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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論　

　　習近平同志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要求，強調了人民作為歷史創造者、見證者、參與者的主體地位，體現在文藝創作上，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五性”與當代文學》（彭定安，《芒種》2016年第4期）一文，從文藝的“五性”，即人民性、社會性、時代性、思想性和藝術性說起，闡釋了作者對文藝五性在當代文學中應當以怎樣的形式表現的看法。尤其指出了文藝的人民性與時代性的重要地位。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否定文藝的人民性、時代性、社會性的奇談怪論，我們必須對這些低俗甚至惡俗的文藝作品加以抵制。真正的文藝工作者是應該能夠創造出無愧于時代的文藝作品，其具有充足美好的文學“五性”，反映現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結構。

　　從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至今，遼寧文學發展經歷了四十多年變革與突破、發展與創新的路程，對這一時段的創作進行梳理與總結，也是認清遼寧文學發成就與未來走向的一種必要的方式。《緊貼現實 多元探索 厚積薄發——改革開放以來遼寧小說創作綜述》(上)（宋文壇、周景雷，《鴨綠江》2016年第6期）一文，以這一時期遼寧小說創作為研究對象，有歸納、總結，也闡明了研究者的個人觀點。在這篇綜述（上）篇中，以70-90年代為限，經過細致的作家、作品閱讀分析，結合全國文學創作思潮、流派、走向與遼寧文學發展之間的共融與互動、互生關系，作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遼寧小說創作走的是一條樸素的現實主義之路，是從單一到多元、從單聲部向多和聲、從“共名”向個性共進發展的“遼寧風格”和“遼寧個性”的探索之路。

　　在《經驗的理性與理性的經驗——對文學理論與文學關系體的思考》（高楠，《學術交流》2016年第6期）一文中，作者對近年來出現的一種做文學理論卻不潛心研究文學的傾向進行了分析與批判,進而對文學理論與文學之間關系這一問題進行了思性思辯。文學理論的品格在于向著文學生成,在向著文學生成的過程中它須借助于其他學科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命題,求解文學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從文學理論的經驗——理性性質而言,無論從這種經驗——理性所由發生的文學對象而言,還是從其用于理解文學的表述性的理論形態而言,它都只能是基于文學的,它的一切延伸性的理論研究,都在與文學的關系體中獲得價值。

　　基于文學精神的特質,不同時代、地域、民族,不同創作主體所承載的文學精神既有彼此相通或延續傳承的成分,也在不斷地發生著演化與流變。《論遼寧地域文化與文學精神》（葉立群，《名作欣賞》2016年第6期）一文的作者葉立群，長年關注東北地方文學創作現象、規律，以及遼寧地域文化的生成過程及特質。此文就遼寧的特殊地理、經濟、文化、政治等因素,生發出的呈現了多元性的遼寧地域文化本質特征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這種復雜性和多元性,在某種程度上,是遼寧文學創作的重要底色和精神之源。遼寧文學是在地域文化和時代精神的涵養下得以不斷重構、置換和提升的。被地域文化所浸潤的文學精神,同樣有著一以貫之,歷滄桑巨變而不滅的核心價值訴求。

　　《論近年遼寧抗戰題材傳記文學創作的藝術創新》（曉寧，《滿族文學》2016年第3期）一文，從近年遼寧作家創作的抗戰題材傳記文學作品研究入手，如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推出的“紅色少年讀本—抗戰鐵血關東魂”系列，徐光榮的《趙一曼》，王海晨、胡玉海的《世紀情懷—張學良全傳》等，這些作品從總體上可以看到，這些作品有對唯物主義歷史觀價值觀的演進與創新，有對中國史傳敘事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有所創新，探索了將史實性與文學性相融和創新之舉。可以說，遼寧的抗戰題材文學創作在這些方面都做出了可貴的嘗試。

二、作家、作品論

　　我省作家王充閭作品集《充閭文集》（20卷）近日由萬卷出版公司出版，文集的出版是對王充閭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精求文字著華章——讀〈充閭文集〉有記》（王向峰，《遼寧日報》2016年6月28日）就是對這一作品集的整體閱讀感受和點評。作者對文集中王充閭作品的傳記系列、歷史文化散文系列、游記散文系列、情思理趣散文系列、古體詩創作與古詩文鑒賞，都進行了簡要評述。作者認為，王充閭始終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其充滿正能量的作品，及其取得的巨大榮譽，都是遼寧文學創作發展樹立的榜樣。

　　不久前獲得國際安徒生童話獎的曹文軒，成為了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曹文軒的文學作品也熱賣起來，這一獲獎事件在中國當代文學圈內引起了很高的關注。《曹文軒的文化姿態》（賀紹俊，《文藝報》2016年4月15日）一文，認為曹文軒的獲獎，源于他的文化姿態，而他的文化姿態就是：守成、自信、自覺。他的文化守成突出體現在他的審美追求上，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古典美學精神，堅持小說的基本元素，并使其煥發出新的光彩。還有他建立在對世界文學的了解和對中國文化研究的基礎上的文化自信，和由此生發出來的文化自覺。這樣的文化自信、自覺，讓其守成并不迂腐，而是展現出新的理性力量。

　　作家老藤其創作不是激情噴發式的，作品不會集中在短時期內大量出現，也不是那種厚積薄發，十年磨一劍的慢工出細活。他每年都會有幾篇作品問世，不會一鳴驚人，但也絕不會石沉大海。《〈熬鷹〉：傳統價值觀的現代轉換》（梁海，《文藝報》2016年5月30日）一文，就是對老藤新作《熬鷹》的一篇評析。作者認為，在這篇作品中，老藤表達了他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傳統的文化價值觀與當下的核心價值體系是什么關系？它是否需要進行現代化的轉換？這個轉換的途徑又是什么？這種思辨正是仰仗老藤對于生活的深刻理解與思考。

　　《多重人格的自我辯難——鬼金小說論》（曹帥、吳玉杰，《山花》2016年第6期）是對我省作家鬼金小說創作的評論，作者將鬼金的小說特點歸納為：細膩敏銳的感覺、魔幻現代的表現、暴力溫情并舉的情節和空靈詩化的敘述。鬼金自稱是“先鋒文學的遺腹子”，他對于先鋒文學的迷戀，在其作品中毫無疑問地展現出來。渴望救贖與自我救贖的失敗的悖謬關系，對于底層人物、邊緣人物的關注與摹寫，也融注于其筆端，呈現在作品中。鬼金對于靈魂深刻的探索也是不遺余力的，對于幻象的描寫和直指靈魂的深度，也拓寬了文本的意義空間。其獨特的感覺和充滿質感的創作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

　　寧珍志近年來一直對遼寧詩人詩作保持著高度的關注與廣泛細致的閱讀，其詩評多切中肯綮，雖是評論但仍詩情洋溢。《“聽見那些草在叫我”——讀翟營文的詩》（寧珍志，《遼河》2016年第1期）是對詩人翟營文詩文的品評。作者首先對詩人自80年代末開始創作以來就一直鐘情的長句式作了解讀，這種難以駕馭的長句式在翟營文的詩作中的優質表現，贏得了國內詩界的認可。還有就是其詩作中“體現出的土地情懷氣場及表現它們的意象所給予讀者的視覺與心靈的沖擊力度”。其詩作往往能喚起人們對以往詩歌經歷的若干回顧，并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