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走了，她是二00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走的。這是一個剛剛慶祝了黨的生日，馬上將迎來建軍節的特殊日子。晚上為母親守靈，天空一會兒烏云翻卷壓著房頂，一會兒暴雨嘩嘩地倒下，一會兒又陰云褪盡，天晴星朗。好像母親的風云人生，都濃縮在這一個晚上似的。
第二天上午，村“兩委”成員都來到我家，向母親的遺體三鞠躬，以這樣的方式，告別母親這位有著六十六年黨齡的老黨員。
母親出生于一九二八年農歷九月十四日，屬大龍的。她十六歲就秘密加入了共產黨，解放前擔任我們村里的婦救會長。整天忙著做軍鞋、送情報、動員青年參軍參戰。國民黨二次進攻山東解放區時，由于組織里出了叛徒，國民黨兵把村長、我母親還有其他兩個黨員抓了去。匪徒對村長下了毒手，把他的腰生生打斷了，村長實在受不住折磨了，就宣布退了黨。匪徒審問母親的時候，已經是半下午了。母親開始嚇得直哆嗦，像是丟了魂兒。但母親聽見說話的一個當官的，口音像是本地人，就放心了許多。母親跟這個當官的拉近乎，說：“老總，眼瞅著天快黑了，俺家里婆婆長（生）病，孩子還小（當時母親還沒有孩子），俺天黑不回去，婆婆不放心，孩子沒人看。”見母親像是個本分人，軍官就吩咐一個當兵的把母親送出了“哨卡 ”，母親安然無恙地回了家。
母親人生的天空，越來愈開闊。上級看中了母親的才能，在組織山東干部南下時，母親被選中了。但我父親是家里的獨苗，奶奶說什么也不讓我母親遠走。瞧著奶奶傷心落淚的樣子，母親心一軟，就答應不走了，繼續在村里秘密地為黨做工作。直到全國解放以后，母親才公開亮出了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
新中國建立后，母親擔任農村基層干部二十多年。那些年月，母親既要撫養孩子，又要包片搞農業生產，還要開會傳達黨的政策，整天忙得腳下生風。隊里牲口不夠用，她就組織起一幫年輕人，拉犁耕地，不誤播種。乍暖還寒的清晨，往田里挑糞的隊伍里，有母親的身影；炎炎夏日的中午，在場院里翻曬糧食的人群里，還有她的身影；寒冬臘月天，母親又組織人們，用鍘刀一點一點儲備下牲口過冬的草料。收繳公糧、計劃生育，我們村年年扛紅旗。
別看母親不識字，但她對上級政策理解得比一般人透徹多了。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以后，母親承包了林業隊的八畝果園，還種著六畝責任田。那時候大哥已分家單過，兩個姐姐嫁到了外村，家里勞力不夠用，母親就從本村雇了個幫工，每天管三頓飯，付給兩元錢。由于母親的周密安排，那些年，家里糧食沒少打，果園里的蘋果、桃也賺了不少錢。母親為我們蓋起了三處新瓦房。
家鄉是聞名遐邇的石材之鄉，大理石資源豐富。母親又看到了加工大理石的向好前景。那時我們都已進城工作，母親主動把果園轉包給了左鄰右舍，鼓勵他們上石材加工項目。經過幾年的發展，如今我們村已有一百多家石材加工廠，在村北建成了一個規模不小的石材加工園區，每家年收入都在二十萬元以上。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上級開始為沒有固定收入、在農村工作了多年的基層干部、黨員發放經濟補貼，發給母親的每年不到一千元錢。與母親做出的貢獻相比，母親覺得有些委屈，我們也為母親感到不公平，就鼓動母親去找找有關部門。母親說，算了，少就少吧，國家要是一分錢不給，咱還能伸手去要？后來，建國前入伍、又回農村的老兵，每年也有了三、四千元的補助，而母親是建國前的老黨員，每年才發八百元。我們心里更加感到不平衡了。母親卻勸我們：不能跟當兵的比，當年那些當兵的腦袋天天別在褲腰帶上，說不定哪天就掉了。咱們村的張春江，在區中隊打仗的時候，胸膛上被敵人打了兩槍，尸體抬回家裝進棺材了還在淌血，那個時候，他還沒結婚來。他賺了個烈士，他娘有點兒待遇，老婆子一死，就什么待遇也沒有了。我能活著，就比他強多嘍。
隨著年齡的增長，母親的病也漸漸多了起來，腸胃不好，走路一瘸一拐的，用她自己的話說，除了眼不瞎，耳不聾，渾身沒有個好零件。還有一樣母親沒有說，就是她到了老年腦子也不糊涂，每次開黨員會，她都急著發言，而且多數是給村干部提意見，有時候還弄得年輕干部“下不來臺”。時間長了，有的干部就不讓當黨員片長的大哥再通知母親開黨員會了，說我母親年紀大了，行動不方便。母親知道后，頓時火了：“怕我提意見，連黨員會都不讓我開了，說明他們身上不干凈，不像個共產黨員。”打那以后，村里黨員要開會，得先通知我母親。會上要研究決定的事情，書記也事先聽聽我母親的意見，母親也樂意敞開來說，從來不藏著掖著。
記得母親曾對我們說：“只想窩在家里，守著老婆孩子的男人，不過是炕頭漢子，到老也不會有出息。走出家門，去外邊為國家干大事，給父母臉上爭光，才像個男人的樣兒。”
一九七八年冬，二哥正在部隊服役，那些日子，他寫的家信明顯少了。母親見村里與二哥一年當兵的另外兩個人，都被父母打電報催回來探親了，覺得有些不大對勁兒。母親是建國前入黨的老黨員，當年她勇敢地走出街門，帶頭做軍鞋，動員青年支前參軍，她當然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那些日子，母親也聽說了南邊將起戰爭的事，每天都問我二哥來信了沒有。生產隊長出于好心，勸我母親也打封電報，讓我二哥回來趟。父親也擔心得心急火燎。母親說：“當兵就是為打仗的，不打仗國家還養那么多兵干什么。”春節過后，南疆自衛反擊戰結束，收到二哥的來信，母親揪成一團的心，才終于放了下來。
一九七九年，又是一個冬天來臨，自衛反擊作戰的硝煙還未散盡，冬季征兵的命令又下。那時二哥還沒退役。我已在社辦企業上班。母親又親自為我報名參軍。換軍裝的那天，縣城下了入冬的第一場雪，母親從五十里外的老家趕到縣城，把我換下的便裝，一直摟在胸前。但當著我的面兒，母親一滴眼淚也沒掉。十二年后，當我轉業回到家鄉時，父親已經去世。母親的頭發已全染上了白霜，腰也被生活壓得像一棵曲了的柳樹，再也直不起來了。
母親生前曾對我說：“等我死了什么也不用浪費，就給我蓋上黨旗就行。”可因為母親是普通黨員，加上農村干部這方面知識的不足，母親的這個愿望最終沒能實現，我心里不免有些愧疚和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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