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
費孝通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內質堅韌而強大的鄉土文化與農耕文明，仍是我們最基本的生存狀態的寫照與價值理念的來源。
韓少功《趕馬的老三》(《人民文學》2009年第11期)最大的特點，就是找到了人。這個人，是一個叫老三的農民。在現實之中，“這個人”一直存在著，只是我們的視線，可能想看得更遠，而每每從他的肩頭上滑過去。農民老三身上有或許“落后”或者“愚昧”的可供“啟蒙”的種種，但是他的真純、正直與可愛卻正是我們時代值得珍視的品質。這個人，幾乎就是中國農民形象的縮影。
劉慶邦《我們的村莊》(《十月》2009年第6期)寫了一個叫葉海陽的留守村莊的男壯年，揭示了一個青壯農民何以落入到日常撬鎖、偷羊、破壞大棚、干擾旋地、不思上進的“二流子”地步的原因。“葉海陽怎么辦？他是不是到外邊躲一躲呢？他要是躲到外邊，還能回到他的家鄉嗎？”這最后的詰問，凝聚了作家深重的憂患。
閻連科《桃園春醒》(《收獲》2009年第3期)寫四個打工回來的農村小伙子喝酒后商定回家各打老婆一頓，有一人回去沒打，其他三人合謀一起，攪和那個愛老婆的人離了婚。小說結束于他們四人在春天的桃園中的一次擲花的“賭博”，那個叫木森的愛老婆的青年勝了，他的愿望是叫大家回家給各自的老婆買件衣裳。這個并不復雜的故事的講述帶有鄉村喜劇的性質，然而卻也浸潤著淡淡的悲情與悵惘。
胡學文的《虬枝引》(《中國作家》2009年第6期)是外出打工農民的回鄉故事，喬風回鄉不為探親，而是離婚，他愛上了別的女人，必須回去對媳婦有個了斷。然而當他回到記憶中的家鄉，卻發現他的妻子與十三戶人家的一棵樹村不見了。離婚的主題演變成尋鄉的主題。
歷史
2009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這一年小說對于歷史的回顧與返望，佳作頻仍。
林希的《歲月如詩》(《中國作家》2009年第4期)以自己的親歷講述了南苑大學號稱“七大泰斗”的教授的愛國行為，以及孟露、馬克、許人呆等青年知識分子在地下黨領導下，在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與國民黨做斗爭的事跡。信仰就是信仰，是與工作、工資、待遇、房車、出國等等都無關的選擇。信仰的真誠與無私，是我們心中的詩。
楊少衡《昨日的槍聲》(《人民文學》2009年第10期)寫解放戰爭之后的剿匪。它驚心動魄，也不動聲色。小說主寫曾祖父與爺爺兩代人的糾葛，幾回交手，均有勝負。較量的結果是在一個月夜揭曉的，兩個世上僅存有血緣關系的人不期而遇，兩把手槍握在雙方手里，同時開火，一個百發百中的山大王對兒子偏了子彈，一個從未能擊中過目標的兒子這回恰將子彈射穿了自己生父的胸膛。小說沒有止步于這個大義滅親的故事，而是讓爺爺身后也埋在了曾祖父身邊的青山上。
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對改革開放30年的回顧，文學也有不衰的話題。阿成《住房簡史》(《北京文學》2009年第1期)作為《愛情簡史》《買車簡史》的延續，注釋了作家“在虛構當中享受真實帶給我們的種種回憶”的寫作追求，同時也是新時期社會變化之巨的縮影。南一民從集體宿舍，到有8平米的房屋，到34平米的住房，到100多平方米的私人產權房，其間酸辣苦辛，難以歷數。這個從零到一百的變化，有物質，有記憶。冷幽默與暖意交相來襲，來路絲縷糾纏，教人分外珍惜。
莫言的《變》(《人民文學》2009年第10期)切入歷史的角度也是純個人的。小說中直白“我”與1969、1979、2008確切的時間，猶如經歷與實錄。這種破障方式，跨越了讀、寫的神秘距離，也使莫言的風格為之一變。一切在變，而“我”也由農民變作軍人而至作家，時代給了我們機遇，但同時，也從我們身上拿走了許多東西，比如青春，比如親密，比如單純。這時光中最無可把握的一點，也使《變》獲得了深義。
家族
有人天生適合做小說家，不獨才能，還有條件，家族的變遷，時代的起落，經歷的曲折，這諸多個“氣場”頂著，那滾燙的熔巖終會有一天噴涌而出。無可置疑，葉廣芩正是這眾多火山中的一個。《大登殿》(《民族文學》2009年第1期)寫母親。小說有兩條線，一條從母親的洞房花燭夜寫起，新娘晚上就鬧著回娘家，不為別的，只為要做妻，而不是妾。另一條線，則切入現實，引出一時尚聰慧的姑娘給人做“小”的故事。兩條線交叉于一個問題，女性人格與尊嚴。母親對自我獨立人格的清晰界限和對之絕不妥協的求證，教人肅然起敬。這里有對以往生活細節逝去的無奈和人格文化失落的不安。在“歷史的旋回碎片”的檢拾中，仍有人格的大意在焉。
母親開始，家族敘事一發不可收，《三岔口》(《中國作家》2009年第5期)寫父親，《小放牛》(《小說月報原創版》2009年第5期)由五姐引出舊時的人物張安達，《玉堂春》(《芒種》2009年第11期)由知青時代的中醫引出兒時救己一命的老中醫。其中的人生選擇、心靈自由和身體關切都圍繞著時代與人的關系而行，作家且描且繪，且歌且行，在她的前輩人生與自己人生的兩個空間中，感悟著人情的絲絲縷縷，體味著人生的五味雜陳，并從中抽取為人的美德與價值。
愛情
方方《琴斷口》(《十月》2009年第3期)楊小北與米加珍的愛情隨著白水橋的垮塌指向一個終結。米加珍與楊小北結婚，但終是無法推開蔣漢的陰魂，同時也無法躲避另一當事人馬元凱的譴責，她更不能拒絕來自心中的歉意與懺悔。她雖盡自己全部力量對加之于她身上的外力進行抗拒與反擊，但那散開的命運的彈片仍然百發百中，被擊中的當然包括楊小北。這兩個傷痕累累的戀人之間愛的虹橋悄然坍塌，恰驗證了馬元凱的玫瑰不及雜草旺盛的理論。方方追問的是雜草的環境、馬元凱們的不信。方方有信，所以她以寫作愛著這兩個備受傷害、情懷純真的人。
李鐵《點燈》(《花城》2009年第1期)寫趙永春與王曉霞兩個發小長大后相愛成婚一同面對生活艱辛的故事。他們都是小人物，面對的事也都是生計如何延續、困難如何克服。小說塑造了一個有責任心、有自尊心、懂得愛的男人。在貧困與疾病交相來襲的歲月，他仍然不忘點亮那一盞舊樓中的路燈，為他人，也為心靈。
遲子建《鬼魅丹青》(《收獲》2009年第4期)寫卓霞與劉良闔的愛情，蔡雪嵐與羅郁的愛情，最后寫了卓霞與羅郁的愛情，里面充滿了理解、依戀、憧憬和再度結合的可能性。小說結束于一個晚秋的月夜，做裁縫的卓霞要為羅郁送去遮寒的衣裳。小說用一個殺妻案的調查作為外殼，卻引出與殺機和陰謀全然無關的真情和溫暖。滕肖瀾《傾國傾城》(《人民文學》2009年第3期)是一個以愛情為外殼卻暗藏殺機的故事，兩個有機會晉升的男人和圍繞他們的各懷心機的四個女人。外人看來的好夫妻，事實卻大有出入，雙方機關算盡，不過是為了銀行中層升高管的謀算，當然最終勝負者彼此心知肚明。愛情背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操縱，那只手是權力、欲望還是邪惡？！
感慨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南飛雁的《曖昧》(《十月》2009年第5期)中的愛情，也是利害得失、疑云重重——對于愛情的不同書寫，往往是五六十年代生人要給出一個答案，一條道路，讓玫瑰通行；七八十年代生人卻在世相中穿梭，在心象中探索。小說不提供答案，大道的盡頭仍是叢生的雜草連成的蒼茫。當然這不代表作家的主觀，但它恰是愛情在時代中被書寫的某種變化的指征。
思想
旅美作家袁勁梅《老康的哲學》(《人民文學》2009年第12期)以老康對主人公“我”的愛情追求開始，歷盡艱辛終成眷屬結束，使“我”獲得了一個近距離觀察“老康”的視點和角度，顯微鏡下老康的性格與形成的文化成因一覽無余。小說對于撒謊、等級、相對主義、大一統教育方式的深層思考以及所帶來的小說與論文的創造性結合考驗著我們的文學閱讀。
徐坤《通天河》(《人民文學》2009年第6期)寫京城小老百姓與房地產商斗法的故事，深意卻在探求人的迷失，迷失在眾人中，迷失在貪欲中，人于這欲的苦海苦苦泅渡，《通天河》一劫，在水中掙扎的看似只宋斯基一人，其實他不過是大大小小的我們的替身。肖江虹《百鳥朝鳳》(《當代》2009年第2期)講述一個從父命四處拜師的兒子游天鳴“我”與最后成為“我”生命中的信念的嗩吶之間的故事。小說的深意在探索鄉村的深層轉變如何能在物質豐富的同時而使精神不致漸行漸遠，這也是我們現代化行進中的大題。
2009年可說是中篇小說的豐年，王松的《事跡》、矯健的《圣徒》、李浩的《被噩夢追趕的人》《郵差》《牛朗的織女》，東紫的《春茶》、孫春平《鳥人》、陳應松《巨獸》、蔣子丹《風月@E時代》、郝煒《種在城市里的苞米》、陳謙的《望斷南飛雁》、須一瓜《火車火車娶老婆沒有》、溫亞軍《地煙》、陳希我《母親》、肖建國《短火》、阿袁《湯梨的革命》、陳旭紅《白蓮浦》、曉航《靈魂深處的大象》，鄧剛、劉益善、季棟梁、徐巖、徐則臣、南翔、王祥夫、孫方友、林那北、黃詠梅、陳繼明、魯娃、女真、李亞、陳家橋、王大進、魯敏、墨白、喬葉、鄭局廷、王十月、羅偉章、津子圍、哲貴、陳集益、王手、王方晨、陳河、吳君、張惠雯、顏歌、黑豐、武歆、王棵、李唯、柳岸、呂魁、馬小淘等新作，成就了豐年之實。2009年，新的一代小說家出現了，滕肖瀾、肖江虹、南飛雁，他(她)們立于而立之年，這就是文學不斷向前的節律，這節律，既不能生造，也不可更移。文學，正因有這無可爭辯的向前節律，才使藝術的獨創性得以在每一時代能夠持續，使時代的使命在每一代人身上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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