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鐵西敘事”的意義，一方面在于通過對平凡工人階層的文學書寫，把他們從冰冷的歷史檔案中打撈出來，還之以血肉之身，銜接起文學書寫歷史的空白；另一方面，在歷史、當下、未來連續的視域中貫穿對時代變革的考察。這其實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
如果我們承認文學意義上的“先鋒”包含如下內容：對習焉不察的慣性常識認知的質疑與重釋，對混沌不明的盲區禁區的突進與勘察，對律令成規的真誠“冒犯”與修正，對藝術形式的癡迷雕琢與創造。那么，班宇無疑是這樣的新銳先鋒小說家。
生于1986年的班宇文學起步一開始就避開了“80后”文學的常規區域：青春史的反復咀嚼、個體經驗的持久沉溺、自我情緒的無節制放大，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關鍵詞：國企、工人、下崗、失業、工人村。這一系列散發著過時陳舊氣息的詞匯在今天，似乎已經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這種恍然隔世不僅僅是時間上的漫長，更深遠地指向時代、價值觀、精神資源、社會癥候的全面更迭。而這場世紀更迭的經驗與遺產似乎還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就徑直淹沒在世紀末華麗轉身的炫影中。撲面而來、洶涌澎拜、蓬勃沸騰的后現代生活，以物質的盛宴、海量的信息以及完美生活的愿景，壓抑了“向后看”的意愿與動力。雖然把作家的現實生活經驗與文學創作直接對接非常冒險而武斷，但毫無疑問，東北工業區生長生活的親歷親聞、所見所思是班宇最重要的藝術資源，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洪水之年》既奠定了他“鐵西敘事”的基調，也呈現了一種明晰穩定的文學氣質：對深度歷史的著迷與探尋，對邊緣人事的體貼與悲憫，以及文體上的先鋒意識。
《洪水之年》既是一出荒誕不經的鬧劇，又充滿了黑色幽默的反諷意味。上世紀90年代后期，大型國企變壓器廠虧損嚴重，瀕臨倒閉，青年職工“我”被“委以重任”到外地電廠回收貨款。電廠的情況也不樂觀，效益不景氣，財務科長莫名自殺。不得已，“我”通過死纏爛打女出納員獲得了見廠長的機會，并順利收到40萬貨款。正當“我”想慶祝首戰告捷時，卻得知自己的領導伙同單位女出納攜40萬貨款跑了。生活于工業區的經驗造就了班宇小說逼真的寫實感，同時裹挾著東北特有的幽默與荒誕、喜感與痛感。雖然小說盡量淡化故事發生的社會背景，但故事結構與人物關系中已帶出了未被言明的社會轉型與經濟變革的信號——“現代化”以“市場經濟”的名義開啟了對社會結構的全面重組，而死亡、陰謀、下崗填充了這場歷史遽變的縫隙。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細節上用力精巧，作者把時間定格在香港回歸前夕，舉國以各種方式迎接香港回歸，東北一個經營不善、人心渙散的企業竟也組織開展迎接香港回歸知識競賽，“我”就是通過陪女出納員背題贏得比賽，才獲得幫助見到廠長。一邊是傳統體制下北方社會現實的落魄窘境，一邊是現代體制下東方明珠的迷人光輝；一邊是象征著專制的、僵化的、陳腐的制度形態，一邊是昭示著富足、自由、活力、未來的歷史方向。歷史的詭譎即在于它常常以參差對照的面貌共存于同一片土地上，此時，后者以犧牲前者為代價獲取了對社會生活和精神意識的全面“占領”，而回溯并不遙遠的歷史，前者也正是在后者的批判與超越中應運而生的。
班宇擅長運用意象和細節的力量，通過具有豐富象征和暗示意味的意象拓展文字之外的聯想空間，達到言外之意畫外之音的敘事效果，如香港、洪水、工人村等意象，或反諷荒誕不經的歷史，或喻示無常的人生，細密克制的文字蘊藏著冷峻酷烈，寂靜中深潛著轟鳴，幽默中懷藏著苦澀。另一類意象則更意味深長。《空中道路》中最奇崛的意象是解決城市交通的空中道路設計，令人驚嘆又充滿想象力。而這個神奇的設計構思是出自普通的吊車司機李成杰，除此之外，他喜歡讀書，工作間隙閱讀蘇聯文學，給同事分析《日瓦戈醫生》的細節橋段。這些顯然有別于傳統認知中對工人及其文化教養定位的細節，打開了反思那個時代、那個群體的空間，小說通過這些具有強烈隱喻性的意象和情節，在波詭云譎的歷史中打撈出平凡者的內心和尊嚴，也帶著敬意和善意去理解一個時代的多重面向。小說中不斷出現的雨果的巨著《九三年》，像一面鏡子，影射著歷史提醒著讀者，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遠未降臨之前，拒絕遺忘的書寫是文學的道德底線。《空中道路》以父子兩代人的視角交替展開敘事空間，第三人稱講述了工人班立新和李承杰從工廠繁榮到衰落期間個人命運的浮沉；第一人稱從子一代的視角，呈現、評價父一代的生活。代際穿插的視角賦予小說兩種敘事效果：一是通過父子的“對話”重新縫合了兩個斷裂的時代；二是作為同齡人，文本中的兒子“代替”作者出場，提供了對歷史的重新解讀。
“短二十世紀”終結了，但歷史并未終結，正如上世紀90年代的變革是內在鑲嵌于80年代的思想脈絡與現代訴求之中，歷史的延續與未來的可能將如何展開？沿著這樣的脈絡，班宇朝向更尖銳的地帶刺去：歷史的不幸沒有到孫旭庭、孫少軍這一代為止，他們的后代還在持久地承受著歷史的陣痛。《槍墓》中，父親孫少軍被處以極刑，兒子孫程帶著難以愈合的創傷四處漂泊，期間遇到傷害父親的仇人、動心的姑娘，卻始終無法撫平傷痛，“在所有人醒來之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只能獨自走完”。歷史并沒有終結，反而以愈加明晰的面目在場，釋放著慣性的力量，暴力滋長暴力，黑暗未必催生光明。如果說，寫作的意義在于對抗遺忘，誰又能拯救孫程呢？他心中積壓的無法釋懷的“怕與恨”，是否有化解的渠道？他需要的那個遲到的正義，是否還有可能出現？或者如作者所言：“他的眼前就是那道白光，他必須要走進去，才能看見光里面有什么”。但如果光里面還是無盡的虛無與黑暗呢？
《盤錦豹子》《冬泳》《空中道路》《工人村》《槍墓》《逍遙游》從不同角度延續并擴充豐富了“鐵西敘事”的意義空間，活躍其中的是體制變革的犧牲者、政治上的失語者、社會上的邊緣者，他們在現實的擠壓里帶有一種苦中作樂的生存智慧，在他們身上，除了表演出來的“幽默”，還有深藏不露的玄妙和真實。在班宇的敘事中，易拉罐天線、分房、福利度假、1998年大洪水、被劫殺的出租車司機，甚至工人村、電廠、印刷廠、變壓器廠，這些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事與物仿佛帶著北方特有的硬度和犀利，刺穿歷史的迷障，從記憶的斷層中破冰而出。與此同時，一起破冰而出的還有“鐵西敘事”的主體：下崗工人，不僅“浮出”歷史“地表”，更是“浮出”文學史“地表”。無需諱言，現當代文學中無論是作為群像還是個體的“工人”都是單薄的，更難提出典型意義上的工人形象。“十七年”文學努力提倡的工業題材文學并不成功；新時期后，《沉重的翅膀》《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意在通過塑造改革先鋒者，呼應時代變革的訴求，而非平凡工人階層的喜怒哀樂、生存狀態。國企改革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但90年代的文學史框架卻無法安置這段影響廣泛的歷史變革，個人寫作、新歷史主義、新寫實都無法容納下崗工人這個群體，甚至是拒斥的——雙方從根本上攜帶著背道而馳的文化血統和精神因子。因此，班宇“鐵西敘事”的意義，一方面在于通過對這個特殊群體的文學書寫，把他們從冰冷的歷史檔案中打撈出來，還之以血肉之身，銜接起文學書寫歷史的空白，也建立起與文學史對話的有效通路；另一方面，又從對下崗工人群體命運的呈現、對歷史真相的澄清延伸至不同意義層面，即以90年代國企改革為基點，“向前看”如何整體性地把握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工業體系、工業文化經驗，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主義文化建構；“向后看”，在歷史暴力之后，新的歷史語境如何提供獲得精神救贖與重生的資源，從而在歷史、當下、未來連續的視域中貫穿對時代變革的考察。這其實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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