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惠芬的長篇新作《秉德女人》中，作者為我們呈現了遼南海邊小鎮上一個經歷與數個男人的情感糾葛、經歷與子女的集合與離散、經歷了國家的政治變遷，在有限的土壤中倔強地生根、養育果實的女人。對于這篇作品，我想從地域文化的視角談一點感受，也就是從東北作家的傳統看，從東北文學的特質及其發展看，孫惠芬這部長篇新作是否提供了新的經驗和話語。
眾所周知，上世紀30年代的東北作家群，在新文學史上是有地位和影響的。可以說為現代和當代東北文學的發展奠基了一個傳統，對于這個傳統，人們往往把它等同于左翼文學，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歌哭吶喊”。但這只是這個傳統的特征之一，并不全面。關于東北作家群，研究成果很多，有褒有貶，我比較喜歡王富仁教授的一段話，因為它至少不失公允。他是這樣闡述的：“如果說30年代廢名的小說更具有自然性的品格而較少社會性的意義和價值，茅盾的小說則更具有社會性的意義和價值而較少自然的品格；如果說30年代新感覺派小說更具有現代性的色彩而較少民族性的內涵，30年代的鄉土小說則更具有民族性的內涵而較少現代性的色彩；如果說沈從文的小說更具有人性的價值而較少現實意義，那么，東北作家年群則在他們自己的基礎上重新把中國新文化、中國新文學的自然性、社會性、現代性、民族性、人性和現實性，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這段話的關鍵是“在他們自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東北作家群的文化積淀和藝術起點可能不是很高，但卻體現了一種整合力，一種難能可貴的審美氣質。
現代的東北作家是這樣，當代的東北作家是怎樣的情況呢？應該說東北作家在文化上是不斷提升，在藝術上是不斷進步的，因為時代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中國作家的“基礎”已經拉平和接近。雖然有時我覺得，和當年的東北作家群相比，今天的東北文學好像缺少了一些本真、一些質樸和真誠，但在優秀作家年的身上，還是可以看到那種傳統的原生力量和精神光芒。謹以兩位女作家為例，黑龍江的遲子建和我們遼寧的孫慧芬，她們的題材領域和藝術經驗雖然各不相同，但共同點都是執著于內心，執著于自己對世界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藝術整合，自然性、社會性、現代性、民族性、人性和現實性，有時也許沒有這么多的元素，比如孫慧芬的這本《秉德女人》，可能對自然性的表現就不太充分，但整體上仍是很綜合、很大氣的，創新性也很突出。
孫慧芬給我的印象一是她特別注重自己的對生活的體驗，二是她總有一種布魯姆所說的“影響的焦慮”，她說本來想以主人公子女的視角來完成全書的敘述，但考慮到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已有這樣的結構，再那樣寫就沒什么意思了。對她自己的創作總是這樣，擔心重復別人，更恐怕重復自己。從《歇馬山莊》《上塘書》《吉寬的馬車》到《秉德女人》，在這四部長篇的寫作中，她思考的中心可能就是怎樣讓自己與自己有所不同。
因此，我們看到《秉德女人》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小說文本，剛才幾位評論家也提到了，小說許多地方顯得陌生而突兀，閱讀既是愉悅的，也是有難度的。孫惠芬從身體到靈魂，以生活流的方式，史詩般地寫了一個遼南女人的一生。“秉德女人”既是秉德的女人，也可解讀為秉持道德理想的女人，但是從故事一開始，她就墜入了溝渠和黑暗。孫慧芬把這部小說稱為“黑暗中的寫作”，我認為這不僅是指寫作過程，也是指整部小說的基調。正是在人性和社會性的黑暗中，女主人公不斷掙扎，也不斷地仰望星空。無盡的屈辱，短暫的尊嚴，好像所有那些深情的細節與情節，都體現了這樣的重復美學。這樣的女性形象，她墮落而升華，復雜而單純，寫實而象征。她陷入性欲不能自拔，有點像中國鄉土版的“查泰萊夫人”；她以“攀高枝”作為生活的旗幟，又有點像中國鄉土版的“包法利夫人”； 她是河流，是漫過許多男人和無盡苦難的女人河；她也是土地，是藏垢納污而又生生不息的地母；她的形象，用魯迅的話說，是“老中國的兒女們”的另類代表；她的名字，如果套用帕慕克，或可稱為“我的名字叫黑”，是女性傳統意義上的弱者和“生命的天才”。
在近百年的生命歷程中，秉德女人似乎始終處于壓抑屈辱中，仿佛有一種“不能自言” 的“幽約怨悱”，或者說，她就像葉嘉瑩先生所論的中國古詞，在人性的深處體現了一種文化精神的“弱德之美”。卡夫卡說：“一切障礙都克服我。我的軟弱就是我英勇的證明”，這就是秉德女人這一形象的另一種意義，她在黑暗中仰望星光，面臨巨大壓力而仍有所持守有所完成，這的確是需要一種勇氣的。
對《秉德女人》這種結構、敘述、文本、形象上的特殊性、復雜性、陌生感乃至不潔感，該怎樣來理解？我頗覺困惑，似乎小說的筆力不夠集中，好像女主人公形象主體性自覺的缺乏和敘述者自身主體性自覺的缺乏構成了一種互襯性。但反過來說，這種互襯性，是否也是另一種主體性自覺呢？至少，從東北文學的藝術特質上看，我覺得孫慧芬的這次“黑暗中的寫作”，也像是某種藝術整合與藝術突破的宣言。
東北文學的藝術特質是什么，它不同于京滬文學，也不同于中原、南方和西部文學，整個看，東北文學顯得相對清新而明朗，質樸而健康，它以現實精神，問題意識，人道情懷，抒情氣質，構成了基本的風貌。特別是抒情性，這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種地域文化品格或文學品格，在東北現當代文學中表現是很突出的。許多學者論及現代抒情小說的傳統，都會提到與東北文學的關系。這個傳統的代表是沈從文、廢名、蘆焚、艾蕪等，在東北作家中則有蕭紅、端木蕻良等。東北文學的這種抒情性傳統，可以從茅盾先生對蕭紅《呼蘭河傳》的著名評點中得到印證：“一幅風情畫，一串凄婉的歌謠”——凄婉的、憂傷的、如歌的、抒情的、讓人想起屠格涅夫的，這就是東北文學的特質和基調。東北離俄羅斯很近，因此對東北文學來說，這個珍貴的傳統至少有一部分滋惠于俄蘇文學，主要是屠格涅夫，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說，遼寧與東北的小說趨于抒情性，而少有深刻性，趨于整合美，而少有凝重感。
但就《秉德女人》來說，我覺得好像有了某種前所未有的特質，依舊還是歌謠，但卻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凄婉”的審美范疇，而變得悲慘、麻木、沉重。卡爾維諾認為寫作應該舉重若輕，而《秉德女人》，從題材本身的分量看，似乎有點舉輕若重了。一串歌謠變成了一曲悲歌，梳妝臺破碎，指環招魂、情欲叮咚的悲歌。我的意思或者也可以這樣表述，由于小說中那種黑暗的基調和密不透風的敘述，不論是對孫慧芬個人的創作而言還是對遼寧及東北近年的長篇而言，好像平添了某種出人意外的凝重色調，好像在東北文學屠格涅夫式的抒情氣質之外，也獲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追問氣質。遲子建寫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孫慧芬的《秉德女人》在象征意義上也是夜晚，一個女人的夜晚。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曾經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倫勃朗相比，說他們“總是想把主人公從黑暗中拉出來”。我覺得這句話用于評析《秉德女人》也是恰當的，孫慧芬以她所帶的唯一的光，心靈體驗的光，總是想把女主人公從黑暗中拉出來，照的更明亮一點，更溫暖一點，更有尊嚴一點。這就是這部長篇給我的非常特殊的，可能也是比較個人化的印象。
有人論俄蘇文學與東北作家的關系，說遲子建是以女性視角寫出了另一種艾特馬托夫式的月光下的草原，孫惠芬，不論她是否自覺，從《歇馬山莊》到《上塘書》，其敘述者總似乎深懷著一種拉斯普京式的對故鄉山水的憂傷與眷戀。這種比較我認為有一定道理，實際上，對拉斯普京影響最大的作家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現在，憑借《秉德女人》，我想可以進一步印證東北作家的整合力和不斷超越自我的內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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