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的主題是作家作品的經典化和文學史研究的創新，剛才的發言大多集中在前一半，后面還有一段文學史研究的話題，很少有人談到。我是這樣想的，經典化，特別是當代文學經典化，或者更狹隘的說，文革之后的作家作品的經典化，其實不是我們能夠勝任的話題。為什么呢？兩年前，我受約一個出版社，要寫一個新的當代文學史。這個體例是按照作家作品，重要的作家作品來列章寫。但后來發現這個體例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行。很簡單，比如說那時候還沒有莫言獲獎這回事，莫言那章寫了，賈平凹必須得列吧，王安憶也得列吧，李銳啊，張煒啊，韓少功……還有汪曾祺、王蒙、張潔幾輩作家，一下子可以報出去至少50個難分上下有地位的小說家。還不包括詩人啊，差不多一百人以上吧，每人5000字的話，你這個當代文學史就龐大到難以成卷，不可成書啦。
從這個不具有操作性的事情來看，我說最近的幾十年，或者寬大點兒說，半個世紀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我們一般意義上理解的經典化，它其實是不可討論的事情。我們沒可能具備刪選的眼光和能力。
再展開來看，經典化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也是個常識，它就是時間的論證，時間來說話。經典化必須要有時間的，這個時間至少是要幾代人才牢靠的，我是這樣想的。否則寬泛地使用經典化的概念，這個概念也就不必討論了，因為不再具有特定含義了。
關于好作品，或經典化的作品，我有點兒同意彬彬兄他上午說的一個想法，就是語言的品質問題，只是他有一點沒強調，沒有做很大的強調，就是語言是個底線，就是基本品質的保障。對于現當代來說，這個經典化的作品為什么會變動很大，而且大家會討論，是因為這個100年，中國的整個文學政治生態變動非常大，使得有各種理由，各種動機來談經典化的話題。其實從學術來說，我覺得這個話題本身還需要具有很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性規范。
我們從一般文學史上來說，如果舉例子，有很多現實性很強的作品，很有可能針對當下性的東西，比如最熟悉的唐詩，像杜甫，或者白居易的詩，跟當時的社會情況有很多的針對性。就像我們當下也有很多跟現實社會很密切的一些作品出現，這個時候誘惑我們找很多理由認為它可能會有經典化的品質。但是我們回過頭去想，現在再讀杜甫和白居易那種現實性很強的作品，你其實是不會考慮這些作品所針對的特定現實環境的，它其實已經被抽象化了。 我們發現他們表達的是社會生活的一種一般的狀態。你要對應白居易的詩歌，你如果想到現在也有惡吏、強拆、城管、小販的事情，類似這樣的事情已經抽象化了，或成為很長一段歷史當中的普遍現象。所以這種文學作品，它會在最基本的層面上呼應我們對生活的理解和對人性的感受。
那么對我們當下來說，很多經典化的沖動，它是源于我們對剛才說的100年來的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劇烈變動的反應，它有太明顯的針對性。比如1980年代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這種東西，當時是何其的轟動，我們都認為它會是永久的文學。但是諸位，你們現在再回頭想一想，那些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現在你能想到的作品，還有多少你愿意把它說成經典之作。
當然，這個話題又說到另外一面了，所謂的經典化它既有文學的價值，也有文獻的價值。但是你現在再回頭去看90年代對80年代的評價，包括80年代現場的評價，我相信絕大部分曾經被認為具有經典化品質的作品作家，他其實是不具備這個品質的。
我覺得中國的現實使得批評家對于文學與現實關聯度的重視不能不極其看重。但其實我們是不能討論經典化這個話題的，當代文學沒有經過時間的抽象化。這個事情說到底，它是神來決定的事情。這個神，一點兒不神秘，它其實就是人性對于社會的，對于人生活的基本的但是已經抽象化的反映，這個時候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經典化。
再說到文學史研究的創新，我想的無非是兩點，一類是有某種理論引導我們對文學史研究具有某種創新，另外一種其實是通過類似（重新）經典化的方式建立一種新的文學史研究的邏輯。材料還是這個材料，但是它可以通過某種不一樣的闡釋邏輯來進行文學史的建構。這種文學史建構的基礎，還是在對于作品的價值判斷依據上，這也就是類似經典化的學術實踐了。剛才大家談的丁帆教授的新文學史著，其中也可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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