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秋天不怎么像秋天,秋風也沒有瑟瑟之感,熱與熱鬧同在。今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從國家層面到社會各界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當年作家魏巍深入朝鮮戰場,寫出了著名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還有后來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東方》,再讀仍熱血沸騰,無限感慨。正在熱映的電影《金剛川》也是取材于抗美援朝戰爭中真實的故事。書寫英雄,為了紀念先烈,也為了警醒后人,愿烈士英魂長存,世界和平永在。
言歸正傳。
女真的《攝影師》(《鴨綠江》2020年第9期)以少年視角寫了一個從相見到離開,都并不算熟識的攝影師,攝影師把布娃娃掛在樹上、擺在鐵軌上拍攝照片,這些怪異的行為引起了少年的好奇心,但成人世界在少年澄澈的眼睛里,終究是蕪雜而又神秘的,結尾攝影師到底因為什么被打傷,傳言終究不可信,攝影師他是誰,為了誰,他去了哪里,都成了一個懸念,少年的“想當攝影師”的夢想終于沒敢說出口,或許不經意間少年的心靈就被戳破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傷口。同期發表的另一篇《盜竊者》,女真在很短的篇幅里,寫了一個很大的故事。故事之大不在于大人物、大命運、大結構,《盜竊者》大在了人心,小店店主幫助完成一個兒子的囑托,在患老年癡呆的母親來店里拿東西時,不要驚動,更不要以為盜竊。店主認出了這個“兒子”是個少管所的管教,他曾在少年時代受過他的“管教”。在管教晚上來為老母親結賬離開時,店主喊了聲“管教”。三十幾年過去了,少年已中年,管教已老年,店主這一聲喊,是對不堪回首少年時代的釋然,又何嘗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喊者無心,聽者有意,管教母親再也沒來過,管教也沒再露面,因為什么,是不是管教帶走了母親,或是采取了什么辦法不叫母親再來,作者沒有交代,像《攝影師》一樣,留下了一個懸念,管教復雜的表情與店主復雜的心情一樣,都是人心的復雜,復雜是另一種形式的深邃和廣闊。
一個短篇,三個故事,七八個人物,曉寒的《街坊鄰里》(《中國鐵路文藝》2020年第9期)寫出了點《俗世奇人》的味道,當然,馮驥才先生的小說里的“蘇七塊”、“泥人張”、“刷子李”們人奇事奇,《街坊鄰里》沒有奇人奇事,要說有點奇人味道的便是“六丫頭”,這個少年時代不幸斷腿的女孩,在鐵路小區長成了“假小子”,有了點“混混兒”的意思。六丫頭的成長經歷折射出了一代人的成長史,讀來仿佛回到了那個物質貧乏,但野天野地的少年自由年代,這一個故事里的老楊,骨子里有些執拗,是那個年代集體性格的一員,二十年后讓六丫頭回來同住,冰融雪化,他的骨子里對六丫頭的愛一直都在,父女天性,哪有解不開的仇疙瘩,一時賭氣轉不過彎罷了。樊叔和稽伯伯這兩個人物寫得不如六丫頭出彩,性格屬于不溫不火不疼不癢的類型,他們的良善、樸實、憨厚,還有不甚講究的生活,都涂抹成了我們的父輩們集體的臉譜,蘇姨、樊嬸、稽斌等等,都有我們身邊人的影子。這個短篇小說三個故事,也可以看作三個小小說,就像三顆石子投入池沼,各自蕩著漣漪,波瀾微驚,亦是風景。
文學新人羽瞳本季度發表了《枕木》(《滿族文學》2020年第4期),劉師傅把女兒當男孩養,劉若男也有了男孩性格,不論性格養成過程和人物形象本身,都和前面曉寒《街坊鄰里》里的“六丫頭”有幾分相像。幾分相似之外,也各有各的不同。劉若男和男同學打架不含糊,但這個外表假小子的女孩,內心依然生長著女孩的柔軟。張樾是劉師傅的徒弟,因為有當兵經歷而被劉師傅特別關照,張樾幫著劉若男解除了幾次“打架危機”,也了解了劉若男的家庭和這個女孩的內心,大雨之夜偶然的青春躁動戛然而止,似鐵釘敲鑼,未有余音便被大手捂住鑼面,只成一聲短促的金屬撞擊。小說帶來的對于教育、婚姻、家庭的反思,時不時會叫人隱隱作痛。
白小川的《高樓香雞》(《歲月》2020年第7期)從一頓老朋友的飯局寫起,把一個車間里的幾個同事之間的恩怨,通過碎片化的回憶寫出來。隨著往事一起逝去的除了青蔥歲月,還有“傻啦吧唧”的青春激情。這些逝去的看似脆薄發黃已經撿拾不起,一旦打開記憶的閘門,依舊氣息撲面。就如鐵西老店里的高樓香雞,總有它的老食客熟悉著它的味道。白小川寫到的這些看似逝去卻暗自在記憶深處發酵的,誰沒有一些呢?這也正是這篇小說的“共情”所在。除這篇小說之外,本季度白小川的小小說《風箏》被《小說選刊》第7期轉載,《海燕》第8期還發表了他的小小說《每一個故事都是童話》。
薛雪本季度有兩篇短篇小說發表。《雪夜》(《福建文學》2020年第9期)講述了一個叫素芳的女人,為了掙錢貼補家用,在省城人家當保姆。女保姆照顧老男人,這樣的關系在老男人的子女中間,會產生什么樣的猜疑和矛盾是可想而知的。素芳不像敏姐,她是個踏踏實實當保姆的,沒有“壞心”惦記著老男人的錢財。因為子女的猜疑素芳被迫又一次離開雇主家,在寒夜無處投奔之際,忽然想起了回家看看,跟丈夫也有一年沒見了,結果在雪夜敲開家門時,丈夫和另一個女人睡在一起,素芳在雪夜再一次離開了家,回不回雇主家成了素芳在雪地上糾結的難題。單論故事來說,并不算出彩,也沒有特別出乎意料的故事發生,即便素芳回到家里,男人和陌生女人“扯淡”,也并不算意外。但小說還是寫出了信任、養老、性缺失、老年孤獨等等諸多社會問題,小人物的辛酸讀來令人心酸。《年關》(《天津文學》2020年第7期)里的小老板鄒平,在窮鄉親面前是羨慕而仰望的,然而他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小說寫出了如鄒平這樣的小包工頭普遍的困境,農民工在鄒平面前處于弱勢,鄒平在大老板面前也是弱勢。大老板拖欠他的工程款,他卻不想拖欠民工的血汗錢。鄒平的仁義無關道德,這應該是天經地義,鄒平只是沒有讓仁義失落,他守住了最后的良善和底線。在利益面前,對比之下,典當行老板和二業子顯得不夠仗義,但他們二人是否關乎道德真不好說,在市場大潮之下,利益至上是商人的本性,典當行老板和二業子也沒有傷天害理,或者說他們沒有義務成為慈善家,為鄒平去解燃眉之急,我們用道德的標尺去衡量,似乎也有不妥。這正是這篇小說的寬闊之處。關注小人物的悲喜命運,是薛雪的小說的特點,他筆下的小人物隨處可見,或許是我們的兄弟親人,有時也是我們自己。
劉國強是以報告文學寫作見長的作家,剛剛以《羅布泊新歌》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本季度他發表了小小說《招手》(《海燕》2020年第7期),患癌癥的柳麗在精神病醫院附近住下,每周探視兒子,后來為了讓兒子每天見到自己,跟兒子約定在遠處穿紅衣向兒子招手,兒子在玻璃那里喊媽媽。柳麗去世后,九年了,柳麗站的地方,總會有一個紅衣女人招手,兒子徐冬每天都能無聲地喊媽媽。小說沒有交代替代柳麗的招手的紅衣女人是誰,我相信是一個也是多個,這也是小說處理最妙的一筆。好小說就是這樣的,他總能讓讀者剔除了一切技巧元素之外,依然能觸動最敏感最柔軟的神經,技巧對于寫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形象與情感應該成為文學最飽滿的內核。
本季度我省短篇小說發表數量不多,期待著在下一季度述評時,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短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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