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論壇的話題讓我的腦子里閃出一個俄國人的樣子。他的頭型像朝陽詩人王永新，眉宇之間像評論家高海濤，下頜有點模仿詩人萬琦。他畢業于莫斯科大學。前幾年我在他的母校門口經過，試圖尋找這個人的身影，當然無果而終。
他自幼身體不好，并被認為是智能低下。他大概也知道自己的壽命不會太長，上天給他的時間不多，那么只能集中精力做一兩件事情了。他對其他事情沒有興趣，急需做的就是為同時代的幾位作家命名、斷言。他采用了靈活實用的方式，比如寫信、散論、系列文章。他沒用大部頭“學術專著”的方式。時間不允許他去做那種規范文章。這不能證明他聰明，只能認定他是個實在人。
1835年，24歲的時候，他肯定了一位26歲的作家存在的意義，命名他是“一位現實生活的詩人”。這位作家備受政客和權貴的打擊，從他的評價那里得到積極的評價。1846年，距離他去世還有兩年，死神已經出發，這一年一位25歲的作家發表了第一本小說，他含淚擁抱這部小說的作者，給出一個響當當的判斷：這是社會小說的第一次嘗試，并命名作者為“俄羅斯文學的天才”。這期間，他還在為另一位作家忙碌，這位 作家6年前死于跟情敵的決斗。他認為這位作家獲得的名聲與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稱，他通過一系列論文肯定這位作家的成就——俄國第一位民族詩人、第一個反應現實生活的詩人。
他一邊忙于為作家、作品定論與命名，同時還忙著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隨時與盛贊過的作家論爭，并在離世前與他們一一決裂。去世前兩年，他曾經高度評價的一位作家發表《與友人書信選》，倡導的恭順、調和的社會理想。他如同俄羅斯棕熊一樣憤怒了，寫一封精神遺囑式的信加以批評，并與之決裂。去世前一年，他與被他命名為“俄羅斯文學的天才”的那位作家決裂。他站在自己的制高點上，批評所有不好的傾向，與政客、權貴論爭，并不惜與之決裂。他似乎偏愛決裂這個極端的方式。
所謂決裂，用東北話說就是翻臉。我一直不理解，俄國人為什么那么容易就翻臉，這是否與伏特加有關。
這個敢于論斷和命名的人，這個隨時對他的褒獎對象加以批評甚至決裂的人，就是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的履歷恰好能夠回答今天的批評所面臨的問題。
首先，他告訴我們，批評要有文化自信。特殊的民族性格鑄就的文化自信，讓他敢于確立上述幾位作家在整個俄國、整個俄羅斯民族的地位，他的論斷果敢，充滿凜然之氣。我們不禁要發出這樣的假設，假設沒有他，他們的文學地位是否會像后來那樣高？至少要來的晚些，再晚些，甚至空留杰作吧。今天的中國文學是否創造了杰作，需要文學批評加以甄別、論斷。可是我們的批評顯得閃爍其詞，語焉不詳，更多的時候又斤斤計較，缺少與文化大國相匹配的氣度與自信。構建文學批評的文化自信，顯得何其必要？
其次，他時刻關切俄羅斯社會進步，他的文學批評彌漫著濃厚的社會批評的氣息。這無疑在提示我們，文學批評應該重新回歸社會批評體系。文學批評立足于文學文本，最終還是要胸懷天下，指向整個社會的進步。這樣的文學批評才能走出小我，鍛造出襟懷寬闊的、獨立富足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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