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歲末，關于中國當下文學的評價問題，又一次通過大眾媒體成為爭奪眼球的焦點“事件”。
事實上，對當下文學的評價問題，早已展開。只不過任何學術討論都不可能像媒體那樣“事件化”，它的影響也只能限于批評界。因此我不得不舊事重提。2004年，《小說選刊》第一期上曾刊載了作家韓少功的一篇千字文，他在文章中說：
小說出現了兩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第一，沒有信息，或者說信息重復。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雞零狗碎，家長里短，再加點男盜女娼，一百零一個貪官還是貪官，一百零一次調情還是調情，無非就是這些玩意兒。人們通過日常閑談和新聞小報，對這一碗碗剩飯早已吃膩，小說擠眉弄眼繪聲繪色再來炒一遍，就不能讓我知道點別的什么？這就是“敘事的空轉”。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說是“敘事的失禁”。很多小說成了精神上的隨地大小便，成了惡俗思想和情緒的垃圾場，甚至成了一種誰肚子里壞水多的晉級比賽。自戀、冷漠、偏執、貪婪、淫邪……越來越多地排泄在紙面上。某些號稱改革主流題材的作品，有時也沒干凈多少，改革家們在豪華賓館發布格言，與各色美女關系曖昧然后走進暴風雨沉思祖國的明天，其實是一種對腐敗既憤怒又渴望的心態，形成了樂此不疲的文字窺視。
韓少功雖然也批評當下文學，但還有具體分析。然而，2006年，一股強大的否定潮流使當下文學遭遇了滅頂之災，這個領域已然一片廢墟。除了人所共知的德國漢學家顧彬的“垃圾”說之外，還有《思想界炮轟文學界：當代中國文學脫離現實》的綜合報道。從2004年到2009年將近六年的時間，對當下文學否定的聲音一直沒有中止并愈演愈烈。那么當下文學究竟發生了什么使這些人如此不快并從南到北形成了一個“憎恨學派”？當下文學真的是萬惡之源十惡不赦罄竹難書嗎？
當今文學的全部豐富性和復雜性，用任何一種人云亦云的印象式概括都會以犧牲豐富性作為代價。文學研究在批評末流的同時，更應該著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對這個時代高端文學成就的批評，才是對一個批評家眼光和膽識構成的真正挑戰。這就像現代文學領域一樣，批評“禮拜六”或“鴛鴦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評魯迅大概要困難得多。如果著眼于紅塵滾滾的上海灘，現代文學也可以敘述出另外一種文學史，但現代文學的高端成就在“魯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樣的道理，當今文學不只是“快餐文學”“兌水文學”，甚至“垃圾文學”，它的高端成就并不為眾多批評者所真正了解。
事實上，無論對于創作還是批評而言，真實的情況遠沒有當代文學的批評者們想象的那樣糟糕。傳媒的發達和文化產業的出現，必然要出現大量一次性消費的“亞文學”。社會整體的審美趣味或閱讀興趣就處在這樣的層面上。過去我們想象的被賦予了崇高意義的“人民”“大眾”等群體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場上已經不存在，每個人都是個體的消費者，消費者有自己選擇文化消費的自由。官場小說、言情小說、“小資”趣味、白領生活、玄幻小說甚至“吸血鬼”形象的風靡或長盛不衰，正是滿足這種需要的市場行為。但是，我們過去所說的“嚴肅寫作”或“經典化”寫作，不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藝術水準而言，已經超過了過去是沒有問題的。不僅在上世紀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藝術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慮對文學極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比如對語言、形式的片面強調，比如對先鋒、實驗的極端化熱衷等。而90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他們的起點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學生作文似的小說，只要它切中了社會時弊，就可以一夜間爆得大名。這種情況在今天已經沒有可能。他們之所以對當下的創作深懷不滿，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場行為的文學，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只看到市場化文學，是由于對“嚴肅寫作”或“經典化”寫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別是缺乏對具體作品閱讀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學創作，就永遠不會有滿意的文學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評不是抽象的、沒有對象的，它應該是具體的，建立在對大量文學現象、特別是具體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礎上的。
一方面是對當下文學的不甚了了，一方面則是對文學不切實際的期待。假如我們也要質問一下這些批評者：你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我相信他們無法回答。即便說出了他們的期待，那也是文學之外的要求。事實上，百年來關于文學的討論，大都是文學之外的事情。那些對文學的附加要求，有的可以做到，也有的難以做到。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需要民族全員動員的時代，文學確實起到過獨特的、不能替代的巨大作用。但在后革命時期，在市場經濟時代，再要求文學負載這樣的重負，不僅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即便是在大變動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仍然是輔助性的，主戰場還是革命武裝。文學不能救國，當然文學也不能亡國。大約17年前，謝冕先生在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叢書》所寫的總序《世紀末：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索》中說道：“中國文學的創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時世太重也太深，為此文學曾自愿地(某些時期也曾被迫地)放棄自身而為文學之外的全體奔突呼號。近代以來的文學改革幾乎無一不受到這種意識的約定。人們在現實中看不到希望時，寧肯相信文學制造的幻想；人們發現教育、實業或國防未能救國時，寧肯相信文學能救民于水火。文學家的激情使全社會都相信了這個神話。而事實卻未必如此。文學對社會的貢獻是緩進的、久遠的，它的影響是潛默的浸潤。它通過愉悅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對于社會是營養品、潤滑劑，而很難是藥到病除的全靈膏丹。”許多年過去之后，我認為謝冕先生對文學的認識仍然正確。而當下對文學的怨恨或不滿，更直接緣于對文學及其功能不切實際的期待。
我所看到的當下文學，與那些批評者們竟是如此的不同。我有理由為它高端的藝術成就感到樂觀和鼓舞。在市場化的時代，由于市場利益的支配和其他原因，長篇小說一直受到出版社的寵愛，這個文體的優先地位日見其隆。每年出版一千余部可見生產規模之巨。出版數量不能說明藝術問題，但我們在重要的長篇小說作家那里，比如張潔、莫言、賈平凹、鐵凝、劉震云、王安憶、格非、阿來、閻連科、周大新、黃國榮、范穩、遲子建、孫惠芬、陳希我等等，讀到他們新世紀創作的長篇小說，應該說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篇小說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我看來，自80年代到現在，中篇小說可能代表了這一時段文學的最高水平。80年代的王蒙、張賢亮、馮驥才、張一弓、宗璞、張潔、諶容、張承志、王安憶、韓少功、鐵凝、張抗抗、張辛欣、古華等良好的文體意識和尖銳鮮明的社會問題意識，將中篇小說推向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他們的創作為新世紀中篇小說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為其日后的發展奠定了扎實和穩定的基礎。而中篇小說的容量和它傳達的社會與文學信息，使它具有極大的可讀性；大型文學期刊頑強的堅持，使中篇小說生產與流播受到的沖擊降低到最小限度。文體自身的優勢和載體的相對穩定，以及作者、讀者群體的相對穩定，都決定了中篇小說獲得了絕處逢生的機緣。這也使中篇小說能夠不追時尚、不趕風潮，能夠以守成的文化姿態堅守最后的文學性成為可能。“守成”這個詞在這個時代肯定是不值得炫耀的，它往往與保守、落伍、傳統、守舊等想象連在一起。但在這個無處不變、無時不變的時代，“不變”的事物可能顯得更加珍貴。這樣說并不是否定“變”的意義，突變、激變在文學領域都曾有過革命性的作用，但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肯定過“不變”或“守成”的價值和意義。不變或守成往往被認為是“九斤老太”，意味著不合時宜和潮流，但恰恰是那些不變的事物走進了歷史而成為經典，成為值得我們繼承的文化遺產。在這個意義上，中篇小說很像是一個當代文學的“活化石”。當然，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不變”，這個“不變”是指對文學信念的堅持和對文學基本價值的理解。在這個前提下，無論中篇小說書寫了什么，都不能改變它的基本性質。
于是，我們在畢飛宇的《青衣》《玉米》，北北的《尋找妻子古菜花》《風火墻》，曉航的《一張桌子的社會幾何原理》《斷橋記》，須一瓜的《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大人》，劉慶邦的《到城里去》《神木》，熊正良的《我們卑微的靈魂》，陳應松的《望糧山》《馬嘶嶺血案》《松鴉為什么鳴叫》《豹子最后的舞蹈》，吳玄的《西地》《誰的身體》，馬秋芬的《螞蟻上樹》，孫惠芬的《致無盡關系》，葛水平的《地氣》《喊山》，荊永鳴的《北京候鳥》《外地人》，胡學文的《命案高懸》，溫亞軍的《地軟》，魯敏的《紙醉》《取景器》，鮑十的《我的臉譜》，袁勁梅的《羅坎村》，李鐵的《工廠的大門》等作品中看到的情形，與“憎恨學派”是如此的不同。這些作品從不同的側面表達了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和心靈生活。
我為當下文學做如上辯護，并不意味著我對當下創作狀況無條件地認同。恰恰相反，我是希望能夠面對小說創作的具體問題，并且能夠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做出判斷，而不是以簡單的“盛”與“衰”了事，或以“抖機靈”的糞便“黃金說”的偽邏輯趟混水。還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說中國的小說創作已經很難獲得普遍的認同和滿意，近些年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在中國的反響也不斷降溫，文學界過去普遍認同的西方大師尚且如此，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切實際地要求中國的當代小說？大師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試圖通過文學解決社會問題的時代也已成為過去。文學在這個時代尚可占有一席之地已實屬不易。我的批評立場確定越來越猶豫不決，是因為我手執兩端莫衷一是，我還難以判斷究竟哪種小說或它的未來更有出路。但是，看了否定當下文學的批評文章后，我認為需要保衛當下的文學，捍衛當下小說高端的藝術成果和他們在文學高地上的堅守。（原載2010年03月31日《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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