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是一種歷史敘事、歷史書寫。相較于新聞報道而言，它具有滯后性，因為它需要時間距離來全面觀察、深入評判和理性思考已經發生的事件和已成過去的歷史。2009年初南方冰災一周年至5月的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涌現了一大批冰雪報告和地震紀實，形成了“災難報告”的大爆發。
時間距離給了報告文學作家充足的思考空間。他們在災難過去后，以多元視角對巨災開始了再觀察、再思考和再書寫，尤其注重在人心人性和精神思想層面的開掘與探究。陳啟文是帶著一種發現的眼光來打量和深入這場冰雪重災的，在《南方冰雪報告》創作過程中，他試圖抵達兩個現場、兩個實際。一是抵達災難發生的每一個現場，了解災難的完整過程；一是抵達人心現場，力圖洞察災難中人們的微妙內心。他還進而關注災難綜合癥和災難后遺癥，關心災難對人心理和精神的折磨與摧毀，提出了精神重建的嚴峻課題。朱玉《巨災對陣中國》對2008年南方冰災和汶川大地震給中國帶來的苦難、窘境以及中國應對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進行了描述，并由此延伸，探究巨災對國家發展和百姓生存帶來的嚴峻考驗與威脅，借鑒國外經驗，提出了積極應對各種災害的一些重要思路。李鳴生《震中在人心》以圖片與文字結合的形式，考察地震對人心的沖擊，強調災后心理和精神重建的迫切性。
報告文學是行動文學。報告文學作家總是奔走在大地之上，穿行于民眾中間。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作家滿懷著與災區人民感同身受的深情，一次次地走進災區和災民中間，用同情、關切和愛護的目光，去搜尋、發現諸多被掩蓋和隱藏的真實。向思宇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執著地關注災區人民災后家園重建、家庭重建和生活重建，相繼推出了《太陽從廢墟上升起——汶川地震災區人民重建家園紀實》《筑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組紀實》兩篇重要作品，為讀者深入了解災后災區實況提供了及時而有力、重要而新穎的材料。
社會問題報告是報告文學的重要樣式。朱曉軍秉持積極參予生活干預現實的精神，推出兩部“救贖”——《一個醫生的救贖》深入挖掘陳曉蘭打假事跡，繼續揭露醫療腐敗，描寫了一位良醫的成長歷程和心靈史，呼喚道德和良知，帶給讀者強烈的心靈震撼；《造假者的救贖》通過一個造假販假者的自述，告誡那些造假者懸崖勒馬迷途知返，繼續呼喚公民道德的重建，發人深省。80年代即以《丐幫漂流記》聞名的作家賈魯生以“病去了”的筆名，發表《人“妖”之戰——中國超級細菌自述》，以超級細菌為敘事者，尖銳批評了中國醫療界濫用抗生素等藥品、過度治療給國人身體健康帶來的嚴重危害。隨后又發表《給你敗敗火——火邪邪與老中醫辨證錄》，從醫學角度批評了中國人不良的生活方式。兩篇作品的寫作手法新穎獨特，使人耳目一新。
近年來，一批有見識、有抱負的作家主動以文學作品參與拯救世道人心，重建人文精神和民族品格。黨益民《守望天山》描寫了陳俊貴一家人知恩圖報，甘于清貧，為修筑天山公路殉身的168名戰友守了24年的墓。這種靈魂的守望和精神的苦役在我們這個時代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郝敬堂《大巴山的女兒》塑造了一位有著“山的品格、水的性情、花的精神”的優秀紀檢女干部王瑛。李青松《一種精神》描寫了一位不惜拋撒千萬家財、執著植樹造林的“二杠子”農民喬建平。黃曉萍《真愛長歌》傾情講述了羅映珍對于因公致殘成為植物人的丈夫羅金勇聲聲不斷的愛的呼喚。李鑫《思念你的何止是那親爹親娘》，以尋找對越自衛反擊戰烈士的親人為故事主線，深情緬懷這些掩埋在邊陲青山上的英烈，弘揚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精神。李鳴生《千古一夢——中國人第一次離開地球的故事》塑造了大批的航天人形象，尤其注意挖掘那些被歷史淡忘乃至遺忘的幕后英雄，彰顯航天人刻苦鉆研、自強不息、頑強拼搏、為國爭光的崇高精神。朱曉軍《“水鬼”的天下》描寫了一位無私的海難救援者郭文標，29年來他拯救了309條生命和無數的船只，溫暖、感動并影響了一方土地。
找尋、挖掘和描寫時代的新人新事是報告文學作家自覺的追求和努力。傅寧軍較早關注競聘擔任村干部的大學生，從江蘇省數千名“學生官”中挑選出20多個典型，出版了《大學生“村官”》一書，這是一首獻給青春和理想信念的禮贊。澤津、李林《中國農民到俄羅斯種地去》描寫了一群走出國門到異國他鄉墾荒種植、艱難創業的中國農民。郝敬堂《都市尋夢人》則以寧波市380多萬進城務工農民為主角，書寫他們的酸甜苦辣，刻畫了一批“新寧波人”形象，讓我們看到了進城農民嶄新的氣象和品質，看到他們如何融入城市的可喜局面。楊文學《蒼山三農》描寫了30年來20萬山東蒼山人紛紛“下江南”、將蔬菜產業做大做強的壯觀景象，在寫活人物的基礎上，凸顯了蒼山農民勇于為夢想而不斷付出艱辛努力的奮斗精神。李春雷《激戰亞丁灣》描寫中國遠洋貨輪“振華4號”頑強對抗索馬里海盜并最終大獲全勝的英勇事跡，扣人心弦。伊始、姚中才、陳貞國《南海！南海！》講述了南海諸島歷史和我國漁政、海軍等為維護國家領土及主權所作的長期艱苦卓絕的努力，題材新穎。
“時政報告”和政論體作品是報告文學的兩種重要樣式。王樹增描寫新中國成立經過的近70萬字的《解放戰爭》凸顯了歷史進程中諸多普通人的命運，傳承了《史記》的民族風格，被認為是非虛構文學創作的代表。何建明推出長篇報告《我的天堂》，圍繞著改革開放的一種代表性發展模式——“蘇南模式”展開筆墨，為作者家鄉蘇州市書寫了一部改革開放30年史志。陳桂棣、春桃則潛入改革發源地之一的小崗村，深入采訪當事人與知情者，梳理《小崗村的故事》，挖掘出農村變革諸多鮮為人知的內幕，揭示了改革進程的艱難曲折與不可逆轉，也提出了與改革相伴隨的一些現實問題。袁亞平《大國根本》是為憲法立傳的一部大書。作者以粗細結合的線條描繪了一部“中國憲法簡史”，勾勒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艱難崛起過程中憲法地位的逐步確立、鞏固與提升。楊黎光《中山路》聚焦全國數百條與孫中山先生名字有關的道路，回顧中國近現代歷史，揭示了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抉擇與曲折歷程。張勝友《行走的中國》和《古田·1929》兩部政論體報告文學，豪情滿懷地為時代作歌，具有強烈的鼓動性和感染力。這些政論作品與電視聯姻后產生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重讀、重評、重估當代文學經典成為2009年一大突出現象。于10月創刊的《文學界·中國報告文學》開辟專欄，陸續重登《哥德巴赫猜想》等當代報告文學的經典作品，同時配發原刊責編的回憶文章，為當代報告文學史留下了第一手的資料。河南文聯主辦的《時代報告》雜志，重視對經典報告文學的重登和盤點，也是加入報告文學的一支新軍。
此外，《中國作家·紀實》年末刊發趙瑜《尋找黛莉》，以幾乎軼失的巴金先生1936年寫給山西青年女子趙黛莉的七封信為核心，展開了一場尋找和發現這筆文化遺產及其當事人的曲折經過，揭示了巴金豐富的情感世界，填補了巴金及其創作研究的一頁空白。楊守松《昆曲之路》則為已被列入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昆曲作史，揭示了文化生存其實質便是民族生存和人類生存這個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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