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秋天不怎么像秋天，秋風也沒有瑟瑟之感，熱與熱鬧同在。今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從國家層面到社會各界開展了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當年作家魏巍深入朝鮮戰場，寫出了著名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還有后來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東方》，再讀仍熱血沸騰，無限感慨。正在熱映的電影《金剛川》也是取材于抗美援朝戰爭中真實的故事。書寫英雄，為了紀念先烈，也為了警醒后人，愿烈士英魂長存，世界和平永在。
言歸正傳。
女真的《攝影師》（《鴨綠江》2020年第9期）以少年視角寫了一個從相見到離開，都并不算熟識的攝影師，攝影師把布娃娃掛在樹上、擺在鐵軌上拍攝照片，這些怪異的行為引起了少年的好奇心，但成人世界在少年澄澈的眼睛里，終究是蕪雜而又神秘的，結尾攝影師到底因為什么被打傷，傳言終究不可信，攝影師他是誰，為了誰，他去了哪里，都成了一個懸念，少年的“想當攝影師”的夢想終于沒敢說出口，或許不經意間少年的心靈就被戳破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傷口。同期發表的另一篇《盜竊者》，女真在很短的篇幅里，寫了一個很大的故事。故事之大不在于大人物、大命運、大結構，《盜竊者》大在了人心，小店店主幫助完成一個兒子的囑托，在患老年癡呆的母親來店里拿東西時，不要驚動，更不要以為盜竊。店主認出了這個“兒子”是個少管所的管教，他曾在少年時代受過他的“管教”。在管教晚上來為老母親結賬離開時，店主喊了聲“管教”。三十幾年過去了，少年已中年，管教已老年，店主這一聲喊，是對不堪回首少年時代的釋然，又何嘗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喊者無心，聽者有意，管教母親再也沒來過，管教也沒再露面，因為什么，是不是管教帶走了母親，或是采取了什么辦法不叫母親再來，作者沒有交代，像《攝影師》一樣，留下了一個懸念，管教復雜的表情與店主復雜的心情一樣，都是人心的復雜，復雜是另一種形式的深邃和廣闊。
一個短篇，三個故事，七八個人物，曉寒的《街坊鄰里》（《中國鐵路文藝》2020年第9期）寫出了點《俗世奇人》的味道，當然，馮驥才先生的小說里的“蘇七塊”、“泥人張”、“刷子李”們人奇事奇，《街坊鄰里》沒有奇人奇事，要說有點奇人味道的便是“六丫頭”，這個少年時代不幸斷腿的女孩，在鐵路小區長成了“假小子”，有了點“混混兒”的意思。六丫頭的成長經歷折射出了一代人的成長史，讀來仿佛回到了那個物質貧乏，但野天野地的少年自由年代，這一個故事里的老楊，骨子里有些執拗，是那個年代集體性格的一員，二十年后讓六丫頭回來同住，冰融雪化，他的骨子里對六丫頭的愛一直都在，父女天性，哪有解不開的仇疙瘩，一時賭氣轉不過彎罷了。樊叔和稽伯伯這兩個人物寫得不如六丫頭出彩，性格屬于不溫不火不疼不癢的類型，他們的良善、樸實、憨厚，還有不甚講究的生活，都涂抹成了我們的父輩們集體的臉譜，蘇姨、樊嬸、稽斌等等，都有我們身邊人的影子。這個短篇小說三個故事，也可以看作三個小小說，就像三顆石子投入池沼，各自蕩著漣漪，波瀾微驚，亦是風景。
文學新人羽瞳本季度發表了《枕木》（《滿族文學》2020年第4期），劉師傅把女兒當男孩養，劉若男也有了男孩性格，不論性格養成過程和人物形象本身，都和前面曉寒《街坊鄰里》里的“六丫頭”有幾分相像。幾分相似之外，也各有各的不同。劉若男和男同學打架不含糊，但這個外表假小子的女孩，內心依然生長著女孩的柔軟。張樾是劉師傅的徒弟，因為有當兵經歷而被劉師傅特別關照，張樾幫著劉若男解除了幾次“打架危機”，也了解了劉若男的家庭和這個女孩的內心，大雨之夜偶然的青春躁動戛然而止，似鐵釘敲鑼，未有余音便被大手捂住鑼面，只成一聲短促的金屬撞擊。小說帶來的對于教育、婚姻、家庭的反思，時不時會叫人隱隱作痛。
白小川的《高樓香雞》（《歲月》2020年第7期）從一頓老朋友的飯局寫起，把一個車間里的幾個同事之間的恩怨，通過碎片化的回憶寫出來。隨著往事一起逝去的除了青蔥歲月，還有“傻啦吧唧”的青春激情。這些逝去的看似脆薄發黃已經撿拾不起，一旦打開記憶的閘門，依舊氣息撲面。就如鐵西老店里的高樓香雞，總有它的老食客熟悉著它的味道。白小川寫到的這些看似逝去卻暗自在記憶深處發酵的，誰沒有一些呢？這也正是這篇小說的“共情”所在。除這篇小說之外，本季度白小川的小小說《風箏》被《小說選刊》第7期轉載，《海燕》第8期還發表了他的小小說《每一個故事都是童話》。
薛雪本季度有兩篇短篇小說發表。《雪夜》（《福建文學》2020年第9期）講述了一個叫素芳的女人，為了掙錢貼補家用，在省城人家當保姆。女保姆照顧老男人，這樣的關系在老男人的子女中間，會產生什么樣的猜疑和矛盾是可想而知的。素芳不像敏姐，她是個踏踏實實當保姆的，沒有“壞心”惦記著老男人的錢財。因為子女的猜疑素芳被迫又一次離開雇主家，在寒夜無處投奔之際，忽然想起了回家看看，跟丈夫也有一年沒見了，結果在雪夜敲開家門時，丈夫和另一個女人睡在一起，素芳在雪夜再一次離開了家，回不回雇主家成了素芳在雪地上糾結的難題。單論故事來說，并不算出彩，也沒有特別出乎意料的故事發生，即便素芳回到家里，男人和陌生女人“扯淡”，也并不算意外。但小說還是寫出了信任、養老、性缺失、老年孤獨等等諸多社會問題，小人物的辛酸讀來令人心酸。《年關》（《天津文學》2020年第7期）里的小老板鄒平，在窮鄉親面前是羨慕而仰望的，然而他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小說寫出了如鄒平這樣的小包工頭普遍的困境，農民工在鄒平面前處于弱勢，鄒平在大老板面前也是弱勢。大老板拖欠他的工程款，他卻不想拖欠民工的血汗錢。鄒平的仁義無關道德，這應該是天經地義，鄒平只是沒有讓仁義失落，他守住了最后的良善和底線。在利益面前，對比之下，典當行老板和二業子顯得不夠仗義，但他們二人是否關乎道德真不好說，在市場大潮之下，利益至上是商人的本性，典當行老板和二業子也沒有傷天害理，或者說他們沒有義務成為慈善家，為鄒平去解燃眉之急，我們用道德的標尺去衡量，似乎也有不妥。這正是這篇小說的寬闊之處。關注小人物的悲喜命運，是薛雪的小說的特點，他筆下的小人物隨處可見，或許是我們的兄弟親人，有時也是我們自己。
劉國強是以報告文學寫作見長的作家，剛剛以《羅布泊新歌》獲得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本季度他發表了小小說《招手》（《海燕》2020年第7期），患癌癥的柳麗在精神病醫院附近住下，每周探視兒子，后來為了讓兒子每天見到自己，跟兒子約定在遠處穿紅衣向兒子招手，兒子在玻璃那里喊媽媽。柳麗去世后，九年了，柳麗站的地方，總會有一個紅衣女人招手，兒子徐冬每天都能無聲地喊媽媽。小說沒有交代替代柳麗的招手的紅衣女人是誰，我相信是一個也是多個，這也是小說處理最妙的一筆。好小說就是這樣的，他總能讓讀者剔除了一切技巧元素之外，依然能觸動最敏感最柔軟的神經，技巧對于寫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形象與情感應該成為文學最飽滿的內核。
本季度我省短篇小說發表數量不多，期待著在下一季度述評時，能看到更多更好的短篇佳作。
贊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