí)岢龅摹胺汗I(yè)題材”②及其延伸出的“泛工業(yè)寫作”等概念也都從“泛化”的角度彰顯出文藝工作者對工業(yè)文學新變的深刻認知與殷切期待③。但與此同時，這一傾向也值得反思。若真按蔣子龍在訪談中的分析往下推演，“當代文學只要是表現(xiàn)當代現(xiàn)實生活，無論所反映的是哪個社會層面、哪種生活領域，都無法脫離‘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④，所有反映“工業(yè)文明”的都歸類為工業(yè)題材，那工業(yè)題材自身的歷史傳統(tǒng)與本質特征其實也在這一語境下呈現(xiàn)為微妙的消解姿態(tài)。由此可以看出，這種表述呈現(xiàn)的是危機的轉化而非得到真正解決。
以此為背景，遼寧省作協(xié)設立的“火車頭”創(chuàng)作計劃或可成為推動工業(yè)文學發(fā)展新的助力點。在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建設如火如荼開展的彼時，作家草明深入東北工業(yè)發(fā)展實際，創(chuàng)作展示了“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⑤這一深刻真理，而在中國的工業(yè)進入新型工業(yè)化發(fā)展階段的此時，遼寧省作協(xié)則以“火車頭”為名的創(chuàng)作計劃將征集對象定位于“展示遼寧老工業(yè)基地全面振興、厚重與生機的工業(yè)題材文學作品”⑥，可謂遙相呼應。作為《鴨綠江》“火車頭”工業(yè)文學專欄“打頭陣”的兩部作品之一，劉馳的《決算》尤為顯眼。其特別之處在于：比起努力調整自身以適應當下工業(yè)文明形態(tài)的“泛化”，具有國企工作經驗的劉馳在文本中更傾向于營造一種執(zhí)著的“重返”，其內核是通過對國企勞動者歷史經驗的追溯與延伸，重塑工業(yè)文學傳統(tǒng)中“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的感覺結構，從而展現(xiàn)出新時代國企勞動者的擔當和具有時代性的勞動價值觀。該感覺結構的特征或可借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提出的“想象的共同體”來予以闡釋。以“想象的共同體”為透鏡，探尋劉馳這部中篇小說如何在當下工業(yè)文學創(chuàng)作中實現(xiàn)突圍并展現(xiàn)其自身價值，是本次研究的目的。
“想象的共同體”：工業(yè)文學中的感覺結構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敘述中，“想象的共同體”是用來定義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原意與本次研究所述的工業(yè)文學并無聯(lián)系。為了將這一概念更好地遷移到本文所述的工業(yè)文學的“感覺結構”中，在論述展開之前，本文理應在概念層面予以厘清。
在《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安德森將民族定義為“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⑦，這一概念的歷史意義在于安德森將“想象的共同體”看作一種“與歷史文化變遷相關，根植于人類深層意識的心理的建構”⑧，聚焦于情感建構與認同機制的維度以揭示民族作為“文化人造物”的生成邏輯，從而摒棄固化的本質主義傾向與碎片化的解構主義傾向。在這種動態(tài)的建構過程中，與報刊發(fā)揮重要作用。“這些被印刷品所聯(lián)結的‘讀者同胞們’，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見之不可見’當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體的胚胎。”⑨而具體到中國工業(yè)文學這一具體類型中，被名之為“想象的共同體”的感覺結構無疑是通過“勞動”這一概念的建構與重述而實現(xiàn)的。
回看20世紀中國文學史發(fā)展的脈絡，對“勞動”意義的發(fā)現(xiàn)與不斷拓展無疑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語境下，前現(xiàn)代中國意識形態(tài)中“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等級關系得以倒置。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蔡元培的“勞工神圣”等觀念隨著革命的不斷發(fā)展得到廣泛傳播，勞動尤其是體力勞動的崇高性在左翼文學思想中一以貫之地傳承下來。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這就叫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了另一個階級”⑩則是進一步將對勞動的情感直接轉述為對階級的情感，從而以此確定階級的歸屬?。勞動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被道德化與政治化，成為確立無產階級主體性的核心內容。時間推移到新中國的工業(yè)文學寫作中，勞動中“改造個人”與“改造世界”的兩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充分的統(tǒng)合與展開，一方面是勞動主體通過勞動持續(xù)推動自身在身體與思想上的改造，獲得歷史的主動性，另一方面是這種個人改造獲得的成果切實關系到彼時國家民族工業(yè)的遠景目標，個體的價值由此融入集體的價值中，形成“個人”與“國家”榮辱與共的認同感。
杜鵬程在《在和平的日子里》中對新中國成立前后兩代工程師的差異進行描述，老工程師張如松回想新中國成立前，“到鐵路上工作，親朋好友都白眼相待……混來混去沒有辦成一宗稱心如意的事”?。而像韋珍這一代成長在新中國的年輕人則可以“把美好的想象，立即變成藍圖，把藍圖立即變?yōu)轶w現(xiàn)中國人民偉大氣魄的建筑物”?。后者這種令人感慨的“生逢其時”正是源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通過“勞動”將“個體”與“國家”鏈接起來的感覺結構，即前文所述的“想象的共同體”。以此為前提，在宏觀“國家”與微觀“個體”之間的中觀結構“工廠”在此時不僅承擔了生產空間的作用，也承擔著意義空間的作用。此時期“以廠為家”的情懷在某種程度上不僅來自工人之間情感的展現(xiàn)，也可以被看作此時期個人對國家“共同體”精神的一種映射。然而這種“想象的共同體”并未延續(xù)到新時期的工業(yè)寫作中，這源于“勞動”觀念的變化。新時期的國企改革始于承包制的實行，主張“按勞分配”，此時工人收入普遍提高的喜悅之下暗藏著將勞動者重新變回勞動力這一“陣痛”的隱患。在市場經濟不斷發(fā)展的時代，經濟效益或曰交換價值成為衡量勞動的尺度，“勞動改造世界”的想象與“勞動崇拜”的口號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化為歷史陳跡，以金錢為標尺衡量一切的物質主義傾向開始滋長。在這一背景下，喪失對世界能動性的勞動只能不斷趨向于內在的“改造個人”，呈現(xiàn)出個人精神上的危機。由20世紀80年代改革文學對“問題工人”的艱難治愈到90年代現(xiàn)實主義沖擊波對“共享艱難”的無力呼吁，再到新世紀以來深入反映現(xiàn)實的敘述，這種“共同體”無法想象的痛苦在文學中得以充分展現(xiàn)。從這一意義上來講，《決算》的本質，是著力進行一次對歷史的艱難重建，這無疑是對新時代條件下真問題的直面。
“為國有資產負責”：認知危機的方式
“危機敘事”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相伴而生，“擺脫危機”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內生動力和重要機制。從晚清譴責小說《老殘游記》中以國為喻的“破船”到新文學振聾發(fā)聵第一篇《狂人日記》中“吃人的歷史”，再到左翼文學訴諸的更為激進的革命，中國現(xiàn)代文學始終在反復書寫“危機——克服危機——新的危機”這一模式，并將個人命運的焦慮容納進全民族的危機感中?。此特征在工業(yè)文學這一與國家現(xiàn)代化發(fā)展密切相關的題材類型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業(yè)文學的危機主要來自作為后發(fā)工業(yè)化國家對“落后”的焦灼感。新時期的工業(yè)文學緊追“改革”的腳步，“落后就要挨打”的安全焦慮被“落后就要受窮”的效率焦慮悄然取代，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成為國有工廠改革的指向與目標。《決算》將自己的時代背景定位在已然完成改制的時代，試圖以“決算”這一事件來觀察“國企”這一工業(yè)文學書寫的重要空間在市場經濟飛速發(fā)展之下面臨的復雜狀況。文本中的主要角色對這一危機的認知方式將直接展現(xiàn)其價值觀，并關系到其是否可以被納入“共同體”想象之中，“共同體想象”的性質及其后的走向也由此彰顯。正是在對危機認知方式的書寫中，《決算》展現(xiàn)出作者對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下國企內部危機和復雜人事的清晰認知，并由此分出國企內部“解決危機”與“助推危機”的兩大對立陣營。
《決算》在開篇就以一種頗具懸疑色彩的形式將文本中的危機形態(tài)拋了出來：看似前途光明的科工貿大廈建設，“（在）封頂后，無論打多少款，幾家工程隊就說錢不夠，無力支付材料和工錢，不能開工”?，從而引出焦頭爛額的負責人李總與牽扯其中的商南。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作者并未直接推進危機的解決，而是宕開一筆插入一段看似與主線劇情無關的人物前史：在分公司倉庫拆遷時，比起貨幣補償，作為直接責任人的商南傾向于可持續(xù)能力更好的產權調換，但因上司吳總的否決只得作罷。然而，作為貨幣補償?shù)闹苯邮芤嬲撸羁倕s在飯桌上支持商南選擇“產權調換”的方式。商南面上不表，卻在對李總及其行為暗下定義——“在這個問題上是沒有私心的”?，這一事件也成為商南后續(xù)介入“科工貿大廈事件”的直接誘因。“沒有私心”指向的即文末所說的“公心”，是商南與李總認知危機的共同心理基礎，即科工貿大廈“決算”項目指向的根本問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國有資產的保護，而非僅僅關乎企業(yè)內個人利益。這正是“國企”這一特殊場域賦予文中角色的獨特性質：在國有企業(yè)的語境下，對企業(yè)經濟利益的考量不再僅關乎個人價值實現(xiàn)與利益獲取，更蘊含國家層面的價值，敘事也因此得以提供個人危機與國家危機之間鏈接的基礎。借用文中重要角色商南的一句話來說，科工貿大廈“不能及時完工是政治問題，稀里糊涂完工是經濟問題”?，二者在國企空間中實質上是一體兩面。正是從這一危機認知的角度，《決算》重新拾起工業(yè)文學中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同構的傳統(tǒng)。與此同時，在這一前提之下，作者并未將兩位主要人物塑造成一心保衛(wèi)國有資產的單向度道德完人，而是在不斷推動危機解決的過程中細致地刻畫了事件推進過程中個人危機的向度。商南這一角色體現(xiàn)的是技術知識分子遭受國企內部利益集團排擠造成的邊緣化。倉庫事件中，商南與上級吳總意見相左的本質是二者的核心利益不同，這一矛盾直接導致商南被逐步剝離核心工作，只能“樂得清閑”。李總面臨的則是專業(yè)知識的缺乏與職業(yè)思維慣性疊加造成的邊緣化。軍人出身的李總因“與時代的疏離和自身的憨直”?而被吳總提拔來負責科工貿大廈的項目，卻也因這一特質遭遇困境，從而導致被架空的局面。《決算》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個人危機的開掘無疑讓主要人物的行為動機更加完善，展現(xiàn)出作者對國企內部生產生活肌理的細致體察。
與將“決算”看作對“市場經濟下對國有資產的保護”的理念相對，國企內部以房經理、吳總為代表的“有私心者”則將危機性事件認知為單純的個人危機。一方面，二者是科工貿大廈項目停工（即文中所述“危機”）的直接或間接推動者，“拆分這么多標段，招了這么多公司，吳總有他的難處，房經理有他的算盤”?，二人依托項目招標機制謀取私利的行為正是建立在損害國家利益的基礎上，這讓二者在國企這一場域中已經天然地被劃入道德的對立面。另一方面，面對商南與李總主導的“決算”行動，吳總將“決算”視為敷衍上級的表面文章，刻意避重就輕；房經理則更為激進，公然站在“決算”對立面，竊取關鍵圖紙并采用誣陷等手段蓄意破壞計劃推進。二者行徑雖有差異，卻共同暴露出市場經濟浪潮下國企內部滋生的“經濟人”邏輯——在個人利益至上的驅使下，集體責任與公共利益被悄然消解。這種金錢至上的觀念重構了工業(yè)文學中原有的母題，從而產出國有企業(yè)內部的新危機。李總與商南解決個人危機的過程亦是保護國有資產不受侵犯的過程，是以時代經驗回答國企內部新問題的過程，《決算》這一小說的時代性正在于此。
“道同者何以共其謀”：“想象的共同體”的重建路徑
在“危機——克服危機——新的危機”這一模式下，危機克服的方式尤為重要，是否能產出一套自洽的危機克服邏輯將直接關系到文本的價值。具體到《決算》的文本中，這種危機解決的方式應當被看作一種在國企空間中重新統(tǒng)合個人危機與國家危機進而重構“想象的共同體”的可能性，而其中關竅正在于第五章，會見協(xié)助者衣依時旁敲側擊點明的“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句引用的古語含蓄地揭示了作者意圖重構的“想象的共同體”的本質——市場經濟條件下一種由倫理維系的共同體。在此基礎上，作者面臨的敘事挑戰(zhàn)有兩個：其一，這種在國企內部空間中可以用來維系人際關系進而形成共同體的“道”是以什么形態(tài)出現(xiàn)的。其二，文中主要角色是以何種策略通過“道”鏈接起來的。作者劉馳分別以“轉述”與“追溯”的敘事策略完成對此問題的解答。
“轉述”策略的實現(xiàn)在于將工業(yè)文學歷史中作為意義產出機制的“勞動”的概念經由個人利益通向國家利益的工作倫理進行轉述，使“想象的共同體”的重構更具合理性與當下性。前文已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業(yè)文學中的勞動觀念在以交換價值為衡量標準的按勞分配策略下逐漸失去效力，其抽離意義的形態(tài)只能呈現(xiàn)為一種空泛的道德呼吁。作者對這一現(xiàn)象有十分清晰的認知，并在決算行為開始之前通過情節(jié)展示給讀者：彼時，軍人出身的李總依舊處在思維慣性中，僅將科工貿大廈的復工之難看作思想政治工作問題，在會議上“要求大家從大局出發(fā)，以國家利益為重，克服資金困難，說服和教育建筑工人同志們，舍小家顧大家，盡快推進工程建設”?，但這一努力反而引發(fā)更加激烈的反抗。這正體現(xiàn)出“勞動”這一概念在倫理層面被“轉述”的急迫性。在《決算》文本中，商南這一角色承擔了主要的“轉述”敘事功能：
商南的逆鱗就是工作，讓他在工作的問題上遷就、違心，是萬萬不可的。
……
商南不能說有人叮囑他利用好這個機會，徹底揭開濱城公司的蓋子，只能說沒辦法，不能眼看著老大哥遭罪啊。當然，主要還是看不下去糟蹋工作。
……
依照自己的性格，商南不理解李總的做法。干工作，核心是工作本身，它自有其標準、法則，是不能人為干預的。為了報恩，就委屈自己，其實委屈的是工作。?
在小說文本中，對“工作”這一關鍵概念的解釋共出現(xiàn)了三處，且都是以“自由間接引語”的方式出現(xiàn)的。從敘事學意義上講，這一介于直接引語與間接引語之間的第三人稱話語敘述方式展現(xiàn)的是敘述者與人物角色對話語權的爭奪，讀者往往很難判斷這句話是出自敘述者之口還是人物的心理活動?。在《決算》中，這三次自由間接引語的運用并未產生反諷的效果，而是敘述者與文中角色的“異口同聲”。對工作“不遷就、不違心”的商南正是敘述者期望塑造的國企勞動者形象。該角色特質塑造的關鍵就在于從倫理層面用“工作”概念將“勞動”概念加以轉述，并以“可向人們提供從事職業(yè)工作之持續(xù)動力和普遍約束”?的姿態(tài)展現(xiàn)出來。在描寫商南這一角色介入危機解決的進程中，作者將個人的工作倫理在國企這一特殊空間中重新與國家利益對接，進而重新開辟個人主體性構建的路徑。這種以“工作”本身為核心的倫理觀念一方面隱秘地接續(xù)了工業(yè)文學中“以自身工作參與社會建構”的責任感，另一方面又通過“個人——工作——國家”的鏈接重新組織起工作中個體的主體性，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完成一種想象性的重構，勞動商品化帶來的無意義感就在這個路徑中被悄然消解。
“追溯”策略的實現(xiàn)在于通過前史書寫的方式尋找共同體記憶的線索，從而重構在情感認同之上的“共同體想象”的目的，這就涉及情感研究與情感史的范疇。“情感史視野讓我們認識到人的精神、情感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認識到人既可能是合乎理性的‘經濟人’，也可能是有情有義的、會基于‘感動’而行動的人。”?以往工業(yè)文學中對于“保護國有資產”的書寫難免落入宏大敘事與概念化的窠臼，卻忽視了人作為文學主體所持有的幽微情感。《決算》中主人公推進危機解決的實踐并沒有達到“革命”的高度，但作者卻在其中敏感地體察到危機解決過程中角色面對同道者的“共情”與構建國家意識的“移情”，獲得文本細節(jié)真實感的同時也完成對這段情感空白的補充。
在講述危機化解的進程中，作者為“決算”協(xié)助者精心設計的前史書寫并非游離于主線的閑筆，而應當被看作力圖在工業(yè)文學史脈絡中以情感維度喚起新中國工業(yè)發(fā)展歷程中共同體生成記憶的獨特實踐。主抓科工貿大廈項目的李總，其團級轉業(yè)的老兵身份呼應了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工業(yè)文學中“轉業(yè)軍人無縫轉型成為優(yōu)秀工人代表”的悠久傳統(tǒng)。而最終接手收尾工程的海濤建設老板關海濤，其父“墾荒牛”的形象——一位曾“為集體創(chuàng)收、為村民謀利”的德高望重者——則指向改革開放時期“先富帶動后富”的時代精神資源。文末提供關鍵票據(jù)的友生夫婦，其人物前史承載著國企改制浪潮中下崗工人共克時艱的精神傳承。而全文著墨最多、用力最重的前史塑造當屬商、李二人通過請客“錫盟羊肉”將銀行白主任爭取到自己陣營的飯局。白主任口中的“家鄉(xiāng)滋味”可以被理解為斯賓諾莎情動理論中“被外界的身體（物體）所擾攘、所挑動、所刺激”的“身體感觸”?，并先后激發(fā)了兩個維度的記憶——作為地域的家鄉(xiāng)草原和作為制度的公社大隊。由此，這樣一種具有私人意味的地域性鄉(xiāng)愁以身為大隊會計的父親為中介轉入一種對歷史制度的追憶，從而激發(fā)出代際承襲的意味和集體主義的指向，國家意識呼之欲出。在最終轉移立場并答應商南幫助推進“決算”時，“白主任已經想明白了，自己是牧民的兒子，心里裝的是天高地闊，最受不了勾心斗角。”?此處的“牧民的兒子”這一身份認同已然具有私人與國家的雙重向度，正是這一微妙的轉述將白主任寄放于家鄉(xiāng)的具體可感的情動轉述為博大的國家情懷，完成了敘事的目的。
“科工貿大廈”：重寫國企與重寫東北的雙重向度
“原本灰突突的東北科工貿大廈，此刻竟然有了幾分精氣神。也許，它從來也沒有頹廢，它只是一節(jié)短暫蟄伏的春筍，在等待一場春雨，正滿懷著拔節(jié)的期盼。”?
《決算》末尾，危機得以解決，復工儀式上的科工貿大廈呈現(xiàn)出蓬勃的新氣象。這一頗具情感色彩的描寫并不應當單純被理解為文本層面“重建想象共同體”的勝利，而也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對往昔“共同體”回憶的正名，其中蘊含的對創(chuàng)傷記憶的治愈和對集體希望的錨定，展現(xiàn)出《決算》在重寫國企乃至重寫東北的雙重向度。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被名之為“二次工業(yè)化”的浪潮中，保障“共同體”內部穩(wěn)定性的體制在以現(xiàn)代化為名的管理體制改革與產業(yè)轉型升級逐漸瓦解。這一社會經濟領域的巨大變革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也在無形中改變了大眾對國有企業(yè)的認知。效率低下、扭曲市場等標簽在人們對國有企業(yè)貢獻的選擇性忽視中被廣泛傳播，并內化為一種“常識”。20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呈現(xiàn)出具有倒錯意義的鏡像東北，以趙本山為代表的小品文化逐漸代替工人文化，越來越多的人將其視為東北的象征。這一認知方式變化的背后所呈現(xiàn)出的，正是社會變革中人們逐漸形成的現(xiàn)代化想象。從這一層面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何黃平在《“新東北作家群”論綱》中如此強調新東北作家群在文化政治層面對技術現(xiàn)代性社會中“東北想象”的挪移。?而劉馳的《決算》則在“新東北作家群”集體承擔起追憶歷史、揭示困境的道德責任之后更進一步，毅然通過重構“想象共同體”的方式肩負起了意義生產的責任。正如學者劉大先在對東北作家群做出的期盼：“如果一種書寫不僅僅停留于一己的表達與抒發(fā)，而有著要進入到普遍性公共言說的企圖，那就需要重塑一種未來可期的價值觀，從共通的感受通向共通的理想與實踐。”?《決算》中這種重新想象共同體的理想所蘊含的正是一位國企工作者對文學和社會的思考、洞察與期盼。
注釋：
①周景雷：《題材的終結與生活的難度——論近十年工業(yè)生活長篇小說的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6期，第94—105頁。
②蔣子龍：《新支點：泛工業(yè)題材時代——“新支點長篇小說叢書”序》，肖凡克：《新支點長篇小說叢書：原址》。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頁。
③巫曉燕：《泛工業(yè)化寫作——對現(xiàn)代化工業(yè)進程與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的描述》，《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2期，第135—141頁。
④蔣子龍、田永元：《對話工業(yè)題材文學創(chuàng)作》，《鴨綠江》2009年第6期，第61—64頁。
⑤[德]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頁。
⑥《鴨綠江》雜志社：《新時代遼寧文學“火車頭”創(chuàng)作計劃征稿啟事》，《鴨綠江》2024年第7期，第49頁。
⑦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吳叡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23頁，第12頁。
⑧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體〉導讀》，[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6—7頁。
⑩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7頁。
?李祖德：《勞動、性別、身體與文化政治——論“十七年”文學的“勞動”敘述及其情感與形式》，《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第5—13頁。
??杜鵬程：《在和平的日子里》，陜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頁，第168—169頁。
?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第5期，第3—14頁。
?????????劉馳：《決算》，《鴨綠江》2024年第7期，第15—46頁。
?胡亞敏：《敘事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頁。
?汪和建：《經濟秩序和工作倫理——轉型期中國人面臨的工作倫理的變遷與選擇》，《社會理論學報》2020年秋季號，第12頁。
?李志毓：《情感史視野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研究》，《史學月刊》2018年第4期，第14—17頁。
?汪民安：《情動、物質與當代性》，山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頁。
?黃平：《“新東北作家群”論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1期，第174—182頁。
?劉大先：《東北書寫的歷史化與當代化——以“鐵西三劍客”為中心》，《揚子江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第58—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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