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作家伊薩克•巴別爾曾是蘇波戰爭中的一位戰地記者，跟隨布瓊領導的第一騎兵軍，同畢蘇斯基領導的波蘭軍隊，為爭奪領土而戰。《騎兵軍》是根據巴別爾的戰地日記寫成的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說集，共13萬字（漓江出版社，戴驄譯）。從字數上打量，它瘦削、單弱，在手中掂掂，輕而又輕，真讓人擔憂，這種文本連同它產生的重影，會不會如一枚缺乏厚度的葉片，在平緩甚至是平庸的氣流中飛過，滑痕淡淡或者根本沒有滑痕，飛過去也就飛過去了，什么也沒有留下，世界還是原來的世界，讀者還是原來的讀者。而戰爭呢，仍然原封不動地待在過往的歲月里，由于打開的方式不夠正確，讀者沒有進入“戰爭”，戰爭也沒有進入讀者。于是讀者的目光旋即移往他處。畢竟，承擔是需要一定容量的。大海承擔的是萬頃波濤，而蹄盎只能承擔點滴之水。
可當我讀完《騎兵軍》之后，未讀前的可笑擔憂全部消散。這本小說集薄得像刀，厚得像海。從字數上講，它是蹄盎，從內容上講它是大海。作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長起來的讀者（不只在中國，《騎兵軍》在有譯本的諸多國家中都獲得了極高的聲譽。“1986年，意大利《歐洲人》雜志選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說家，巴別爾名列第一。”——譯序），憑什么會一致認同巴別爾的這本薄薄的小說集呢？我想除了它高超的藝術特點外，主要還是因為這本小說集像手術刀那樣光亮、寒凜、逼視、不可軟化、不可引誘，直指戰爭的本質——邪惡、歹毒、嗜血、撕裂、折磨、苦難……戰爭從來不是——以后也不會是——純凈的人性之火，它是陰沉的魔鬼之火。它是失明的鏡子，瞎掉的眼睛，在它的“目光”中，萬物皆不得留存，一切都值得毀滅，一切都必須毀滅，包括不斷發動戰爭的人類，也包括戰爭自身不斷瘋狂滾動的輪子。因此這本薄薄的小書，成為了戰爭文學永久在場的文本，被后人永不停息地閱讀。
《家書》一篇會使閱讀者失腳跌入濃黑，看不到一點光亮，不能突圍，因為沒有突圍之路。生命在這里都毀滅了，突圍又能去往何方？突圍已經毫無意義。
《家書》是一個身在布瓊尼領導的紅色騎兵軍中的小戰士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庫爾丘科夫，以求“我”（《騎兵軍》中的各篇小說皆以第一人稱方式寫就）代寫“家書”的形式，講述了在這場戰爭中，父與子相殘相殺的陰冷、殘暴、滅絕人性，沉重得像將死之人最后一滴眼淚的故事。詭譎的是男孩在講述時的語調極端的平穩，平穩得如良好的心跳，如無風的池塘，如四平八穩的一盤磨。語調的節奏完全將戰爭與殺戮當成了日常，當戰爭與殺戮已成為日常，血的流淌與激濺，能讓親人追憶時娓娓道來，這多么令人膽戰心驚。
男孩和他的兩個哥哥費奧多爾•季莫菲伊奇•庫爾丘科夫、謝苗•季莫菲伊奇•庫爾丘科夫，與他們的父親老庫爾丘科夫都卷入了這場戰爭，不幸的是他們屬于不同的陣營。在舊制度下當過警官的父親屬于白方——鄧尼金的部隊，三個兒子則屬于紅方——布瓊尼的部隊。因此，他們彼此像瘋狂的鷹隼緊盯獵物一樣緊盯著對方，如果碰上了，他們的利爪與尖喙會毫不憐惜地伸向對方，將其肢解、撕碎，最后血盡命亡。親情、愛、血緣，被戰爭的毒火統統燒成灰燼，人成了只會殺戮的陰沉沉的機器、魔鬼、禽獸。
嗜血的狂歡開始了，男孩在信中這樣告訴母親：
在本信的這一段，我急著要跟您談談爹的事，談談一年前他老人家怎樣殺死了我哥哥費奧多爾•季莫菲伊奇•庫爾丘科夫。我們巴甫利欽柯的紅色騎兵旅向羅斯托夫市發起進攻時，部隊叛變了。當時爹在鄧尼金部隊里當連長。有人見到他老人家，說他老人家身上掛滿勛章，跟在舊制度下一樣。由于那次叛變，我們全都成了俘虜。費奧多爾•季莫菲伊奇哥哥叫爹發現了。爹就動手宰割費奧多爾哥哥，一邊割，一邊罵：渾球，紅色狗腿子，狗娘養的，還有其他許許多多臟話。他一刀一刀割，直到天黑，費奧多爾•季莫菲伊奇哥哥斷氣。
“一刀一刀割，直到天黑。”，人在宰殺牲畜時，也會采取一刀斃命的方式，不會讓它們經受“一刀一刀割”的地獄之火般的刮舔，而這個父親卻這樣一刀一刀地零剮了他的親生兒子——完全是非人類的殘暴。戰爭的爪子就這樣抓取人，捏碎人。戰爭當然不是這些庫爾丘科夫們發動的，戰爭是大人物們發動的，強者制定規則，弱者被規則吃掉。戰爭史及一切其他歷史都是這樣子的。你能奈何？
男孩耳聞了哥哥忍受噬骨疼痛時發出的嚎叫，目睹了哥哥壯碩圓潤的青春軀體怎樣變成一條條碎肉，一塊塊爛皮，一灘灘血水，而那個像魔鬼一樣“吃”掉親兒子的人，正是他們的父親，給了他們生命的人，一個完整家庭可依靠的人。
戰爭將一切都撕裂了，包括肉體，包括靈魂，包括倫理，包括正常思維。
男孩在父親處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的父親當然也要一條一條地割碎了他。所幸的是他逃脫了，回到了自己的部隊。這時，他的二哥謝苗•季莫菲伊奇已經當上了騎兵軍中的團長，為了給大哥費奧多爾報仇，他開始追蹤他的父親，獵物終于入了樊籠，他捕獲了他的父親。此時，手軟是不必的，感傷是不必的，溫情是不必的，而又一次“宰割”是必須的。當然二兒子處死父親的方式不是用刀子割，而是用鞭子抽。“謝苗•季莫菲伊奇終于抓到了爹，一抓到便用鞭子抽他。”抽，抽，抽，兒子手中的鞭子化為嘶嘶鳴叫的長蛇，在老庫爾丘科夫的肉體上進行第二次噬血狂歡。最后父親是怎么死的，是否被二兒子手中的鞭子抽成一只血陀螺，還是抽成一堆血肉模糊的不明物，男孩沒有說，因為作者把男孩支出了院子，父親斷氣時，他不在場。作者不愿男孩目睹父親斷氣時的情景，他要給男孩的心留下一絲憐憫。然而，沒有憐憫，寫完家書后，當“我問那孩子，你父親兇嗎？”“‘我的父親是條惡狗。’他憂傷地說。”
戰爭中的父與子，雙雙像狗一樣地死去了，父與子誰是贏家？不，這里沒有贏家。這是個大義滅親的故事嗎？不，這是個互相毀滅的故事。
《我的第一只鵝》則描寫了“我”怎樣以“惡”的方式，下滑入一個“惡”的小團體，融入一個“惡”的小團體，從而獲得可憐的認同與尊嚴，以及我同流合污后良心上的自責滴血與憂傷。
“我”被調到六師師部去，六師師長知道我“是彼得堡大學的法學副博士”后給了我一個下馬威：“‘原來是喝墨水的，’他笑了起來，大聲說，‘還架著整副眼鏡。好一個臭知識分子！……他們也不問一聲，就把你們這號人派來了，可我們這兒專整戴眼鏡的。’”設營員在送我去連隊找下處時，面帶歉意微笑著對我說：“‘我們這兒專拿戴眼鏡的開涮，勸阻不了。功勞再大的人在這兒也會氣得肺部炸裂。您呀，給娘們點顏色看看，哪怕是最本分的娘們，那就能取得戰士們的好感……”
善良在一切扭曲異質的環境下，都不是通行證，而惡卻成了一種通行證，一種被認可的紋身，一種一致性的象征。如果不是戰爭，那些普通的士兵們會變得這么惡嗎？可惜我還沒有學會惡，當設營員把我推進一所院場的幾個哥薩克騎兵中間時，“我舉起手來向哥薩克們敬禮。一個畜有亞麻色垂發，長有一張漂亮的梁贊人臉龐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掉過身來，把屁股沖著我，放出一串臊人的響聲。”“‘零零號大炮’，一個年紀較大的哥薩克朝他喊道，放聲笑了起來。”“于是我趴在地上，把散得一地的手稿和幾件破衣服放回箱子，拎到院場的另一邊。” 而哥薩克們則坐在行軍灶臺旁，準備吃鍋里煮著的香噴噴的豬肉。
小圈子——幾個哥薩克騎兵——用委瑣粗劣的手段無情地排斥了我，我怎樣找到一個進入小圈子的孔隙呢？營設員已經給我指明了道路：“給娘們點顏色看看……”弱者的腳只能去踩路邊更弱的草，女人，尤其是戰爭中的女人，比草還草，她們活著的功能之一，就是讓人練習腳勁，供人踐踏的。
我開始行動了，朝正在門廊下搓線的女房東走去。
“女掌柜的，”我說，“我要吃東西……”
老婆子抬起她那雙半瞎了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我說同志，”她沉默了一會兒，說，“一提吃的事兒，我寧愿上吊。”
“他媽的，”我氣呼呼地咕嚕著，朝老婆子就是當胸一拳，“你敢跟我說這種話……”
我掉過頭去，看到不遠處撂著一把別人的馬刀。有只端莊的鵝正在院場里一邊踱著方步，一邊安詳地梳理著羽毛。我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把鵝踩倒在地，鵝頭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聲斷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鵝頸橫在糞便里，死鵝的翅膀還在樸棱。
“他媽的！”我一邊說，一邊用馬刀撥弄著鵝，“女掌柜的，把這鵝給我烤一烤。”
老婆子半瞎的眼睛和架在上邊的眼鏡閃著光，她拿起鵝，兜在圍裙里，向廚房走去。
我的考試通過了，我拿到了通行證。不是愛的豐滿使人互相仰慕，不是愛的涓流使人互相融合。是陰暗，是殘忍，在互相點頭，彼此認親。“這小子跟咱們還合得來。”哥薩克對他點贊，他們接納了我，我們皆大歡喜地坐在灶臺旁一起吃豬肉，喝肉湯。“可我的心卻叫殺生染紅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戰爭像酸雨一樣在一點一滴地銷蝕著人們的心靈，戰爭過后，有多少廢墟留在寂寞的山崗，荒涼的灘涂，殘破的城市，孤零的村莊。而更頑固更死寂的廢墟則留在了人們的心靈中，留在了人類的精神史上，傷痕永不彌合，疼痛糾咬神經，塵埃封蓋不住，遺忘亦是假象，時間對此毫無作為。
《騎兵軍》共收短篇小說36篇，篇什短小得令人吃驚，名篇《泅渡茲勃魯契河》占大32開紙兩頁半，《科齊納的墓葬地》僅占一頁。然而短小的篇什，卻有無限的內宇宙，走進去，似見風暴掃過天空，鐵騎踏過大地，人在陰郁地哭泣，血在無謂地流淌，生命瞬間碎裂，人無可把握，因為什么也把握不住，戰爭使人畸形、變態、邪惡……《鹽》，講述了一個倒賣私鹽的女人——背袋販子——將鹽包裹成了嬰兒狀，因為是一位哺乳期的母親，她被允許坐上了騎兵軍開往前方的軍用列車，騎兵們發現了嬰兒不是嬰兒而是鹽，當時允許她上車的士兵巴爾馬紹夫立即把她拋下了飛馳的列車，但女人并未摔死，這讓士兵們非常憤怒和不樂意，她為什么沒摔死？這不對勁兒。于是巴爾馬紹夫順應民意，在她的身后補上致命一槍，女人倒下了，鮮紅的血在她身邊小蛇一樣蜿蜒，士兵們的心都感到熨帖，情緒相當穩定。女人根本罪不致死，不就是一點點可憐的鹽嗎，戰爭中陷入極度貧困衣食無著一無所有的老百姓，也有權利伸出已近枯萎的舌頭舔幾口鹽。可在白骨疊著白骨，斷肢、頭顱、干尸填滿溝壑的大地上，誰死都是合理的，開槍的人良心上沒有任何愧疚，死去的人也不要怨懟。否則，那些干尸怎么說？那些頭顱怎么說——我的血已經流盡，你憑什么不流血？戰爭本來就是荒謬的，你子虛烏有地追求什么合理性呢？
而《吻》又格外令人感傷，這是小說集中唯一一篇寫男女純潔情愛故事的。“我”與托米林娜的歡好，倉促而甜蜜，但戰爭中的男女結合脆若游絲，我不敢放下一個承諾，死神是不允許承諾的，承諾應該發生在一種平穩的秩序中，戰爭中的男女之情，火花飛起，火花熄滅，沒有繼續燃燒的途徑。活著是偶然，情愛更是偶然。今夜就是今夜，一切都放在這里好了。天色已經破曉，炮聲已經響起，情絲就此斷裂。當托米林娜將冰涼的手伸給我時，一切戛然而止。人類的正常情感，在戰爭中就是贅疣，只有苦難才是一條永遠泅渡不完的河。
《騎兵軍》是一部天才之作，它呈現出戰爭文學的別樣面孔，它將戰爭的“尖銳痛處”用凝練如詩的筆法全部告訴了我們，它沒有講述一個英雄故事，卻將戰爭的深層內質全部裸露。
天才必定與厄運相連，《騎兵軍》的取材，讓人有一種高高壁立在懸崖邊上的危險之感。歷史總是言不由衷地說，它允許被自由取材，但在極權制國家里，這種取材必須按照統治者事先制定好的規則去取，然后再按照他們打制好的框子、抑或是桎梏的模樣來加工，他們大都會加工出一尊尊光芒四射，沒有任何瑕疵，沒有任何斑點，只有正面沒有背面的雕像。統治者說歷史長這樣就長這樣，這是不容置喙的。如此，極權制的手掌便抹去了其他材料，致使其他材料淪為塵埃，陷入沉默與荒蕪。而這種“沉默與荒蕪”往往是一大塊有血有肉生動復雜的富礦般的存在，它能更深刻更全面更驚異地表現出戰爭肌理的的細密紋路，呈現出戰爭的瘋狂、蛻變與惡變，呈現出戰爭怎樣摧毀了人、人心、人性，怎樣摧毀了家園、土地、山河。它比那些單純描寫戰爭正面雕像的小說，更深入骨髓地告訴人們，戰爭究竟長什么樣。對于一個讀者，它也會比那些描寫戰爭正面雕像的小說更讓人痛恨戰爭，渴望安寧與和平。雖然我們心里也明明白白知道，人類存在一天，戰爭就會存在一天。福柯在引用尼采的觀點時說：“一個種屬（動物或人）的出現和鞏固得益于‘同各種持續不變的惡劣環境的長期搏斗。’”“長期搏斗”，對于人類來說主要是戰爭，這個“長期”有多長，無解。
巴別爾《騎兵軍》所取的材料，為統治者所厭惡，1940年巴別爾被蘇聯內務部秘密處死在監獄里，終年47歲。
掩卷沉思，由衷地敬佩巴別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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