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季度的理論評論掃描,很大一部分篇幅放在了介紹遼寧年輕學者們的研究著述上,看看年輕學者們的關注點和研究范圍,品評一下他們的學術技巧、理論深度與行文風格,也是很有必要的。年輕學者是遼寧文學理論評論未來發展的基礎力量。關注他們的現在,也是在關注遼寧文學評論的未來格局。盡管本期掃描中介紹的一些文章,也許并不能代表該領域研究的前沿研究成果,分析問題的理論深度也有待提高,但一直在路上的不懈寫作狀態是應該得到肯定的。
一、綜 論
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雖源于西方理念傳入的影響且起步甚晚,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迅猛發展的態勢,我省評論界對于女性文學研究課題的關注也頗多。但這種高頻關注之下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賀紹俊的《性別差異了嗎?——關于女性文學研究的隨想》(賀紹俊,《文藝爭鳴》2017年第12期)這篇文章就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為主旨的,而且他也以自己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敏銳地注意到了這種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并提出了中國女性文學研究今后應該關注的重點。在他看來,在中國女性的自我解放遠遠沒有完成,而讓女性獲得解放,這才是中國女性文學最迫切的任務,也是女性文學研究最迫切的任務。中西方女性文學研究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西方女性文學研究天然地與主流話語呈對抗姿態,而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與主流話語是握手言和的,這緣于兩者所處的社會語境不同。而當批判的鋒芒不存在時,中國女性文學研究也就只能在學術上下功夫,同時還產生出了許多虛假的女性主義批評文章。面對這種困境,賀紹俊提出了他的觀點:開展一場思想革命,從性別差異分析入手,分三個遞進層次,層層推進,建構一個宏大的女性文學研究的學術目標。
近些年來,社會上的文學名人傳記似乎隨處可見,數量多、品種全,現當代作家傳記在生產過程中呈現出一派繁榮的表象,但細究其理,就能發現其質量并不均衡,“消費性傳記”充斥傳記文學市場。張立群在《近年來現當代作家傳記的一種考察——兼及消費時代的傳記倫理問題》(張立群,《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一文中,深入調查和研究了這種現象,并提出了當下傳記文學的生成傳播過程中,應該特別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傳記文學倫理問題。當代作家傳記寫作在與市場進行種種博弈之后,呈現出各種文本形態。這篇研究文章,發現問題的角度新穎,資料占有豐富,調研深入細致,對此現象感興趣的研究者可以找來這篇文章細讀。
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小說創作來看,每一個文學潮流代表性的作品中都存在著生動而豐富的“大眾形象”,然而以“大眾形象”為視角的小說研究卻很少。這篇對研究視角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大眾形象”:當代小說研究的一種視角》(翟永明,《青海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一文指出,“大眾形象”雖在不同時代語境的小說作品中體現出相異的涵義,但他們具有匿名性、靜態性、文化逼真性等共同的特質。“大眾形象”不僅豐富地體現了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舊力量的相互交疊、重合、對抗以及妥協,而且還如濾鏡般折射了作家審視和反思歷史現實的價值立場與基本態度,成為解讀轉型社會特征的另一種獨特方式。
近年,中國科幻文學在國際上的表現引人矚目,劉慈欣長篇小說《三體》、郝景芳短篇小說《北京折疊》相繼獲得第73、74屆世界科幻大獎“雨果獎”。人們在將目光投向獲獎作家作品的同時,也迫切渴望了解中國科幻文學創作的前世今生。《有史有識,念茲在茲——評〈百年中國科幻小說精品賞析〉》(喬世華,《科技導報》2017年第20期)一文,就介紹了《百年中國科幻小說精品賞析》作品集的問世,作者也在文章中指出,科幻文學具有的高度預見性和超前性,中國百年來的科幻小說創作,一路都在摸索中前進,而伴隨這些作品誕生的社會發展環境也影響了中國科幻小說的走向。近年對中國科幻文學的評論研究在逐步增加,人們正在逐步意識到這樣一種文體的重要性。
《不能忘卻的“后現代”》(盧冶,《文藝報》2017年10月23日)討論了一個當下的熱門話題,也是無處不在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話題,即網絡化生存現狀。而網絡文學的生成,似乎已不再來源于現實生活,而是建立在種種“設定”的情境之中。這種“設定式后現代”產生出了今日生活中最詭異的現象:網絡論戰像一個灼熱的天堂或地獄,而網絡文學則像黑洞一樣,把知識群體的批判和現實生活中的挫敗都轉化為“吐槽”銷售出去,但它們始終無法真正介入它們所談論的任何現實,這是我們今天的網絡化生存現狀的一種表象。
《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影響下作家身份的祛魅》(陳潔,《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討論了作家的身份問題。作者認為,新時期大眾文化逐漸興盛,受其影響,作家身份不再是一個神話,而發生了祛魅變化。這緣于傳播媒介的大眾傳播功能,它的廣泛普及使人們獲取文化信息的手段與渠道變得豐富而多元。然而,媒介帶來便利的同時,也使文學創作變得偏重娛樂消費與個人欲望的流瀉,而輕視了政治關懷。這種普泛性的文學創作造成文學經典的缺失,面對這一現狀,作家應該認同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利用現有文化資源進行建構。
二、作家、作品論
在本期掃描文章中,我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一季度里發表的許多篇文章都是關于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研究,比如,關于《西游記》《詩經》《二十四詩品》、唐人小說等的再發現與探討。下面就分別來介紹一下這些文章的研究重點。
中國的文學經典文本《西游記》在固定成型之前,也有著復雜的傳說與起源,20世紀80年代,日本學者中野美代子曾提出“孫悟空祖籍福建”的觀點,但一直未能獲得中國學界的完全認同。至90年代,福建相繼發現多處與“齊天大圣”“通天大圣”相關的文物,一度引起研究者們的熱議與爭論,但最終亦未能改變已有結論。《重估“南系”〈西游記〉:以泉州傀儡戲《三藏取經》為切入點》(胡勝,《復旦學報》2017年第6期)分析認為泉州傀儡戲《三藏取經》的發現,彌補了之前以福建為代表的南方地域,缺乏一個完整的《西游記》故事系統的空白,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前此我們完全陌生的完整自足的“南系”西游故事。這一研究發現,可使人們重新審視有關《西游記》南北系統的舊有論斷。
孝文化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離經叛道的魯迅孝文化》(李尊云,《哈爾濱學院學報》2017年第10期)一文,將魯迅在其作品中所呈現的對中國孝文化的傳承進行了梳理,這一研究角度比較新穎。文章作者認為,魯迅一方面扎根于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中,本能地身體力行著對長輩對家族的孝道;另一方面,身為一位敏銳而激進的新型知識分子,他又在其作品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國傳統孝文化中的糟粕。其作品中孝文化的傳承者如呂緯甫、魏連殳等知識分子,阿順等平民百姓,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詮釋出的孝道觀,也正是魯迅一直所思考又難以給出定論的。
《論〈詩經〉之“君子”》(張琪,《戲劇之家》2017年第24期)對《詩經》中“君子”一詞的頻繁出現,及其確切詞義展開了討論。而《淺議王力先生“詞頭”概念及其判定——以〈詩經〉為例》(高利娟,《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一文,以王力對《詩經》中“詞頭”概念的判定為標準,對《詩經》文本進行細致梳理,作者做出自己的判斷,認為以“唯(惟、維)”、“于”、“言”為代表的幾個詞,也應當是“詞頭”。王向峰也有一篇關于《詩經》所提供精神資源的討論《〈詩經〉呈現的美好一直幫我們抵抗粗鄙》(《遼寧日報》2017年10月30日)。
《論唐人小說中的“劍”》(王雅鳳,《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將研究關注點放到了物象“劍”之上,并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價值與多義指向。作者認為,“劍”自古以來就是文學作品中出鏡率較高的意象,在唐人小說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唐人小說中,大約有六十篇小說提到了“劍”這一符號。與其他文學作品中“劍”的單一屬性不同,唐人小說中的劍兼有兵器、禮器以及道教法劍等眾多功能,體現了“劍”這一意象的獨特意義與價值,并對后世的劍俠小說產生了深遠影響。
孫惠芬長篇小說所講述的故事幾乎都發生在遼南的鄉土世界,對鄉土的書寫是她一直所堅持的創作特色。《從歇馬山莊的孩子到鄉土世界的剖刀——以〈歇馬山莊〉和〈后上塘書〉為中心談孫惠芬長篇創作》(張超,《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12期)一文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孫惠芬對于鄉村的態度和小說所反映的現實問題出現了較大的改變,從習慣以童真的視角去觀察歇馬山莊到以鋒利的筆法解剖上塘村的改革變遷,呈現出了世紀之末到新世紀初不同歷史時期遼南農村人的精神面貌和心靈困境,遼南鄉土世界是孫惠芬的精神原鄉和歸宿,深切地觀照它的發展變化是孫惠芬文學生長的不竭源泉。
2017年第4季度省內發表評論文章統計情況(不完全統計):
另一種想象生活的方法:讀蜀虎近期的中篇小說(張學昕)
《文學報》2017年9月28日
不能忘卻的“后現代”(盧冶)
《文藝報》2017年10月23日
《詩經》呈現的美好一直幫我們抵抗粗鄙(王向峰)
《遼寧日報》2017年10月30日
馬笑泉長篇小說《迷城》:迷在濃郁的情懷(賀紹俊)
《文藝報》2017年11月13日
星光燦爛 滿目生輝(孟繁華)
《文藝報》2017年12月27日
城市深處到底是什么:楊帆長篇小說《錦繡的城》(孟繁華)
《文藝報》2017年12月6日
以聊天式敘述舉重若輕:白勺長篇小說《姑媽的滄海》(賀紹俊)
《文藝報》2017年12月6日
他還是一個有趣的浪漫文人(孟繁華)
《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6期
生活的沃土和發現的眼睛(孟繁華)
《文學報》2017年11月16日
從梁生寶到范少山:評關仁山的長篇小說《金谷銀山》(孟繁華)
《石家莊日報》2017年11月1日
"師徒關系"的背后與深處——評劉建東的幾部中篇小說(孟繁華)
《文藝爭鳴》2017年第10期
性別差異了嗎?——關于女性文學研究的隨想(賀紹俊)
《文藝爭鳴》2017年第12期
汪曾祺文學風俗畫中市井風情的初始場景(季紅真)
《文藝爭鳴》2017年第12期
游吟的珠湖人——汪曾祺全傳(節選)(季紅真)
《新文學史料》2017年第4期
論《白鹿原》的“民族秘史”書寫(趙凌河)
《小說評論》2017年第6期
陳忠實小說審美意識形態進路論(韓春虎)
《小說評論》2017年第6期
論新世紀陳忠實短篇小說創作(吳玉杰)
《小說評論》2017年第6期
“陳忠實傳”書寫現狀論析(張立群)
《小說評論》2017年第6期
陳忠實的小說語言與漢語現代化(李樹軍)
《小說評論》2017年第6期
近年來現當代作家傳記的一種考察——兼及消費時代的傳記倫理問題(張立群)
《南方文壇》2017年第6期
文學作品意義的關系屬性(英文)(高楠、李存娜)
《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2017年第4期
學行自述:荒原上一株蒲公英(彭定安)
《文化學刊》2017年第11期
詩詞審美創作的新成果(上)——《大中詩鈔》評論(郭興文、吳玉杰、張立軍等)
《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林泉美感的和合奏鳴(吳玉杰)
《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作者的意圖投注與讀者的文本解讀(吳玉杰)
《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10期
文本的意義生成與解讀類型(王向峰)
《社會科學》2017年第12期
新世紀張潔小說研究綜述(2000-2015)(張立群、楊洋)
《職大學報》2017年第5期
“人文精神討論”的歷史評估——從“文人心態”到價值追尋(張立群)
《文藝評論》2017年第10期
中國古代詩脈流延的集群考索(王向峰)
《汕頭大學學報》2017年第12期
透識民族的文化精神:讀王充閭的《囯粹》(王向峰)
《遼寧日報》2017年12月14日
重估“南系”《西游記》:以泉州傀儡戲《三藏取經》為切入點(胡勝)
《復旦學報》2017年第6期
論張愛玲《封鎖》中的空間敘事(陳潔)
《襄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
論唐人小說中的“劍”(王雅鳳)
《河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王文濡的駢文史論(于景祥)
《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6期
“大眾形象”:當代小說研究的一種視角(翟永明)
《青海社會科學》2017年第5期
金代東北文獻《鴨江行部志》考略(安大偉、張寶坤)
《圖書館學刊》2017年第8期
淺議王力先生“詞頭”概念及其判定——以《詩經》為例(高利娟)
《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亭子間,抗戰前線與魯藝——《山鄉巨變》“廣闊現實主義”的創作成因(張超)
《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
論《二十四詩品》的理論性質——兼談“意境”與“風格”的比較(方明)
《沈陽工程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影響下作家身份的祛魅(陳潔)
《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
從文本到影視,試論不同版本《活著》悲劇表現的異同(趙紫晨)
《名作欣賞》2017年第10期
囿于苦難的精神淵藪——讀余華小說《許三觀賣血記》(顧鑫)
《名作欣賞》2017年第10期
《呼蘭河傳》中的民生思考和敘事指向(王海文)
《名作欣賞》2017年第10期
離經叛道的魯迅孝文化(李尊云)
《哈爾濱學院學報》2017年第10期
論《詩經》之“君子”(張琪)
《戲劇之家》2017年第24期
苦難中綻放信仰之花——論許地山作品中的苦難書寫(寧芳)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
《詩經》與《儒林外史》的女性意識(林奧妮)
《隴東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
論《詩經•采薇》意境的構造方式(馮凱)
《淮海工學院學報》2017年第10期
唐時升《詠雁字二十四首》探微(張夢穎)
《淮海工學院學報》2017年第10期
有史有識,念茲在茲——評《百年中國科幻小說精品賞析》(喬世華)
《科技導報》2017年第20期
從歇馬山莊的孩子到鄉土世界的剖刀——以《歇馬山莊》和《后上塘書》為中心談孫惠芬長篇創作(張超)
《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12期
延伸,我們的路——讀胡世宗詩集《雪葬》(軒小楊)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
語言的“政治”:對20世紀40年代文學發展路向的一種考察——以路翎和趙樹理為例(周榮)
《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新世紀初中國小說中的作家形象——以劉兆林《不悔錄》為個案的考察(詹麗)
《渤海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
試論70、80后作家作品中的日常生活詩性建構(劉洋)
《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