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令人興奮的季節，畢竟有金澄澄的收獲等待入倉。盡管傷秋悲秋的古典情懷不斷地襲擾現代人的生活情趣和節奏，可既得利益的馬上光顧，會吹皺心靈的滿池秋水，碧波蕩漾。當然，再大再多的喜悅都不會形成情緒太久，新的欲望會有新的苦惱，新的追求會有新的束縛，新的高度會有新的險情。第三季度的我省詩歌創作，與一二季度比較起來，雖然在發表數量、作者陣容、報刊層次等諸多方面有所遞減，而我覺得真實的進步依然可圈可點。作品的頻頻發表與報刊的次第亮相，固然是豐收的表現，但是，暫時地放慢腳步，顧左右而言他，讀讀書，跑跑步；旅游觀光，放眼世界；稍作停頓，反思以往……詩歌觀念的改變與呈現境界的深化提升，更是值得期待或思慕已久的碩果。一股股內心的潛流，或許正在詩人們中間悄然形成，會在今后及不遠的將來，演變為我省詩歌創作的新一輪高潮期。
星漢與梅笛
星漢長年漂流北京，詩創作的步履卻愈發堅實厚重。“天上的星空與我們的心靈”，康德的話語雖然幾經譯者翻譯會有不同的版本，可中心指向并未改變，理想主義境界與內心訴求的一致性，無疑是詩人表達的孜孜追求。星漢是筆名，顧名思義，星空浩淼，河漢無窮，既是對自己詩藝的期望值的壓縮，也是對自己詩創作的自信心的恰好比喻。詩歌呈現著難以止步的意象延伸和語言敘述的滯重感、清潔度、慈愛心，是詩人星漢近期創作的光芒所在。《詩潮》第八期刊出的組詩《在潮白河東岸》六首，《詩刊》八月號下半月刊“雙子星座”登載的組詩《點亮》七首，在“喜鵲”的叫聲中，詩人雖然沒有說出“這個世界/被蒙蔽的事物/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卻分明聽清楚了“一只的叫聲清悅/一只的叫聲嘶啞”。意象的純粹并未遮蔽巨大的審美空間，思想的力度擲透紙背。京郊的潮白河與故鄉的渾河交匯合流，只能是作者意念心理上的移情，思遠憂近，濃重的鄉情與陌生的感受疊加在一起，共同生長蔓延為劇烈的孤獨感，不得不托付飛禽、流水、陽光、原野遙寄自己的思念。詩人在尋求生命存在的不同意義，或者說是在塑立個體生命在不同物理條件下存活的不同景象。這是一種雙重火焰的炙烤，既要俯首大地，讓自己的語言文字有著生命的胎氣律動和鮮活的地氣接壤，還要仰望星空，讓思想情境飛揚，理性知性的光焰會加倍助亮滿天星斗。星漢的詩流露出來的莫大悲憫情懷讓詩人的世界充盈著大善大愛，因此他才能重新定位“故城的烏鴉”，為“走失的星星”保持“不為人知的秘密”，學會“用沉默忍住淚水”，在春天到來之前“點亮花朵”，讓“手中這塊心形的石頭”長大一點，并設想“不停晃動的樹木”，“像一把把巨大的掃帚/把世界掃凈”。星漢詩歌字里行間成長的悲憫、感動、同情、善良、理想，當然還有少許的憂愁和疼痛，竟讓潮白河成為生命符號，成為詩人客居他鄉獨善其身的精神代碼。其實，在我們而無更多的正能量給予或奉獻給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的時候，判斷或界定一個好人，重要的尺度之一就是看他同情、悲憫、感動在內心里存活的時間有多長。我從不相信一個內心冷漠的人會寫出優秀的詩篇來。
梅笛是在前幾年營口詩壇嶄露頭角之后忽然銷聲匿跡，不再與詩界往來。今年“千呼萬喚始出來”，在《詩刊》九月號下半月刊“詩歌新元素”欄目中以《一間涂漆的白房子》為題，發表組詩八首，足見其分量所在。梅笛當然也是筆名。若說柳笛幾乎無人不曉，那是春天的聲音，是生命自然形態的綠色釋放，帶有單純童年的向往味道。在“已是懸崖百丈冰”的寒冬臘月，梅花三弄，霜煎雪欺，以此作笛，心音貫耳，所發之聲的稀缺艱難可想而知。生命逆向成長的姿態往往伴有血痕，其痛感更能觸及靈魂，其藝術審美功效更能持久曠遠。梅笛的甘苦由此而來，她的詩在冷凝的背后潛伏著浩瀚的熱量，在對生命細節的所有發掘中，呈現出詩人對季節對時間的哲學考量，以女性、以鄉間的視角截取生活河流的若干斷面，或客觀景物，或人物生態，或心緒場景，流動著，滲透著，放飛著詩人內心的諸多情愫，或隱隱的苦痛，或難以言說的酸楚，或夾縫生長的理想。山嶺、醉漢、陽光、灰燼、孩子，甚至是陳述者的乳房，都涂上了一層層悲劇的色彩。我真的無法辨清《一間涂漆的白房子》這首詩的繁復內涵，是裝飾后的美麗，還是化妝后的掩蓋？是成人世界的反省，還是童年時代的記憶？梅笛信手拈來“陽光切割灰塵的聲音”這一通感畫面，恰恰回答了上述疑問。《在帽山》中，詩人的逆向語義更是發揮到了極致，陽光不是照耀輻射，而是“打著這里的春風”，“打著有著干裂嘴唇的帽山”，一個“打”字，顛覆了陽光的全部歷史，把春寒料峭的帽山全景推出。重要的還是詩中“牽出沉默馬匹/走向消逝的女人”的意象，人的寒冷被動反襯季節的寒冷，雖然是象征，卻蘊含著深邃的現實觀照意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屬于個人的全部身心解放通體快樂的能有幾天呢？苦澀疼痛、不盡人意、欲壑難填永遠跟隨人的生命成長或結束。這是一種常態。梅笛的詩就是能夠把人生的常態濃縮為幾幅生活畫面，以切近內心感覺的直觀意象，勾勒主客觀生命世界的殘缺之美，并由此舉一反三。精細的、尖銳的、獨到的生命感構成了梅笛詩歌的強烈特征，它的女性情懷，它的鄉村氛圍，它的對于現實生活的全部遭遇時刻擁有的敏感反彈力度。
與現實主義爭吵
田永元在第三季度連續在《人民日報》《詩潮》《海燕》《鴨綠江》等報刊發表組詩四十余首，彰顯出一位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前輩詩人的突然爆發之勢。應該說，田永元的詩創作是間歇、偶發性的，他在以更多時間和精力經營刊物的同時，筆墨或者更傾向于報告文學的創作，且有長篇《海路》問世并獲獎。詩人的最初的文學向往和實踐是詩，中間曾經被多次打斷，這就為他研習新時期以來詩歌表現方式的不斷深化帶來諸多不便。因此，在詩的震懾力輻射面等思想藝術涵蓋等審美向度上，與一些沒有停筆的中青年詩人相比，于語言或境界的貫通跟隨存有差距。三天不寫手生。詩歌的拒絕，比其他體裁的文本更為直截了當。
記得當年阿紅先生在主編《當代詩歌》雜志時，曾經提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合流”的響亮口號，雖然在今天看來不一定準確，因為現代主義畢竟是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一個階段，它們并不矛盾。但是，如此口號的提出意義在于，一味的現實主義表現方式顯然已經無法或者無力滿足當今世界的文化發展和人的內心需求，創新的、擴散的方法論或世界觀才能迎合世界轉型人性嬗變的多極化朝向。不容否認，在中國詩歌的漫長史話中，的確存在無數膾炙人口的詩歌佳作，即使是在五四以后或者在新中國成立后改革開放以來，現實主義的詩歌經典仍然是比比皆是。我們提倡現代主義詩歌的表現方式，并非是全盤否定現實主義的傳統或成就，只是覺得應該用現代主義增強現實主義的表現力。
特別是在“極左”思潮“文革”之風盛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現實主義被簡單化為“工具”、“武器”，時代的傳聲筒、政治的代言人，廣場記憶、集體抒情，大我遍地、小我絕跡，現實主義貶值得面目全非。這是一段我們誰都不愿意提起而又不得不提的歷史。我省的詩歌創作深受其害，按理說打破文化專制的鐐銬之后，我省詩人的思想解放藝術創新的更新腳步應該是跨越式的、強有力的，遺憾的是同其他經濟發達或經濟暫時還不發達的一些省市相比，我省的詩歌創作略呈滯后態勢，不僅在詩歌本身的語言資質上落伍，尤其欠缺超前的實驗性探索，即使是對現實主義的理解還依舊停留在以往的膚淺表層，當然更是沒有勇氣或信心把現代主義詩歌的所有表現手段有機融匯到現實主義創作的主流之中去。
田永元的詩在舒朗明快的陽光般陳述情調中，注入了有關人生有關品質的當下思考，顯現出作者進入中年以后的歷練成熟。也許作者盡力在避免遺忘而過早地進入回憶程序，讓往事、讓親情點亮心頭，絲絲縷縷，稍作放大，竟有些蕩氣回腸。當然，在讀過多首、讀過幾遍之后，總感覺審美的情緒未全部滿足，滌蕩內心的氣數不夠，即詩的表現力度呈現深度還有待提升。這就是過分依戀傳統的現實主義的一個瑕區，客觀對應物在內心停留的時間過于短暫，來不及發酵，來不及化學反應，投影照相般發揮一點哲理的淺性提示，駐守生活表層，讓詩歌的定義域相對狹窄，喪失了升華為共同生命經驗的良好機會。我省還有一些詩人或許也身處這種陣痛期，作品發表率不低，限于深刻度，所以還沒有在詩壇形成影響力。在此略去非常細化的兩相比較。
影響力的形成絕非一日兩日之功。我們欣喜地看到我省幾位老中青三代詩人的新進步，他們明了詩歌必須建立在生活體驗之上而絕不會是生活的影子但必須還得還原于生活中去，思想與想象的主觀創造無疑是詩歌的兩肋和翅膀，感情不會因為詞語的過分渲染而無限擴大，內斂的語言張力含蓄地表達才有刺骨性。“今天的太陽是黑的。”既是景物描寫，又是心理描寫。傳統的現實主義不可能這樣表達，只有現代主義，才能有如此的語言張力。張捷、翟營文、左岸、陳美明、鷹之、宮白云等人，繼續為自己詩作注入現代主義表現元素，詩的內在品質不斷提升。特別是左岸、鷹之、宮白云，三位既有理論建樹，又有作品實踐，相輔相成，互為提攜。
值得同情的是，不是我們的現實主義詩人們不想提高自己的表現技藝，也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許是心里明白腿打鰾，也許是是從骨子里頭往外反感……沒有辦法，隔代如隔山，詩歌的進步就在于越來越離人性更近，越來越離生命最近，越來越離青年越近，越來越離時尚最近。前進著，必然拋棄著；拋棄著，必然隕亡著……詩歌的輝煌歲月，同樣會以落伍者的犧牲為代價。
在與現實主義的“爭吵”中，我省詩歌“三個代表”群體的確立，誠然也會對今后的創作大有推進。即，以羅繼仁主編的《中國詩人》為代表的詩刊對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兼容并蓄大面積贊助；以林雪、李輕松、玉上煙為代表的的女性詩歌創作團隊對自身發掘的全國影響；以“大連唐朝”為代表的區域性詩歌繁榮帶來的全景式文化景象。
做個次要的詩人
英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奧登在一次有關葉芝的談話中，曾經說：“葉芝用他前半生的時間寫次要的詩歌；在后半生的時間里，他寫關于怎么做次要詩人的重要的詩歌。”
奧登的言辭非常簡單，然而含義深刻，對詩人的創作啟示肯定不是三言兩語便能講清楚的。盡管馬丁•海德格爾對成為詩人的三個法則雖然再三強調，即一須是神指定的，二須有傷口，三須有學識。但是每個詩人的文化背景、現身條件、內心感應不盡相同，所以一首詩的誕生會有千差萬別。而次要的詩人稱號怕是誰也不愿意接受。
我們不提倡在寫詩之前正襟危坐，心中默念“神圣的時刻到來了”，這時候，真正的詩往往會離你很遠。
寫詩需要天賦，需要靈感，需要電石火花的驀然一現。假若在你身上屢屢發生“稍縱即逝”的小故事，那么，最好的辦法是懷疑自己：是否還能成為詩人。
詩歌不是喊出來的，不是憋出來的，不是人為故意努力出來的。
所謂“推敲”，那是歷史；過于工匠化的打磨，語言的生態美會弱化。一旦出現玩味品鑒的意象噱頭，生命的原始感覺會大打折扣。
有的詩歌作品文通字順，毫無挑剔之說，可是無須用手觸摸，或者干脆蒙住雙眼，單憑嗅覺就能猜出它們沒有情感溫度沒有思想銳度。見過蠟人吧？仿真秀；吃過棉花糖吧？太夸張。
真理是樸素的，詩歌亦如此，最偉大往往最普通；語言意象的迷藏捉不得，不給從書本走向書本的評論家們進行游戲的機會。
詩歌是一種隨意，更是一種偶得；它們是說出來的，娓娓地，纖纖地，潤物細無聲。
這種說，是一種對話，與你敬畏的人與事，與你感知的陌生世界。萬物皆有靈性，必須把心掏出來，才能說，才能對話。
這種說，是天籟之聲，像春雨落入農田，像晨風掠過海面，像羽翅擦洗藍天。
當然，內心不會全天候二十四小時敞開；可是一旦打開，務必不要形成壁壘，不要形成硬度，語言們也需要一個安穩的家啊！語言表現詩歌的硬度恰好與心靈的彈性構成反差。
捕捉神性降臨的瞬間，通過內心的柔軟、豐潤慢慢吸納，像海綿接受水分一樣；然后轉化，轉化為風雨雷電的臨界狀態，即使不能一揮而就，也要立馬記下大腦誕生的文字。
翟營文在《詩歌月刊》第七期發表組詩《在秋天的大地上飛翔》，在《綠風》第四期發表組詩《玉是一種宿命》；寧明在《鴨綠江》第八期上半月刊發表組詩《沉默中的呼喊》，在《詩潮》第九期發表組詩《雷陣雨》；菁菁在《歲月》第八期發表組詩《大地沉寂》；王妍丁在《中國詩歌》發表組詩《復活的夜晚》；劉川在《詩歌月刊》發表組詩《大街上》；王鳴久在《綠風》第五期發表組詩《我見我來》……
上述作品是次要詩人的重要作品，還是重要詩人的次要作品？暫時的回答已經沒有必要。把自己置于自己的整個創作時空中打量體察，把自己置于中國詩歌總體發展水平的格局中衡量比較，把自己置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語言表達的世界詩歌的藝術平臺展示交流，總會有自己的一個相對位置。哪怕這個位置搖搖欲墜，哪怕這個位置曇花一現，哪怕這個位置倒數第幾，哪怕這個位置已經擠滿了人……
正是諸多的次要，才能托舉出一個重要。
把次要搖曳成綠葉，讓重要開放出花朵。
次要的是他人的命名評說，重要的是自己的常人心態與不倦創作。
因此，忽略和節制詩歌的發表、出版、獲獎機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做個次要的詩人吧，盡管我們面對的是金色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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