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文學理論批評在第二季度里，無論在作家作品評論方面，還是文藝理論研究方面，從數量和質量上，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收獲頗豐。遼寧文學理論批評，面對紛繁復雜的文學創作生態，從不缺乏評論的銳氣與智慧，這些從二季度的理論批評文章中，都有所體現。
4月，我省作家孫惠芬長篇小說《秉德女人》研討會在中國作協舉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遼寧省作家協會、湖南文藝出版社聯合主辦了這次研討會。遼寧省作協主席、黨組副書記王秀杰，副主席、黨組成員崔鐵民，副主席、創研部主任高海濤出席了研討會。與會學者、評論家就孫惠芬的創作歷程、《秉德女人》的歷史觀、女性形象、典型意義、文化精神等話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這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9篇，其中3篇為我省評論家所寫，即孟繁華的《〈秉德女人〉：命運、性格與性情》(與周榮合寫)、賀紹俊的《對鄉村女性命運思考的集大成之作》、高海濤的《百年中國：一個仿佛秉持道德理想的女人》。另外6篇為北京及外省評論家所寫，分別是《為歷經磨難的女性留下一份有分量的證詞》（梁鴻鷹）、《進步歷史觀，塑造新形象》（木弓）、《秉德女人：一個民族的形象》(吳秉杰)、《三個場景拼成的肖像》(汪政)、《美的撕毀與善的彰顯》(閻晶明)、《星光里的秉德女人》（岳雯）。除了提交的會議論文外，高海濤還發表了一篇《從〈秉德女人〉看東北作家的整合與超越》（《中國藝術報》5月4日），從地域文化視角，即從東北文學的傳統、特質及其發展對遼寧作家孫蕙芬的長篇小說進行了理論闡釋。他認為：“《秉德女人》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小說文本，小說許多地方顯得陌生而突兀，閱讀既是愉悅的，也是有難度的。孫惠芬從身體到靈魂，以生活流的方式，史詩般地寫了一個遼南女人的一生。”由孫蕙芬的小說，進而分析到了東北文學藝術的特質，“東北文學的藝術特質是什么，它不同于京滬文學，也不同于中原、南方和西部文學，整個看，東北文學顯得相對清新而明朗，質樸而健康，它以現實精神，問題意識，人道情懷，抒情氣質，構成了基本的風貌。”
遼寧文學理論批評，從不以地域為限，畫地為牢地只關注眼前的作家作品，而是從當代文學整體發展大勢著眼，關注更廣闊范圍內的優秀文學作品及優秀作家，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第二季度里，有幾篇研究文章值得關注，如季紅真（沈陽師范大學）的兩篇對于作家蕭紅的研究文章。一篇是《潰敗：現代性劫掠中的歷史圖景——論蕭紅敘事的基本視角》（《文藝爭鳴》2011年第3期），從蕭紅的生活經歷、逃亡之路到民族國家的一段動蕩歷史為背景寫起，分析蕭紅的文學創作在如此特殊的家國危機中的衍生與變動。蕭紅糅和了自己悲劇命運的寫作對于紀錄一個時代個體生命體驗的存在意義，這種借助民間的基本歷史視角，給宏大歷史以細小呈現，又將一個個破碎的歷史圖景連綴起來，形成悲壯的史詩性質的言說。另一篇《蕭紅小說的文化信仰與泛文本的知識譜系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6期），則論述了蕭紅小說產生的思想、精神來源問題，文章認為，蕭紅一生在鄉土傳統與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夾擊之中,家庭的多元文化信仰形成她分裂的童年經驗,形成了她文學的泛文本知識譜系。她從家族開始的鄉土故事擴及至泛鄉土的敘事,呈現著民間思想實用混融的信仰方式,集中地體現為天命的觀念。蕭紅發現了它巨大的凝聚力,也看到了它的消極愚昧、殘酷的意識形態力量與自我調節的心理功能,顛覆了各種封建文化制度,發現了順乎自然生命的健康人性力量,完成了精神的自我確立,建立起生命的倫理詩學。
梁海的《尋找我們寫作的精神原點》（《文藝評論》2011年第3期）一文，從20世紀以來，中國作家面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心態及中國文學的現實創作分析入手，認為“當代中國文學在今天面對世界文學時的‘失語’，或者說，作為文學泱泱大國它應有的影響力的匱乏，一定是在哪里出了問題”，“中國作家不僅需要超越自身，還要超越時代、種族和國別的界限和局限，才有可能寫出對整個人類富有啟發性的大作品，這是一個民族文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劉偉（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在《二十世紀日本魯迅研究的三次轉向》（《大連理工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20世紀日本魯迅研究主要經歷了三次轉向:文學的轉向、政治的轉向、文化的轉向。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啟蒙者魯迅、文學者魯迅、革命人魯迅和科學者魯迅等心像,顯示著日本魯迅認識由表及里、從虛到實的理論軌跡和基本傾向,表明了日本魯迅研究在克服竹內魯迅的過程中,不斷創新的努力。
王吉鵬等（遼寧師范大學）的《阿來小說〈格薩爾王〉對藏族傳統文化的思考》是一篇對阿來小說《格薩爾王》從少數民族文化發展角度進行解讀的論文，他認為，民族作家的身份使阿來在作家創作群體中獨樹一幟，而宗教思想的注入使其作品更顯獨特。在他的筆下，英雄格薩爾王的故事得到了再現。《格薩爾王》作為“重述神話”系列作品之一，從寫作手法到思想內涵等各個方面都與其他作品不盡相同，這其中除了作家各有不同的創作風格外，還有多重原因。阿來以民族作家的身份，著重突出格薩爾王這一民族英雄人性的一面，以及格薩爾故事在藏族流傳過程中說唱人不可抹殺的突出作用。阿來的小說《格薩爾王》是了解并探尋藏族歷史文化奧秘的一把鑰匙。
高小弘的《認同與對峙——論20世紀90年代女性成長小說中母女關系的書寫》（《文藝評論》2011年第3期）和周景雷的《走出新時期——關于新時期文學的斷想》（《紅海灘》2011年第1期）是兩篇學理性較強的論文，前者為縱觀視角，重新審視了90年代成長小說的主題結構在社會語境中的意義；后者則從特定時代的角度，探討新時期文學的經驗與話語。王寧的《南方的成長敘事》（《中國兒童文學》2011年春季卷）評析了外省作家曾小春的兒童文學創作。
遼寧文學創作時常不乏優秀作品出現，我省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的專家、學者，對于我省作家作品創作情況歷來是十分重視的，只要作家有新作品出現，大都能看到我省評論家對其進行分析點評的文字。在第二季度，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我省評論家點評我省作家、作品的文章：
賀穎（調兵山作協）的《讀劉兆林的〈父親祭〉》（《遼寧散文》2011年第1期）評析了我省作家劉兆林的散文創作，單篇點評與整體觀照聯結起來，不乏獨到的見解和深刻的闡釋。賀穎的另一篇評我省作家津子圍的文章《徘徊于命運中的有序與無序——關于津子圍長篇小說〈同名者〉》（《文匯讀書周報》2011年5月6日）是一篇讀后感，文章概述了《同名者》的情節線索，并在文章末尾指出這部長篇小說塑造了現實中小人物繁復冗雜的生存狀態，揭示出當代城市生活的艱辛、孤獨、冷漠、無奈與困惑，以及人們靈魂深處對命運的希望與生存的意義，探索了當代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的生存鏡象，在無序的命運中追索有序，在與時代性的抗爭中透出鋒利的反時代性。秦朝暉（朝陽市文聯）《輕輕地轉動人性的魔方——巴音博羅小說創作談片》（《遼河》2011年第5期）選擇了巴音博羅的3篇小說作品進行了閱讀解析，認為其創作具有明顯的先鋒派意味，透過這種創作上的先鋒形式，作家想要描摹的是人性深處善與惡的復雜與幽微。遼寧作家丁宗皓2011年出版了散文集《鄉邦札記》，《當代作家評論》第3期“在遼寧文學評論”欄目里集中刊發了4篇有關這一散文集的評論文章，其中我省評論家秦朝暉的《凝視鄉土與傾聽城市》，蘇妮娜的《廣袤的鄉愁》，對于丁宗皓散文創作的精神內涵、藝術特質等進行了多角度的閱讀分析。
在第二季度里，遼寧文學理論批評在文藝理論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高海濤（省作協）《時間與記憶：批評的顛覆》。文章回顧了解構批評對現象學思考的深入質疑，體現了扎實的理論功力、可貴的哲學視野與較高的英語原文閱讀水平，作者的系列批評隨筆對批評學的理論建設具有價值。牛寒婷（《藝術廣角》）《重返文學批評的場域》（《文藝評論》2011年第5期）就當下文化批評泛化，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被其擠壓侵占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文學批評所擔當的責任即是維護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獨特價值，這也是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重要差異所在”，進而指出“打破對立——這也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并不是二元對立的。文化批評既不能僭越文學批評，也不能僭越文學本身”，“回到文學的精神場域與文學本體的審美維度，重視文學的感性體驗和自由想象，創造性地重新閱讀文本，是日漸式微和邊緣化的文學批評的起點，也是文學批評對抗‘無所不能’的文化批評的唯一選擇”。
最近幾年內，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究竟是在向好的方向發展，還是在向壞的方向墮落的爭論從未止息，這一方面說明大家對于文學理論批評問題越來越重視；但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當代文學批評確實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針對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環境的問題，《遼寧日報》在其大型系列策劃“重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欄目中刊發了林建法（《當代作家評論》）的《雜志如何成為真正的批評平臺》（《遼寧日報》2011年6月20日）。在文中林建法表示，搭建起理想的平臺是構建有序、健康的文學批評環境的基本條件。批評家需要平臺來發出批評的聲音，而雜志要做的就是搭建多種多樣的平臺。有了平臺，批評才有生長的土壤。他還指出，把文學刊物分級的做法是有問題的。文章只有好壞之分，而不存在級別之分。現在，對學者的學術成果評價制訂了許多硬性指標，在何種級別的刊物發表文章就是其中之一。因此，許多人為了這個指標托人情、托關系，甚至花錢來買，也有一些學者為發表論文而一味迎合雜志風格來撰寫文章。這種現象的存在更加促使批評不說真話，而對整個批評界來說，也無法真正形成百家爭鳴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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