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從它的前身全國文協成立之日算起，到現在已走過一個甲子風風雨雨的路程。60個春秋，中國作協一共開過七次代表大會。除1949年舉行成立大會時，我還是個青年學子，沒有跨進文學門檻外，后來幾次代表大會，我作為大會工作人員或大會代表，都是積極參與者和見證人。別的我不敢言“老”，要說“老作協”，也許我還可以勉強算上一個吧。
從我在幾次“作代會”上扮演的角色，也可從一個側面了解我在文學界“打雜”、跑龍套的經歷和在人生路上留下的幾個腳印。
第一次“作代會”即全國文協成立大會，是在中國革命取得基本勝利、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時刻，與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同時舉行的。那時，我剛從高中畢業，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初學寫作者，密切關注那次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學家、藝術家大團結、大會師的盛會。從報紙、廣播中獲悉毛主席親臨文代大會會場，對代表們說：“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于革命有好處，對于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毛主席的這番話，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不僅當時成了激勵我投身文學工作的動力；而且后來成了治療我的“打雜煩惱癥”的靈丹妙藥。每當我在文學界“打雜”遇到麻煩或不稱心如意的事情，我的耳邊就響起“人民需要你們”這一親切動人的聲音。它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說服我在“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這個崗位上堅持下去。
第二次“作代會”是在我國進入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新時期舉行的。那時我是一個從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剛滿一年的年輕干部。1952年冬，我的第一個上級嚴文井帶領兩個秘書——一個丁玲的秘書陳淼、一個原定給周揚當秘書的我，跨進作協大門，最早投入二次作代會的籌備工作，為改組全國文協為中國作協做準備。我作為創作委員會秘書，有幸在馮雪峰、邵荃麟、沙汀麾下，參與組織部分在京作家、批評家、文學界領導骨干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具體工作。兩個多月，圍繞四個專題，召開了14次學習討論會，我自始至終擔任討論會的記錄。學習結束后，我寫了一篇八九千字的《學習情況報道》，登在《作家通訊》上，為這次作為第二次作代會思想準備的學習，留下了一份備忘錄。對我個人來說，則好像上了一期文藝理論學習班，為我后來從事文學評論打了一點基礎。
第二次“作代會”是和二次文代大會一起舉行的。我和時任創委會秘書室主任的陳淼一起，擔任文代大會主席團秘書。我憑著那個寫明職務的胸卡，不僅可以到各小組了解討論情況，會后綜合整理出一篇《歷史估價問題和創造人物形象問題的討論》，為文壇留下一幀史影；而且得天獨厚，有機會參加大會主席團會、臨時黨組會，頻頻接觸文藝界領導同志。尤其令人難忘的是1953年10月4日那一天，毛主席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懷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見出席文代大會的全體代表。合影之后，毛主席面帶笑容，同代表們揮手告別，大家報以長時間暴風雨般的鼓掌和歡呼。我尾隨郭沫若、茅盾、周揚等大會主席團成員，送毛主席等到懷仁堂后門入口處。當毛主席走上臺階，回過頭來，再次揮手同代表們告別時，我就站在臺階下面，距離毛主席真是近在咫尺。可我竟沒有勇氣伸過手去，同毛主席握一握手。那時，我老實拘謹、循規蹈矩到了何等程度！至今想來，不禁撲哧一笑。
第三次“作代會”是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與四次文代大會一起舉行的。這是粉碎林彪、“四人幫”后，各路文藝大軍勝利會師的盛會。那時我歸隊已有一年。會前那一年，從春到冬，我參加大會籌備組文件起草組的工作，參與起草作協工作報告、修改作協章程，在大會前夜還趕寫了一篇《開幕詞》。脫離文學隊伍十多年的我，經過這一段補課，認真學習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特別是親耳聆聽了鄧小平同志《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感到心明眼亮了。
如今我的眼前還清晰地浮現出第三次“作代會”上，那些從牢房、牛棚、“五七干校”走出來的、闊別多年的作家相擁在一起的動人情景。掙脫了精神枷鎖的代表們在“作代會”上充滿激情、精彩紛呈的發言，不僅博得了到會代表熱烈的持久不息的掌聲，而且吸引了眾多的出席劇協、音協、美協等代表大會的代表來旁聽，一時傳為佳話。我當時擔任“作代會”簡報組組長，和組里的幾位同事，情緒亢奮，夜以繼日地趕寫簡報，反映作家們很久以來埋在心底的聲音。我還清晰地記得，“作代會”閉幕的那天，周揚同志到會就民主問題、團結問題講了話。周揚同志真誠地向在自己主管文藝工作期間受過錯誤批判、打擊的丁玲、陳企霞、馮雪峰、艾青、羅烽、白朗、陳涌、秦兆陽、劉紹棠等同志公開道歉。他的講話引起了強烈反響。我當即根據自己的筆記整理成《周揚同志講話摘要》，刊登在大會簡報上，為當代文壇留下又一幀真切的史影。
第四次“作代會”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的新形勢下舉行的，是一次以“大鼓勁、大團結、大繁榮”為目標的會議。那時，我進入作協領導班子——黨組已有兩年多。我滿懷熱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分工負責修改作協章程、選舉產生大會代表、提出新一屆理事會組成方案等工作。大會期間，我名副其實、獨當一面地挑起了副秘書長的擔子，大會小會，頻頻亮相，臺前幕后，馬不停蹄，一時成了一個大忙人。
這次代表大會的熱門話題是：堅持“雙百”方針，保證創作自由。我記得，這次大會后，包括我在內的十位作家一起會見中外記者。當外國記者提出中國作家有無創作自由、創作自由是否有各種框框這樣咄咄逼人的問題時，王蒙從容而輕松地回答：“任何創作只要不違犯法律，都將是自由的。”“如果一位作家寫了歌頌江青的作品，那就會受到公眾的嘲笑，他走在大街上，人們會朝他吐口水的。”他的敏銳、機智，贏得一片笑聲和掌聲。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的作協章程和我在大會上就修改章程所作的說明，也引起新華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等中外媒體的關注。外國報刊、通訊社都突出宣揚：“中國答應給作家創作自由”、章程規定“有自由可以描寫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不是像過去提倡的那樣只寫工農兵”、“敦促作家們大膽地開辟新天地”。有的朋友、同事見到“大會秘書長束沛德先生”的名字接連兩天出現在《參考消息》上，跟我開玩笑：“你成了新聞人物了！”
第五次“作代會”是在全面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背景下，與第六次文代大會同時舉行的，是文藝界繼往開來、迎接新世紀的盛會。這時我年屆65歲，早該“到站下車”了，只因等待班子換屆，拖延下來。我是當時作協班子里惟一參與過上次代表大會籌備工作的人，出于一種責任心，我不得不充當承前啟后、拾遺補缺的角色。大會期間，我又一次勉為其難地擔任副秘書長，并在大會上作關于修改作協章程的說明，以至一位領導同志也戲稱我為“章程專家”了。
第五次“作代會”期間，中央組織部一位負責人來會上傳達中央有關作協領導班子換屆的精神。他在講話中提到，我和另外兩位作協書記處書記，由于年齡偏大，不再進入下屆班子。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平靜而寬慰地面對這個期盼已久的決定。隨后，在選舉作協新一屆全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時，我出乎意料地以高票當選。這對搞了大半輩子文學組織工作的我，也算是一種肯定和鼓勵吧。我從中得到一絲慰藉。
第六次、第七次“作代會”召開之際，盡管我已從作協一線退下來，但一直還挑著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負責人的擔子，因此仍忝為大會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并在會上被推舉為全委會名譽委員。當然，我心里明白，主席團委員也罷，名譽委員也罷,都是一種安排，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真正重要的變化，是我順利地交了班，作為一名文學組織工作者，算是畫上句號了，從此可以按一種新的節奏、新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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