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叔是上世紀50年代考到沈陽魯迅美術學院的高才生，畢業后在北京、哈爾濱等地工作。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只要五叔從外面回來，當天晚上大家必聚到一起開會，聽五叔講話。五叔是公家人，是國家的人，他講的事都是發生在遙遠的外面的國家的事，什么中俄關系、中日關系，什么第一顆原子彈、氫彈、衛星，那樣的時刻真是美妙無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的臉上，每個人的臉都微微漲紅，仿佛五叔的話是從國家這個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點點滲進了家里每一個人的神經……在我童年的記憶里，還有一種會議讓我難忘，那是生產隊里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大會。那是“文革”初期，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樹林里等待老隊長的哨聲，他哨聲一響，我便撒腿往家跑。那時父親已經雙目失明，他去開會需要我牽著他的手。父親在那樣的會上非常激動，抱著我聽隊長在上邊念報紙講話，下頦的胡須往往不住地抖動，身子一顫一顫，就像有什么東西正通過隊長的話語傳進父親的身體……多年之后，我因為寫作從鄉村走出，在縣城文化館工作，有兩年還陰差陽錯地做了縣文化局的副局長，變成了公家人，每周末回到鄉下的晚上，父親和三個哥嫂必定自動向我圍來，像當年全家人圍住五叔一樣，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五叔的角色，講我所知道的那一點點外面的事、國家的事。那時我已戀愛，回鄉下必帶男朋友，幾次之后，男朋友因為不能有更多的時間和我親密，再也不跟我去了。然而我從未因此而修改日程，因為我看到了父親和哥哥臉上的光……又是一些年之后，因為寫作，我散漫的內心經歷了由對秩序的渴望到對秩序的排斥，以及到對無秩序的自由精神的強烈向往，我毅然辭掉文化局的工作，從縣城調到大連，又在不斷寫作的努力中有機會做了專業作家。專業作家意味著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必開一些無聊的會，能擁有這樣的自由，對我來說相當不易，可是沒有人知道，當我像家庭婦女一樣成天坐在家里，再也不用經常出去開會，我的哥哥們是多么失落！偶爾地，我外出采風被哥哥們知道，他們會趕緊打來電話，興沖沖問，怎么出去啦？開會么？每當這時，我的心都在隱隱作痛，仿佛做了虧心事。
2005年的一個下午，我帶著當時89歲的老母親去移動通訊公司交電話費，在排隊等待辦理業務的時候，看著柜臺里忙碌的服務員，坐在身邊的老母親不無遺憾地說：“你這輩子是不是再也不能像那些閨女那樣干公家的活兒了？”我一時熱淚盈眶，似乎終于明白，在不在公家里，是不是和遙遠的國家有聯系，是人的一種存在感，是孤獨的個體生命的本能需求，這種需求，不獨屬于知識分子，它屬于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包括秉德女人，就像一棵樹總要伸向天空，一條河總要流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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