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當代文學”的理解，至少有幾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十七年”所理解的“當代文學”，二是上世紀80年代意義上的“當代文學”，再就是90年代以后的“當代文學”。即使是90年代以后的“當代文學”，人們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對它的辨識和分析是不是必要呢？這就是我關心的一個問題。
將“批評性”的思維帶入文學研究中。前兩個方面的當代文學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這里主要討論的是90年代以后的當代文學。由于當代文學負載著批評當下不斷涌現的大量文學新作的任務，所以這個領域云集著許多批評家，這種“批評性” 的思維也被帶入到當代文學研究中。我們看看那些不習慣引用別人觀點，不加注釋，上來就對研究對象指手畫腳的論文，就明白當代文學的現狀了。這種現狀還有一個特點，即不是“有距離”地看待作家作品，而是將研究者本人的狀態等同于研究對象的狀態，認為這樣做才比較到位，才是“當代”文學研究。所以，即使在很多研究“十七年”、80年代文學的文章里，這些已比較遙遠的文學都帶有鮮明的“當下”的面貌，它們的“歷史”完全被“今天”所掩蓋和替代。
“審美底線”能否逾越？要正視當代文學的“文學性”問題。大家對“十七年”文學評價意見不同，即使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作品，看法也有差異。比如有的研究者偏于喜歡“先鋒文學”，而不喜歡“傷痕文學”等等。一部分研究者認為，文學研究應該是審美性的，不符合這一尺寸、標準和范疇的研究，其價值就大大受損。這種看法也許不錯，但比較偏狹。我們知道，當代文學的創作，很多歷史階段都不是在“審美”的狀態下進行的，當代文學的復雜性一部分就來自于這種“不得已”。所以，另一部分研究者認為，除研究當代文學的“審美性”之外，還應該去研究它因為社會思潮變動而復雜不確定的周邊語境，否則就不能說是完整和真實的當代文學，至少是缺少歷史觀的當代文學研究。總之，研究眼光的不同，使得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非常不同。
文學研究應注意到“全部風景”。關于當代文學的幾個時期，學術界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沒有‘十七年’，何來新時期？”“只有80年代文學的探索，才有90年代文學的多元化”等等。先說“十七年”，盡管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很豐富的成果，但感覺它有一種很濃重的“被建構”的知識氣味。新時期的“自覺”，是靠“十七年”的“不自覺”才獲得的。這種道理聽起來別扭和勉強，因為各個文學期之間不是這么簡單而且不留殘渣余孽就實行了彼此更換和替代的。今天，人們的很多對“十七年”、90年代包括當代文學的看法，都是從80年代的知識立場中孕育出來的。應把上世紀80年代初期提倡改革開放時期的文學創作和“十七年”中國當代文學史相結合，這是最近30年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根本問題。我在題為《新時期文學的“起源性”問題》中，談到不能只注意文學發展過程中的“部分的風景”，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全部的風景”。不應把二者割裂，而是有意識地建立二者之間的歷史聯系，一些更隱蔽的、也許一直阻礙著我們認識歷史的東西，也許才能夠浮現出來。以上是我對90年代興起的“當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感覺。
當代文學研究應與時代同步。我認為有兩個問題：一是我們都在本學科的“想象共同體”內工作，現有的知識積累，已有的結論，在一定年代的歷史共識等等，都會影響我們的判斷，但我們又無法不在這種知識框架中想問題和處理問題；二是如何將自己的研究“有所偏離”和“陌生化”的問題。舉個例子來說，北大中文系的洪子誠老師是“30后”的人，1961年大學畢業。為什么到了90年代，他還能寫出像《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這樣富有啟發性的著作呢？我覺得這就是他有意識地把自己的歷史觀和文學觀與其他人“有所偏離”和“陌生化”的結果。正是由于有了這種“陌生化”，他看他非常熟悉的“十七年”文學，就會產生不同于同時代人的眼光，采用不同的歷史分析方法。另一個例子是蔡翔。蔡翔在上世紀80年代是一位有名的文學批評家，90年代后調入大學。他近年來所做的“十七年研究”，無論在角度和方法上都和別人不一樣。例如，他在“十七年”文學中發現了“勞動”、“產業工人”這樣一些概念，進而從這些概念中重新進入“十七年”。這樣就擺脫了一段時間內非常興盛的將文學與政治對立起來認識“十七年”的方法。洪子誠和蔡翔的歷史經驗、人生道路與他人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但是，他們對自己的“歷史整理”做得比較好，他們對問題的反思，首先是從對自己的反思開始的，并由此建立了一個相對自足的知識和思想的立足點。（原載2009年12月14日《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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