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來，大地上曾浮現過多少燦爛的文明、輝煌的城市、雄偉的建筑，還有在歷史的戲臺上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帝王將相。可是，一把火燒了，一場水淹了，留給后人的只有萋萋荒草、累累白骨、厚厚黃土。那些曾經招搖過市的人物和如雷貫耳的名字都如煙塵一般飄散，卻唯有當初充當背景的人群永存；曾幾何時，這人群被稱作“黎民”“蒼生”“百姓”，現如今則以“人民”統稱之。
偉人曾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當刀光劍影黯淡，鼓角錚鳴遠去，就連鐫刻在石頭上的記功碑銘也隨著時光的流逝漸漸漫漶不清，一代又一代人充當戰士、工匠、商販和農夫，父死子繼，創造過也毀滅過。他們可以推動歷史的車輪緩緩向前，卻無力左右自己的生活和命運，這或許是千百年來的歷史上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悖論。
類似的悖論并不少見。在我們流連于名勝古跡或博物館的櫥窗間，為古代輝煌燦爛的物質文明嘆為觀止的時候，可曾意識到那些雕梁畫棟、鐘鼎彝器都是出自寂寂無名的“人民”之手？當它們飽經歲月風霜的洗禮，或是湮沒于黃土中數百年后重見天日，因為成為“文物”而身價百倍千倍，甚至超出了“人民”的想象力時，人性深處那些被倫理道德壓抑的隱秘因素是否也會隨之蠢蠢欲動？
神秘與獵奇，還有對財富的渴望和“一夜暴富”的白日夢，或許這就是時下“盜墓”題材文藝熱潮的直接誘因。類型小說的熱銷與受追捧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著深刻的社會心理原因，值得嚴肅文學的作者們、特別是以彰顯現實主義和“人民性”為旨歸的作者們思考乃至借鑒。
作為一個始終對時代和現實保持著高度敏感的作家，繼兩年前在長篇小說《重新生活》中將當下社會普遍關注的“反腐”主題與“教育”話題相結合并取得成功之后，張平又創造性地在新作《生死守護》中將公安機關偵破盜掘文物大案設置為一條重要的情節線索。它與聚焦“反腐”、關注“民生”的主題相輔相成，作品所反映的社會關系因此變得空前復雜而廣闊，各色人等在其中穿梭行走，呈現出較作者以往作品更為豐厚、博大的總體性。也正因為如此，《生死守護》在近些年來井噴般涌現的同主題作品中得以凸現出卓爾不凡的質地。
《生死守護》的故事發生在一座千年古城龍興市。這是一座文物大市，“自唐代以來，歷經近一千五百年，并無大的戰亂，城內城外和兩山周邊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跡”；而老城區的地下更是埋藏著無盡寶藏，“要是來個大起底，把這里所有的地下文物全部發掘出來，龍興市將會是天下第一文物大市。”
然而，豐富文物所代表的輝煌歷史卻難掩當下龍興民生的窘迫。小說中數次提到龍興市最大的城中村棚戶區，聚居著一萬兩三千戶、四萬三千多人的二道河馬家園，地下居然就埋藏著大量的文物——“如果能讓這里的地下文物重見天日，那將是龍興市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事件，龍興市將名揚天下，譽滿九州。”“千年的龍興文化城”和眼前這個如巨大無比的蜂巢一樣的棚戶區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更不必提那座曾經擁有無數鎮寺國寶，現如今卻只存在于傳說中的通天寺了。
面對“宮闕萬間都做了土”的荒涼與無奈，古人曾感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是，這種發自古老封建時代的感慨，絕不應該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重現；更何況，那些幾代以來一直生活在棚戶區的礦工們“從小到大，依靠的是政府，相信的是政府。有困難的時候，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一定是政府，他們真心地認為，共產黨的政府，就是為窮人為工人農民撐腰說話辦事的政府”。因此，他們誠摯地相信市政府打通“龍飛大道”的規劃能夠帶動棚戶區的改造，相信幾代人的苦日子就要到頭了；而那個被市政府委以重任的龍飛大道工程總指揮辛一飛，也因此被他們視為“老百姓人人叫好的大清官”，他的名字成了一個“神一樣的存在”。
對此，也許會有人站在“啟蒙”的思想高地上非議存在于廣大民眾頭腦中的這種所謂的“清官意識”，但他們顯然忽略了一個沉重的事實：在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中國民間，在前現代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奇妙共存的當下中國社會，特別是在像“龍興市”這樣一座有著特殊歷史背景和復雜現實境遇的中國普通內陸城市，大概也只有“能人”和“清官”能夠以領頭羊的身份帶領廣大民眾走出生存困境；相反，那種脫離實際、虛空高蹈的現代性想象則無異于癡人說夢。況且現實中也的確有一股相當強大的勢力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以濫用公權力的方式謀取私利，甚至不惜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
在此意義上，需要有那種敢于“為生民立命”的“清官”和“能人”挺身而出，無論古今中外，無論哪個時代，這都是政治倫理的題中應有之意。
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境遇下的重大意義，其實在《生死守護》的開頭便說得再清楚不過：龍興市委市政府早就明白，龍興市要發展，只有下決心打通龍飛大道并建設龍泉機場；但在萬事俱備的條件下，唯獨沒有找到“干事的人”。而整部小說矛盾沖突的焦點，也就集中在這個“人”——工程總指揮辛一飛身上。從計劃破格提拔他開始，由于各方利益被觸動，原先潛藏于龍興市政壇的各種復雜矛盾逐漸浮上水面，最終激化成一場慘烈的絞殺。
小說描繪了從龍興市委決定抽調提拔辛一飛主持龍飛大道工程，到工程實施方案正式通過之間這短短一段時間內龍興市政治、經濟領域里掀起的驚濤駭浪，或者可以說是一場足以決定龍興市八百萬人民前途命運的重大戰役。這場戰役又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龍興市委市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圍繞著辛一飛“副市長”職務的任命而展開的搏斗，主戰場在市人大常委會的投票表決現場；后一個階段，則發生在辛一飛未能當選副市長，只能以市委常委兼工程總指揮身份領導工程建設的情況下，辛一飛與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幕后推手靳如海直接交鋒，其間還交織著龍興市文物局、公安局同文物大盜崔氏父子之間，以及知名網絡作家劉小江同黑惡勢力之間的斗爭。
在作者樸實而又充滿激情的敘述下，一張龐大而復雜的關系網在讀者面前緩緩鋪開，而辛一飛就是這張大網上的“綱”。幾條敘事線索齊頭并進，并不時以閃回和插敘的手法揭開人物背后不為人知的隱秘。
“反腐”是張平小說中一以貫之的主題，而“反腐”的最終目的，則是引發對“民生”持續且深入的關注。《生死守護》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腐敗事實是，整個龍興市的政壇，居然會有那么多人受到了以云翔集團董事長靳如海為代表的資本巨鱷的拉攏和腐蝕，并心甘情愿地為其充當利益代理人。小說中的另一個反派人物，文物販子、古墓大盜崔銘化為了達到自己謀劃多年的盜掘通天寺遺址的陰謀，不惜投資三個億、耗時近兩年開設“華臻投資管理公司”，并收購磚廠、煤窯來實施瞞天過海的障眼法，但他的投入與靳如海所把持的那個巨無霸級別的“商業帝國”比起來顯然是小巫見大巫。
靳如海在龍飛大道兩側孤注一擲地投入四十多個億布局，企圖以時間和規模來換取巨額利潤；而他的最大資金來源，居然是龍興市各級官員和他們的親朋好友為了解除“心頭大患”所轉移的不義之財。在此，我們看到了一種新型的“官商勾結”——以往那種簡單粗暴的行賄受賄方式早已落后于時代，靳如海“創造性”地將其發展為一種融資方式。他同那些官員們簽訂的投資合同看似對融資人（也就是自己的云翔集團）近乎苛刻，但實際上卻是以守為攻，為的是讓那些官員更安心、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運和云翔集團捆綁在一起。為此，他還總結出一條經驗：哪些領導的處境比較危險，告狀信比較多，他就把集資的主意打在哪些領導身上，為的是能夠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血肉相連，同舟共濟。
這種官商勾結的后果，導致了龍興市政治風氣的極度惡劣和政治生態的極端惡化。辛一飛的副市長提名原本已經由市委常委會決定并經省委批準，在提請共產黨員占多數的人大常委會討論和投票表決時，卻出現了常委們出爾反爾、臨陣倒戈、說一套做一套的情況，不僅導致辛一飛只差一票未能當選，也嚴重損害了黨、政府和人大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他們出于私利而對權利的濫用因此成為龍興市發展史上的一大恥辱。
在作者的筆下，辛一飛從一開始就被置于一種極端情境之中，好似在下一盤超快棋，對弈的雙方幾乎是略過了開局的試探便直接進入了中局的搏殺，稍有不慎便會導致滿盤皆輸。面對靳如海利用體制漏洞、暗中操縱投票這一殺招，龍興市委沉著應對，冷靜反思，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在堅持原則、維護憲法權威和程序正義的前提下，巧妙地用變通的方式化解了一場重大政治事故。而與對手機關算盡地掣肘使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辛一飛卻將個人的政治名譽和前途置之度外，建議省委不要派人來調查落選事件，為的是能讓大家把心思一心一意地放在龍飛大道工程上。這是一種“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式的悲壯和崇高，是魯迅先生所說的那種埋頭苦干、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中國的脊梁”。
正如前文所述，“文物”以及“3·18”盜掘文物大案在《生死守護》中成為重要的情節元素。這一元素的加入，不僅使故事的可讀性更強，也大大地深化了作品的主旨內涵，豐滿了人物形象。
在小說中，如何處理文物保護與城市發展、民生改善之間的矛盾，成為擺在龍興市委市政府、特別是辛一飛面前的一道繞不過的難題。辛一飛曾向市委書記田震說過，“這么多年，龍興市文物局除了搗亂，沒干過一件好事”，矛頭直指市文物局對城市建設的干擾。這一方面反映出辛一飛在事業上一往無前的闖勁，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龍興市文物局在執行文物政策上存在的問題。
作為一個癡迷于文物、并且在文物保護和開發方面的見解“要比文物局很多專家都強得多”的“文物大家”，辛一飛自然清楚文物對于龍興市的特殊意義。他的見解高明之處在于：首先，在他看來，文物保護不應該成為城市開發建設的制約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改善民生的建設項目上；其次，他認為“要是真正想保護這些地下文物，只能借助工程才有可能實現，才有可能讓這些文物得到最好的發掘和保護”。可以說，辛一飛的文物保護理念是先進的，完全符合“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他在吳浙縣縣長任上主持的老城堡開發項目，就是一個文物保護與開發利用并舉的好例子。
反觀以局長寧為善為代表的龍興市文物局，并不只是“觀念滯后”四字便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小說中有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在發掘通天寺遺址的問題上，寧為善的態度曾經有過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由主張全面盡快開發轉變為“暫不開發”“堅決不能隨意開發”。盡管作者沒有明言，但是從字里行間，讀者自然能體味出其中的微言大義——寧為善的突然轉向，十有八九也與靳如海有關；靳如海動用各種資源阻撓龍飛大道工程的實施，“保護文物”顯然是一個絕佳的借口。寧為善此舉除了給工程造成極大障礙、遲滯了龍興市民生的改善，還在無意中縱容了崔氏父子挖地道盜掘文物的罪行，甚至導致公安局副局長沈慧在偵破“3·18”大案過程中壯烈犧牲。
在很多人眼中，文物工作在政府工作中處于相當次要的位置，但即使如此，仍然會被無孔不入的勢力所侵入、腐蝕，人民政府的大廈和長堤，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潰于鼠洞和蟻穴的。在《生死守護》中，作者數次借主人公之口強調“這里的人早就不相信政府了”，“在龍興市的老百姓眼里，政府哪兒還有什么公信力？”其中飽含的憂慮和激憤，讀來令人動容。
張平為小說取題目為“生死守護”，辛一飛們“守護”的是人民的利益，也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在小說中，好友劉小江曾這樣給辛一飛留言：“你一定要站穩，一定要守住！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等我們垂垂老矣，再回望這個時代，只要有一句就足夠了：我們沒有辜負這個時代！”
古詩云：“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站穩立場和腳步，守住底線和初心，不辜負時代，不辜負人民，只有這樣，才真正無愧于“共產黨員”這塊“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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