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對于文學界來說無疑是個極重要的年份，與舉國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整體氛圍相適應，文學事業、文學創作均迎來了大面積豐收。特別是文學座談會成功召開，劉云山同志在會上的講話就文學創作的精神價值取向問題、時代主旋律與多樣化問題、作家要開掘社會生活深井問題、繼承與創新問題、以更寬廣的胸懷面向世界等問題進行了深刻論述，多有啟發意義和指導意義，引起文學界廣泛熱烈反響。在這個年度里，文學界精神振奮，創作勢頭昂揚，呈現的諸多亮色讓人欣喜與振奮。
2009年是我國加快文學“走出去”步伐的一年，150余人的作家團大力度參與法蘭克福書展中國主賓國活動，在論壇、簽售、聯誼等環節中均彰顯了中國作家的自豪。主動登上或主辦多個國際性文學論壇，建立多個國際寫作營，推出中國作家翻譯計劃等等，主動發出我們的聲音，積極開拓文學工作的國際視野，顯示了中國作家積極面向世界的自信，對中國文學的帶動和鼓舞意義都極為巨大。
中國作協對網絡文學這個平臺的積極關注、引導也富于成效，比如，建立知名網站聯系會議制度，制定業內約束性規范，盤點、理清十年網絡文學發展情況，梳理網絡文學思路，對網絡作家主動進行培訓，也已產生積極影響。人們普遍意識到，網絡文學在經營盜墓、鬼怪、玄幻等類型化寫作之外，吸收純文學營養其實更為重要；同時，業內也認識到了積極遵守相關規范對于網絡文學發展的必要性。
在作家維權方面，2009年也成果突出。中國作協為中國作家集體維權，與進行了幾個回合的較量，斗爭還在進行之中；發表公報，為畢淑敏、周國平和史鐵生、棉棉等作家維權，贏得多方好評。在多個作家著作權利受到保護的同時，加大清理“問題會員”的力度，獲得廣泛認可。作家普遍感到創作、生存環境日益改善。
創作的收獲也讓人欣喜，作家面對新中國的來之不易，面對新中國60年的成長，文學的書寫格外莊重與勤勉。作家們回顧往昔、面向當下，努力以形式多樣的文學創作向祖國母親獻上一份厚禮。那些反映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作品，那些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作品，在本年度留下很深的印記，得到了較一致的社會贊譽。比如，王樹增的非虛構巨制《解放戰爭》全面敘述解放戰爭幾大戰役艱苦壯烈的歷程，基于豐富史料基礎上的充沛細節和鮮活的人物形象，構成作品無可置疑的文學質感，深深吸引了讀者。正因為沒有刻意提煉、咀嚼、編織，使得人們深感新中國來之不易，讀罷對我們的領袖與先賢敬意倍增。老作家林希的中篇小說《歲月如詩》對一個學生地下黨在解放前夜生死相許的壯烈之舉的描寫，舉重若輕，感人至深。還有大量作品從不同角度歌頌祖國建設成就，反映各行各業的新面貌，唱響了高歌猛進的時代旋律。何建明的報告文學《我的天堂》把蘇州一個城市30多年的發展與國家的進步緊密聯系在一起，寫出了文脈昌盛之地經濟騰飛的歷史必然。黃傳會的報告文學《為了那渴望的目光》對“希望工程”20年的深情回顧，反映了這項事業背后黨和政府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對貧困人群子女的深切關愛。蔣巍的報告文學《靈魂的溫度》聚焦弘揚和實踐感恩圖報、甘于奉獻的傳統美德的“春暉行動”，張揚父母恩、家鄉情、祖國戀，重現了一個個感人的實例。胡銀芳的紀實文學《英雄大愛》對新中國兩彈元勛鄧稼先不朽功勛的歌頌，是從鄧稼先與夫人許鹿希相互托付一生的角度來寫的，透過素樸而扎實的敘事，人們感覺到“只有永恒的才是有價值的”這句話的份量。觸及醫療改革問題的王鴻鵬的《十三億人樂了》，從一個醫院改革后的新面貌入手，反映了醫療問題實際上關乎對人的關愛、呵護，也凸顯了人口壓力背景下醫療問題的緊迫。與此同時，幾個全國性的主題征文也收獲了驚喜，如人民日報社、中國作家協會聯合主辦“放歌60年”征文活動，解放軍總政治部舉辦“祖國在我心中”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征文，《詩刊》《民族文學》雜志社等舉辦“祖國頌”征文活動或推出國慶專刊，共收到來稿數萬件，老中青幾代作家感情充沛，以小見大，記錄時代發展，見證歷史巨變，歌唱祖國，禮贊共產黨的領導，頌揚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留下了不少思想和藝術品格俱佳的作品。
而在慶祝新中國成立60年的氛圍中人們看到，少數民族文學蓬勃發展與多元共榮呈現令人更為驚喜的局面。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少數民族作家寫作人數增加，創作水準明顯提高；人口較少民族作家逐漸大踏步走上文壇，55個少數民族作家都有了自己的書面語作家和中國作協會員，他們對自己民族歷史、現實和生活有著更牢固而執著的依戀，筆下文字的多元色彩吸引著更多的人。比如，藏族作家阿來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是世界性“重述神話”的項目之一，作品的成功顯然有賴于作家的深厚積累與知性照耀，不單通過對藏族史詩的全新詮釋，激活了格薩爾王在人性與神性、使命與倫理之間的掙扎的歷程，而且更深層次地反映了藏民族的智慧和堅韌。歷史與現實、主人公與說書人兩條線索，大大拓展了作品蘊涵的思想價值。土家族女作家葉梅的小說集《妹娃要過河》對土家族歷史文化，以及對女性命運的揭示，融會了作家對南方那片熱土的熾熱之情與深情眷戀，體現了女性作家的扎實功力。滿族作家葉廣芩的中篇小說《三岔口》《小放牛》等對傳統文化的禮贊，對人性的細致揭示，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國作協舉辦魯迅文學院第十二屆高級研討班，對55個少數民族作家進行為期數月的培訓，通過學習、實踐提高少數民族作家素質，促進多民族文學共同繁榮發展，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產生積極作用。《民族文學》藏、維、蒙文字版創刊出版成功，有效擴大了少數民族文學的傳播。落成于內蒙古師范大學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正式開館，為民族文學教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臺。
文學作為“人學”的力量在2009年繼續得到彰顯，一大批作品因直指人心的深度引起關注。比方劉震云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正如《人民文學》的授獎詞所言，著重揭示了“在茫茫世間，人尋求安頓，人的孤獨無從告解，他迎風而行，尋找和等待千萬句中那直指本心的一句”。劉醒龍的長篇小說《天行者》圍繞一個偏遠山區小學里幾位民辦教師常常陷入困頓、無奈和瑣碎的生活，展示了中國鄉村知識分子懷著希望的執著、堅韌與質樸的精神品質，也傳達了作者對鄉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多種復雜問題的反思。高建群的長篇小說《大平原》對上世紀20年代末到現在西安附近平原地帶不平凡歷史變遷的反映，寫出了中國老百姓經受的苦難、人性的光輝，寫出了今天是歷史的延續的真理，特別是把現時代普通群眾中蘊藏的偉大精神耐力做了充分的揭示；傳統白描與大寫意的相濟，顯出了作品成熟的大氣象。王曉鷹的長篇小說《長街行》通過對上海一條巷子里普通居民命運的書寫，細致入微地反映了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革，特別是女性在時代劇烈動蕩中的思想與情感軌跡。同樣，曹征路的《問蒼茫》、王十月的《無碑》以沿海地區底層打工族的命運為主線，體現了對城鄉矛盾、對當下社會問題的思考，對普通人的命運寄予的同情讓人感慨。鐘求是的小長篇《零年代》取材小人物的感情生存、生命和生育的新難題，折射出大時代背景下人面臨的諸種情感困境，有著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在軍事文學、部隊題材文學的疆域里，多樣化的創作景觀依然體現得較為充分。其中周大新的長篇小說《預警》尤有開拓意義，作品虛構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我部隊高級干部進行多方面誘惑以竊取軍事機密為主要線索，提出當今軍隊干部必須提高抵御各種風險預警的能力這一重大課題，情節曲折，敘述老到，人物形象現場感強烈，極撼人心魄。年輕作家王凱的《全金屬青春》則通過軍校學員生活的描寫，刻畫了一群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年輕生命的激昂與熱烈，贏得了不少好評。徐貴祥的長篇小說《馬上天下》延續了作家一貫凌厲、奇幻的風格，通過對一位大別山區財主之子陳秋石從書生到我軍高級將領、極富歷史傳奇的一生的描寫，反映了上世紀初到解放前后廣泛的社會生活，對戰爭與和平、勇敢與怯弱、忠誠與背叛等問題進行了有深度的追問。福建作家閻可欣的長篇小說《地平線》、湖北作家何存中的長篇小說《太陽最紅》對我國紅軍歷史的形象刻畫，部隊作家王波的紀實文學《毛澤東出兵山西》等作品對我軍領袖戰略決策的個性化再現，也很有感染力。
海外華人作家創作的集體上揚，是2009年的一個突出現象。多種人生經驗的書寫，多樣化的藝術追求，顯示了蓄集后的力量，為我們打開新的域外之窗，將絢麗的景致推在我們面前。人們發現，這批作家出道雖有遲有早，但創作態度一律嚴謹、執著。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肯花大量精力進行華人命運的史料輯查，所以能揭示出許多鮮為人知的華人漂泊史內幕，并憑創作主體自身的文化敏感，將筆觸探入現代文明的深處，在不同族群文化中展示海外華人作家對人生價值、對生命意義的深度探尋，所表達的中國人的精神特質和價值信念尤其令人生出多樣感觸。比如，張翎的長篇小說《金山》通過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數十年的艱辛闖蕩，凸現了華人極為頑強的開拓精神與生命中特有的韌性。陳河的長篇小說《沙撈越戰事》以一種游俠式的輕逸之筆，演繹了一位加拿大華裔青年在“二戰”中的悲劇人生；高產的嚴歌苓推出的長篇小說《寄居者》有“中國的辛德勒名單”之韻致，書寫舊上海中國姑娘與猶太青年的那段情感往事，充滿了偶然與紛亂、忠誠與背叛的凄美情調，把動蕩時代人們的美好追求匯在筆端，讓人難忘。為見證海外華人寫作力量的崛起，《人民文學》特辟“新海外作家專號”。從其中所集中呈現的陳謙、袁勁梅、張惠雯，及前文提到的陳河的作品看，這些遠行的人們，為我們的文學開辟了新的天地，他們的狀態顯示了漢語文學前途的不可限量。
同時，在本年度文學創作中，也反映出一些新老問題仍然在困擾著文壇，創作力的旺盛與群眾滿意度的差距依然存在，文化總體繁榮前提下文學影響力的不足依然明顯，創作數量大與質量低的問題長期沒有得到解決。人們不滿意那些表現個人欲望、缺乏生活底蘊的作品，但事實上，這類作品往往數量還不小。人們痛恨“官本位”“長官意志”和“潛規則”，但那些以官職為書名的所謂“官場小說”卻占著不小的文學圖書銷售份額。這些作品往往于花哨的情節中展示著很陳腐過時的觀念，有意無意地推崇了權力崇拜等觀念，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同時，人們也提出，中國當代文學的思想力可提升空間巨大，文學的世界影響力需要思想的沖擊力，這是多少年來被反復證明的。其實，機械復制也好，想象匱乏也罷，都源于人們對思想力的漠視，如果我們滿足于跟在市場后面，以提高文學的GDP為主要旨歸，就只能在克隆或模仿中兜圈子，離現實越來越遠，離普通群眾的生活越來越遠，文學的精神也就會更多地流失，這是我們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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