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三季度，迎來長夏，轉至初秋。傲慢的陽光、陰鷙的烏云、瘋狂的暴雨、驃悍的雷電，催促紛紜萬物野蠻生長。突然，一絲清涼的風兒在立秋那天如約而至，開始悄悄蠶食持續的燠熱。遼寧的中篇小說，也仿佛經歷了夏的熱烈，走進秋的沉靜。
傳統文化的斷與續
老藤的《朱砂》（《長江文藝》2020年第8期，《小說選刊》2020年第9期轉載）是一篇關于“父與子”的小說。小說借一個人物之口引用弗洛伊德的名言：父子斗爭是人類歷史的一種恒常現象。的確如此——小說一開頭，就是兒子做了一個弒父的夢，醒后感到莫名的不安。從這一夢開始，引出后面父子冷戰、熱戰、間諜戰……小說中的父子，是秉持不同藝術觀、奉行不同人生觀的畫家。正像南唐徐熙和西蜀黃筌素不相能、荷蘭梵高和法國高更齟齬失和，這對同行父子也是一對冤家，何況他們隔絕在深深代溝兩畔。父親艾成子用朱砂作畫，恪守中國傳統；兒子艾瑞克則是一個現代派，“在馬身上畫人頭，人的兩條腿嫁接在牛身上，讓葡萄藤結出南瓜。”父親希望兒子繼承他的技藝，兒子卻認為父親的朱砂畫沒有未來。父親喜歡茶，精通茶和茶的文化，兒子喜歡咖啡，認為茶也好，咖啡也好，不過是兩種不同的飲料罷了。兩人在藝術觀念、生活觀念上幾乎完全沒有交集，以至于兒子注冊結婚也不征求老父親的同意，而且要在畫展上安排婚禮。兩個人在各自的作品中表達著對對方的不理解、不滿意——父親畫鐘馗捉妖來暗示對兒子的黑人女友的不滿，兒子用無面孔的國字臉反映他心中“我的父輩”。小說以父子二人的畫作在國際拍賣行上的“反轉”作為高潮——兒子通常作品暢銷，可他此次作品卻流拍，父親的朱砂畫在市場上一直不溫不火，這回則拍出了拍賣行上的最高價。當下藝術界的觀念和現狀，在小說中有生動、深入的體現。艾成子和艾瑞克關于藝術的論爭，令作品具有思辨的氣質。小說中的人物真實可感——艾成子的固執、自信又略帶落寞，兒子艾瑞克的直率、單純又自負，兒子女友、非洲姑娘卡姆貝對中國文化的好奇與不解，經紀人燕子的誠懇、聰慧、善解人意，都刻畫得栩栩如生。難能可貴的是，小說傾向于維護藝術尊嚴的父親的觀點，深入批判市場規則左右藝術標準的現象，卻沒有把人物隔絕于世俗的標準之外——促使兒子重新看待父親所堅持的一切，是兒子信奉的“上帝之手”，也就是市場的力量，可謂“解酲以酒”，而這一點，又不是為父親的刻意所為。小說結局的現實可能性，不僅來自作者對“父親”數十年始終如一堅持藝術理想的贊賞，還因全球藝術市場多元化趨勢的增強，以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不斷擴大。當然，“父親”并不是一個“為理想而斗爭”的概念化人物，一段刻骨銘心的情史，把這個人物拉回飲食男女的世界，讓讀者看到一個情感豐富、內心復雜的藝術家形象。
與《朱砂》一樣，徐鐸的《魚模》（《鴨綠江》2020年第8期），也涉及到傳統文化的繼承問題，只是《朱砂》是美術，有點“陽春白雪”，《魚模》是廚藝，有些“下里巴人”。不過，這“下里巴人”具有熱烈的人間煙火氣，帶著元氣充沛的民間智慧。所謂魚模，是傳統民間的魚形木雕，其用途，是無力置辦豐盛酒席的人家為了撐門面、講禮儀用它替代真魚放在餐盤中。小說講述了民國以來四代廚師的故事，用魚模這樣一個傳統小物件串起戰爭與和平、饑饉與富足、傳統與現代、懷舊與遺忘。第一代廚師龐子財，帶著山東老家的魚模來到還是日占區的金州謀生。他用魚模在日本人“經濟統制”期間為八十歲老人辦體面的壽宴，讓聞風而來的日本人自取其辱；他還因用魚模作幌子在女兒“百歲宴”上烹制真魚招待客人而被日本人抓去坐牢。他的魚模還在五六十年代出盡風頭，讓歐洲記者產生誤會，把它的照片作為真正的菜品刊登到國外的畫報上。從第二代廚師開始，魚模的實際功能漸漸消退，更多的是作用中喚起歷史記憶——日占時期日本軍政署長河野占男的后人與龐子財后人之間的故事也由此展開。這篇小說運用嫻熟的傳統敘事技巧，把“魚模”貫穿于整個小說中，不造作不突然，構成亮點和高潮。小說前部具有傳奇色彩，后面的情節發展，對于忘掉歷史、遺棄傳統的第三、四代人不動聲色的譏諷，使小說具有一種反思的氣質、批判的深度。
知識分子的愛與怕
馮一又《閉眼影樓》發表于《作家》2020年第9期。這是一篇從標題開始就讓人覺得有些非同尋常的小說。攝影專業教授“聞老師”從大學退休，被同事拉去與商業影樓合作，擔綱攝影師。這位年紀不小的攝影師俏皮、機智，玩世不恭，說話愛帶臟字兒。顧客常被他的幽默帶到一種放松自然的狀態，然后在他的鏡頭里留下最美的瞬間。他喜歡交朋友，不管大學校長還是學校保安，他都一視同仁。他能在很短時間便獲得他人的好感、敬重。他招人喜歡，尤其招女性喜歡，方老師、助理喬影這樣的紅顏知己或得力助手，讓他的生活豐富多彩。在影樓工作期間，他還遇上了一個心儀的女人，一次婚外戀不期而至……從一個方面看，《閉眼影樓》不是一篇后現代風格的先鋒作品，因為它有合乎邏輯的情節發展，有傳統手法對人物的塑造；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傳統小說——它沒有鮮明、激烈的矛盾沖突、核心事件。它仿佛賈樟柯的某些電影，以紀實的方法還原生活的瑣屑、飄忽和偶然。小說不是關注戲劇性的矛盾，而是著眼于一連串轉瞬即逝的情緒、感悟。吊詭的是，當這篇小說走向結尾，讀者會在作者的敘事語言和人物對話中產生一種荒蕪、蒼涼的感受——這個永遠、到處有著好人緣的聞老師，實際上與整個外部世界疏離隔膜。他的俏皮機智不過是一種隔絕外部世界的厚厚盔甲。他似乎與很多人熟悉，能與很多人喝酒聊天，但沒有哪一個能走進他的心靈深處，帶給他真正的慰藉。他以妻子為拍攝對象創作了很多作品，甚至還成功舉辦過一次展覽，但他們彼此很難相處，最后走向離異。他與一個女人相愛，又只能凄然分手。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缺少集中矛盾、緊張沖突的作品以快速的敘事節奏和頻繁的場景轉換來獲得特別的效果，并且大量采用對話，有電影劇本的特征。至于影樓為什么命名為“閉眼”，讀者可以在作品中尋找答案，而且一定不會滿足于表面化的答案。
女真的《跟梨花說》，與《閉眼影樓》一同發表在《作家》2020年第9期上。如果說《閉眼影樓》用熱鬧中的冷峻反映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那么《跟梨花說》，則以一種微妙的筆觸刻畫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無法承受的精神重壓。“跟梨花說”，這個帶有詩意的題目，實際上一點也不詩意。因為女主人公喬姐，一位曾經的電視臺女主持人，現在的大學老師，雖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令人羨慕崇敬的成功女性，在內心深處，卻有很多破解不開的疙瘩、糾結、障礙。她有電視行業式微后的職業失落，有在學校中不被學生理解的煩惱，有更年期生理變化帶來的失眠、焦慮，這些構成了她精神危機和神經脆弱的底色，但還不至于致命。壓倒她這疲憊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對丈夫的擔憂——作為電視臺領導，他是一個有秘密的人。小說的結尾，透露出“喬姐是被嚇死的。”——這個結論似乎有些簡單，但細細琢磨，又不無道理。而“跟梨花說”，是喬姐無法將自己的苦惱向人傾訴，只好講給北陵公園中的一棵梨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篇反腐題材的小說。但是，作者沒有從正面著手，而是以第一人稱的旁觀者來敘述整個事件。“我”和丈夫是喬姐一家的多年好友，“我”也是在喬姐最后歲月中與她走得最近的人。女真用女性特有的細膩，不僅刻畫出自己的心理活動，也展現出喬姐的形象和心理狀態。作者把“我”安排在一個與喬姐不遠又不近的關系狀態中，這樣，既可以細致“觀察”，又不能真正的了解真相，讓人物和事件迷離恍惚，甚至“跟梨花說”這個核心細節，也是“我”事后的想象。其實，作者無意讓小說落實為一個“案例”，而是著意凸顯女主人公精神枷鎖的沉重。而這正是文學的長處、文學的任務、文學的特權。此外，這篇小說的一個重要特色的是緊貼現實。小說中出現了2020年的疫情，很多情節都是圍繞著這個當代背景展開的。小說情節發展中的地點，對作者生活的城市沈陽，如北陵公園、省博物館、文化路立交橋、五里河體育場等等，都有涉及。這種“假事”放在真實時空中的手法，賦予人物和情節一種假定的真實感。小說當然是虛構的產物，但同時也是作者個人經驗的真實記錄。隨著時光流逝，多年之后，就像我們現在想不起幾十年前某個歷史時期的個人經歷一樣，新冠疫情也許會被人淡忘，那時女真小說中描寫、刻畫的生活細節和心理感受，就會具有另一種價值。
純真歲月的冷與暖
與《閉眼影樓》、《跟梨花說》這種緊貼現實的作品不同，力歌的《那年的列車》（《芒種》2020年第7期）和韓光的《涼州詞》（《橄欖綠》2020年第4期），是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純真年代的深情回望，充滿懷舊的氣息。《那年的列車》是以八十年代初鐵路工作、生活為背景描寫的一曲“列車戀歌”。電務段通信檢修所的通信工劉建平喜歡上了廣播室的列車員趙薇。趙薇是個漂亮姑娘，來到廣播室，是因為當列車員時，有些鐵路工程的通勤職工專門到她值乘的車廂“搗亂”……劉建平找到自己的熟人楊明，謊稱趙薇是她表妹，讓楊明通過關系教訓一下那幾個搗亂的通勤職工……楊明是中專生，在單位很受重視，而劉建平志向更遠大，他要考大學……小說情節富有時代特色——綠皮火車，趙薇的紅紗巾、系著鞋帶的絨布工作鞋、的確良滌綸布藍色鐵路服，地方糧票，糧食關系，拿出書本學習就能讓美女頓生好感，戀人之間拉拉手都怕熟人看到……所有這些細節在小說中，彌漫成一種氣氛，一種漸漸消逝于往昔歲月中的氣氛。這種氣氛，讓無果的青澀愛情深沉而憂傷。劉建平考上了大學，而趙薇在車站摔了一跤，臉上留下一道疤痕，于是主動提出與男友分手為了保留自己在他心中的美好形象，。她不去與他見面，而是寫信給他，還托人幫她撒謊，說她“又有了別人”。這篇小說語言平實質樸，用一種沉穩的筆致描繪當時看似平靜、實則洶涌的生活之流。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除了男女主人公之外，諸如廣播室里李姐熱心善良，喜歡引用古詩；師傅愛徒如子、性格直爽，又有些大老粗的習慣；中專畢業生楊明喜歡吹牛，自視甚高，喜歡有高人一等的感覺……都用墨不甚多，卻活靈活現。小說結尾寫劉建平在大風沙里坐著驢車到車站，有近百號人送行，獨不見趙薇。“李姐沒有告訴他，此時的趙薇蒙著紅色的紗巾，站在跨越鐵路線的天橋上，含著悲愴的淚水，正在遙望著簇擁的人群將劉建平送上車。”——一平實質樸的敘述，沒有花哨的煽情，卻有一種動人的力量。
韓光的《涼州詞》里面有一位指導主人公寫作的海老師，他認為寫作一定要“有感而發”，他眼中的好文章，是“有真情實感的”文章，“只有感動自己的東西，才能打動別人。”——這是一個很平常的文學理念，絕不稀奇，毫不玄妙，但是，真正能做到，卻并不容易。《涼州詞》作為一篇熔軍旅題材、成長元素、農村生活、勵志色彩為一爐的小說，雖不見得如何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起碼做到了“有感而發”。正因為做到這一點，它才能真正地“打動別人”。應當說，《涼州詞》的語言與《那年的列車》一樣，都是質樸無華的，它們的情節發展、敘事節奏，也并不迅疾、緊湊，而是平緩、悠長。小說中的“我”是一個普通的農村青年，高考落榜后，通過自身的努力考上民辦教師，在報上發表了文學作品，后來又當上了兵，走出了一片人生新天地。這樣的題材，當年不少從農村入伍的青年都有類似的經歷，并不稀奇。但是，作者把“我”的農村生活細節、心理狀態和人生重要節點上的思想矛盾寫得誠摯感人，就讓這種“平常”變成了一種溫暖。小說中寫“我”和兩個弟弟壘壩抓魚，挖野菜，吃黑紫色的“天天”，找到兩只大甜瓜不忘給父母帶一只回去，既有妙趣，又體現出“我”這個從就懂事的長兄的為人。小說中還寫“我”接受海老師的建議，結合教學搞創作，用文字“畫”出每名學生的形象。我的這種“作品”不僅受到學生歡迎，而且無意中得到了后來部隊征兵干部的青睞。這樣的細節和事件，都令讀者感到善行得到好報的舒暢。小說中重要的角色，是“我”的父親。這個普通的農民，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重視教育，富于遠見，行事果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1978年恢復高考后就給“我”和兩個弟弟“開會”：“油瓶子倒了，都不用你們扶，你們只管學習。”“我”高考落榜后意志消沉，在父親鼓勵和督促下，才打起精神復習功課，通過考試成為代課老師。甚至“我”被選去當兵，最后的決定，也是在父親的勸導下做出的。作者塑造的這個父親形象，文化不高，卻有主見，有智慧，與兒子打交道，循循善誘，能用他的細心、堅強、執拗來表達他發自內心的舐犢之情。作者采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我”的心理活動描寫就比較多。與《跟梨花說》一樣，“我”的心理活動真實可信、十分細膩。比如“我”被征兵干部看中，卻又顧慮家中的境況，對未來報考軍校沒有信心，“我”寫道：“請不要笑話我目光短淺。一個幾乎在封閉的農村里長大，沒有見過多大世面的人，不腳踏實地，遇有任何打擊可能都是致命的，因為輸不起，只得處處小心翼翼精打細算。”這樣的心理描寫，符合人物身份地位，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很實在，不虛假，因此能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
本季度中篇小說，還有馮巖在《遼河》2020年第7期上發表的《東關街》。這篇小說講述1895年從山東鄉下闖關東的一家人在大連繁華商業區“東關街”謀生、立足的故事，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旅順屠殺中國人的暴行。這篇小說在開頭的部分描述剛剛下船的一家人被抓勞工的日本軍警沖散，場面生動，氣氛緊張，將感慨議論融入敘事，細致逼真：“清晨下船，孩子們似乎還未清醒，日本人的馬隊就橫沖直撞，蘇琦櫻和蘇瑾櫻拉著母親的手在塵土飛揚的那一刻松開了，再不松手，四個人隨時會變成馬蹄下的肉泥，……馬蹄濺起的灰塵淹沒了四個人，也淹沒了她們逃難那一刻的人生。”日本馬隊想把一個年輕人抓去當勞工，開槍打死了新婚媳婦，后來又把他打成重傷:“他昏死在地上，他的右手伸出很遠，朝著女人的方向伸著，可是男人和女人在地面的距離就是他們陰陽兩界的距離，他們的愛情在下船祈盼幸福的時刻畫上了句號。”“年輕人蘇醒過來后一動不動地看著遠方，眼里沒有眼淚。”寫得十分沉痛，具有強烈的畫面感。但遺憾的是這篇小說后面沒有將開頭部分的文勢氣韻延續下去，情節發展不夠充分，矛盾沖突較為平淡，人物性格的刻畫也不夠鮮明，結尾有些倉促，讓整個中篇小說有一種長篇小說第一章的感覺。一個不能不提到的問題是，小說背景發生在1895年及此后幾年，作者的敘述，不應出現超越時代的事物和21世紀才流行的語言。比如“蘇老爺子”回想起失去的孩子，“就像過電影似的”——這句話除了較為平淡之外，時代感也不對。盧米埃兄弟1895年12月才在法國發明電影，同一時間，1895年10月，一個山東農民在中國大連的思緒萬千就用“過電影”來形容——顯然有些不恰當。雖然這是作者的敘述語言，但也是對其心理活動的描寫，還是應當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又如“蘇老爺子”要在這里重新“打拼”，重建美好家園；他還要看看這座城市的“經濟情況”；一家人都有明白，這是他們賺的“第一桶金”……這種“超前”的語言雖然不是很多，但給作品帶來一種不真實的感覺，使語言與人物脫節、隔膜。寫作歷史題材作品，作家應當時刻注意不要出現歷史方面的“硬傷”。像托爾斯泰為寫《戰爭與和平》親赴波羅金諾舊戰場考察地形，王安憶為寫《長恨歌》對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上海的生活風尚、服飾器物進行大量嚴謹的研究，都是值得稱許的榜樣。
遼寧第三季度的中篇小說，走在平穩上升的道路上。《朱砂》的父子論爭，《魚模》的世事變遷，讓人思索傳統文化當代的前行之路；《閉眼影樓》里“老頑童”表面上玩世不恭，實際上與《跟梨花說》中的“喬姐”一樣有內心的失落；《那年的列車》用凄美的曲調吟唱人類面對無常命運的脆弱無助，而《涼州詞》又證明渺小的個體如果敢于以頑強、堅韌的努力與命運抗爭，“賭乾坤于俄頃、校殿最于錙銖”，也可以獲得某種程度的勝利和光榮……
文學，在這個秋季，又一次盡情綻放。
再見，這充滿收獲的秋天！
等到雪花漫天，我們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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