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2009年的長篇小說，作家們關注現實、關注生活，“時代生活”在長篇小說的書寫中突出、膨脹、鋪天蓋地。然而，這“生活”又是驚人地一致，單向度的“時代”在一再的書寫中消除魅性，在喧鬧、反復的言說中，有豐富心靈和內省精神的“人”開始退場。
關注度最高的小說
本年度，劉震云完成了《一句頂一萬句》，重新回到“河南延津”的立場，實現了自身寫作的又一次轉型，受到廣泛關注。在評論家看來，《一句頂一萬句》“向我們習慣的小說思維提出了有力的挑戰”，那么，這部小說究竟要表達什么？中國式的孤獨和友情觀成為人們談得最多的話題。孤獨，在文學世界里并不罕見，楊百順們的孤獨卻是要尋找一句話，“他的孤獨是他手里沒攥著那么一個他自己絕對信的那么一句話。他想找那么一句話，這種不確定性，構成了一種更大的孤獨。”這就是劉震云所謂的“一個人的孤獨不是孤獨，一個人找另一個人，一句話找另一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也就是說，“說話”成了小說的核心內容，沒有說出的話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一句頂一萬句》的敘述方法也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方面。小說采用了擬話本的形式，仿佛有一個敘事者/說書人控制著話語的走向。小說語言洗練，從容不迫，又纏繞回環。劉震云大量采用了“不是……也不是……而是……”的句式，形成了一詠三嘆、回環往復的語言效果。但是，對于這樣一種語言實驗，也有人表示不滿。孰是孰非，《一句頂一萬句》將會接受文學史的考驗。
今年，海外華文文學正在引起主流文學界的關注?！度嗣裎膶W》第4期發表了張翎的長篇小說《金山》，又在第12期推出了“新海外作家專號”。《金山》具有史詩性的架構，從廣東省開平縣和安鄉自勉村寫到了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從同治十一年寫到了公元2004年，通過方氏家族的盛衰流變，寫出了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坎坷歷史和血淚人生。有評論家指出《金山》對于當代文學的兩點重要價值：一是題材價值，這部小說將成為華人移民史題材上繞不過去的存在；二是方法論價值，張翎用看似樸拙的方法再次復活了現實主義的生命力。
莫言的新作《蛙》也成為了關注的焦點?！锻堋芬?ldquo;姑姑”的一生為主線，講述了中國實行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民間的影響。在小說中，“姑姑”的形象讓人過目難忘。她是一名婦科醫生，有精湛的醫術和醫者之心，在與“老娘婆”的斗爭中拯救了許多嬰兒的性命。然而，她又是計劃生育政策堅定的執行者，殘害了多少沒來到世間的嬰兒的性命。救人與害人在“姑姑”身上激烈沖突，勾勒了她傳奇的一生。“蛙”和“娃”的關聯，構成了小說的意義內核。小說由五封寫給日本友人“杉谷義人”的信，以及由這五封信引出的五段小說構成，最后一部分是一部戲劇，幾部分構成了互文的關系，開拓了小說的意義空間。
西藏，西藏
關于西藏的書寫，是當代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題材高地。至今仍有神秘感的西藏地理與文化，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敘述與想象的自由。
范穩的《大地雅歌》延續了《水乳大地》《悲憫大地》的風格，顯示出了長篇小說在厚重上所能達到的限度。寧肯的《日光之城》是一部精神之書。青年哲學教師王摩詰從生物學走向哲學，馬丁格從生物學走向宗教，馬丁格的父親弗朗西斯科老頭，一位懷疑論哲學家，到了西藏，與兒子進行的對話深邃而迷人，這一切與西藏這片土地息息相關，這樣的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與這片土地是契合的。從形式上看，他創造性地將學術體例引入到小說創作中。譬如，遍布行文間或長或短的注釋，大大開拓了小說的容量。注釋的出現，使小說的結構和敘述復雜而富于變化，形成一種層疊式的結構。后面部分對前面部分的重復敘述，不僅不冗余，反而令人有豁然開朗之感。阿來的長篇小說《格薩爾王》以格薩爾王傳說為藍本，以個性的語言和敘述方式重述了格薩爾王傳說。作為“重述”的文本，阿來賦予了這部小說新的元素。第一，他采用了兩條線索交叉推進，過去、現在、未來三條時空線索交織在一起。第二，他將格薩爾王這位戰神一般無敵的君王形象還原成肉身之人。這位傳說中的天神，也會為了人間的生老病死而感到痛苦，會因為勝利感到虛空，會時時覺得厭倦，為人間心魔的不斷滋生而覺得無能為力。在格薩爾王的感喟中，人生的空茫感撲面而來，小說的世界因此深邃而迷人。
為浩大的“時代”作證
瞬息萬變的時代，給生活其中的每個人提出著問題。2009年的長篇小說創作實踐證明，浩大而零亂的“時代”在長篇小說中取得了根本的勝利。我們能從長篇小說里感受到這個時代豐富的側面，以及作家們對于這個時代復雜的感受。
周梅森的《夢想與瘋狂》講述了資本時代的“三劍客”的傳奇之旅，描繪了資本人格在現代中國的大舞臺上孕育自我、展示自我的過程，元氣充沛，姿態兇猛。無獨有偶，王剛也將視線對準了社會轉型時期資本的原罪、艱難和頑強?！陡２妓怪湔Z》講述了地產商馮石的欲望與焦慮。他對金錢有著極度的渴望和貪婪，在光鮮的外表后面，是極度的焦慮。王躍文的《蒼黃》在中國基層政治層面展開敘事。有人認為，“《蒼黃》是一部關于‘怕’的小說。這些‘怕’，是我們人性中更為細弱的部分。回到‘人’，回到紛繁復雜世界中人性的糾結是王躍文對‘官場’題材小說的正本清源，也是對它的貢獻”。
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巨大變化，給了長篇小說以新的題材，但也給出了巨大的難題。有評論家認為，面對新的內容，比如新興的富人階層，作家們還只是匆忙的記錄者，還來不及從容審視，難免讓讀者誤以為他們欣賞物質財富對精神世界的沖擊，引來爭議。相比之下，對于底層世界的書寫，自2005年以來已然蔚為大觀。
王十月的《無碑》是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代打工者在歷史巨輪下輾轉的聲音。王十月選擇了李保云，這個有著一臉胎記、被歧視性地稱作“老烏”的人作為標本，剖析了打工者所承擔的汗水與血淚，以及他所面臨的種種生活疑難。同樣是寫底層小人物，劉醒龍的《天行者》將一群行將被我們遺忘的人群——農村民辦教師推到文學的前臺。十多年前，劉醒龍以一曲《鳳凰琴》，唱響了中國鄉村知識分子堅韌不拔、自強不息，卻又抵擋不了強大命運的悲歌。今年，劉醒龍續寫《鳳凰琴》，圍繞界嶺小學幾位民辦教師的轉正問題，將民辦教師的生活困境與復雜的內心際遇一一展開。劉醒龍希望通過這部小說，展示“20世紀后半葉在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他也的確將這群無名英雄的形象留在了我們的記憶中。
如果說，這些小說都選取了當代生活的一個橫斷面加以描繪，王小鷹的《長街行》則跨越了30年的時光，將小街上成長起來的幾代人的生活軌跡同大上海的歷史變遷結合起來，具有了歷史的縱深感，是半個世紀以來上海歷史變遷的風情畫卷，也是上海這座城市獨特文化的藝術展現。在豐盈的日常生活細節基礎上，王小鷹寫出了真實的善良的人，溫潤、優雅。
尋找迷失的“自我”
我們為外面的世界目眩神移，然而，關于自己，我們又知道多少。本年度，一部分小說致力于探討“我”在這個世界的遭遇。人的孤獨與脆弱、人的欲望與恐懼、人的愛與死、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都是長篇小說不能回避的重要命題。
蘇童的《河岸》是一部發現“我是誰”的小說。在《河岸》里，人的身份變得游移不定。庫文軒曾經被認定是革命先烈鄧少香的兒子，這個由光輝燦爛的革命敘事背景構筑而成的家庭擁有令人艷羨的一切，然而，這一切都因為調查組的進入而遭到了徹底的否定。庫文軒帶領兒子庫東亮從岸上撤退，自我放逐，開始了河上的生活。特定歷史時期人的荒誕命運在少年的視角里晦暗不清。《河岸》的主題是含混不明的。有人認為，“《河岸》集合了蘇童小說的各種可能性，無論是對于歷史的個人解讀、對于人與世界關系的探討，還是對于少年青春期特有的孤獨與困惑的描述、對于人生變幻的唏噓，《河岸》以它極其豐富的內涵和極其混雜的面目，超越了以往蘇童小說單一的解釋角度”。
一些作家在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中尋找人的存在本質。虹影的《好兒女花》在母親、我、女兒的關系中發現生命的秘密。她勇敢地面對親人的不堪與羞恥，面對自己的隱私與秘密，也就是面對人性深處的黑暗。艾偉的《風和日麗》則將楊小翼的命運置于她和父親的關系中來理解。從誤認、尋父、審父到最終與父親達到精神上的和解，她終于認識到，她在內心深處一直沒有取消過“父親”的形象，這形象一直以某種方式作用在她的精神深處，成為她潛意識的依靠。一代人在對血緣倫理的追問中完成自身的成長，并實現了對革命化歷史的認同。于曉丹的《1980年代的情人》也將目光定格在那個在講述中不斷被詩化的80年代。小說通過正文的視角，敘述了毛榛與正文、正武與老師的愛情故事，展示了那個年代的情感故事。李東華的《桃花魚》通過對兩代人的婚戀描寫，表達了作家對愛情、婚姻的思考。
翻閱2009年的長篇小說，我看到了作家臨摹生活的熱情與努力。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炫彩流金的一面，看到欲望如何主導了人們的生活和心靈，看到流暢的、光滑的敘事使藝術難度大幅度降低。然而，有著鮮活個性與豐富心靈的“人”卻消失不見。我們看到的，多是類型化的人。當作家們脫離了各種各樣人的活動去表現時代的面目時，這“時代”又將是多么蒼白與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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