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2008年，2009年的中國文學批評給人一種眾聲喧嘩的印象，熱點的文學話題、文學事件、文學聲音層出不窮。長期以來在中國批評界內部諸多被遮蔽和忽略的深層次理論分歧、價值分歧在2009年得到了集中的爆發，這種爆發固然暴露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本身存在問題，但從積極的意義上說，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充滿生機與活力的一種標志。大致歸納一下，2009年的文學批評熱點主要表現為下述幾個方面：
關于新中國文學60年的評價問題
今年是新中國文學60年，如何總結、評價其成敗得失自然是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的焦點。在這方面，張炯的《共和國文學60年的評價問題》(《文藝爭鳴》2009.8))、孟繁華的《民族心史：中國當代文學60年》(《文藝爭鳴》2009.8)、陳曉明的《壯懷激烈：中國當代文學60年》(《文藝爭鳴》2009.7)是宏觀、正面評價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代表性論文，無論是持論的公允和論證的全面都值得肯定。與這種宏觀的研究不同，以張霖的《兩條胡同的是是非非——關于五十年代初政治與文學的多重博弈》(《文學評論》2009.5)為代表的一批論文則對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某些具體問題和現象進行專門的討論，力求從獨特的側面提供觀察中國當代文學的視角。
不過，在批評界對新中國60年文學成就進行正面的學術性總結的同時，各種不同的意見也是不斷見諸報端。在四川召開的“2009中國當代文學論壇”和首都范大學召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雷達、孟繁華、賀紹俊等人都發出了對中國當代文學60年的不同判斷、不同聲音。而王蒙在法蘭克福書展上所謂“當前是中國文學最繁榮的時期”的觀點更是成了引發批評界關于新中國60年文學評價巨大分歧的導火線。孟繁華、賀紹俊、張檸、陳曉明、肖鷹等紛紛著文加入討論，并在年底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海外漢學大會上把這種爭論白熱化了。陳曉明高度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和當代作家的經典性。而以肖鷹為代表的一些批評家則對此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他們不認同新中國60年文學的所謂“高度”，認為那不過是“從腳往下看的高度”(肖鷹：《從腳往下看的“高度”》，《中華讀書報》2009.12.9)。
在關于新中國文學評價的這場爭論中，吳義勤的《文學性遺忘與中國當代文學評價問題》(《文藝報》2009.8.27)一文中，作者對當代文學評論中的社會學習慣以及道德化熱情進行了剖析，認為有必要重提“文學性”。在《我們為什么對同代人如此苛刻？》(《文藝爭鳴》2009.9)中，作者則對輕視和否定當代文學的深層原因從心理學和觀念層面上進行了分析，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應該進行及時的“經典化”和“歷史化”的工作。
《廢都》解禁及其他熱門作品研究
2009年中國文學評論界最為關注的熱門文本當首推賈平凹的《廢都》和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尤其是《廢都》的解禁重版更是成了2009年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事件。在《廢都》研究的眾多文章中，李敬澤的《莊之蝶論》(《當代作家評論》2009.5)獨辟蹊徑，以對莊之蝶的精彩分析來切入對《廢都》的討論，立論新穎，思辨獨到，令人耳目一新。周燕芬的《賈平凹與近十年當代文學的構成關系》(《當代作家評論》2009.5)試圖從學術角度論證賈平凹及其《廢都》的文學史意義，代表了重新賦予《廢都》文學史地位的努力。而與此兩文不同，孫桂榮的《個人性·時代性·文學性——重版之際再話廢都》(《南方文壇》2009.6)和嚴秀英《從方框到省略號——論《廢都》再版事件及其他》(《南方文壇》2009.6)則對《廢都》的再版持否定的看法。
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也是一部引起廣泛爭議的小說。在眾多文章中，陳曉明《“喊喪”、幸存與去一體化——〈一句頂一萬句〉開啟的鄉土敘事新面向》(《南方文壇》2009.5)是最有分量的一篇，作者對《一句頂一萬句》給予高度評價，并通過對“喊喪”的分析揭示了劉震云激進的寫作背后隱含的鄉土倫理的另類現代性和漢語小說的另類可能性。此外，張頤武的《書寫生命和言語中的“中國夢”》(《文藝爭鳴》2009.8)、賀紹俊《懷著孤獨的自我傾訴》(《文藝爭鳴》2009.8)對這部小說的話語風格和精神指向的討論也較為深入。
除這兩部小說外，方方的《水在時間之下》、畢飛宇的《推拿》、蘇童的《河岸》、余華的《兄弟》、閻連科的《風雅頌》、張翎的《金山》、劉醒龍的《天行者》等在2009年度也得到了批評界的重點關注和深入研究，并涌現了一批有深度、有新意的批評論文。這方面，程德培的《方的就是方的——論方方小說的敘事鋒芒》(《上海文化》2009.6)、楊小濱的《欲望主體與精神殘渣——對〈兄弟〉的心理政治解讀》(《上海文化》2009.6)、金理的《荒原跋涉中的自審：論〈風雅頌〉》(《當代作家評論》2009.6)、任相梅的《比紅燒肉還要好看》(《南方文壇》2009.4)等等都是富有見地和新意的批評成果。
“五四”學術熱再度興起
2009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學術界、批評界對五四運動的討論與思考也迎來了新的高潮，關于五四的“思想”又進入到了一個更新的層次。
在這方面，劉納的文章最值得重視。她的《五四能壓抑誰？》(《社會科學戰線》2009.1)逐一反駁了美國漢學家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中所提出的諸多觀點，發出了中國當代學者富有識見的聲音與判斷。陳平原的《走不出的“五四”》(《中華讀書報》2009.4.15)對“五四”的解讀也令人信服，他對“五四”的態度代表了一代精英知識分子對于“五四”的情懷。而張旭東的《“五四”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詮釋學》(《現代中文學刊》2009.1)則超越“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進步”、“反傳統”等主流“五四”研究話語的局限，從現代性的角度對“五四”進行了反思性的思考。
與這些宏觀性的對“五四”的反思不同，另外一些學者則從微觀的層面切入對于“五四”的思考，并以對于“五四”的獨特發現給我們以思想的驚喜。如劉再復的《“五四”的語言實驗及其流變史略》(《現代中文學刊》2009.1)、郜元寶的《漢語之命運——百年未完的爭辯》(《南方文壇》2009.2)、樊星的《從“新啟蒙”到“再啟蒙”——紀念“五四”九十周年》(文藝爭鳴2009.7)、孫郁的《被分解的魯迅》(《當代作家評論》2009.4)等等。
“70后”研究逐漸升溫
在當代文學格局中，與“60后”作家作為先鋒文學的代表被文學史高度認同、“80后”作家作為青春文學的代表被市場高度認同不同，“70后”作家則多少有點沮喪，他們仿佛被人遺忘的一群。這種狀況在2009年得到了很大的改觀。
2009年12月2日《中華讀書報》針對“70后為什么沒火起來”這一話題以兩整版發表了馬季、黃桂元、白燁、張檸、藏策5位批評家的文章，從不同側面論述了“70后”作家的價值并呼吁批評界重視“70后”作家。馬季的《看云的孩子長大了，一切才開始》闡述70后作家的“成長性”，黃桂元《“70后”的能量已非“潛力”一詞可以概括》總結了70后作家的巨大藝術能量，白燁的 《“70后寫作”的三個特點》概括了70后作家比較于“80后”以及主流寫作的三個不同特點，張檸的《城市轉型應該由“70后”作家來寫》對“70后”作家的城市經驗給予了高度評價，藏策的《市場的LOGO沒有意義》則認為從代際的角度討論“70后”作家沒有意義，應該從更超越的視角、從文化學意義上揭示“70后”作家的話語價值。
比較而言，申霞艷的《寫作十年——擺脫“70后”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寫作群體》(《南方文壇》2009.1)和齊紅的《蝴蝶的尖叫——“70后”女作家寫作的歷史意味》(《南方文壇》2009.1)兩篇文章對70后作家的研究則更有學術深度和理論穿透力，代表了批評界對“70后”作家研究的最新水平。
“新世紀文學”研究日益深入
“新世紀文學”研究一直是近幾年文學評論界的一個熱點。在本年度，王光東《新世紀文學的“思想能力”問題》(《文藝爭鳴》2009.6)和童娣、張光芒的《新世紀文學敘事倫理的新動向》(《文藝爭鳴》2009.6)是兩篇很有問題意識的論文，其關于“思想能力”和“敘事倫理”的討論表明“新世紀文學研究”已經開始從表象與話語層面切入理論和學術層面了。而梁鴻的《“狂歡”話語考——大眾文化的興起與九十年代的文學發生》(《當代作家評論》2009.5)和李錚的《閱讀方式的嬗變與當代文學的創作轉型》(《小說評論》2009.6)則對新世紀中國文學的話語方式及其變革進行深入討論。
“底層文學”問題也仍然是本年度新世紀文學研究中爭議較大的一個話題。武善增的《論“打工文學”創作的若干問題》(《文藝爭鳴》2009.8)、洪治綱的《“底層寫作”的來路與歸途——對一種文學研究現象的盤點與思考》(《小說評論》2009.4)是兩篇值得特別重視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邵燕君的《從現實主義文學到“新左翼文學”——由曹征路〈問蒼茫〉看“底層文學”的發展和困境》(《南方文壇》2009.2)對底層文學的代表性作家曹征路的長篇新作《問蒼茫》的解析也很有高度。
此外，新媒體文學也在2009年得到了批評界的持續關注。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在北戴河召開研討會討論當前文學現狀，對長篇小說、網絡文學、新興文學現象都進行了切實的討論，產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而《文藝報》則辟專欄發表了大量論文討論網絡文學的特征、現狀與問題。王干的《博客是一種軟文學》(《南方文壇》2009.5)較早地從學術角度討論博客文學的特征。李建軍、張頤武、張檸、洪治綱、吳俊、施戰軍等批評家關于“新媒體”文學的論文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在這些熱點之外，我們還讀到賀仲明的《文學與生活關系再考量》(《小說評論》2009.6)，以及李云雷的《如何闡釋中國與中國文學？》(《南方文壇》2009.1)等優秀之作。而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中國批評界走向多元和成熟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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