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兒童文學的外譯實踐蓬勃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本文以薛濤兒童文學作品《砂粒與星塵》的法譯為例，從譯者翻譯方法與翻譯策略的選擇、兒童本位的翻譯意識的確立等角度出發，關注譯者主體性的建立與其法譯本的誕生過程、閱讀空間之間的關聯性，深入思考兒童文學譯者與兒童文學“走出去”過程中輸出和傳播方式、翻譯方案和策略的選擇、兒童本位意識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力求以動態目光探索《砂粒與星塵》法譯本在“異的考驗”中給中國兒童文學外譯帶來的啟示。
1引言
德勒茲將寫作視為“一個生成事件”，認為“它永遠沒有結束,永遠都正在進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經歷或已經經歷的內容”（德勒茲,2012:1）基于這種動態的觀點看待文學創作，文學翻譯即可以視為文本在譯入語國家新生命的生成過程。近年來，隨著文學外譯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進程中的重要性日益顯現，兒童文學外譯實踐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蓬勃發展，中國兒童文學在異域的“新生”成為越來越受到研究界關注的問題（徐德榮,2002:48）。薛濤作為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的重要代表，其作品的外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近年來，薛濤作品先后被譯為日文、英文、韓文、波斯文、阿爾巴尼亞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意大利文、法文、馬來文、泰文、老撾文等十余個語種。其中《河對岸》俄文版2019年獲俄羅斯“書的藝術”獎；《河對岸》與《小城池》波斯文版先后榮獲2021年、2023年伊朗“飛烏龜獎”；2019年、2022年長篇小說《砂粒與星塵》、童話散文《小山羊走過田野》先后入選德國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白烏鴉書目；2023年《腳印》獲俄羅斯圖書印象榮譽獎；2024年《小山羊走過田野》入選IBBY榮譽榜單作家獎。其代表性作品《砂粒與星塵》已有英、法、意、阿、波斯等五個語種譯本，而英語譯本又有加拿大、美國、英國的三個不同譯本，是目前薛濤小說中外譯語種較多、涉及地區范圍頗廣的一本。該書的廣泛譯介首先與其在國內出版后取得的不俗成績密不可分。《砂粒與星塵》出版當年即入選國家圖書館第十五屆文津圖書獎，同時入選中宣部“優秀青少年讀物出版工程”、中國出版協會兒童閱讀好書榜“生命教育主題”書單以及《中國教育報》教師推薦的“十大童書”等各類榜單。薛濤高質量的兒童文學創作為《砂粒與星塵》“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源文本基礎，但是該作品通過何種途徑、以何種面貌走向世界，開啟在異域的嶄新生命之旅？其譯本在“異域的考驗”中是否能夠真正地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間、煥發新的生機？這些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本文中我們將從譯者翻譯方法與翻譯策略的選擇、兒童本位的翻譯意識的確立等角度出發，關注譯者主體性的建立與其法譯本的誕生過程、閱讀空間之間的關聯性，深入思考兒童文學譯者與兒童文學“走出去”過程中輸出和傳播方式、翻譯方案和策略的選擇、兒童本位意識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力求以動態目光探索《砂粒與星塵》法譯本在“異的考驗”中給中國兒童文學外譯帶來的啟示。
2《砂粒與星塵》法譯本譯者主體性面臨的規范與限制
長期的翻譯理論研究和無數的翻譯實踐經驗向我們表明,翻譯不是簡單的文字轉換工作,而是受歷史、文化、社會等多種因素制約的復雜活動。因此，翻譯批評的對象也不能局限于靜態的翻譯結果,而應涉及從譯本選擇到翻譯接受的整個翻譯動態過程,涵蓋文本內部與外部的諸多要素(劉云虹, 1992:3)。審視《砂粒與星塵》法譯本的翻譯行為，必然需要將其置于動態的、兼具歷史性與時代性、普遍性與獨特性的廣義翻譯過程中進行考察。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時代語境下，從“翻譯世界”到“翻譯中國”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黃友義，2022:158），兒童文學主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既是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對當今時代世界了解中國的內在需求的積極呼應。《砂粒與星塵》法譯本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應運而生。《砂粒與星塵》經由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將作品定向推介給法國友豐出版社。中圖公司在精準推薦圖書的同時，向出版社提供了其官方對該書的解讀分析，以幫助譯者掌握翻譯尺度和風格，并協助出版社的后續營銷。出版社在本書定稿后，需提交定稿文件，經中圖公司審核后印刷出版。作為大型國有文化企業，中圖公司的文本選擇，代表了《砂粒與星塵》內容與質量的認可、對其構建中國文化形象能力的肯定，對其作為中國兒童文學優秀作品“走出去”的信心；其在版權簽訂與翻譯出版過程中對譯者與出版社的規范與審核流程，更體現了其對文本意識形態與翻譯質量的重要影響力。
友豐出版社作為法譯本的出版方，同樣對《砂粒與星塵》的法譯本的誕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體現在雙語對照、輔助漢語學習的翻譯方案制定方面。友豐出版社的華裔背景決定了其目標讀者群體主要為華裔以及對中國語言文化有著濃厚興趣的法國人。友豐出版社認為，隨著法國中文學習者日益增多，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中，有一定水平的中文學習者往往不滿足于課本中的閱讀材料，而是想要尋找較簡單的文學文本，來提高自己的閱讀水平。《砂粒與星塵》的定位是兒童文學，用詞相對簡單，友豐出版中法雙語對照版，并添加大量注釋，是為了吸引中文學習者購買。這一翻譯方案的確立，對譯者的翻譯方法的選擇以及本書法文版的圖書性質都產生了直接影響。中法對照的出版形式，決定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考慮讀者對兩種語言的對比，因此其翻譯的自由度必然受到限制；而《砂粒與星塵》法文版在原有的兒童文學圖書基礎上，又增加了漢語學習輔助圖書的性質。友豐出版對譯文產生的另一重要影響體現在譯者選擇方面。友豐主要的選擇標準是譯者雙語水平與擅長領域。《砂粒與星塵》法譯版的譯者亞力克西·布羅索萊（AlexisBrossollet）是友豐的長期合作伙伴，2001年畢業于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漢語專業，曾在中國與亞洲工作二十余年，有著豐富的漢法翻譯經驗，已出版漢法翻譯作品二十余部。其翻譯類型以文學翻譯為主，曾譯介魯迅《阿Q正傳》、老舍《茶館》、阿來《空山》等現當代文學經典作品，并創立以出版、傳播、譯介中國相關作品為主的“無為”出版社(Editions duNon-agir)。其豐富的文學翻譯經驗與中國實地生活經驗為譯本的翻譯質量提供了保障。
翻譯因“異”而生，同時也意味著譯者在“異”的語境下面臨著一系列從“譯什么”到“怎么譯”的選擇：對擬翻譯文本的選擇、對翻譯形式的選擇、對文本意義的選擇、對文化立場與翻譯策略的選擇、對翻譯方法的選擇等（劉云虹，2015：160）。譯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也正是通過這一系列選擇明確地體現出來。譯者在譯本誕生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這并不意味著譯者的選擇是自由與隨意的。任何翻譯總是受限于其歷史、政治、文化等客觀語境，同樣也受限于譯者的語言水平、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個體經驗等主觀因素。從《砂粒與星塵》版權與翻譯方案的誕生過程，我們可以看到譯者在接受翻譯任務的同時即接受了來自版權方與出版方的種種規范與限制。譯者在“選擇”與“受限”之間的努力制衡，突出體現在副文本的使用、翻譯方法與策略的選擇與兒童本位意識的確立等方面。
3《砂粒與星塵》法譯本中副文本系統的構建與譯者主體性的確立
法國文學理論家熱奈特(GérardGenette, 1987:1)對副文本做出了詳盡的概念界定：“文本很少以不加任何修飾的狀態呈現，很少不被若干的語言或非語言形式，如作者的姓名、標題、前言和插圖所強化和伴隨[……]這些程度和表現各異的伴隨形式就構成廣為我所稱的一個文學作品的副文本”。作為文本的伴隨與延伸而存在的副文本，其形式上包括作品中的注釋、序、跋、題記、獻詞、推薦語等，也包括相關的評論、訪談等。“它們包圍并延長文本，確切地說，它們旨在呈現文本[……]副文本使文本成為書，并以書的形式被交付、推薦給讀者。”(GérardGenette,1987：1)《砂粒與星塵》法譯本最明顯的副文本特色是全書400多條注釋。這些注釋對法文版的譯文起到了重要的信息補充、文化調節、翻譯說明的作用，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和更廣闊的文本解讀空間，同時呈現了法文版《砂粒與星塵》翻譯方案中雙語對照、輔助漢語學習的特色。譯者設定的目標讀者是漢語學習者或在法國生活的、并不完全掌握漢語的華裔兒童。這些讀者對中國的歷史、地理、文化都缺乏全面的了解，特別是本書涉及的中國東北“鷹把式”與鷹相處的故事，其中的地方文化與傳統習俗都是讀者較為陌生的內容，因此譯者通過添加注釋對相關信息進行了補充。例如小說中提到東北的“炕”，譯者對其中文文本進行了法文注釋，解釋說明了“炕，中國北方用磚或者土砌成的床，可以在床下加熱”（注釋18）。但是在法文翻譯中，譯者仍然使用了“le lit deterre”（31），即“土床”這種翻譯方法，便于讀者理解。對于東北特色曲藝形式“二人轉”的翻譯，譯者同樣采用了通過副文本注釋補足文化信息的方式：
中文原文：他滿臉堆笑，蹲在墻根下面給她唱二人轉。（68）
法文譯文：Le gar?on, tout sourire, s’était accroupi au pied du mur pour lui chanterdes chants folkloriques de larégion.(69)
法文注釋：二人轉èrrénzhuàn : des chants et danses populaires à deux, typiques du Nord-Est de laChine.（注釋55）
法文注釋不但解釋了“二人轉”是“中國東北獨有的二人歌舞形式”，而且加注了漢語拼音，全面保留了“二人轉”在中文中音意結合的語言形式及其文化內涵。在法文版的翻譯中，譯者充分考慮讀者群體的接受能力問題，采取了解釋性的翻譯方法，將其譯成了“當地民歌”。對于原文中涉及到的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如“廣場舞”（336）、“粉絲”（98）、“吸粉”（180）等，譯者也采取了同樣的翻譯方式。“譯文讀者的閱讀過程也是一個文化接受過程。”（楊仕章,2003:106）通過使用副文本在微觀層面對文化信息進行補足性調節，譯者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文中的中國文化形象，使讀者在閱讀時能夠感受到強烈的異文化氛圍，從而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增強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文中與訓鷹相關的詞語如“鷹把式”（20）、“架鷹”（214）、“鷹拐子”、“鷹嘴子”（224）、“鷹杵子”（242）等，譯者則采取了直譯加注的形式，進行了詳盡的解釋性注釋，通過注釋構建出了訓鷹文化的基本概念，增強了讀者對訓鷹習俗的理解。此外，譯者還對作品中的現實地名添加了注釋，例如“克什克騰旗”（40）、“長白山”（42）、營口（76）、西拉木倫河（76）、鄂霍茨克海（212）等，譯者在注釋中具體地標明了該地的地理特征、所處位置等，為小說敘事勾勒出明確的真實空間范圍，使讀者感受到東北地區極具特色的文化語境，增強了文本的空間感染力，拓展了小說敘事的文化張力。
除了文化信息補足性的注釋外，譯者還對源文本進行了大量的知識闡釋性注釋。這類注釋中較多的是語言文字知識。《砂粒與星塵》中，多次提及砂爺向兒子砂粒學習成語，因此書中涉及到大量的成語，譯者對大部分成語進行了注釋，其主要方式是加注拼音、解釋表面意義、拓展引申含義，必要時進行相近詞區分、說明使用語境與翻譯方法。這種注釋方式對于引導讀者跨越與源文本的文化距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副文本這種具有“邊緣性”（胡業爽,2020:83）的補充形式，譯者達到了與讀者的“直接對話”，而這種對話同時又作為文本本身的“伴隨形式”(GérardGenette, 1987:1)而出現，使譯者的主體性得以在譯文中彰顯出來。對于“守株待兔”一詞的注釋，是其中一個經典的案例。這個成語在小說兩個情節中出現，使用了九次。譯者對不同的情節采取了不同的注釋方式。第一個情節是砂爺向砂粒表示自己知道“守株待兔”（110）是一個成語。注釋中譯者使用法文類似的表達法對改成語進行了解釋：
守株待兔shǒuzhū-dàitù : en fran?ais expression serait l’équivalent de ? attendre que les alouettes vous tombent toutes r?ties dans le bec?.（注釋93）
第二個情節則是砂爺用“下套子”的方法捕狼：
中文原文：砂爺問砂粒：“我記得有個成語叫守株待兔，是不？”
砂粒一本正經回答道：“有這個成語。我教你怎么造句，這個套子在守株待兔。”
砂爺糾正說：“這個套子待的不是兔，是狼。”法文譯文：Je crois me rappeler qu’il existe une expression littéraire:? s’asseoir près de la souche et attendre le lapin?, non?
?a existe bien, répondit Grain de sable très sérieusement. ?asignifie? attendre bêtement que la proie vienne se jeter dansun piège?; un peu comme pour ce collet,quoi.— Mais là, on attend des loups, pas des lapins, corrigeaGrand-père.
法文注釋：守株待兔shǒuzhūdàitù :chengyutrès célèbre dont l’équivalent fran?ais serait ? attendre que les alouettes vous tombent toutes r?ties dans le bec ?;espoirsvains. Ici lechengyuest appliqué de fa?on pluslittérale.Il est nécessaire d’adapter latraduction.
在第二次對“守株待兔”的注釋中，譯者指出這個成語的引申義是“癡心妄想”，并且說明在文中作者的使用方法與字面意義結合，因此應該對這個成語進行改譯。因此我們看到在砂爺與砂粒的對話中兩次出現“守株待兔”，譯法并不相同。砂爺提到“守株待兔”是一個成語，譯者使用了其字面含義，而在砂粒以“造句”的方式對成語進行解釋的時候，譯者則采用了“傻等獵物掉進陷阱，就像你的套子”這種解釋性的翻譯方法，將成語與砂爺所下的“套子”聯系起來，闡明了原文中的諷刺效果。
在出版方雙語對照的翻譯方案的影響下，譯者還對本書原文添加了大量語言知識類注釋，以期達到漢語學習輔助的作用。例如對多音字的讀音方法的解釋，如“羊圈”（64）、“重名”（82）、“漂成銀白”（116）、“數數”（188）等；對詞義來源的介紹，如“彗星”（228）、“菜鳥”（250）、“豬隊友”（292）等；對方言的界定與解釋，如“膩歪”（186）、“美上了天”（204）、“嘎嘎新”（243）等。這些文本之外的補充性信息無疑為讀者提供了了解中國語言與文化的另一種渠道。譯者通過有意識地添加注釋的方式，為小說文本構建出了強大的“伴隨性”副文本系統，與小說文本構成了一種的互文關系，輔助建立了小說文本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拓展和延伸了讀者對文本的解讀空間。同時，譯者在注釋中通過“請注意”、“請記住”等語匯的使用，與讀者建立起直接的對話關系，在凸顯其譯者主體性的同時，突出了漢法雙語對照版本的學習輔助作用，對于吸引目標讀者群體起到了重要作用。
4翻譯策略的選擇、兒童本位意識的確立與譯者主體性的建立
翻譯方法是促成文學翻譯生成的核心要素。翻譯之“生”的階段，即在原作新生命的誕生過程中，翻譯應原作的呼喚、應語言與文化發展的呼喚而不斷超越語言形式，不斷探尋并建構文本意義，以實現對原作的生命饋贈（劉云虹，2024：74）。譯者對翻譯方法的選擇貫穿了譯本誕生的全過程，也是譯者主體性在譯本誕生過程中的具體展現。翻譯方法主要指兩個方面：一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傳達原作內容和形式的總的設想、途徑和策略，以及美學態度；二是在翻譯過程中解決具體問題的辦法，也稱“翻譯技巧”（方夢之，2019：110）。《砂粒與星塵》法譯版的翻譯過程中，譯者對翻譯方法的選擇主要體現在歸化與異化結合的翻譯策略與兒童本位意識的確立兩個方面。在翻譯策略的選擇方面，受雙語對照版本的限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時刻關注對中國文化異質性的保留。異化策略的采用，在《砂粒與星塵》法文版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國特色”。例如對中國長度單位“里”的翻譯，譯者在面對雙語差異這種“最基本、可謂無所不及的限制”（劉宓慶，2005：173）之時，并沒有機械化復制源語文化，在對原文“幾百里”中的“里”（11）這一長度單位保留異化特征的同時，又按照法文語法規則，對其添加了表示復數的“s”，譯為“lis”（12），并添加注釋，解釋“里：中國傳統長度單位，目前精確設定為500米”（12）。這種翻譯方法使讀者了解到了中國獨特的長度計量單位，置身于異文化語境之中，同時又并不跳出其母語語法規則之外，便于讀者理解。對于原文中的形象特征，譯者同樣采取了異化翻譯策略。例如原文中重要角色之一“公爵”是一只頭頂有紅色鵝冠的公鵝，因此被作者稱為羊群的“紅冠衛兵”（150）。但是法國鵝的品種與中國不同，法國鵝類頭頂并沒有鵝冠，因此“紅冠衛兵”這一形象對法國讀者來說構成一定的困擾。譯者在譯文中采取異化策略、保留“紅冠”形象，將其譯為“gardien à chapeaurouge”（紅冠衛兵）的同時，在注釋中進行了明確的生物學解釋：“紅冠，即‘紅帽子’指的是中國的鵝喙后面的突起物，一種‘肉瘤’。公鵝比母鵝肉瘤發達，呈紅色或橙色。”（150，注釋133）譯者的異化處理方式，使“公爵”保留了在小說中的形象特點，同時以注釋方式使讀者關注到物種的相異性，既加深了對中國動物文化的理解，又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
翻譯是一項復雜的活動，任何文本的翻譯方法都不可能是單一的、一成不變的。《砂粒與星塵》的翻譯過程中，譯者采取異化策略、保留源語文化特征的同時，也關注到讀者接受能力、文化背景等因素，適當地選用了歸化與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對于“鷹”的翻譯方法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案例。小說提到“貓頭鷹也是鷹”（38），但是法語中“貓頭鷹”（lehibou）和“鷹”（lefaucon）是毫無關聯的兩個詞，翻譯時無法通過詞語本身的相似性在其間建立聯系。譯者將這句話譯為：“le hibouétait lui aussi unrapace（貓頭鷹也是一種猛禽）（39）”，通過歸化方式創造性地建立了“鷹”語“貓頭鷹”的共性特征，繞開語言障礙，把“原作者帶向讀者”(Schleiermacher, 1992:41)，譯文通俗易懂，易于被讀者接受。類似的案例還有“熊孩子”（26）一詞的翻譯。中國和法國的動物文化有著較大的差別。“熊”在中國文化中有憨笨、粗壯的形象特征，而在法國則代表著粗暴、孤僻等。“熊孩子”在中國語境下一方面可以指代“調皮的孩子”，另一方面也可以指代“做出不符合成人期待行為的兒童”（郭戈，2023：113），在道德上具有負面標簽化的含義。小說主人公“砂粒”為送鷹回草原不告而別離開學校，被警察稱為“熊孩子”，這一用法顯然并不是給砂粒的道德品質貼以負面標簽。鑒于中法動物文化的差異性，譯者對這一詞語同樣采取了歸化的翻譯方式，將其翻譯為法語中常見的描述兒童的詞語“garnement（調皮鬼）”（27），有效避免了因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解。
翻譯策略的效果是復雜的，異化和歸化的區分也不是簡單的一分為二（吳文安、朱剛，2006：98）。譯者綜合語言差異、時代背景、讀者接受等多種因素，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使譯文傳遞，才能夠達到使原作獲得真正“新生”的目的。《砂粒語星塵》的法譯過程中，譯者充分重視翻譯策略的選擇，并創造性地使用歸化、異化相結合的方式，將原文中“異”的形象與本國思維結合起來。小說主人公砂粒獨自面對狼群進攻時，作者使用了兩次“熱血”來描述砂粒當時的狀態：“如果想冒險，靠的是滿腔熱血，可砂粒身上的熱血偏偏瞬間冷卻了。”（300）本句中的“滿腔熱血”并不是字面意義上血管中流淌的血液，而第二個“熱血”顯然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字面含義。譯者面對這樣的語言差異之時，將第一個“熱血”以歸化方式翻譯為“courage（勇氣）”（301），而第二個“熱血”則被譯為“artère（動脈）”（301）。為了呈現二者的關聯性，譯者以異化的方式保留了“熱血冷卻”的語義矛盾與呈現形式，全句譯為“S’ilacceptait les risques, il allait devoir compter sur le courage qui coulait dans ses artères ; le problème était que les artères de Grain de sable semblaient s’être temporairementcongelées.”（如果他接受冒險，就要憑借動脈里所流淌的勇氣，問題在于他的動脈暫時僵住了）。（301）譯者以歸化、異化相結合的方式，既從形式上表達了作者的意圖，又從語義上消除了雙語差異，使譯文通暢易懂。
譯者在翻譯策略選擇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其主體性對譯本誕生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在《砂粒與星塵》的法譯過程中，譯者這種明確的主體性意識貫穿了翻譯始終。對于原文文本中呈現的“兒童性”的認識，也是譯者主體性較為突出的表現之一。譯者從翻譯之始即注意到這部小說的“兒童性”問題，因此在語言選擇上，譯者認為應“選用易于目標讀者年齡層讀懂的語言，因此詞匯與語句都不能過于復雜。”但是譯者同時指出，“也不能夠將孩子視為白癡，應該讓譯文激發他們的閱讀興趣”。這種明確的兒童本位的意識，在翻譯之中首先體現在對主人公“砂爺”名字的翻譯中。“砂爺”在《砂粒與星塵》美國英文版中被譯為“PaSand（砂爸）”(Xue Tao,2023)在加拿大英文版中被直接音譯為“Shaye”(Xue Tao,2024)，法文版中譯者將其譯為“Grand-père（爺爺）”。譯者認為最終選擇這一譯法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從小說人物設定角度，“砂粒”比“星塵”年長八歲，“砂粒”失蹤時十五歲，八年后“星塵”與“砂爺”相遇時，他們之間的年齡差可以視為“祖孫”關系；其次，考慮到目標讀者的漢語水平，其對“爺”的理解以“Grand-père（爺爺）”更為常見。這種翻譯方法雖然使主人公的名字與原文距離較遠，但兼顧了兒童主人公和兒童讀者的視角，體現了譯者面對兒童文學文本時所樹立的充分尊重兒童身心特點、以兒童為本位的翻譯觀。同時，譯者認為，如果在法語中選取一個兒童對男性長輩的尊稱來翻譯“砂爺”，比較合適的譯法應該是“MonsieurSha（砂先生）”，但是這一譯法并不符合小說文本中的地域特色。譯者最終與友豐出版社商定確認，選取了“Grand-père（爺爺）”進行定稿。
兒童文學的寫作“建立在對兒童認識、發現、深度理解共情的基礎上”（李利芳，2022：74），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兒童文學性質的認識還體現在具體字詞的翻譯中。當“星塵”聽說“砂粒”和鷹一起去讀書時，他的反應是“新鮮，太新鮮了！”（178）譯者將“新鮮”二字翻譯為“passionnant（極其有趣的、激動人心的）”，“星塵”通過“新鮮”來表達“少見而有趣”，體現了兒童強烈的好奇心。但是法文中并沒有與此意義完全相對應的詞語，如果通過解釋來表達，又失去了兒童語言的簡潔性。譯者認為如果翻譯為“orignal（新穎的，獨特的）”可能更接近漢語字面含義，但是在法文中與上下文銜接會顯得生硬。譯者認為，小說中給你“星塵”在“砂粒”生活過的村子里對很多事情都并不感興趣，因為這些對他來說都太陌生了。砂爺的故事能夠使他“睜大眼睛”（178）發出“新鮮，太新鮮了！”（178）這種感嘆，主要是因為其中的趣味性，而非罕見性，因此“passionnant”更能體現兒童心理活動。這些案例表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將兒童本位意識與小說情節內容充分結合，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砂粒與星塵》的譯者最終呈現給讀者的譯文并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經過文字、文學、文化多維度交融、碰撞、移植后的產物，是在不斷地突破語言形式、文化背景、思維方式的限制的過程中進行能動選擇的結果。
5結語
《砂粒與星塵》是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一部佳作，其法譯本誕生過程呈現了譯者在與各種因素不斷博弈與制衡、從而建立其主體性的動態發展特征。《砂粒與星塵》法譯本的版權定向輸出、出版社的華裔背景為譯者主體性的建立構成了一定的規范與限制，中法語言與文化的差異性同樣給譯者的翻譯過程帶來巨大考驗。譯者在充分尊重中國文化異質性的同時，以其明確的能動性突破各種差異的藩籬，采取副文本系統互文拓展的翻譯方法、歸化與異化相結合的翻譯策略，同時注重從兒童文學的本質思考譯文，兼顧了兒童文學的兒童主人公與兒童讀者的特殊性，實現了文字、文學與文化多維度的有效傳遞。從動態的視角考察《砂粒與星塵》法譯本譯者主體性的建立，使我們關注到譯者翻譯行為所處的歷史語境，明確了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歷史必然，同時也需要從歷史性的視角給作品的外譯文本以成長的時間與空間；譯者主體性建立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差異給翻譯帶來的困難與障礙，也是當今時代文化交流并不平衡的特征的體現，這要求我們在對兒童文學外譯展開翻譯批評時，需更多地關注到語言之外的影響因素，以時代的視角綜合全面地把握兒童文學外譯的階段性特征。《砂粒與星塵》法譯本作為作品生命在異域的延續，其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性的建立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異質性、拓展了讀者的解讀空間、再現了原作的語言與風格特色。在中國文化發展日益繁榮、綜合國力不斷提高、對外交流不斷深入的當今時代，我們有理由期待《砂粒與星塵》在法國的生命歷程必將呈現出更加精彩的經歷與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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