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們國家和民族蒙受巨大苦難的時候，總會有許多英雄豪杰沖鋒在前，他們是思想解放的先驅，他們是革命勝利的火種。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們許多人像流星一樣轉瞬即逝，但卻在千萬人的心頭，永遠閃耀著巨星般的光芒……
日俄戰爭后，旅大地區淪為殖民地。日本侵略者為了長期經營大連，把大連作為進一步侵略東北和中國的橋頭堡，對大連進行了比沙俄時期更加巨大的投資，興辦各種工廠企業，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大連工人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到一九二五年時，大連地區中國工人已經達到了十多萬人。在這支產業工人大軍中，大連機車廠工人人數最眾，在那個黑暗的漫漫長夜里，大機車正悄悄地涌動著革命的洪流……
老槐樹·大掛鐘
那座鐘如今早已成了古董，雖然依然在走，卻回蕩著歷史的聲音……
在大機車正門口有一棵老槐樹，遠遠看去，它高大，硬朗，豐滿，壯碩，盤根錯節，直指蒼穹。冬天里，它枝干挺拔，倔強地任憑寒風粗暴的肆虐侵擾；夏天里，它枝繁葉茂，溫柔地傾聽著鳥兒的呢喃、耳語；這棵老槐樹已經默默地生長一百多年的時光了。雖然歷經百多年的風雨，依然威武不屈。而一百多年前，最早陪伴在老槐樹身旁的還有一個大掛鐘，大掛鐘產自日本，足足有一米多高。槐樹陪伴大掛鐘，伴著年輪生長著，記載了太多這里曾經的滄桑往事。
這棵老槐樹最早不是用來給工人乘涼或者是遮風擋雨，是為了懲罰工人時用來吊打、欺負、凌辱中國工人；而大掛鐘也不是為了方便工人看時間，更不是用來裝飾，而是日本人侵略者用來給中國工人上下班打卡用的，是日本工頭專門為監督中國工人而訂制。在日本侵略者統治大機車工廠的四十年里，老槐樹常常也被皮鞭打得遍體鱗傷，記下了那一幕幕悲慘場面，大掛鐘也見證著那一段段中國工人辛酸史、屈辱史。正如一位老工人說過的那樣：有朝一日人們若能破譯植物語言，老槐樹一定會向我們傾訴那一幕幕歷史的悲劇。
一九九六年十月，大機車工會曾在老槐樹旁設立了一個牌子，歷史的見證：
“這棵老槐樹是廠史中記載的工廠門前的三棵槐樹之一。在日寇侵華的年代里，曾經有許多中國勞工被捆綁在樹上，慘遭毒打和凌辱。為了使人們牢記歷史，工廠將這棵老槐樹保留下來，做為歷史的見證。”
為了便于統治，滿鐵在沙河口鐵道工場建立了完整的管理機構和殖民統治政策，工廠員工有嚴格的等級區別，分為月俸者、雇員、傭員、臨時傭員、見習工和徒工。場內有四十多名巡警，十三所守衛崗。員司由正門出入，終日開放，工人出入門只有兩處，一處為中國工人出入門，一處為日本人出入門，只在上下班時間開放。中國工人出入的卡子門用管子攔成四條小道，每條小道只能走一個人，小道的中間有一個高臺，出入時必須登上高臺才能通過。每天早晨，中國工人排隊打卡進廠，下班又排著長隊在很窄的通口處，上臺階被當成“小偷”搜身檢查，稍有不順服和怠慢，便被吊在廠門前那棵老槐樹上用皮鞭子沾涼水抽打。繁重苦累的勞動沒有時間限制，加班加點，通宵作業幾乎是家常便飯。”工人們被迫做著如牛似馬的勞動，只能吃橡子面和化學粉等替代食物。當時流傳著這樣一首打油詩：
橡子面，半月光，草根野花度饑荒，北風吹，地不長，窮人瞪眼見閻王。
日本殖民者制定規章制度是為了壓迫剝削工人，特別是針對中國工人，設立了防衛系、勞務系等機構，鎮壓和監視中國工人，中國工人們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惡劣，每天工作少則十小時，多則近二十小時，工人猶如生活在十八層地獄里一樣，受盡欺負、凌辱、剝削和壓迫。中日工人的待遇相差懸殊。中國工人工資待遇十分微薄，不足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傷亡事故幾乎天天發生，工人的生命安全毫無保障，還經常受到日本工頭的鞭笞和搜身。
當時沙河口鐵道工場日本場長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給上司的一份報告中這樣寫到，“沙河口鐵道工場的職工大體日本人和中國人各半，雖然技術上無大差別，而其平均工資日本是3元27錢，中國人是82錢，是四分之一的比例”。在工資差別最大的1930年，日本傭員是3日元，是中傭員是0.55日元，前者是后者的5.45倍。臨時工的情況更為嚴重即8。1倍。日本統治者對日本工人的待遇遠遠高于中國工人，對中國傭員實行了民族歧視政策。日本人享受的住房和生活待遇中國工人根本享受不到。
由于日本當局的殘酷統治，當牛做馬的勞做使工人們普遍患有職業病，待遇低，居住條件惡劣，日本廠主和日本工人住在廠區東部的磚瓦房，而中國工人住在廠區西部被稱為西官房的簡易住房，或在附近用破木板和茅草搭成的窩棚，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使瘟疫猖獗，日本當局以預防傳染為借口，將所謂的病人拉出去殺害，當時在工人中間流傳這樣一句順口溜：“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你要打個肫，上山火燒埋”。
機車廠老職工于連杰曾經寫過回憶文章《那座鐘和我們的工廠》：
“那座鐘是座大鐘，掛在工廠正門里，足足有一米多高，上邊走時，下邊打卡，是日本人專門為監察中國工廠工人特制的鐘。解放后很多年里，那座鐘一直沒有挪動過，機車青年經常被帶到大掛鐘前，聽老師傅講述那掛鐘的故事，久而久之，那鐘便成了永遠的敘說，那鐘的故事便成了歷史的回聲，敘說著那場戰爭，敘說著那段世界史，敘說著那段工廠史……”
求生存·斗爭疾
“虎牢天險今誰主，馬角生時我卻來，醉扶危舷望燈火，商風狼藉暮朝哀”。
——梁啟超《望旅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東北和大連地區物價瘋狂上漲，特別是銀價昂貴，金銀比價變化很大。沙河口鐵道工場工人的工資是以日元支付，而市面交易用的是小洋，工人領取工資后必須兌換成小洋，由于換到的小洋減少，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難。1916年12月4日，沙河口鐵道工場鑄造工人楊振和率先揭起造反的大旗，他組織四百多名中國工人舉行了三天抗日罷工，向廠方提出以金票作為工資兌換價值，要求工廠給工資低的工人增加工資。
自那以后，工人為了求生存多次罷工，罷工浪潮可謂風起云涌。1918年1月25日，沙河口鐵道工場的一千多名中國工人和八百多名日本工人聯合罷工，向廠方提出增加工資、發給加班津貼和夜班補助、每月公休兩天，危險作業崗位增加津貼費等條件，當時日本場主對罷工工人實行分化瓦解、部分安撫的辦法，近使工人復工，罷工進行了九天，但是因為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工人們只取得了微薄的成果。
雖然此次罷工沒有取得勝利，但是工人從中得到了鍛煉。同年九月，工人以物價上漲，生活困難為由，向日本場主提出了增加工資與日本工人同工同酬的請愿書，遭到拒絕。從10月7日開始，在楊振和、劉玉柱、王茂林、曹德俊四名有威望的老工人帶領下，全廠中國工人舉行了罷工，工廠在罷工的打擊下停產一周，最后，日本工廠主答應了給中國工人升級，罷工勝利結束。但中國工人也付出了代價，罷工領導人楊振和、王茂林遭到了逮捕，受盡了折磨，被驅逐出“關東州”，劉玉柱和曹德俊被工廠解雇。
隨著日本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加劇，也激起了日本工人的反抗，日本工人的經濟地位了他們與統治當局和資方有著不可調解的矛盾，他們與資本家的斗爭和中日工人聯合開展的斗爭，成為工人早期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19年5月，沙河工工場的日本工人成立了“友愛會”，在冊人數1200余名，是大連地區成立最早的日本職工中最大的團體。同年11月，沙河口工廠又成立了“大陸工友聯合會”，是當時大連地區較有影響的日本工人工會組織。期間，工廠還成立了其它一些工人組織。這些團體和組織在工人斗爭中發押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工人和中國工人一道，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斷地舉行反對資本家的罷工斗爭。
隨著經濟危機的影響日益加劇，大連市的各行各業面臨生產停滯，百業蕭條，中小工商業者紛紛破產，廠商都被迫降薪裁員，大批工人面臨失業。1920年4月，工廠預謀裁員，終于，在一個的陰云密布的早晨，日本資本家正式宣布了裁減中國工人的決定。這個不幸的消息好比晴天霹靂打在了中國工人和他們的家屬身上，消息剛剛宣布不久，沙河口鐵道工場的門前就涌來了眾多任務人家屬，工人大多得到的都是“辭職令”，這一份份辭職令像燒紅的鐵塊兒似的烤得人們心里發燒。辭職令對于這些在殖民統治下的工人無疑是無情的打擊，工人們除了出賣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失業即等于把他們及其妻子兒女推向饑餓和死亡的深淵。雖然以傅景陽等為首的工人代表多次與工場談判協商，但是工場執意裁員。
5月1日早晨工人開始罷工，當天下午工人召開聯合抗議失業大會并通過決議，要求停止裁減工人，會后，全廠五千余名中日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傅景陽等18名工人代表向滿鐵株式會社再次提出要求，提出了停止裁員、增加工資等要求，但是日本當局并沒有給予答復和解決。但工廠中日工人的斗爭，使滿鐵和關東廳殖民統治者如臨大敵，6月7日，他們從大連旅順抽調了二百多名警察和七十多名憲兵把守工廠的各個重要部門，第二天，強行裁減了1330名中國工人和540名日本工人，還有65名職員，但懾于中日工人的團結，工場方面也不得不作出重大讓步：發給解雇工解雇金，解雇的工人延期半個月搬離宿舍。6月10日，歷時40天的工場大罷工以工人的勝利宣告結束。
為了反抗侵略者的奴役和壓迫，大家互相照顧，對付和糊弄“鬼子”。各種抗爭和罷工活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展開的，而引起日本侵略者震動的沙河口鐵道工場中日工人聯合大罷工，選擇時機恰當，講究斗爭策略，不僅聲勢浩大，而且組織的也好，其規模和氣勢是空前的，在大連工人斗爭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它為殖民地時期工人運動的開展提供了經驗，培養了早期工人運動的骨干與領袖人物，為大連地區中國工人進步團體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據記載，1919至1923年，南滿鐵路工人罷工132起。其中，大連市內發生40余起，占南滿各市鎮之首位，大連、旅順工人罷工次數占南滿各地罷工總數的1/3，大連成為“南滿勞資糾紛的中心地”。
工學會·載史冊
大連沙河口區黃河路658號，是棟二層小紅磚樓，這里曾經是大連連市第一個工人運動組織——大連鐵道工場華人工學會的舊址。
知識，在思想萌芽初長時，總會讓心靈的力量漸增，那斗爭的激情，總是被壓迫和屈辱吹生著……當時在大連，識字的中國工人不多，這些有文化的工人受進步思想的影響，逐漸成長為工人的代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不斷擴大，廣大窮苦工人朦朦朧朧地意識到對新生活向往，逐漸覺醒，開始自發地走上反日斗爭的道路。
1923年12月2日，大連第一個公開的工人團體的“滿鐵大連工廠華人工學會”召開了成立大會，豎立起勞工神圣的牌匾，以傅景陽為代表的沙河口鐵道工場有志青年和其他愛國人士在這幢小樓里莊嚴宣布，沙河口鐵道工場華人工學會正式成立，這是中國東北地區最早出現的中國工人自己創造的工會組織。從此，工會和工人運動如同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連、遼寧乃至東北地區。而說起工學會成立時的情景，工學會的親歷者，曾被選為中華工學會體育部干事的大連沙河口鐵道工廠于全福老人曾經寫過回憶文章，記錄下了那一段光榮時刻：
1923年，受“二七”大罷工的影響，傅景陽、于景龍、王立功、唐宏經、高及三等進步青年經常在一起聚集，當年，我們參加了了青年會舉辦的一年一度的雙十節游行慶祝會，幾天后，傅景陽找我，讓我叫各場派代表隊開會。會上，傅景陽問大家，雙十節游行感受怎么樣？高及三說，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我們工人不團結起來，什么也不好辦，我說，我們不組織起來，就像一盤散沙一樣。最后，大家都同意辦會，叫什么名字？唐宏經說，工會這兩個字我們得保留。傅景陽說，再加一個字就可以糊弄小鬼子。大家忙問，加個什么字？傅景陽不慌不忙地說，在工會中間加一個學字，叫工學會。大家都贊成，決定籌辦工學會，為了順利獲批，我們研究聘請《泰東日報》社日本社長金子雪齋和青年會長傅立魚當工學會顧問，在辦會宗旨上說是為了組織工人學文化、學技術、交流感情，更好地為工廠工作，當時由傅景陽、徐明、譚文軒、宋維翰、楊志云等人共同起草了工學會的章程。就這樣，華人工學會的成立得到了當局的允許。”
當天出席會議的代表100余人，加上一些列席代表和來賓共有138人。工學會的辦公地址就在當時的黃金町107號，當時每月租金18元。工學會機關辦公樓前懸掛著“沙河口工場華人工學會”和“工人業余學藺”兩塊大牌子。成立大會上，大家通過了章程和會旗。傅景陽專門講解了工學會章程。工學會章程共有21條，開宗明義宣稱：“在當今之世界，作為一個戰士，如果不從鞏固團體，不斷地隨著時勢的發展而站在競爭的戰場中，就不可能得到安定生存，蓋世上不論何事都無不依賴于人們的智慧，始得有所成就。我們學習的目的，即在于啟發智能，我們青年是先鋒，最富有上進心”“本會以加強友誼、相互接濟、協同一致，增進學識為目的。”
工學會成立一周年之際，大連沙河口鐵道工場華人工學會正式改名為“大連中華工學會”。
福紡廠·大罷工
1923年春天，曾經畢業于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一橋商校的日本福井縣人角野久造，躊躇滿志來到大連，這個被喻為商業才子的中年人，當時受命日本福島紡績會八代裕太郎的委任，以常務董事的身份，到大連創立滿洲福紡會社，簡稱福紡廠。
1925年春，福紡廠正式開工。工廠投產后迅速發展，僅一年時間里，生產能力即達到1.5萬噸，1200名職工中大多是女工和童工，管理人員沒有幾個中國人。
角野久造同其他日本廠主和資本家一樣，對工人采取殘酷盤剝和壓榨手段，工廠的工作條件極差，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措施，工人進廠如同進入了云山霧罩之中，廠房內棉絮紛飛，塵灰飛揚，工作環境十分惡劣，而工人們要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里每天從事著長達十二小時的繁重的勞動，而每天的工資又只有0.25日元，僅是日本同行的四分之一，女工工資又比男工少五分之一，童工每日更少，只有0.15元，中國工作還要經常上班受監視下班被搜身，甚至污辱、打罵，經常發生工傷事故，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1925年3月1日，角野久造的手下田中定治郎無故殺害中國工人李吉祥，當時的大連工學會組織成員和殉難者家屬在工人群眾的支持下，向廠房提出嚴懲兇手、賠償損失、不準打罵工人、日本廠主及工頭為死者出大嬪等條件，角野久造拒絕出大嬪，但為了維護工廠的生產，勉強答應其它條件。針對角野久造的態度，工人們開始怠工，使工廠損失嚴重，同時死者家屬據理力爭不讓步，角野久造怕事態擴大，工廠遭受損失，違心地答應全部條件。三月五日，全廠停工，為李吉祥舉行隆重的送葬儀式，角野久造全程披麻戴孝，狼狽不堪。
1926年4月日本當局宣布金票漲價，每元金票兌換1.2元小洋（奉洋），四月二十五日，角野久造決定用小洋開餉，卻用金額票扣飯票，使工人受到損失，而角野久造的部下層層克扣工人的工資，使原來微薄的薪水已無法養家糊口。工人們提出按小洋收取飯費的合理要求卻遭到了角野久造的無理拒絕，由此，工人們開始停工，并提出不解決問題就進行罷工。
就在此時，中共大連地下黨組織和大連中華工學會決定抓住時機，把工人自發的經濟斗爭與反對虐待爭取工人復興的政治斗爭相結合，組織罷工。1926年4月27日，工人向廠方提出了不準打罵和虐待中國工人、準許做工的媽媽在工間給孩子喂奶、增加三分之一工資、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每兩周有一個公休日、公休日干活要發雙工資、縮短勞動時間、對食宿的工人降低房租和不收電燈費、對通勤的工人發放補助等六項條件，但遭到了角野久造的拒絕，他還派人把住工廠大門，阻擋罷工的工人出廠，他還親自到廠門口威脅工人，說什么中國苦力到處都是，走一百來一千，三天不干沒飯吃還得回來，但工人們還是涌出了廠門
為了破壞罷工，角野久造勾結殖民地當局中雇傭流氓、工頭等散步謠言，說中國工人的工資并不少、工人貪心，還說工人懶惰、怠工、破壞廠規、聚眾鬧事等，妄圖擾亂視聽，欺騙群眾。
角野久造在采取了收買漢奸、招收新工人、破壞罷工以及威逼利誘等手段未果的情況下，轉而勾結殖民地當局采取了全面鎮壓的手段，宣布將罷工工人全部開除，與此同時，大連警察當局還進駐工廠，并逮捕罷工領導者，
4月29日，中共大連地委決定以大連中華工學會的名義，在泰華樓舉行記者招待會，說明罷工的真相，揭露敵人 陰謀，6月24日，中共大連地委和工學會在紗廠北門外空地召開全市性的“聲援福紡罷工大會，全市十三家工廠三千多名工人和附近的農民參加，支持罷工斗爭。大家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資本家！我要抱住團體！我們要吃飯要自由！等口號。曾參加過大罷工的陳德祥后來回憶，傅景陽在罷工現場對工人們的說的話：
“福紡的兄弟姐妹們，你們的罷工堅持的太好了，我代表滿鐵工廠、中村鐵工所、小野田洋灰廠和全大連市的工人們向你們致敬！你們罷工斗爭是正義的，是爭人權爭溫飽要活命的合法斗爭，我們全大連的工人都支持你們，堅決反對日本當局對罷工工人的迫害，我們要求放回捉去的工人……“
6月25日，日本警察當局將傅景陽、于景龍等工學會代表拘捕，接著又逮捕了高及三等工學會干部和骨干，傅景陽被捕后，唐宏經主持工學會工作，領導罷工斗爭，福紡大罷工得到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和天津、上海、廣州、香港待地工人團體乃至國民政府的聲援和資助，罷工堅持一百天，迫使日本殖民當局了屈服，基本答應了罷工工人的要求，八月四日，大連地委、中華工學會宣布復工，長達百日的福紡大罷工終于獲得勝利，唐宏經代表中華工學會宣布復工命令，罷工取得了最后勝利。此時的工會會員已經達到四千多人，遍布全市十三個日營工廠。
最終，廠方答應工人提出的要求，撤消角野久造的廠長職務，也結束了他在大連短暫而失敗的職業生涯。
此次大罷工涉及全市，震動全國，是東北地區工運史上規模和影響最大的一次罷工，被新聞界稱之為“驚天動地之一場大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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