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新中國成立60周年，文壇在熱熱鬧鬧中走過了2009年。無論作家還是學者，都免不了進行一些歷史的回望和反思——60年了，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什么？我們還將為人類的文化承擔些什么？盡管很多作家并沒有直接表達自己的思考，但從具體的創作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出他們不斷超越的自覺意識和審美姿態。尤其是在長篇小說中，這種情形表現得更為突出。
族群記憶中的歷史回望
在2009年的長篇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海外華人的創作，如張翎的《金山》，陳河的《沙撈越戰事》，嚴歌苓的《寄居者》等，都給以人耳目一新之感。雖然它們在敘事形式上并沒有多少特別之處，但作者都立足于華人的生存記憶，借助域外的文化視角，打撈被遮蔽的歷史，重新梳理我們的過去，從而在不同的族群文化中展示了中國人的精神特質和價值信念。
張翎的《金山》以極為細膩的筆觸，通過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數十年的艱辛闖蕩，在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中，凸現了華人極為頑強的開拓精神與生命中特有的韌性，也揭開了北美現代文明發展的另一種軌跡。從方得法到方錦山、方錦河，當他們帶著樸素的淘金之夢，從嶺南故土輾轉到了陌生的土地，面對他們的，不僅有白人的淫威，土著人的隱恐，還有文化的斷裂，種族的欺壓。他們徘徊于現實底層，在求存中尋找尊嚴，在抗爭中直面命運，在懷鄉中撫摸傷痕，在失敗中追尋出路，以自身的血和淚參與并見證了北美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也以自身的屈辱與坎坷，揭開了西方文化中族群觀念的沉疴與痼疾。
陳河的《沙撈越戰事》則以一種游俠式的輕逸之筆，演繹了一位華裔青年在“二戰”中的悲劇人生。周天化雖然沒有加拿大國籍，但他還是執著地走進了盟軍隊伍，并遠征馬來叢林沙撈越，開始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生涯。他擁有忠誠的信念，亦不乏機敏和智慧，然而在危機四伏的原始叢林中，在雙面間諜到處潛藏的盟軍隊伍里，在特種兵、游擊隊、土著人彼此混雜的戰亂環境里，周天化還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巨大的迷津之中。因為沒有族群身份的優勢，他總是被當作一顆棋子，派往最危險的地帶；盡管他對扭轉盟軍的叢林戰事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戰爭結束之后，他卻被歷史迅速地遺忘；只有那顆純樸的頭顱和鑲金的牙齒，永遠伴隨在愛人猜蘭的身邊。這部小說，與其說是在反思戰爭，還不如說是在反思現代的族群文化，尤其是西方文明掩飾下的族群觀念。
嚴歌苓的《寄居者》看似書寫了舊上海的一段情感往事，一段充滿了偶然與紛亂、忠誠與背叛的凄美情感，但浸透在情感之中的，仍然是不同國別、不同族群的男女，對自我身份的焦慮、困頓和感傷。因為戰爭，MAY、彼得和杰克先后來到了40年代的上海，亂世的失意與驚恐、凄迷與絕望，使他們三人之間迅速卷入了忠貞與背叛、信任與欺詐、良知與茍活、尊崇與歧視等復雜的人性沖突之中。然而，這些復雜的人性沖突，又緊緊地吸附在人物的身份之上，折射了舊上海的族群等級觀念——因為，無論是華裔MAY，還是猶太人彼得和杰克，他們內心的真正隱痛都不在戰爭，而在于族群身份所形成的等級觀念，在于身為“寄居者”的漂泊感和無助感。
因為不同族群的存在，人類擁有了豐富而多元的文化；也因為不同族群的存在，人類又形成了各種觀念上的痼疾，并導致彼此的傷害。在這三部小說中，作家們不僅進行了大量的史料輯查，揭示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華人漂泊史，還以創作主體自身的文化敏感性，將筆觸探入現代文明的深處，展示了海外作家的深度思考和追問。
與海外作家有所不同，阿來的《格薩爾王》和王樹增的《解放戰爭》等，雖然也選擇了種族記憶作為歷史的切入口，但更強調某種“正史”的審美化重構。在《格薩爾王》中，阿來以重述神話的方式，通過對藏族史詩的全新詮釋，激活了格薩爾王在人性與人神、使命與倫理、權力與欲望之間的窮掙苦扎。它掙脫了單純的神話氣質，使敘事在人性的層面上不斷飛奔。無論是部落總管與長官之間，還是叔侄之間、妻與妾之間，圍繞著財富、愛欲與權力，一場又一場驚心動魄的爭斗輪番上演，而藏民族特有的剽悍與野性、曠達與浪漫的生命氣質，也躍然紙上。
王樹增的《解放戰爭》則以非虛構的方式，通過大量資料的搜羅和整理，全面敘述了解放戰爭幾大戰役的過程。既有還原歷史真相的努力，又有人物個性塑造的沖動，還有作家的理性分析，再加上不少常人難知的史料，使這部皇皇巨著顯得非常好看，也耐人尋思。應該說，它具有正史的品質，但繪人繪事又頗具藝術功力，像閻錫山、張靈甫、衛立煌之類，都演繹得鮮活而生動。
個體記憶中的歷史反思
在2009年的長篇小說中，還有不少面對個體記憶的歷史反思之作。它們或以人物的成長歷程作為背景，重審特定歷史形態下的個體生存境況；或由個人歷史蜿蜒而至當下，從社會倫理的變遷中展示創作主體的思考。其中，頗為突出的長篇有蘇童的《河岸》，艾偉的《風和日麗》，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莫言的《蛙》以及曾維浩的《離騷》，廖琪的《茶道無道》等。
《河岸》和《風和日麗》都是以“尋根”作為基本線索，讓人物通過對自身血緣身份的不斷尋找和求證，從而一步步深入到革命化的歷史之中，凸現了創作主體的“審根”意識。在《河岸》里，這個“根”是革命烈士鄧少香；在《風和日麗》中，則是戰功赫赫的革命將軍尹澤桂。因為特殊的政治歷史身份，他們的存在，并非只有某種單純的血緣意義，而是聚集了鮮明的革命化的歷史信息，負載了深邃的歷史意志和現實社會的共識性價值，并直接影響到人物社會身份的自我確認。也就是說，作為一種生命之“根”，他們雖然具有血統上的倫理功能，但同時又承載了復雜的歷史鏡像，與歷史意志保持著天然的親和力，是個人與歷史發生關系的核心紐帶。
正因如此，《河岸》里的庫東亮和《風和日麗》中的楊小翼，都是通過自身艱難的成長史，對強大的歷史意志和革命化的價值倫理進行了尖銳的質疑，同時也揭示了個人與歷史之間的復雜鏡像，以及個人對生命尊嚴的頑強維護。可以說，它們是以一種不約而同的方式，傳達了作家對強悍而又荒誕的革命化歷史的反思，而且其敘事結構都相對簡約。不過，《河岸》仿佛一曲散板，注重詩意的想象和話語的漫游氣質，敘事話語仿佛金雀河里的河水緩緩而流，雖然也不乏一些極為銳利的波浪，但整體上呈現出一種沉郁舒緩而又憂傷惆悵的美學韻致。而《風和日麗》雖也不乏一些靈性的審美氣質，但整個敘事話語則明顯地帶著理性思辨的意味。
莫言的《蛙》試圖通過一種自我敘說的方式，來演繹姑姑的傳奇人生。姑姑作為鄉村醫生兼計劃生育干部，對自己的職業有著無限的熱忱，對計生方針更是嚴格捍衛，由是不可避免地卷入鄉村文化倫理的巨大沖突之中。生命承傳與國家政策、母性意識與工作職責、親情倫理與職業倫理……所有這些，圍繞著生育制度和生命情懷，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展現了姑姑難以言說的人生痛楚。而陳眉的代孕、小跑葬送了妻兒等事件，又將作家思考的鋒芒直指現實。莫言以“蛙”的旺盛繁殖而喻“娃”的控制出生，頗有反思的力度。在敘事上，作者盡管努力控制了一以貫之的話語激情，但是，用那種具有某些戲曲意味的敘事語調，向一個異國作家來訴說故事，我總覺得有些油滑，而少了真正的幽默。
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從民國一直敘述到現在，通過一種饒舌式的話語，展示了楊百順一家三代人從“出走”到“回歸”的過程，帶有很強的寓言色彩。不過，為了一句貼心的“知己話”，人物可以不顧一切地奔走和尋找，實在讓人費解。倒是那些鄉間的小人物，如賣豆腐的老楊，鐵匠鋪的老李，趕大車的老馬，剃頭的老裴，牧師老詹，不時的被敘述得十分鮮活，頗有意味。
曾維浩的《離騷》以一個叫王一花的女人異常妖嬈的一生，將隱秘而又尖銳的歷史，巧妙地附著在一個卑微的個體之上。它紛亂，堅硬，感傷，無奈，既有肉體的疼痛，又有靈魂的撕裂。在那里，幽暗的歷史，豐饒的人生，失控的命運，執著的情感……這一切，不斷地穿過一堵堵沉重的倫理之墻，在一個叫都梁的湘西小城，為“愛與美”舉行了一場超越時空的人生盛宴。廖琪的《茶道無道》則將中國人的茶性精神與深邃的傳統文化緊密地交融在一起，以茶喻人，又以人寫茶，通過淡泊高邁的茶人從容地穿過歷史風云，展現了傳統茶性精神特有的魅力。
現實倫理中的深度追問
對現實社會的關注，對底層民生的思考，一直是很多作家的敘事目標。盡管這方面的長篇，很多都不盡如人意，但在2009年，還是有少數作品給我帶來了內心的震動，尤其是劉醒龍的《天行者》和王躍文的《蒼黃》。
《天行者》圍繞著一個偏遠山區小學里幾位民辦教師的轉正問題，生動地展示了中國鄉村知識分子執著、堅韌而又質樸的精神品質，演繹了他們無奈而又無望的命運際遇，在揭示中國鄉土教育沉重與悲涼的同時，也傳達了作者對鄉土社會中文化啟蒙的尖銳反思。為了轉正，萬站長利用一些潛規則成功地當上了公辦教師，不料卻從此背負著沉重的精神枷鎖；為了轉正，明愛芬因寒冬涉河而癱瘓在床，當她拿到轉正表格時，終于溘然長逝；為了轉正，藍飛、張英才因自己的自私行為而飽受內心折磨；為了轉正，鄧有米差點鋃鐺入獄；為了轉正，余校長、孫四海、鄧有米等人曾各懷心思，最終又相互撫慰、相互支撐。
轉正既是他們心頭永遠的傷和痛，又是他們靈魂的試金石。他們并沒有因為轉正的無望而放棄啟蒙的責任，而是忍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屈辱和困頓，努力不讓學生失學，不讓別人說界嶺人“苕”，讓界嶺真正擁有自己的大學生?？梢哉f，劉醒龍以其非常熟悉的鄉村經驗，舉重若輕地書寫了一群掙扎在偏遠角落里的民辦教師的錚錚傲骨和君子之風，包括他們的愛與恨，執著與彷徨，堅韌與焦灼。
王躍文的《蒼黃》將敘事置于基層官場的內部，以烏柚縣縣委辦公室主任李濟運作為一個紐帶式的人物，生動地演繹了基層權力體系中的種種潛規則和人生悲喜劇。在那里，有自高自大且又附庸風雅、老謀深算而又不擇手段的“劉半間”；有老實本分而又奢望權力、因升官夢而最后發瘋的“劉差配”；有剛直清廉卻屢遭暗算、最后不得不自殺的舒澤光；還有紅黑通吃、變商為官、巧取豪奪的煤老板。而作為官場見證者的李濟運，更是被父母、兄弟、妻兒、老同學、老同事、老領導呼來喚去，疲于奔命；一切基層官場的人生百態，看似與他無關，卻又將他卷入其中，陰謀、陷阱、諂媚、背叛、欺詐，所有人性的惡，都在權力和金錢的刺激下四處蔓延，紛然呈現在他的眼前，使他無法回避和逃離。
小說以《墨子•所染》中的“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取為書名，明確地隱喻了權力對人性欲望的誘惑，具有強烈的警世意義。作者也正是通過近似于黑色幽默的反諷式敘述，由選舉到礦難到上訪再到舉報，對當下的社會生存提出了尖銳的反思和批判。
曹征路的《問蒼茫》以深圳一家臺資企業的工人罷工為契口，揭示了現代資本運作的吊詭與冷酷。雖然作品并不是特別深刻，但它成功塑造了一個處于各種利益沖突中心的常書記形象。一方面，他被女工當成了維護權益的“主心骨”，被老板當成了維持企業的“穩壓器”，被地方官員當成了吸引投資的“代言人”；而另一方面，他又只是一個被資本控制的工具符號，被權力用來彌補現實矛盾的“萬能膠”。同時在敘事上，他又成為揭開一切內幕的見證人。他左沖右突，與其說是為了維系千瘡百孔的資本運作，還不如說是展示了市場時代的現實困境。
除了宏觀的現實書寫之外，還有不少作家面對欲望化的生活，從人性深處進行了深度反思。像溫亞軍的《偽幸?！?、鐘求是的《零年代》、謝宗玉的《傷害》等，都是著眼于現代社會的新型倫理，從人物情感入手，以掙扎、逃離或變異的方式，揭示了現代都市背后的生存困境，也凸現了現代文明與個體幸福之間的失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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