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袤的鄉村，哪個地方沒有殘存的地標呢？它們像步履蹣跚的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著歸來的游子，讓你發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感嘆，讓你葉落歸根的念頭更加急切；它們或像一塊塊糖，或像一根根麥芒，或讓你甜蜜，或讓你刺痛。那些遙遠而模糊的陳年往事凝成一滴滴遺墨，在你記憶的宣紙上洇散開來。
我的家鄉是醫巫閭山腳下的北鎮市青堆子鎮陸家村，我從小就是吃著這兒的高粱米飯睡著這兒的火炕長大的。這些年，每每從家鄉回來，心里就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悵，老家的雨，老家的青紗帳，老家的泥土，老家的路，老家的祖父母、父母親的墳……老家的一草一木，老家的舊事，總是猝不及防跳進我的夢境，讓我魂牽夢繞。
大隊部
在鄉村，大隊部是最常見的一種標志性遺留建筑。人們習慣將大隊部稱之為大隊。
人民公社時代，大隊是公社直接管轄的農村基層組織，下劃幾個甚至十幾個生產小隊，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曾經輝煌一時。大隊不僅是黨員干部學習辦公的地方，也是村里每個人可以隨時溜達的地方。上至貫徹執行黨的大政方針，下至調節婆媳不和之類的雞毛蒜皮，大隊一度發揮著農村基層組織不可替代的職能作用。我們村的大隊在村子中間，五六畝見方，外套紅磚圍墻，正房和東西廂房都是五間磨磚對縫紅磚瓦房，外墻用白石灰工工整整寫著“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醒目標語。院里通常停著一輛或者兩輛配有翻轉犁鏵的75馬力的東方紅鏈軌拖拉機。
印象里，我們村沒出現過《平凡的世界》里田福堂那樣霸道自私的村支書和孫玉亭那樣的悲喜交織的支部委員；他們大都真抓實干，兢兢業業，和社員們一樣生產勞動。
正房是支部成員開會學習的辦公場所，會議室里擺著報刊架，墻上掛著馬恩列斯毛的偉人掛像和鮮紅的黨旗；值班室里那部黑色的手搖電話放在和書記室相連的壁龕，成為書信之外和外界聯系的主要工具。淘氣包們有時見值班室沒人，就鬼頭鬼腦拿起話筒搖號，聽一聽女接線員溫柔甜美的聲音后就將話筒扣下。
西廂房原來是青年點，供下鄉的知識青年居住。知識青年返城后，這里就成了赤腳醫生衛生室和廣播站；緊里面的那間房搭上炕灶，供無兒無女的上了年紀的五保戶“小福子”專用。大隊部沒有廚房，上級來檢查工作，派飯吃住社員家，伙食補貼由大隊核算。東廂房是糧食加工廠和鐵匠鋪，門外豎著一個“門”字形的給驢馬騾釘蹄掌、削蹄子的專用木架。社員們磨米磨面，打造農具，修理牲口，很是熱鬧。
我見過幾任支部書記，有外村調來的，有本村的。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又黑又瘦、眼窩深陷、雙目炯炯有神的本村支書馬俊文。他平易近人，沒一點架子，我經常看到他盤腿坐在社員家的炕上抽著旱煙棒，和社員嘮家常。我七歲那年夏天，跟著母親去地里給隊里的豬剜野菜，同去的一個嬸子逗我：“這孩子長得也忒黑了。”我說：“我黑？馬俊文比我還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這話不知怎么傳到了馬書記耳朵里。有一次，我去大隊，他就蹲下身抱起我，刮著我的鼻子笑：“臭小子，咱倆比比，看看誰黑？”
可能是為了尋找一種安慰，中考落榜后，我常到會議室里看報。那時候公社已經解散了，大隊也改成了村民委員會，人們仍習慣地稱那兒為大隊。我小時候的卡介苗就是母親帶著我，在會議室排隊接種的，胳臂上至今仍留有花狀的卡疤印記。
大隊通訊員我認識兩個。
第一個叫李連財，五十多歲，駝背如弓；年輕時睡木板受了潮，導致脊柱嚴重變形，看人時總是吃力地挺起腰來。蓋因這個缺欠，一輩子沒成家。在人們的心里，他是除了幾個大隊干部之外的“能人”。許是考慮百年后有人給扛靈幡喪摔盆吧，將侄子過繼給自己，還給繼子娶了媳婦。讓人佩服的是，李連財竟然給只會悶頭種地不識幾個大字的繼子娶了才貌雙全正值芳齡的民辦教師劉素芹。
劉素芹嬌美典雅，很會教學，書法筆走龍蛇。不知施展什么魔法，她班上幾個有名的淘氣包在她的感召下一個個乖乖聽話，成了上進樂觀的好學生。父親說，她是錦州大白樓一個資本家的女兒，在特別的年代淪落到了我們村。后來，她考上了公辦教師，兩個孩子先后考上大學，再后來，一家子搬回了錦州。有一年，劉素芹不慎從自行車上摔倒血崩，是我父親帶人趕著馬車將她送到公社醫院，撿了條命。李連財墳頭的草一年年由枯變綠，又由綠變枯，他當年用什么辦法讓老牛般倔強的繼子娶了如花似玉的大家閨秀，現在仍是個謎。
第二個是我的初中同學孫仕東，他在家行二，我們都叫他孫二。他父親是老黨員，大隊支部委員，他哥哥犧牲在部隊，成為我們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個革命烈士。孫二初中畢業，大隊考慮到他哥哥為國犧牲，安排他當了通訊員。這時候的大隊已經過渡為村民委員會了。
孫二開朗厚道，我們幾個年齡相仿的常在晚上去他那兒跟他打平伙。打平伙就是平均出錢聚餐。那時候，大家手頭都不寬裕，就常在一起打平伙喂喂肚子里的饞蟲。夜深人靜的時候，大家踏著月色去小賣店買來酒，還有魚罐頭、花生蘸、香腸之類的酒肴，回來坐在值班室的炕上侃大山。孫二的行李下壓著的一本肖復興的小說《早戀》，我借來看了幾個通宵。大隊搬遷到新址，他也定親結婚，就辭去了通訊員的工作。從這時候起，大隊這個稱謂徹底消失，人們將村委會叫“村上”。
倉庫里鎖著民兵訓練用的槍支，這些槍大都是半自動步槍，也有少量的沖鋒槍和小鬼子的“三八大蓋”。民兵雖然不是正規軍，但軍事化訓練強度和標準一點都不低，隊列、步伐、射擊、刺殺、投彈、炸碉堡樣樣優秀。我經常看民兵打靶訓練，珍藏著好幾枚彈殼和從樹身上摳出來的彈頭。女民兵一律齊肩短發，腰扎武裝帶，綠色解放鞋，英姿颯爽，和男民兵一樣并肩訓練，一點不比男民兵差。我們村就出現過女神槍手，在公社和縣組織的比賽中奪魁。
我們村的赤腳醫生叫陸殿德，出身中醫世家，畢業于錦州中醫院。他的同學后來都發展成為院長教授，只有他無怨無悔扎根農村。小時候，他用針灸救過我的命。他已奔九旬了，身子仍然硬朗，灌園鋤地，好不愜意。廣播員叫譚德真，年輕俊美，嗓音圓潤，扎著兩只羊角辮，兼任著團支部書記。我至今還記得她播音、放唱片時認真專注的樣子。
鐵匠鋪里忙碌的，是鄰村的叔侄倆。當叔的個子不高，戴著眼鏡，人們叫他大老崔。當侄的給他打下手，文靜得像個姑娘。大老崔身材瘦弱，手藝卻不孬，打出來的農具個頂個的好。除了打鐵，他還會給牲口釘馬掌削蹄子，給牲口配種。不知從哪天起，鐵匠爐里的火滅了，“叮叮當當”的打鐵聲也消失了，崔家叔侄也不見了。人們說，大老崔跟二隊的大美人馬寡婦好上了。為了避開風言風語，大老崔不干了，跟一個遠處來的女人結了婚。
平時，隊部大院除了召開集體會議、舉行民兵訓練外，也是村里人看戲看電影看雜技踩高蹺的主要場地。我在這里看過國產電影《從奴隸到將軍》《405謀殺案》《藍光閃過之后》《一江春水向東流》，羅馬尼亞電影《復仇》和南斯拉夫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晚上放電影的時候，院里人山人海，孩子們像泥鰍似的擠來串去；一支五分錢的冰棍，一毛錢一小茶杯的毛嗑兒（注：葵花籽），一分錢一個的玻璃珠似的糖球，成了孩子們手里最好的吃食。大隊為了創收，砌了一個酒窖，釀過一段時間酒，后來又做了幾天芝麻糖，曬在瓦上。孩子們就爬到高高的屋脊去偷芝麻糖，放在嘴里，又糯又香。負責看芝麻糖的即便捉住了這些饞嘴的孩子，也只是輕輕地嚇唬一下。孩子們信誓旦旦，沒過幾天，趁著月黑風高，又貍貓般爬到屋脊上去了。
十歲那年，和幾個玩伴在村子東邊的高粱地里撅甜稈，被看青的治保主任譚樹利抓了個現行。他拎支洋炮（注：火銃），聲音和相貌都神似老電影《甲午風云》里的鄧世昌。他一臉嚴肅地把我們幾個“押”到了大隊。我們嚇得不行，怕挨罰，更怕讓父母和學校知道。出乎意料的是，他只對我們進行了一番心平氣和的簡單教育后就把我們放了。
他是我們村第一個富起來的黨員干部。大隊成為村民委員會后，他辭去了治保主任養起蛋雞，成了附近幾個村屯里第一個養雞大戶。他們家是我們村第一個有黑白電視機的，一個生產小組的人每天晚上都擠到他家看電視，他也不煩。那年，女排3:0戰勝美國，獲得洛杉磯奧運會冠軍，他拿出過年時沒放完的鞭炮，帶我們幾個小孩子到院里放鞭慶祝。他的養雞規模越養越大，后來在村外建了雞場，蓋了別墅，當上了全國人大代表，事跡上了《人民日報》，轟動一時。這樣一個精明強干的能人卻沒有自己的孩子，和媳婦商量著收養了一個男孩兒，起名鐵鋼。他和老伴離世多年，鐵剛也在養雞，也算子承父業。那幢二層別墅后風中搖曳的白楊，似乎仍在敘說著主人當年的輝煌和創業的艱辛。
當年的大隊部幾易其主，現在成了村民馬俊武的家。前兩年我回老家，當年的房舍、圍墻以及斑駁的標語仍在，院子里豎起了兩座高高的糧倉，儼然是個小型糧庫。經過了解，這兒已經成為一家以糧食和飼料加工為主的小型私人企業。我駐足良久，向院子里面張望，久久不愿離去。
耳畔里似乎傳來老支書在喇叭里抑揚頓挫的講話聲，孩子們玩耍的笑聲，看戲看電影時人們的亂哄哄的嘈雜聲，鐵匠爐里老崔和他的侄子“叮叮當當”的打鐵聲，我和孫二他們打平伙時開心的說笑聲，以及民兵訓練時嘹亮高亢的口號聲。
供銷社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農村人，哪個不對供銷社有著深厚的情感呢？在我們老家，村民們把供銷社叫“合社”。
一塊散發著香味的橡皮，一個削筆刀，一只文具盒，一支鉛筆，一本田字格，一包槽子糕，一瓶子醬油，一包火柴，抑或一個蘋果，一個黑面包，幾斤餅干，無不引起人們對往事的回味。對我們這些孩童來說，那兒簡直就是個藏寶的迷宮。
供銷社在南街（音gai），是整個村子除了大隊部之外最大的院落，正房是六間紅磚到頂的瓦房，門房是裝貨的倉庫；為了防盜，每扇窗子都下著粗粗的鋼筋，晚上外罩厚厚的木板。現在仍叫供銷社，成了村民自己開辦的大型超市。
供銷社主任蔡學文會唱樣板戲，拉二胡，供銷社里常常傳出他字正腔圓的《紅燈記》《沙家浜》的唱段；他媳婦林鳳英是大隊婦女主任，公事私事，她都會跑前跑后，屬穆桂英的——陣陣落不下。
這天晌午，我去供銷社給奶奶買紅糖，走到門口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圍在門前議論著什么。我碰到了來買文具盒的同班同學王思柱，王思柱告訴我，今天“合社”關門，不營業。
“點貨？”我問。
上個禮拜天，供銷社進了一批十四寸的黑白電視機，舉行了抽獎活動，一等獎就是一臺黑白電視機。當時，活動可熱鬧了，人們擠滿了供銷社的院子。東街的常保去抓獎，結果，抓到了一臺電視機。可把他高興壞了，貪心不足的他又和蔡學文商量用這臺電視機換獎券。蔡學文答應了，換給了他幾十張獎券。常保將這些獎券放在了帽兜里期盼大獎出現，他盤腿坐在供銷社的院子里一張張地對，結果，只抓了幾袋洗衣粉，和電視機再也無緣。在人們的笑聲里，常保拍了拍屁股上的塵土，灰頭土臉回家去了。
王思柱搖了搖頭，湊近我的耳根子輕聲說：“昨天夜里，‘合社’進賊被盜了，把錢匣里的錢都偷走了，丟了好幾百塊錢，公安局的人正在調查呢！”
“小偷是怎么進去的呢？”我愣在那里。
不止一次聽老人們講供銷社倉庫里狐仙醉酒現形的故事，供銷社進小偷，我還是頭一回聽過。
王思柱說：“公安局的人來調查過了，小偷是順著‘合社’后墻爬到了房頂，鉆進煙囪爬進去的。聽說，公安局已經勘察出了他的腳印，正在偵破。”
“能抓到嗎？”
“誰知道呢？”
就在我和王思柱說話的時候，兩輛三輪摩托車開了過來，上面是幾個穿著白衣藍褲的警察和一條警犬；更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警察押著的人竟是“老鸛”。
警察將“老鸛”押進了“合社”院內，“老鸛”告訴警察，他是如何進入“合社”進行盜竊的。
“老鸛”學名柳清勝，因他脖子細，跑得快，雙腿細長，活像一只鸛鳥，同學們背地里都叫他“老鸛”。
“老鸛”有雙釘子鞋，學校開全民運動會的時候，畢業了的他就穿上這雙釘子鞋，代表群眾參加長跑比賽，每次，都能拿到獎。
據說，釘子鞋的鞋底都是釘子，能抓地，跑起來不易滑倒。釘子鞋到底是什么樣子呢？我沒看到過，可是，“老鸛”拿獎我卻看到過一次。“老鸛”長著一雙鴕鳥似的長腿，跑起來一步頂別人兩步；我還看他練過武功，在他們家屋后的樹林里天天綁著沙袋子練輕功。
怪不得他能攀上那么高的墻，一定是練輕功練的。我一直也沒琢磨透，他怎么就不學好盜竊“合社”呢？警察開著“屁驢子”走了，我和王思柱一直看到“屁驢子”沒影。
這時，蔡學文從“合社”里走出來，告訴大伙，昨天晚上十二點，柳清勝利用夜里下雨，偷盜得手后將“合社”里的錢偷回了家放在一個壇子里封好，然后，埋在豬圈里，又趕著豬在上面走了幾圈。可即便這樣，他還是沒逃脫公安人員的火眼金睛。公安局的警犬尋著他留下來的氣味一直追到了他家的豬圈里刨了起來。
“老鸛”就這樣落網了。
同桌大力家條件好，父母都掙工資。有一回，我和大力去“合社”，我買了個演算本，大力買了個蘋果。雖然只是一個蘋果，蔡學文還是賣給了他。這個蘋果又圓又大，像鍍了層金粉。大力說叫黃元帥。從“合社”出來，他就掰給我一半。這是我生平吃的最甜的蘋果。我覺得老吃大力的不好，可我又沒什么好吃的送給他，我發現大力媽挺喜歡花，向我姥姥要了一盆夾竹桃送了過去。
供銷社也賣小人書，什么《鐵人王進喜》《戊戌變法》《大刀記》什么的，后來，小人書沒有了。蔡學文說，買的人少，就不進了。有一回，我和母親去青堆子公社趕完集擠進了供銷社，我看到書架上有一本《三國演義》連環畫《馬躍檀溪》，因為人多擠不上去，只好眼巴巴離開。
我的小人書有三四十本，大部分靠自己撿廢鐵積攢下來的零錢買的，有一部分是沈陽姑家表哥送給我的，還有一部分從同學們那里換來的。我當時最大的愿望就是將最喜歡的幾套小人書集齊。可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是囊中羞澀，二是供銷社進貨斷斷續續，像極了當年袁闊城一天一講只有半個小時的評書。
挑一盞如豆的油燈，看著里面的保家衛國的英雄，少年的夢開始悄悄生成，“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就是那時一個游走在小人書海洋里的鄉村少年最真實的寫照。
那時候的小人書少則一角幾分，多則二毛，即便這樣，對我來說有時候也看著櫥窗“望書興嘆”。我買小人書，除了村子里的供銷社和偶爾去十五里外的青堆子公社，去六里外的趙屯公社供銷社的次數最多。
去的次數多了，就和售貨員熟悉了。有時候手里沒錢，又發現供銷社新進了一本自己正要集齊的小人書，就央求售貨員無論如何留下一本，明天來買。售貨員微笑著點了點頭。第二天利用午休，飯也顧不上吃，揣著從奶奶那兒磨來二毛錢，還沒學騎自行車的我像一只小袋鼠，連跑帶顛地去把那本書買來。當跑到柜臺前看見那本書還靜靜地躺在那里，這才喘著氣放下心來。
有年臘月，天冷得能凍掉下巴，我去趙屯供銷社給奶奶打完了煤油和醬油后，就轉到賣小人書的柜臺前，眼睛盯著里面的小人書不移開，柜臺里竟然有我最喜歡的《三國演義》連環畫中的《小霸王孫策》。這本書在當時的售價也就一毛多錢，我摸了摸口袋，錢差不多都買了煤油和醬油了，剩下的幾分錢根本就不夠買這本書的。我想跟熟人借，可柜臺旁沒一個熟人，又怕回家后再回來這本書賣光了。我又舍不得這本書，就讓售貨員姐姐將這本書拿給我，先過過眼癮也好啊！
我趴在柜臺上裝模作樣地翻看起來。當時，買年畫的人特別多，柜臺上很擁擠，摩肩接踵。我見售貨員姐姐去打理別的顧客，一時半會回不來，鉆過人群，抽身跑出了供銷社，穿過熙熙攘攘的集市，一邊跑一邊回頭。直到跑到幾里外的田野里，看到售貨員姐姐并沒追上來，我長長出了口氣。
現在想想，既可笑又可嘆，覺得自己做了很大的虧心事，以至于我有很長時間沒敢去供銷社了，生怕遇到那個售貨員姐姐。我又怎敢迎向她那清澈善良的目光？那個售貨員姐姐會不會因為我受到處罰？會不會因此丟掉了工作？這件事折磨了我好長一段時間。
現在，那個供銷社早就消失不見了，當年的紅磚瓦房還在，每次回老家路過那里，我都會摸一摸那斑駁的紅磚墻和破舊的門窗，想起那個十八九歲、扎著羊角辮子，眉清目秀的售貨員小姐姐來。
老學校
我們村的老學校還在，擠在村民們蓋起來的新房中間。雖然有點像一個被年輕人簇擁著的茍延殘喘的老嫗，卻是讓人回味最多的地方。這里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讓多少從這里走出去外出求學的農家子弟們魂牽夢縈。
我們村的學校全稱叫北鎮縣青堆子公社陸家中學，坐落在我們村子的東南角，是村里和公社聯辦的。說是中學，實際上，是集小學初中于一體的鄉村學校。我上學的時候實行小學五年、初中三年的八年一貫制。每個年級兩個班，一個年級組有七八十人，八個年級算起差不多有五六百人。
當時，幾乎每個村里都有小學，像我們村這樣集小學初中于一體的學校并不多。附近幾個村里的學生們小學畢業了，大都到我們村來讀初中。中小學同在一所學校，前院是初中，一排紅磚瓦房；后院是小學，一排紅磚平房；中間那排平房是校長和老師們的辦公室。每逢運動會，賽場上彩旗飄飄，鑼鼓喧天。除了全體師生，也有群眾代表上場角逐，操場里圍滿了看熱鬧的群眾，美其名曰：全民運動會。除了運動會外，每年的農歷三月三，我們學校還舉辦風箏比賽。各式各樣的風箏飛滿天，整個村子又沸騰起來了。
有一年的風箏比賽，滿臉嚴肅的陸樹芳校長在開幕式上給我們朗誦了一首清代大詩人鄭板橋的描寫風箏的詩。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四句詩是：
紙花如雪滿天飛，嬌女秋千打四圍。
五色羅裙風擺動，好將蝴蝶斗春歸。
在我上小學之前，學校大都是泥坯房，即便這樣，教室還經常不夠用，只好輪流上課。1977年我上小學一年級，我們就在一個破舊的禮堂里上課。這樣堅持了有半個學期，學校開始大面積動工，增加教室，初中蓋了紅磚瓦房，小學蓋成了紅磚平房。教室里缺少桌椅，學校就地取材，或用磚石砌就，或用木樁釘地。學校有一架腳踏鋼琴。那是同學們在校田勞動，發現了一只紅色的狐貍，陸樹芳校長帶著師生們將這只狐貍圍了起來，最后，用這只狐貍的皮換了架小型的木殼腳踏鋼琴。有一次，我和張萬閣等幾個同學去野外挖菜，一只狐貍從草叢里鉆出來，跑向了遠處。張萬閣說：“一架鋼琴跑遠了。”
我在這里讀過九年書，包括一年休學。許多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小學的時候，我連數一百個數這點最起碼的基礎都沒有。也難怪，那時候爸爸媽媽在生產隊里起早貪黑地勞動，爺爺奶奶年紀又大，我自然成了一個野孩子。鄰居的二丫兒不但能流利地數一百個數，還在姐姐的指教下學會了拼音字母和不少漢字，我連手里的鉛筆都不會使，更談不到什么品學兼優了。
可我也有自尊心，有時候常常一個人趴在桌子上掉眼淚。這時候，教我不到一個月的楊玉華老師調走了，年輕漂亮的女教師郭桂秋走進了我的視野。那個時候她大概只有十八九歲，白里透紅的瓜子臉兒，大眼睛，一笑，就露出一口潔白而好看的牙齒。上班的時候，她總是扎著兩只羊角辮，經常穿一身干凈得體的草綠色的仿制的確良軍上衣。站在那兒，挺拔得就好像春日里的一株小白楊似的。初中課本中魏巍寫的《我的老師》一文中寫一個蔡云芝老師，現在想起來，郭桂秋老師和蔡云芝老師都是“溫柔和美麗的人”。
我剛上學時候學名叫葉紅育，郭老師就對我說：“瞧，你的名字起得多好，老師相信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又紅又專的好學生。”我們家和郭老師相隔不遠，有一天，郭老師對我說：“回去和你爸爸媽媽說說，晚上你到老師家寫作業吧！老師好好地輔導輔導你。”打那兒以后，我就晚上去郭老師學習。和我在一起去郭老師家的，還有同班的楊國清和張文忠。
在郭老師的幫助下，我的腦子像被插上電源的發電機，很快摩擦出了電火花，很快由全班最差的學生一躍成了優等生。電源奇缺，郭老師就在閨房那盞昏暗的煤油燈下，每天晚上輔導我到九點鐘。后來她去縣里的教師進修學校進修一陣子，回來后課講得比以前更加味道了。那時候的郭老師像一只上足了發條的鬧鐘，渾身上下充滿著力量。大概她感受到了我們幾個在她身邊時學習成績有了飛躍性的進步吧，索性就讓全班同學晚上都來學校里上晚自習。這大概是我上學以來最早的晚自習了。偌大的校園，晚風吹拂，晚上就我們一個教室里透出燭光。正是有了郭老師不計勞累的輔導，我們的學習成績都有了大幅度地提高。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我們班在全公社同年組里成績排了個第一，在全縣排了個第二名。那時候，郭老師也和社員們一樣，掙集體的工分。可她輔導我們，從沒從要過集體里的一個工分。郭老師一直教我到三年級，幾年后，她嫁到十五里外的公社所在地青堆子一戶姓黃的人家，郭老師也轉到了青堆子小學任教，和郭老師見面的機會就少了。讓我開心的是，郭老師在青堆子小學任教不久就考上了公辦教師。
真正的晚自習是從初中開始，直到初中畢業。晚自習為兩節課，沒電的時候居多，每個同學的課桌上都點著一根蠟燭。上晚自習是學校正常的教學安排，老師們不收一分錢。有時，老師們徹夜不眠，在油印機特定的鋼板上鋪蠟紙，一刀刀刻上訓練試題，然后手持油墨滾筒一張張印出油印試卷。一個班級幾十個學生所用的試卷，往往花費一夜的時間。
老師們像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學生們。現在，每每聽到“以前的老師是蠟燭，現在的老師是燈泡”這句話，就有一種肚子被抽空般的隱痛。
“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掛在教室墻上的葉劍英元帥的詩作《攻關》成為同學們奮發讀書的座右銘。每年，都有三五個同學考上高中、中專，離開家鄉外出求學。陸家中學雖然只是個村辦學校，但它中考、中專升學率在全縣名列前茅，和那些公社或縣里的中學比起來毫不遜色。
學校里有趣的、感人的事跡多得數不過來，幫助殘疾同學王凱民成為當年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王凱民是個風箏迷。一天，他在操場上放風箏，風箏落在了操場外面的變壓器上了。他爬上變壓器被電打了下來，兩只胳臂沒保住，被截掉了。對王凱民來說，這個打擊是致命的。王凱民出院后，陸樹芳校長專門召開全校師生大會，發起開展向王凱民同學慰問活動的號召。
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我們兩個班的同學開始輪流照顧王凱民，五個人一個小組，一個小組一天。早上，小組的同學們將王凱民接到學校里來，幫著穿衣洗臉，喂他吃飯。學校掀起了幫助殘疾同學王凱民的熱潮。不僅僅是王凱民所在的班，其他的班級，包括初中的同學們，也都對王凱民伸出了援助之手。高年級的男同學見王凱民的伙食單調，今天這一伙去河里摸了魚，明天那一伙打了野兔。女同學也把平時舍不得吃的雞蛋湊到一起，給王凱民送過來。
失去雙臂的王凱民精神一天天好了起來，在老師和同學們的關心下，學著用嘴叼著鉛筆寫字。經過不懈的堅持，竟然將字寫得工工整整，成績一點不比手足健全的同學差。這件事在我們陸家中學的校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陸家中學的老師們做到了。他們身體力行，孜孜以求，誨人不倦。
在我就讀的八年里，除了郭桂秋老師外，陸樹芳校長、不茍言笑的小學五年級班主任裴玉金老師、教初三語文的陳振元老師、教初三數學旱煙不離手的張景海老師、教我們生理衛生的譚德恩老師，教地理的譚廣香老師、教政治的楊樹潔老師、教化學的黎德林老師，教物理的陸殿元老師，教初二幾何的顧俊清老師，教過我們英語自學成才的張海濤老師，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就像一束束光，一顆顆星，在我心頭閃耀。
早年間有會看風水的地理師（注：風水先生）說，陸家村位于黑魚河畔，遠看霧氣蒙蒙，是人杰地靈的風水寶地。自建校以來，陸家中學培養了數百名大中專生，成為各個領域的精英。現在，隨著學苗的減少，原來的學校有一大半成了村民的住宅；當年的紅磚瓦房早就不見，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排水泥平房，保留下小學幾個年組和一塊僅有當年十分之一的操場。
時間飛逝，離開老學校已經整整四十年，站在老學校院內回味往事，感嘆不已。
老學校就是一曲青春的頌歌，真實地譜寫著每個農家子弟刻苦攻讀勤奮求學的艱辛。那幾排當年師生們植下的鉆天楊和旱柳發出沙沙的聲響，似乎在追憶著恩師們教書育人鞠躬盡瘁和青春少年天真無邪快樂無憂的往事。柳梢頭的那輪明月灑下的那抹柔麗的清暉，化作成師生們歷經坎坷陰晴圓缺坦然淡定的人生。
老樹和鐵塔
在鄉村，老樹常見，塔卻不多。
我的老家有座四五十米高的塔，和我們村中間那棵腰高三樓百年物事老槐樹一樣，成為老家最醒目的地標。之所以將它們并列在一起，是因為它們之間互為關聯，密不可分。
爺爺說，老槐樹可能是早年間飛鳥叼來的槐連豆（注：槐樹種子）在這里發芽生根，慢慢長成參天大樹的。他小時候整天在樹下玩耍，孩子們像猴子一樣在粗壯的樹枝上跑跳瘋淘，有的人還在樹上拴個秋千，但從來沒聽說哪個孩子從樹上摔下來。歷經幾百年歲月變遷的村子盡在它的眼底。它像一位慈祥的守護神，默默注視著村子從無到有，發展壯大，幾十代人由小到大，由生到死的全過程，也傲視著村里幾百年來的干旱、烈火、戰亂等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老人們都說，這樹有靈氣。它是村子的根和魂。
我不止一次想象過這樣一個神奇的情景：
湛藍如洗的天幕下，一個白點出現在遙遠的天際。白點越來越大，最后，變成了一只渾身長著白色羽毛的漂亮的鳥兒。那鳥兒振動著翅膀，俯瞰著蒼茫的關東大地。突然，鳥兒的嘴張開了，一粒圓圓的槐連豆從嘴里掉了下來。槐連豆輕輕下墜，落到了一片荒涼的土地上，在地上打著滾，隨后發芽，將根須緩緩扎向泥土。根須越來越長，枝葉伸展著，長成了一棵小樹。小樹漸漸長成了大樹，大樹又逐漸長成了參天的古樹，荒涼的土地上漸漸出現房屋、村子，以及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和爺爺小時候一樣，我和小伙伴們也喜歡在這棵老樹上爬上爬下，有時候，直到太陽落山，才像貓一樣敏捷地從樹上跳下來。
樹上有好幾只灰背老等（注：蒼鷺）巢，和老等相處得久了，老等們也不怕我們了。我們每次上樹，都會拿事先捉來的小魚、泥鰍、蝦、喇蛄、蜻蜓、蝌蚪什么的來喂巢里的雛鳥。起初，老等的爸爸媽媽很害怕，生怕他們會傷害到它們的孩子，圍著大樹嘰嘰喳喳叫個不停，似乎在向他們發出離開領地的“通牒”。后來，它們看到，我們每次來都給它們的孩子喂食，就漸漸消除了戒心，小老等也和我們成了好朋友，在我們的手上和肩膀上跳來跳去，歡叫個不停。老輩人說，三年自然災害，老槐樹上的槐花救過半村人的命。現在，村里仍然有農歷五月做槐花餅的習俗，有的人在樹身上纏上紅布條，祈求風調雨順，家宅平安。
老槐樹成了我和小伙伴們童年最溫馨的去處。透過密密麻麻的枝葉，我們可以看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夏天的晚上，天上星星閃爍，爺爺搖著蒲扇，聲情并茂地講述著發生在這棵老樹身上的故事，我和小伙伴們聽得入了迷。
我最喜歡聽的就是一壇子金條的故事。
爺爺說，偽滿的時候，老槐樹下有兩個好朋友，一個叫柳長河，一個叫鈕三。柳家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財主，家里開著一家規模很大的油坊，鈕三是油坊二掌柜，和少東家柳長河從小一起長大，感情很深。鈕三窮，柳長河就幫著張羅，給他蓋房娶了媳婦。
這天晚上，月朗星稀。柳長河找鈕三坐在樹下喝酒。鈕三問：“長河，啥日子？咋想起在這兒喝酒？”柳長河拿起酒壇，給兩個人的碗里滿上了酒，端起酒碗，說：“三哥，明月為證，咱哥倆敬天地敬老樹，我有話說。”
鈕三驚訝地看著柳長河，也默默地端起了酒碗。柳長河拉著鈕三面向明月，二人跪在地上。柳長河說：“青天在上，明月為證，此碗中酒，敬奉供養我們的天地。”說著，將碗中酒潑在地上。
鈕三看看柳長河，也將碗中酒潑在地上。柳長河又分別將二人酒碗里的酒滿上，和鈕三端起酒碗，拉鈕三跪在樹下。
柳長河說：“樹神在上，我和三哥敬您老一碗酒，保佑我和三哥，我們全家，全縣的百姓，平平安安！”
柳長河拉著鈕三起來，拿起酒壇，將二人碗中的酒倒滿。柳長河端起酒碗，目光炯炯地看著鈕三：“三哥，這碗酒，小弟敬你！”說著，將碗中酒揚脖干了。鈕三就問：“啥事，整得和生離死別似的！”
“讓你說中了！這可能是咱哥倆喝的最后一次酒了。”
“胡說些什么？”
“世道亂了。”
“世道亂了？”
柳長河點了點頭：“現在奉天亂得很，局勢很緊張，日本人虎視眈眈，戰爭一觸即發。”
“咱們東北軍兵強馬壯，怕他小日本個球？再說，東北易帖了，想那少帥也不是吃素的。”
“咱們是老百姓，管不了時事。我爹和我商量投奔關里老家。”
“這么大的家業咋辦？”
“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柳長河說著，跪在鈕三面前。
“這是干什么？起來！”
“三哥，你不答應我，我就不起來！
“長河，我答應你，答應你，還不成嗎？”
“三哥，油坊、院子和那幾百畝地就交你看管了，這兒的一切事務都由你做主。戰爭過去了，我再回來。”柳長河用一雙期望的眼睛看著鈕三。
鈕三將柳長河扶起來：”長河，你這是干什么？啥時候回來，我啥時候將油坊完好無損地交給你！”
三天后，柳長河舉家回了關里。沒過多久，日本人炮轟北大營，整個東北落到日本人手里。為了保全油坊，鈕三將油坊、大院、土地以三千大洋（銀圓）的低價兌給了偽保長劉麻子，將這些大洋換成十根金條，帶著金條和媳婦連夜去了閭山深處將軍拜母溝躲了起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才回到村里的老宅，將金條放在壇子里，藏在了炕洞底下等候柳長河回來。
星移斗轉，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鈕三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由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成了一個白發蒼蒼的耄耋老人。沒有人知道，這個不言不語的莊稼漢當年竟是聲名顯赫的柳家的二掌柜，更沒有人知道，他們家炕洞底下那壇黃燦燦的金條。20世紀80年代中期，柳長河回來了。此時的他是從臺灣回來探親的老兵。1938年，日本人占領了柳長河的老家即墨柳家疃，全家人除了柳長河外，都死在了日本人的槍口下。柳長河發誓為家人報仇，去青島參加了保安警備旅，跟鬼子打了幾年仗。1949年端午節，跟著部隊去了臺灣。80年代中期，兩岸關系解凍，柳長河這才回來探親。老哥倆熱淚盈眶，鈕三從坑洞底下拿出那壇金條遞到柳長河手里。柳長河說什么也不要，據說，老哥倆商量后將這壇金條捐給了家鄉辦學。
許是鈕三的誠信和義氣感動了上蒼，鈕三的子孫都很有出息。他的孫子是我的同學，初中畢業后考上了我們縣重點高中，后來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成了一名研究導彈的科學家。
又幾十年過去了，鈕三和柳長河已經作古，鈕家油坊和院落很早就不見了。據說，跟劉麻子有關。劉麻子成了油坊的新東家，仗著有日本人撐腰，變著法壓榨當地的老百姓。
在鄉村，塔也是常見的一種遺留建筑，有幾百年遺留下來的古塔，更多的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用水泥、磚石和鋼筋等材料修建的“忠”字塔。在我們村二里地的六屯村和六里外趙屯鎮（原來的趙屯公社）的廣場上，“忠”字塔仍然巍然屹立。我們村的那座塔不是舊古塔，也不是“忠”字塔，而是日本人修建的飛機信號鐵塔。這座鐵塔竟然跟劉麻子有關。
日本人來后，他拍著胸脯表完忠心后，敲著鑼，將老百姓哄騙出來，押著在村子東邊的田野里給日本人修建四五十米高的飛機信號塔。為了趕工時，摔死了兩個身上沒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村民。老百姓恨透了日本人和劉麻子，一個大風之夜，放火燒了鈕家油坊，把劉麻子一家給燒死了。大火燒紅了半邊天，距離鈕家油坊不遠的老槐樹竟然毫發無損。
這座信號塔現在還高高聳立在村子東頭村民李忠哲和裴玉清兩家的院子里，塔身嵌有舷梯，頂部建有平臺，遠遠看去，和田野里的高壓電鐵塔十分相似。小時候，孩子們經常爬上去玩，有時候還能在底下撿到大霧天撞死的野鴨、老鷹什么的。我也不止一次去爬到平臺上看遠處的風景。東街的孟令俊就是爬鐵塔不小心掉下來摔殘了一條腿，拄著一根鐵拐出門。幸虧鐵塔下面的松軟的柴火垛緩沖了他下墜的力量，不然，就不是摔斷一條腿那么簡單了。
相關部門每年仍然派人檢查這座鐵塔，它不僅僅是文物，更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重要證據，應該永久地保存下去，讓子孫后代永遠記住這段屈辱的歷史。
鐵塔銹跡斑斑，雖經近百年的風雨剝蝕，仍然完好無損，和老槐樹遙相呼應，成為我們村里最醒目的兩座地標。每到大風襲來的日子，鐵塔會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似乎在敘說那遠去的歲月。
老橋
村子的南壩外，有一座60年代修建的四洞水泥橋，我們叫它大橋；橋下終年流淌著一條清澈的河流，發源于西北五十里外的閭山深處，我們叫它黑魚河。在我們村子外的這段，我們稱之為河套或南河。
大橋下的河少有干涸，有取之不盡的魚蝦，最常見的就是捕魚拉蝦人的身影。河套里的魚種類繁多，大的幾斤，十幾斤，小的一錢。有鯉魚、鱸魚、鯖魚、梭魚、草魚、鯽魚、鯰魚、鱧魚、魯扎兒、麥穗兒、河刀……除了各種各樣的魚之外，還有數不清的蛤蟆和“蟬眼龜形腳似蛛”的螃蟹。
在鄉間河邊長大的孩子，有幾個不會捕魚摸蝦呢？
一年暑假，我和霍清發、霍鵬飛、孟相閣、李政榮等幾個同學拿著臉盆、抄網、鐵鍬、水桶、鐵篩子、笊籬、筐頭兒，有說有笑去了水泥橋下。那年出奇的旱，黑魚河成了條隨時被扯斷的細線，只有橋下有條水溝里還有水。到地方后，霍清發用繩子把水桶拴成了“崩斗兒”，說這樣淘起來速度快。剛到初夏，蒲草剛剛過腰，幾只渾身雪白的長脖“老等”撲展著翅膀飛走了。蒲草可是好東西，每年秋天，爺爺和爸爸就到河溝里將這些蒲草割下來曬干后運回家，編成草鞋和蒲草床墊，農閑的時候拿到集上賣。
我和表哥、小舅也在橋下淘過魚，我媽就把淘來的魚撒上鹽，放在一個瓦盆里用鹽一鹵（注：淡淡的腌），然后，用鍋一煎，嘿，甭得多下飯了。有時候，我媽也會把挑選出來的麥穗兒洗凈，直接倒在高粱米飯鍋里燜。飯熟的時候，這些麥穗兒一個個立在米飯里，張著小嘴兒，和煎的魚比起來，另有一番滋味。
大家光著腳跳到河溝里用鐵鍬挖泥疊起埝來，埝疊好后，又選了幾個相對低洼、牢固的地方，挖了個坑，把鐵篩子和抄網放在外面固定好。鐵篩子和抄網是為了防止把魚淘出去。
做完這些后，我們輪換著用“崩斗兒”往外淘水，面對面攥緊水斗上的兩根繩子，把水斗“悠”起來，把水從低處淘到高處的鐵篩子上。沒用“崩斗兒”淘水的，用盆往外淘。
隨著坑內的水一點點減少，高一點的地方已經露出了河泥，水里蒲草和蘆葦雪白的根須都露了出來，魚兒越來越活躍，有的耐不住寂寞跳躍起來，貼著地皮使勁浮游，上下亂蹦，濺起許多水花；黑魚、鯰魚、鯉魚、嘎魚、鯽魚都看得一清二楚，它們聚攏在一起，有的順著水流鉆進了網里，也有裹著泥水的大魚在泥水里來回躥動，在我們身上濺滿了泥點子，把我們一個個涂抹成了泥猴子。
橋面上圍滿了看熱鬧的人，有生產隊的社員，也有和我們一樣的學生。
“加油！”
“哇，這么多的魚啊！”
大家呼喊著為我們助力。終于，水坑讓我們淘干了，太陽緩緩落了下來，將地平線上嵌上一個薄薄的金邊。看著水桶里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魚兒，我們幾個跳了起來。
人們捉到的并不總是魚、蛤蟆和螃蟹，有時候也會遇到“意外之喜”。有一回，我們在橋下摸魚，同班同學大權在螃蟹洞里掏出了一個軟綿綿的東西，仔細一看，竟然是一條像綠皮火車似的長蟲（注：蛇），嚇得我和大力好長時間沒敢下水。
大權則不管這一套，照樣下去。山上的洪水下來了，他還站在橋頂上沖水流子。在他的鼓動下，我和大力也敢沖水流子了。我們光著身子，像三條從水里冒出來的黑泥鰍，也常常吃從激流里爬到橋洞里渾身透明的小螃蟹往嘴里扔，來個“生吃螃蟹活吃蝦”。
河套水淺的地方過膝，深的地方一個猛子扎不到底，經常有人溺水。有一處的水極深，我們叫它為碑灣子。之所以叫碑灣子，是因為在水底下躺著一塊巨大的石碑，這塊碑是下游的黑魚溝村舉人孫希橋的。孫希橋飽讀詩書，在嘉慶年間中舉，因在家中行五，世人稱其為孫五老爺。他一心為民，見黑魚河兩岸洪災頻發，請命疏浚，和民工一起，吃住在河岸。病故后朝廷賜碑，人們遵其囑，將他安葬在黑魚河岸。同治二年（1863年）洪水暴發，葬在河套旁的孫五老爺墓被沖毀，石碑也陷入泥沙之中。冬季河床裸露時，我曾在石碑旁走過。此時的石碑已經斷為兩截，靜靜地臥在河道里。
孫五老爺家村外也有一座老橋，和我們村的水泥橋同架一條河。不過，那座橋是長長的石條砌就的，規模也小得多，據說也是當年孫五老爺疏浚黑魚河時率眾捐資所建。二百多年的歲月更迭，不知有多少人從上面走過，發生過多少感人的故事。三十年前，我推著裝滿蔬菜的自行車還小心翼翼在搖搖欲墜的石條上走過，坐在石條上將腳伸進清澈的河水洗腳。如今，這座老橋早就坍塌，只剩下幾根長長的石條散落河內，成了遺跡。
這里水深清涼，悶熱的夏季，人們大都愿意在這里洗澡。有一回和表哥他們在那兒洗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我并不知此地險惡，一個猛子扎進去，等我浮到水面的時候，突然大笑起來，似乎有人在撓著我的腋下，水嗆進了我的嘴里，身體像被抽出了筋骨，一點力氣也沒有。幸虧表哥及時發現，撲過來將我拖出水面。打那兒后，我再也不去碑灣子洗澡了。每次路過的時候還心有余悸。有人說，是淹死鬼在找替身，要不是被表哥給沖了，我就成了水下之魂。
每年夏秋，河套都要漲水，人們聚集到大橋上打撈河柴，很多人因此發了財。有一年，年過三十的光棍漢邢老五仗著好水性，跳進激流里撈上來一個抱著樹的年輕女人。在生產隊長的撮合下，邢老五就娶了女人。女人原來的男人虐待她，疑心她跟別的男人有染。女人想不開，在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離開了家門，走到黑魚河邊，正趕上山洪下瀉，被沖到了下游，這才被邢老五救了下來。小媳婦長得挺俊，細腰身，瓜子臉，白白凈凈，對邢老五也好，還有一副百靈般的好嗓子。她最愛給邢老五唱《回杯記》：
我悶坐繡樓眼望京城，
思想起二哥哥張相公。
二哥他進京趕考一去六年整，
人沒回來信也沒通。
莫非說二哥你得中招為駙馬，
你有了新情忘了舊情。
莫非說二哥你身遭不幸下世了，
你也該托夢對我告訴。
……
過年了，人們來大橋下取冰，在橋面上安置好滑輪，將方方正正的冰塊通過滑輪吊到馬車上，運回大隊院里去雕成半大水桶粗細的冰燈，然后敲鑼打鼓掛到軍烈屬家的門楣上。邢老五也雕了一對圓柱形的冰燈，里面點上紅紅的蠟燭，掛在自己家的門上，把小媳婦樂得直蹦。
第二年桃花水從山上下來的時候，女人的男人衣衫襤褸找上門來。女人的男人連叩頭再作揖，央求邢老五放女人回去。夾在兩個男人中間，女人左右為難，上了吊，剩下邢老五孤零零一個人守著孤衾冷被和空蕩蕩的院落。女人已經有了身孕，邢老五號啕一番后將她葬在大橋西邊的河套旁。逢年過節，人們經常會看見邢老五坐在女人的墳前燒紙，一邊流淚一邊唱：
花轎小，河套長
說了個大嫂二十三……
村里人故去后大都會選擇埋在河套兩側，我父母的長眠處也在河套二道壩外的黃土地。村里人大都生于斯，長于斯，死后埋于斯，最終化為家鄉的一抔泥土。每次給父母上墳踏過老橋，看橋上東去的流水，總會駐足感嘆，漂泊在外幾十載的我百年后又在哪里長眠？
河套還是那個流淌了千百年的老河套，橋還是那座老橋；老家還是那個“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老家，人們仍和以前那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幾個殘存的鄉村地標融為一起，燃一村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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