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一個正常發展狀態的當代文學，為何不斷出現質疑和否定的聲音？哪些因素影響了人們對當代文學的判斷？
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幾乎每一輪對當代文學的質疑和否定，其立論者大多是將自己的判斷建立在一種“比較主義”的邏輯基礎之上的。比較的結果是，當代文學既沒有李白、杜甫、曹雪芹，也沒有魯迅、老舍、巴金、沈從文，更沒有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于是得出結論：當代文學一片凋零，毫無建樹。
文學價值的判斷當然可以通過橫向的或縱向的比較來得出，但是，把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甚至古典文學、西方文學進行比較，我覺得還是需要持審慎的態度。因為在此過程中極易生成一種不平等或者不匹配的比較。
這種不平等或者不匹配首先在于，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是一種精英主義的文學，文學創作只掌握在極少數精英階層的手中。但是今天文學創作在更多的人手中成為可能。門檻的降低和“準入”機制的取消帶來的結果，必然是良莠并存、魚目混珠。在這種情況下對它們進行籠統的比較，顯然沒有任何意義。同時，我們今天接觸到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已經經過了“歷史化”和“經典化”處理，過濾掉平庸之作，同時對保留下來的作品進行不斷闡釋，提升、放大它的經典品質，遠非歷史的原貌。而當代文學由于時間切近，顯然沒有經過或正在這一過程之中。貿然比較，無異于將一塊久經打磨、雕琢的美玉與一塊剛剛采來的粗礦進行比較，其結果自不待言。
與西方文學的比較同樣存在這種危險。我們視域內的西方文學，到底指涉的是哪一部分西方文學？古典的，現代的，抑或當代的？美國的，法國的，抑或英國的？僅就美國當代文學而言，是辛格、賽林格代表的文學，還是謝爾頓、格瑞辛姆代表的文學？抑或是我們根本聞所未聞的作家代表的文學？如果不加細化區分，這種比較同樣是一種不平等或不匹配的比較。
對當代文學本身而言，我們的“在場者”身份恰恰對我們認識時代的文學構成了某種遮蔽。事實證明，經典往往是時代淘洗的“歷史效果”，對當下文學進行整體評價的無力感其實反映了“在場者”“身在此山中”的認識困境。
當代文學不斷遭遇非議，還與當下的文化語境密切相關。有人習慣于以文學的社會影響力和讀者的數量來判斷它的興衰，慨嘆今天的文學“邊緣化”了。這其中當然也存在著一個潛在的比較對象，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之前的文學。誠然，我們的文學一度確實萬眾矚目、無限榮光。但那種榮耀更多的是被文學之外的其他因素賦予的，也是以犧牲文學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為代價獲取的。當下文學的“式微”、“邊緣化”、“沒落”不正是文學回歸常態的表現與必然結果嗎？
上世紀90年代之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就宏觀角度而言還是相對統一的。但是今天，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多樣化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這種多樣化作用于文學的直接結果就是，我們對文學的評判標準多樣化了。秉持的標準不同，得出的結論必然彼此齟齬。比如針對新興的網絡文學，有人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痛斥網絡文學根本不是文學，“網絡讓文學變了味”，而另外一些人則站在大眾主義的立場，聲言“一切終將成為網絡文學”。一個標準多元的時代，必然是一個爭議不斷的時代。這種爭議往往又很容易升級為相互指責、彼此非議。當然，包括網絡、影視在內的新興媒介的迅速普及也在客觀上分散了文學的“市場份額”。就閱讀層面本身而言，在取向上也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功利性閱讀”取向愈加鮮明，面向精神維度的文學自然難成寵兒。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當我們在重要的時間節點上對當代文學進行盤點的時候，我們先在地認為當代文學理所當然應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遺憾的是，當代文學的現狀似乎并沒有滿足我們這種“偉大”的預期。當這種預期和希望落空的時候，愛變成了恨，不滿和責難隨之而來。
不管什么時代，大多數作品可能都是一般的，奢望所有的作品都成為“經典”，所有的作家都成為“大師”是根本不現實的。我們可以善意地指出當代文學的病象，使它更加健康地成長，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和痛斥，這樣只能于事無補——何況真實的情況可能并不像有些人描述得那樣一團糟糕。（原載2010年7月2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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