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判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這注定是一個爭訟不休的話題。古往今來，見仁見智是文學研究的常態，何況談論的是未經歷史沉淀的當代文學。同于多數專業研究領域的是，只有少數文學研究專家潛入中國當代文學史，對于60年的文學資料進行全面的整理、綜合、權衡，繼而審慎地提出評判的結論；異于多數專業研究領域的是，如此之多的人曾經從各個渠道——文學讀物、電視、電影、互聯網——接觸過中國當代文學，大眾的觀感匯成了某種強大的輿論。至少在目前，文學研究與大眾輿論之間時常構成了緊張，甚至制造出爭論的氣氛。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概念嗎？大眾對于專家繁瑣哲學嘖有煩言，他們寧可信賴自己的閱讀快感。當然，制造爭論氣氛的還有一些爆炸性的觀點，例如揮揮手宣稱中國當代文學全是“垃圾”。如今的不少專家已經不憚于發表如此幼稚和不負責任的觀點，聳人聽聞有助于向大眾傳媒邀寵。從流行歌手的競賽、誰是當今的國學大師到金庸可以坐第幾把交椅，大眾傳媒熱衷于導演各種文化對決，種種夸張乃至極端的驚人之語尤為奏效。相當一段時間，這種浮夸的趣味廣泛擴散：粗率、單向的論證、賭氣式的夸大其辭，辯證思維以及多種因素的復雜權衡遭到了拋棄，火星四濺的激進風格掩蓋了思想的貧乏。這種情況之下談論中國當代文學，各持己見是一種必然。當然，激烈的爭辯之中，許多人心安理得地屈從“本質主義”的前提。無論給中國當代文學打了30分還是80分，雙方都認定這些評判表明的是“客觀價值”。“客觀價值”仿佛事先隱匿于中國當代文學內部，等待有識之士的發掘。沒有人公布衡量“30分”或者“80分”的坐標是什么，反思這種坐標的合理程度。或許人們無形中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客觀價值”是一個固定的存在，不可能遭受衡量坐標的干擾。所以，解釋各種評判的差異，人們寧可追溯一些相對次要的原因。例如，這種嘆息似乎更多地為“文人相輕”而抱憾：為什么對同時代的人如此苛刻？
在我看來，“30分”與“80分”的爭執無法產生積極的認識——如果沒有對文學史組織的內部機制加以考察的話。顯然，文學史的任務不是單純登記一份作品的花名冊。如同各種類別的歷史寫作，文學史內部隱含了復雜的權衡。具體地說，這種權衡的坐標至少包含橫軸與縱軸的交叉定位。橫軸指的是文學與一個時代的互動關系；縱軸指的是文學傳統名義之下的各種承傳，例如母題、故事模式、意象、性格類型、敘述形式，如此等等。通常，橫軸的活躍改變了縱軸的刻度，文學與時代的互動決定了文學傳統沿襲形式。換一句話說，前者是主動的，決定性的。文化是人類適應歷史環境的產物，無論是將文化解釋為一批觀念體系、一種生活方式還是某些意義或者價值的認定。多元的歷史環境不僅決定了文化的豐富性，同時賦予文化的調節功能。古老的文化傳統僅僅積聚了一套抽象的規范，這些規范企圖融入某一個地域或者某一個歷史時期，諸多條款的修訂、廢棄或者增補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調節程序。調節使文化成為活體。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當代文學如何介入60年的歷史？這個問題在橫軸上展開，現今看來，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遠比通常想象的復雜。另一方面，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或者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增添了什么？這顯然是縱軸上的問題。
形式、人物、情節、意象、敘述模式，一套司空見慣的文學研究范疇組成了評判文學的視閾。人們時常挑選其中的某些范疇作為“文學性”的代理。相對于理想的“文學性”，許多人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乏善可陳，尤其是前30年。這種視閾往往忽略了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是60年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人們無法想象，60年的生活找不到文學。經歷60年歷史與回憶60年歷史，人們的心情存在巨大的落差。然而，無論是幼稚的激情、言不由衷的贊頌還是痛苦的反思，文學時刻相伴左右，抒情言志，講述各種轟動一時的故事。這意味了文學的基本價值。無論是偉大的杰作還是庸常的玩意兒，總之，文學不可或缺。沒有人因為面料粗劣或者尺碼有誤而否定衣服的意義，文學亦然。中國當代文學始終參與生活的建構，或毀或譽均無法改變這一點。
僅僅將文學表述為社會現實的一面鏡子，這恐怕是一種過于簡單的想象。文學回憶、記載、再現周圍的各種故事，這是一個方面；同時，文學的存在還將或多或少地改變現在和未來的日子，這是另一個方面。所以，文學并非歷史的局外人，一個超然的記錄員，而是始終鑲嵌于歷史之內。文學企圖匯集某一個歷史時期最為深刻的情緒，同時，文學無法逾越這個歷史時期的視野局限。中國當代文學曾經勤勉地仰望各個歷史階段的宏大主題，但是，杰作并未誕生。回到通常的文學研究范疇，中國當代文學并未贏得理想的評價，尤其是前30年。生硬的情節、乏味的語言和陳陳相因的想象——“文學性”的匱乏僅僅是表面癥狀，這一切最終證明了時代情緒的匱乏。換言之，這個歷史時期的深刻情緒與形式、人物、意象、敘述模式等范疇脫節了。顯而易見，如此蒼白的文學無法承擔文化先鋒的使命，引申出歷史內部隱藏的潛能。當然，根據這種結論非議前30年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人們常常聽到一種“歷史主義”的開脫：公允的文學評價必須返回當時的歷史環境，而不能依據現今的認識水平苛求昔日的文學寫作。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然而，事實可能如此難堪：即使返回當時的歷史環境，文學仍然沒有抵達上限。例如，50年代末期，許多人開始為饑饉的現實奔走呼號的時候，“大躍進民歌”仍然在夸張地贊頌豐衣足食的日子。顯然，“歷史主義”無法為這種浮夸之辭辯解。這里，我愿意重復曾經提出的一個追問：“50年代的文學史是否無愧于當時歷史文化的水平線？歷史文化的水平線當然包括了已有資料的歷史高度。例如，相對于《文心雕龍》或者《人間詞話》的文學認識，或者，相對于《新文學大系》的一批精彩的序言，50年代的文學史開創了什么？……對于文學史寫作說來，歷史文化制造的幼稚無可厚非——誰又能擔保今天的認識不會成為后人的笑柄？然而，如果將歷史文化水平線的下降與思想的退縮解釋為‘歷史主義’，這多少誤讀了這個概念的涵義。”
文學無法超越一個歷史時期，但是，文學有義務抵達一個歷史時期的最高認識，這是文學判斷必須兼顧的兩個方面。文學的基本價值不等于文學的最高價值。中國當代文學沒有交出一張完美的答卷。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常常察覺到某種不甘平庸的掙扎。至少有一批作家始終意識到，那個時代某些最為重要的故事仍然游蕩在文學之外，歷史總是在別處。這些作家一次又一次地試圖登上新大陸，然而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更加猛烈的狙擊。所以，可以從眾多大大小小的文學論爭之中解讀出，中國當代文學始終隱含了掙脫桎梏的努力。無論是《武訓傳》的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人道主義以及人性論的批判、“寫中間人物”的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還是“傷痕文學”之爭、“歌德”與“缺德”之爭、朦朧詩以及三個“崛起”之爭，持續不已的彈壓表明，文學不愿意安于現狀。內在的躁動制造出周而復始的頑強探索，文學不斷地企圖與歷史發生遠為積極的關系。盡管這種追求反復受挫，但是，文學并沒有放棄。“文學性”不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驕傲；某種程度上，屢仆屢起的不懈追求是潛藏于文學史的可貴品質。20世紀80年代之后堅冰解凍，文學進入了一個相對寬敞的環境。大規模文學論爭的頻率明顯下降，文學獲得了深入歷史的條件，同時在歷史發展的設計之中發出了更大的聲音。文學與歷史的關系開始良性循環。如果文學內部不存在介入歷史的強烈欲望，互動的局面不可能如此迅速出現。評判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時候，這種品質必須得到充分的考慮。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有效銜接表明，兩個系統完成了溝通平面的橫向架設。然而，文學對于歷史的表現提供了哪些獨樹一幟的經驗？文學系統內部，只有前所未有的拓展才可能在縱軸上留下記錄。如同許多人共同認識到的那樣，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巨大進展集中于現代性主題。這不僅帶來了另一批人物、故事、場景、意象，而且形成了迥異的以白話文為中心的文學形式。二者之間發生了巨大的斷裂。相對地說，中國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不存在如此強烈的差異。當代文學的許多主題淵源于現代文學。同時，白話文仍然是當代文學的形式基礎，20世紀80年代眼花繚亂的文學形式實驗與五四新文學時期破除傳統的活躍氣氛遙相呼應。
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的總結必須表明，哪些因素超出了現代文學的背景，成為獨立的主角？這個問題的答案大約不止一種。我傾向于認為，當代文學關注的是現代性主題之下的一個分支：革命。不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被賦予何等意義，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革命介入了中國的現代性主題，并且使之急劇地復雜化。一種觀點主張認為，現代性不存在一個標準的版本，革命孵化的現代性提供了另一種合法的模式。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之中的“革命”在兩個維度上展開。首先，上半個世紀的革命歷史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不竭素材。革命的曲折、艱辛、驚險充分地投合了文學的趣味；更為重要的是，革命的成功不僅意味了文學情節的大團圓，而且意味了歷史的偉大結局。所以，無論是《保衛延安》《紅日》《紅巖》《青春之歌》，還是《烈火金剛》《敵后武工隊》《紅旗譜》，這些長篇小說的敘事無不包含了雙重的宗旨：既是文學情節的完成，又是歷史的完成。文學提供過程，歷史決定結局——殊途同歸。這個意義上，革命歷史的文學敘事形成了這種效果：人們以熾烈的激情建構歷史的必然形式。這可以視為中國當代文學擔負的意識形態使命。當然，正如革命領袖所指出的那樣，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奪取政權之后的革命如何持續，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敘述“革命”的另一個維度。由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由于現代文學遺留的鄉土文學傳統，中國當代文學對于農村一往情深。因此，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得到了文學的高度關注。如何將小農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如何建立土地和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這無疑是農村的另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如果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風驟雨》是文學對于土地革命的初始回應，那么，《三里灣》《不能走那條路》《山鄉巨變》《創業史》《艷陽天》等小說正式闖入了這一場革命的核心。鄉村的各階層人物被拋出了沿襲多少代的命運軌道，文學廣泛收集了他們的種種人生表演。相對地說，這是前30年中國當代文學之中醒目的一章。不論這一場革命獲得的歷史評價是什么，文學存留了許多當年的歷史細節。許多時候，這些歷史細節與宏大的革命主題構成了奇特的緊張。現在也許看得很清楚：文學存留的各種歷史細節恰恰表明，這一場革命的主題無法完整地覆蓋歷史。許多農民本能地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猶豫、觀望、欲拒還迎，他們身上的文化基因似乎更早地察覺到什么。從50年代文學的生動記錄到70年代末期開始農村改革，某些一脈相承的歷史內容重新浮上了水面。沒有這一份文學記錄，歷史所呈現的面目或許遠為貧乏。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當代文學強烈地意識到歷史正在轉型。從經濟、政治到社會文化，種種陳舊的框架陸續破裂，歷史期待一個新的整合。短暫的震蕩之后，一種形勢判斷逐漸成為共識：革命不再是當務之急，經濟必須盡快成為歷史前臺的主角。現代性主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階級斗爭不再被視為歷史內部的強大動力。如同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階段的文學再度被命名為“啟蒙”。階級斗爭的洪流退下之后，另一些范疇應聲而出，例如個人、人的權利、人道主義或者主體性。盡管文學沒有詳盡地辨析這些范疇的來龍去脈，然而，它們的共同指向是，掙開“階級”的束縛，解放出人物的豐富性。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被稱之為“新時期文學”。從朦朧詩、“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時期文學”內部名目繁多，各種新型的故事和人物絡繹不絕。概括如此多義的“新時期文學”并非易事，但是，這是許多文學派別的共同起點：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領性質話語的持續革命，啟動另一種生活坐標。我將這個傾向形容為文學之中“后革命的轉移”。當然，這種歷史轉型不可能是一條光滑的弧線。形形色色的人物、觀念、情感經驗依附于這個轉型，顯現為多向的發散性形態。栩栩如生地展示歷史如何在眾多交錯的矛盾之中緩緩地轉向，這是“新時期文學”的基本主題。
通常的歷史敘述線條清晰，軌跡分明，循序漸進；相形之下，文學的敘述包含了諸多貌似瑣碎的邊角料，例如驚訝、激動、感傷、痛苦的懺悔、無意識的依戀、局部的戲劇性，如此等等。這不僅是歷史景象的再現，而且貯存了歷史內部的多種意向。各種宏大的歷史主題氣勢磅礴地推進之際，文學往往敏銳地察覺到另一些遭受屏蔽的聲音。20世紀90年代迄今，“經濟”“市場”“全球化”陸續成為舉足輕重的社會關鍵詞。如果說，80年代文學對于這些社會關鍵詞充滿了敬意，那么，90年代之后的文學無疑意識到背后的另一些遠為復雜的內容。的確，發展的觀念不會改變，現代性主題不會改變，但是，發展與現代性不可能在真空之中完成。文學已經發現，某些沖突仍然隱伏于不遠的將來：“市場并沒有如愿地解除等級和壓迫，相反，另一批權力關系迅速形成，并且由于市場的擴張而遍布全球，進而在各個領域盤根錯節。即使階級這個范疇已經過時，另一些利益單元仍然接踵而來，而且交織在一起——例如民族，或者性別。很難說現今的沖突不會那么激烈，可以肯定的是，現今的沖突更為錯綜復雜了。”發現即是介入，文學并未超然地袖手旁觀。不論是女性主義主題的崛起還是底層文學寫作出現的大量小人物形象，種種跡象仍然顯明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批判能量。如果將后革命的轉移想象為犬儒主義當道，這肯定是一個錯誤。某些時候，文學毅然正面地卷入各種沖突，力爭有效地參與歷史的敘述。
“文學性”的匱乏是許多人貶抑中國當代文學的原因，這無可非議。盡管如此，我仍然愿意指出，革命主題賦予中國當代文學不可代替的價值。無論是建構革命歷史還是進入后革命的轉移，中國當代文學匯集了眾多極為獨特的復雜體驗——這些體驗不可能出現于中國古典文學，也不可能由現代文學完整地展示。世界范圍內，只有為數不多的作家獲準進入革命歷史內部，解讀種種成敗得失。所以，無論是激動人心的成功還是令人扼腕的代價，人們都沒有理由辜負如此奇異的文化礦藏。（原載2010年03月24日《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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