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這片土地上走一走，對于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對于這片土地上走過的人，感受就沒有那么深，有一些印象和記憶，可能永遠不會被刷新。
趙一曼
在九一八紀念館，我看著年輕的趙一曼美麗堅毅的面容，讀著她寫給孩子的遺言，想象著一個母親的心情……一聲“寧兒”喚出來，心里必定是濺淚了，母子今生再也不能相見了，她遺憾甚至愧疚沒有對兒子盡到教養的責任，她連呼著可憐的親愛的孩子……可是，她還是要去死。去年看的電視劇《東方戰場》中，日本審訊官對趙一曼說，我們是來解救你們的，幫你們建立國家。趙一曼說，如果我到你們國家去，你們抵抗不？這是三歲孩子都明白的道理。這就是她為什么毅然赴死的答案，這就是她舍生取義的那個“義”！簡單點說，就是不被日本人欺侮的決心和志氣。在國恥面前，男兒有血性，女兒也有血性。支撐“東北流亡作家群”的，不就是這種血性嗎？因之，羸弱的女作家蕭紅，在《生死場》里寫出了抗日中強悍起來的王婆。
略感意外的是，趙一曼并非東北人。她原本是川妹子、富家小姐，曾留學蘇聯，畢業于黃埔軍校。九一八事變后，趙一曼受中共黨組織派遣，拋下襁褓中的孩子，奔赴東北，組織抗戰。她深知這一別可能就是永訣，行前特地與兒子留下了唯一的合影。
更加匪夷所思的還在后面：趙一曼是化名，所以，當抗日女杰趙一曼的故事1950年被拍成電影時，她的丈夫和21歲的寧兒看著電影卻不知道，銀幕上的趙一曼就是他們日夜思念著的妻子和母親。1957年，趙一曼的身份才被核實，寧兒第一次知道電影中的趙一曼就是自己的母親。他難受到后來連烈士證和撫恤金都沒有去領，因為，“他覺得那是用自己母親的鮮血換來的，他不敢去碰那個證”。
安重根
在旅順日俄監獄，我們瞻仰了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的紀念展。安重根1909年10月26日在哈爾濱火車站刺殺日本首任駐朝鮮統監伊藤博文，被捕后關押并犧牲在這里。
伊藤博文是挑起甲午戰爭以及侵略朝鮮元兇。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后，朝鮮被日本占領，安重根被迫流亡中國，他切斷自己的左手無名指寫下了“大韓獨立”的誓言。我們在此看到的他的書法作品，手印都是無名指短一截的，有一點觸目驚心。當他把伊藤博文擊斃的時候，知道自己心愿已了，面向天空高呼“大韓萬歲”！中國古代有“刺客列傳”，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荊軻，朝鮮也有安重根這樣的義士。總有一些人，是為義而生，為義而死。
安重根被日本視為“國事犯”，所以，在這座監獄里也是特別關押，最后在這里被處以絞刑。安重根沒有上訴，他說：“我是戰俘，應按國際公法處理……我是為東洋和平殺死伊藤的，我不怕死，所以不上訴。假如我有罪，就罪在我是個善良而弱小的朝鮮國民！”他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刺殺伊藤博文并不是個人恩怨，而是為了維護韓國獨立以及整個東亞和平。”他在給祖國的遺書中說：當大韓獨立的呼聲傳到天國時，我會歡呼，高呼萬歲！
看了他的遺書，我有一種感覺：除了民族獨立的強烈訴求，促使他慷慨赴死拒絕上訴的另一精神動因，是宗教。安重根是一名天主教徒。他在給母親、妻子、祖國的遺言中，都提到天國。他對妻子說：很多很多的事以后在天堂相逢時再說吧，相信會有那個時候的到來。對于母親，他表示：天國再見時，再盡孝道。說到天國，他是懷著欣悅的。而對于人世，他說的是：雨霾一樣虛妄的世上。所以，對于自己的死，他是相信主的安排。既然他相信天國是存在的，那么，今生和來世，在他看來不過就是從一個世界到另一個更好的世界，所以，他不懼怕死。宗教給了他足夠的精神和情感力量，所以，他在遺書中還囑咐妻子，讓兒子去當神父。
從安重根遺屬后來的情形看，最讓他泉下不安的，可能也是兒子。安重根死后，他的妻子帶著3個孩子在上海艱難生活，長子不幸因病夭折，次子安俊生則受到日本人的“特別關照”，被培養成日本的政治宣傳工具。安重根去世時安俊生只有三歲，沒有受到父親的教誨，也沒有得到父親的精神真傳。1939年10月7日，安俊生作為全韓代表團的一員前往日本進行親日訪問，竟然跑到伊藤博文的靈位前為父親的刺殺行為表示道歉，并與伊藤博文的二兒子在朝鮮飯店會面并合影。盡管這是日本的特意安排，但安俊生畢竟是服從了，并未反抗。這個兒子的舉動，真是打了父親的臉！韓國獨立運動者金九等人意欲除掉這個混賬的“韓奸”，但因中國政府的干預，鋤奸行動未能實行。
安重根作為朝鮮近代史上著名的獨立運動家，被當今朝鮮和韓國分別稱為“愛國烈士”和“義士”，日本卻稱其為“恐怖分子”。2013年6月，韓國總統樸槿惠訪問中國，稱贊安重根是中韓兩國人民共同敬仰的歷史人物，希望中方能在哈爾濱樹立安重根紀念碑。安重根紀念碑等在中國本來就有，但中方仍積極響應樸槿惠的倡議，在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哈爾濱火車站建立了更高規格的紀念館，于2014年1月19日開館。這在當時還引起了日本的抗議。
就算時間對記憶的漂洗不可避免，經過樸槿惠訪華、安重根紀念館再建這一新聞事件的激活，韓國的年輕一代應該也會記起安重根吧？何況安重根是進入韓國小學課本的歷史人物。可吊詭的是，2016年，韓國女團AOA成員雪炫和智珉在電視上玩看圖猜名人游戲時，竟然認不出安重根的畫像，經過提示亦無效，甚至錯認成了日本人，且語氣輕浮。這與安俊生的訪日之行一樣，令人為安重根遺憾和痛心。盡管二藝人此后痛哭流涕地發表了道歉聲明，仍然掩不住后人對待歷史之創痛與悲壯的涼薄真相。
沈德龍
在旅順日俄監獄，我為一張婚紗照所吸引駐足。在這樣的人間地獄里，一張婚紗照絕對是另類圖像，美好得跟周圍完全不搭。那是烈士沈德龍與新婚妻子的合影。照片下寫著：沈德龍（1911-1943）黑龍江饒河人。1929年入黨。1940年受蘇聯紅軍參謀部派遣，來大連從事諜報工作。1943年10月被捕入獄，后被押往黑龍江“七三一”部隊做人體試驗，壯烈犧牲。
你沒法想象，這個年輕新郎的身體與“七三一”的活體解剖相連！這個美麗的新娘更無法想象！但，這是真的。
據載，1995年，曾任日本關東軍駐大連憲兵隊曹長的三尾豐來到大連謝罪。三尾豐曾參與破獲“沈德龍電臺”，并特別押送“大連黑石礁事件”中的沈德龍等4個抗日人士到哈爾濱 “七三一”部隊進行活體解剖。
原侵華日軍士兵長沼節二回憶：我當時負責把“特別輸送”的犯人送到哈爾濱火車站，我知道送走的犯人都會死掉，沈德龍一直認為我們倆是好朋友，分別時他希望在朝鮮再見。我一閉上眼就想起這一幕，因為自己是在利用友誼誘騙。
三尾豐和長沼節二曾來到這里，并凝視過這張照片嗎？
沈德龍的犧牲是為大義，可當后人瞻仰時，最擊中我們柔軟神經的，卻是這些小處，這些感性的、蘊含著巨大反差和無窮情感的小處，這些令我們內心抖顫的小處。
我想了解烈士沈德龍更多，包括他的新娘，但百度不到。
戰 犯
說了這么多好人之后，該說說壞人了。看看壞人如何對待好人，才知道壞人有多壞。再看看好人如何對待壞人，才知道好人有多好。
遼寧之行，我們參觀了九一八紀念館，也參觀了撫順戰犯管理所和旅順日俄監獄，太多的善與惡、正與邪，在這里交匯上演。
在九一八紀念館，陳列著日本人懲罰中國人的滾地籠，圓柱形的鐵籠子，里面長滿“鐵牙”，把人裝進去封閉起來，滾動……在旅順日俄監獄，看到“火”字型的虎凳和絞刑架以及桶葬……人類在折磨同類的問題上，真是充滿智慧！我曾經不明白這是為什么，后來終于想通：實在是肉身太脆弱了，與大腦的發達遠遠不匹配，所以，只要小小不然的智力，就足以使加諸肉身的惡達到極致。然而，人類的肉身是一樣的，感受是相通的，目睹加諸他人肉身的惡虐，自己肉身的尊嚴感不會受到侵犯嗎？不會感覺到自身也在受虐嗎？每個人都可以從同類身上看見自己，所以，一切對于人類身體的褻瀆，其實也是對自己的褻瀆；待他人如“非人”時，自己亦是“非人”了。
當我們看到這些刑具時，最本能的反應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不是最基本的人間正義嗎？然而，在九一八紀念館和撫順監獄，我們看到，日本戰犯受到了很好的對待。
武部六藏，1940年7月就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溥儀出庭作證時說：“在偽滿，我是沒有實權的，統治和支配偽滿的實權者，就是偽滿總務長官武部六藏。”1945年9月，武部六藏遭西伯利亞抑留。1950年7月，作為戰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收容入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7月1日起，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審判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戰犯。在九一八紀念館，我們從圖片資料上看到，武部六藏因腦軟化癥造成半身不遂，臥病在床，一直由專門的護士精心護理。他無法出庭受審，特別軍事法庭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專門到醫院為他辦理起訴。訊問前，醫生專門為他做了身體檢查，以確保他可以經受三四十分鐘的訊問；管教人員再次向他交代了政策，告訴他表現好有可能提前釋放，以減少他的緊張和焦慮。對比戰犯們對中國人實施的酷刑，大家不能不發問：這些壞人可以這么嬌氣嗎？我們有必要對他們這么好嗎？
當武部六藏的辯護人向他念了辯護詞后，他自己都感動得哭起來了，說，像我這樣的人不值得辯護。他對中國人的窮兇極惡哪里去了？此時怎么變得如此脆弱了？是正常的人性回歸了嗎？人性實在匪夷所思，可以那么強悍酷虐，也可以這么脆弱易感！
武部六藏說：“我做了5年的偽滿洲國總務長官，犯下了很多罪行，而且我的罪行是非常嚴重的。我本來以為對我要判處死刑或者無期徒刑，但剛才聽說判決是20年徒刑，判刑非常輕。這是中國政府寬大政策的表現，不勝感謝。”他對中國政府的寬大感激涕零，反復表示有生之年要為世界和平而盡力。審判結束，7月22日對他宣布假釋時，他感激得幾次放聲大哭，不敢相信中國將要送他回日本的事實。所有特赦回國的日本戰犯，都是如武部六藏這樣的態度和表現。
戰犯們自己都覺得：讓我們死了算了。中國政府卻表示：不，你們要好好活下去。這是為什么？參觀了撫順戰犯管理所，才對于中國政府優待戰犯的用心有所領悟。
撫順戰犯管理所前身為1936年日本侵略者為關押中國抗日志士和愛國同胞而修建的一座監獄，當時稱“撫順監獄”。日本戰敗后，被國民黨占據，曾改作“遼寧第四監獄”。1950年6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為關押日本戰犯、偽滿洲國戰犯和蔣介石集團戰犯的監獄。這真是戲劇性，他們進入了自己制造的監獄，等于他們為自己提前修好了監獄。從“河東”到“河西”，都不需要“三十年”，不過十幾年，甚至幾年。
按照二戰后國際上懲治戰犯的量刑標準，撫順戰犯管理所有上百名日本戰犯應判極刑，但中國政府實行寬大政策，最終只對45名戰犯予以判刑，而且把他們分批釋放回日本。絕大多數被釋放的日本戰犯在寫懺悔書、接受記者采訪和回國后都表示，撫順戰犯管理所是他們的“再生學校、再生恩師、再生父母”。
參與殺害趙一曼烈士的偽滿警務指揮官大野泰治，謀殺趙尚志將軍的偽滿警察署長田井久二郎，作為旅團長參與指揮南京大屠殺的佐佐木到一，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還親自指揮看守在絞刑室里秘密絞殺了一些抗日志士的日俄監獄最后一任典獄長田子仁郎……都關押在這里。劊子手們的罪惡，對應的正是無辜中國人的仇恨，這是不言而喻的。對他們千刀萬剮都不解恨，讓他們嘗嘗自己所發明的酷刑的心肯定都有。我們終于有了伸張的機會，親者快，仇者痛，這難道不是應該的嗎？可是，遵照周恩來總理“要做到一個不跑，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的指示，國家在經濟那么困難的情況下，仍拿出366萬元，為戰犯們建造俱樂部、體育場、圖書館和露天舞臺。管理所實行人道主義的“三個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罵；保障生活條件，物資供給相當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保障身體健康，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周總理親定戰犯每日三餐吃細糧，區別將官、校官（佐）、尉官以下三個部分，分小、中、大三個灶別。而管教人員按照當時的糧食供給標準，吃的是黑窩頭。監獄失火，管理人員都是先保證犯人的安全。
對比旅順日俄監獄，我們更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對于戰犯的善待是多么不可思議。旅順日俄監獄1902年由沙皇俄國始建，經過日俄戰爭，日軍1905年占領旅順后，接管并擴建了監獄。青磚部分為俄國始建，紅磚部分為日軍擴建。這是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三國建造和使用的一座監獄，關押的主要是中國人，還有反戰的日本進步人士和美國飛行員等。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設立監獄關押中國人，中國犯人受到的迫害卻是最嚴酷的，日本犯人可以吃白米飯，韓國犯人可以吃小米，而中國犯人只能吃發霉的高粱米飯，如果吃了白米飯，就要受到“經濟犯”的處罰。這是什么道理！真正是沒天理！
但是，撫順戰犯管理所善待戰犯的結果，是終于把他們感化和改造過來了。他們不僅離開中國時心懷感恩、自責與悔恨，而且歸國后還與那些“健忘歷史”的人們作著斗爭。他們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對侵略戰爭，貢獻于和平與中日友好”為宗旨，沖破日本右翼勢力的阻礙，以親身經歷舉辦座談會、展覽會、街頭宣傳，對日本侵華戰爭進行揭露和批判。如果處死他們，不過是幾條命，可是，留下并感化和教育他們，他們就成了活教材，可以起到星火燎原的宣傳作用，這就是中國政府對戰犯實行懷柔政策的高明之處。
他們還帶著子孫回到中國，去撫順戰犯管理所表達感激之情，去九一八紀念館謝罪，甚至長跪不起。
重返中國的除了戰犯，還有曾經被中國父母收養的日軍遺孤。他們在九一八紀念館樹立了感謝養父母碑，并來拜謁，緬懷當年中國養父母的養育之恩。這些人性中的光亮與溫暖，讓人感覺到那段歷史不只有黑暗和殘酷，因而對于人性不那么絕望。
瑪格麗
在旅順東雞冠山北堡壘的日俄戰爭的遺跡中，殘垣與光影造就了一個酷似歐洲美女的光影頭像。她是百年前沙俄修建的堡壘內部被炮火轟擊留下的殘垣斷壁互相疊加，再與光影結合而自然形成的，沒有絲毫人為的加工。她被一名攝影師偶然發現，迅速傳開，并廣泛征集名字，最后命名為“瑪格麗”，中文名為“守望者”。
東雞冠山北堡壘本來是不對外開放的，因為人們對于“瑪格麗”的向往，開放景點的呼聲越來越高，旅游部門才對其進行保護性施工，于2015年5月21日開放。
在殘酷粗暴的戰爭的遺跡中，卻生出如此嫻雅、溫情的一個美麗女子的頭像，這是歷史的神諭嗎？她叫“瑪格麗”，是美的化身；她也叫“守望者”，是美好愿望的化身。在走過九一八紀念館、撫順戰犯管理所、旅順日俄監獄之后，我們是多么欣悅，此行將終止于一個美和美好愿望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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