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惠芬是一位很有影響的優秀小說家。她最近創作的長篇小說《秉德女人》是作家思想藝術思考深化的一部重要作品。我們注意到，在此之前，作家更多地是描寫當代農村現實生活，講述在我們這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東北農村故事，深刻反映一個時代的現實風貌。應該說，她在這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思想藝術成就。然而，作家并沒有滿足自己的成功，更加自覺給自己加壓，更加努力開拓探索。在《秉德女人》里，作家已經把筆觸由現實伸到了歷史深處，試圖把故事和人物放到我們民族歷史風貌中去講述和塑造，從而開辟對作家來說是一個新的表現領域。一個作家當她思考現實問題到了一定深度以后，必然會進一步去思考歷史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秉德女人》表明，作家更加注重她的作品的哲學品質內涵。
近一個世紀以前，東北遼南地區的一個富家女子，由于一次突發事件，成了土匪秉德的女人。從此，她開始了自己忍辱負重、坎坷沉浮的人生。她以東北女人特有的從容穩健，在歷史的電閃雷鳴的風風雨雨中，積累著生活的智慧，凝聚起生活的力量，養兒育女，操持家事，支撐起一個兒孫滿堂的家族。做為一個老人，她終將走到生命的盡頭；做為一部歷史，她留下了令人惆悵又意味深長的思考。
這樣一種寫人物歷史命運的主題，一開始就會引導我們去注意到作家如何看待歷史，以什么樣的態度去把握歷史，用什么的歷史觀去表現人物性格思想內涵。我以為，作家雖然首次較集中處理歷史題材，但她不是從歷史學的概念出發去建立自己的歷史態度。事實上，作家并沒有事先做好歷史理論的準備。她是憑著一種直覺，憑著對人物認識，直入創作的，她相信，按著人物的命運故事線索，寫出人物的一生，這就是歷史。我們可能會以為，這會有一種寫作上的風險。然而，我們卻發現，作家的直覺使她避開了當前比較流行的歷史觀＿＿以人性論為思想基礎的歷史觀。文學當然要寫人，寫歷史當然要寫人，要寫到人性分析人性，但這與那種人性論的歷史觀是兩回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人性論的歷史觀的著本質上的區別，是待歷史認識歷史兩種不同的態度。在文學思考中，不同的歷史觀會導致不同的思想走向，會賦予人物不同的思想內涵。我一直建議作家能夠運用唯物史觀來把握歷史人物的命運，但由于這種歷史觀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掌握起來不如人性論那樣便當。所以，寫歷史的作品頗多，能達到唯物史觀高度的并不多。有意思的是，憑著一種直覺，孫惠芬使她的《秉德女人》居然有了一種進步歷史觀的意味。小說是從女主人公的視角來看待歷史，形成作品主題的歷史觀。評論家吳秉杰說是一種弱者的歷史觀，我很同意。強者的歷史觀接近英雄史觀，弱者的歷史觀接近唯物史觀。小說真實地描寫了發主人公那種生存狀態思想狀態，為生計奔波積累下來的生活觀、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正是來源于生活的歷史觀的表現形態。女主人公實際上是有自己堅定的核心價值的，那就是，現實無論怎樣變，她活著的堅心不會變，她生兒育女的人性不會變。正因此，她能在近百年的不同歷史中依然生活著。那些歷史風云人物，那些英雄般的男人們都是過眼云煙，而她是一個弱者，卻她活著。僅這一點，她就比什么人都強。因為有弱者歷史觀支撐著，小說的主題才特別有意味。
小說主人公的個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被打造起來的。因此，我們注意到，寫女性的作品來多，但《秉德女人》中這位女主人公卻與其它作品中的弱女子不同。她有自己源于東北遼南地域文化的那種意志品質。作家以綿密的細節描寫一點一滴地打造著女主人公的這種文化品質。融入到她的個性里，使得她的性格形成一直有著地域文化的灌注。由于人物個性有了這樣的文化精神，所以我們能夠理解發主人公那種從容穩健的個性特征。實際上，她從青年時代到老年，智慧一直在積淀，性格卻一以貫之，直到她自覺走向生命的盡頭，我們沒有看到性格的大起大落，只看到她對生活的把握越來越有哲理。這個人物與作家過去的女性在氣質上完全不一樣，具有一種得到思想灌注的新意。我們也許可以說，這是一個新的人物的發端。
把一個人放到近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去描寫，還要保持性格的穩定性，實際上有相當難度的。當今許多小說在處理這么長時代跨度的人物時，常常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我們一開始也擔心孫惠芬也會陷入寫作的困難當中。令人稱奇的是，她讓我們的擔心成了杞人憂天。整個小說讀下來，我們發現作家對人物本性的把握非常清醒，沒有出現自我矛盾。女主人公的形象有血有肉，性格內在邏輯清晰嚴密，讓人可信，完全挺立了起來。坦率地說，沒有作家那種深厚的思想藝術功力，根本無法完成這么大難度的人物形象塑造。
我們當然會注意到，作家對人物描寫過于專注，會損傷小說結構的更合理的安排整合。小說以秉德女人的故事線索強有力地推進，使其他人物基本上沒有展開自身性格個性的機會。抓主要人物是對的，但次要人物寫出份量同樣重要。這就要求作家有更明確的結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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