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夏季的詩歌里我們看到了詩人們在反省過往的經歷中試圖追尋生命的終極意義，想知道生命的真相好過無知無識的吃喝宴樂、婚喪嫁娶，這也是文學之于人的啟蒙意義所在，我們也看到了詩人們在詩歌表達技巧上的日益嫻熟，看到了詩歌創作的內外生命一起在成長。
透過自然尋找自我?！蹲骷摇?018年5月號發了李皓18首詩歌，近幾年，李皓的詩歌創作量驚人，而且質量一直呈不斷上升的趨勢，他的詩剛柔相濟，就像金庸小說的主人公，他以詩為劍，常常在浪漫揮舞、興致正濃的時候劍鋒直指當下，回旋出凜然的針砭時弊的精神力量。
李浩的天賦體現在他能隨意進入喻體內部，使它像創作主體那樣自主呼吸和生長。
相比其他同代詩人，較少虛張聲勢的痛苦，多些直面生存場域的凌厲、又不乏良善與溫暖的根基。所以，我眼中的李皓是一個特立獨行的詩歌俠。
從一個自然景點中，瞬間疊印出一個自我缺失的影像，對于詩人李皓，天目山之旅是不虛此行的。發表在《作家》2018年五月號的組詩之一《在天目山依靠一棵大樹》是詩人凝神聚集、格外專注地向外投射自我的一首用心之作。它來源于詩人中年疲憊的心路背景。詩人寫道：“整個夏天我都在尋找一棵大樹。”天目山由此幸運地同一棵大樹的意象疊加在一起，它是一種休憩的渴望，是一種對心靈錨地的尋求。“我多么希望那些汗流浹背的日子/在它影子的庇護之下，統統離我而去”。詩人下面一段敘述，轉入一個非凡的格局：“第一次走在天目山的千年古道上/一下子，我發現我有那么多靠山/它們有著共同的特點：腰粗，腰桿很直/一定有太多人依靠過它，乘涼，或者歇腳/譬如某些高僧，或者三代國師//我也不由自主地靠上去，像靠近一個老人/或者說就是父親和母親，就是那些有著寬廣胸膛的人”。這段文字顯示出詩人疏朗超拔的氣度，看似抒寫眼前之物，實則眺望人生風景。遠近內外，會于一爐；人生酸苦，舉重若輕。這里的焦點是尋找人生下半程的寄托，從少年意氣，仗劍巡游，到摸到一個重陽的天氣，漸漸感到人生的荒涼。這時插入一幅畫面：一對老人拾級而上，“一雙年邁的腳正攙扶著另外一雙年邁的腳，像一塊石頭/掂著另一塊石頭”，形容歲月般的沉重，“一墊就是千年”，將這份扶持的精神拉伸到時間長河里。樹的意象變成了老夫妻身邊的拐杖，“它被一只手把握/它點擊地面的時候，山風嘆息一聲/神靈的石頭，把風燭殘年的背影留給了我。”詩人的頓悟在于：“與一生一世的攙扶相比，這些千年古樹/顯然不及一根拐杖”，也許，這一畫面的定格比任何說出的感悟都更加意味深長，它顯然成了李皓這一階段詩歌層面豐富的底色，正像《霜降辭》中“秋天的尾巴”的比喻，“我抓著你，我的鬢角正在滿滿泛白”，詩人的年齡漸漸接近“菊花側一側身，你傲慢的眼神/就會擠進更多的稻草”的尷尬期。詩人的神經變得愈加敏感，甚至一場春雨，都會賦予一個簡陋的旅館難忘的記憶，它“使我盲目而籠統的人生/變得格外撲朔迷離”（《夜宿京華翌日晨遇第一場春雨》）。在人生這種尷尬的境況中，詩人細膩地獨自對月抒情，深情款款的是當中一句：“我就是你的一個形容詞，月啊/我用十年的舊情踮起腳跟——夠你”，而詩人已經領略了“經不起秋風輕輕一吹”的人生秋涼的滋味，“月亮越升越高，那一張半明半暗的臉/是深淵！在那面不合時宜的窗簾背后，喊我”，月亮不再具有單純的含義，正像人生的中年，孤獨的深情成了一道吞吃生命的深淵，一種不合時宜的尷尬。怎樣從這種人生的尷尬期走出來，又該到哪里尋找新的精神資源呢？無疑，故鄉是詩人返璞歸真的必由之路，“故鄉的橋是爺爺的皮鞭子/每經過一次/它就抽打我一遍/變異的口音 虛偽的洋裝”（《過王山頭橋》），《我得坐車去一趟普蘭店》是詩人近期尋找新的自我、新的身份的航標。它的真摯性來自《大堰河》般的樸素。詩人宣示道：“我得坐車去一趟普蘭店，就想我從未去過一樣”，帶著第一次的心情，去提煉這些年丟失的價值。
女詩人的調色板。《詩刊》2018年6期發表孫擔擔兩首詩，《鴨綠江》2018年5期發表孫擔擔的組詩《濟州島的水罐》。很多詩人從喻體進入詩歌，孫擔擔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她善于直接在詩中抒發感情和思辨，而在結尾的時候，靈感使她把那個喻體信手拈來，別有令人驚喜的味道。她的詩歌雖短，但內蘊豐贍，多從形而下尋索形而上，因多為一氣呵成，她的詩歌大多短小精美，值得反復品咂。
袁東瑛陸續發表在《安徽文學》第5期和《詩選刊》第5期的組詩，卻代表著古典詞語釋放的美。詩人不乏從“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古典詩名詞動用中獲得的啟發——“夜走黑了路”（《雪》），和成熟詞語的巧妙化用——“飛流直下/豪邁的三千尺/竟是粉碎的結局”（《瀑布之想》），或者，古典詞語與現代詞語的交織——“我喊一聲/山水潺潺/夕陽落下中年的回音”（《秋天接近一個人的年齡》?！堆愤@首詩已經把詩人未來的詩歌樣貌顯現出來。詩人沒有淺止于感情的抒發，整首詩都是將創作主體隱匿于雪中，克制的表達與主體內在的情緒構成恰到好處的張力。“被云放低的天空”（《被云放低的天空》），“油菜花一瓣瓣，打開自己/讓蜜住進去”（《在綠江》），擺脫了古典詞語束縛，呈顯鮮活的詩意感受。
久違的生活痛感。吳言發表在《星星》第6期的組詩《我在工廠里寫詩》，標題里 “工廠”的符號性代表一個遠去的時代，它的格外凸顯，擁有了鮮明的宣言性質。無論詩歌質量怎樣，它的異質性本身就值得我們關注——不要忘了，這是從工廠里生產的詩，它的汗漬都帶著新鮮感。與上面我們提到的詩歌不同，它抒發的不再是人生的閑愁，而是生活的負擔：“我的眼睛，等著我慢慢辨認老去的工友/我的鼻子，多次心疼著我已生銹的肺/我的憂愁，一茬接一茬的搶占黑發/我的口袋，讓我覺得活著像是冒險/我的身體，累得血管都不愿意被麻木節奏”（《致自己》），這就是工廠的代價，它遠不像我們謳歌的那樣宏偉，這也是這首詩的真實的情感站位和價值所在。在工廠，“傷，是我身上的另一種補丁/疼痛，是一種無法與人分享的儀式”（《傷》），讓我們參觀一下工廠的食堂：“比土豆先到的，是幾根大蔥/比喧鬧先到的，是伴隨著饑餓的痛/比菜譜先到的，是加班的消息/比排隊先到的/是途徑的小路”，而工人詩人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和鄉愁坐一會兒是件奢侈的事/那一群擁擠的碗/不再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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