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黨召喚來到蘇區
1934年2月上旬臨近春節的一天，風冷天寒。在紅都瑞金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教育部簡陋的辦公室里，李伯釗、沙可夫、錢壯飛等八九位擅長文藝或教育工作的同志，正聚在一起談論與蘇區文化建設相關的話題。這時，門口出現了一位身材高挑，穿著灰色中式棉襖，戴著深框眼鏡的中年人。他面容清癯，神態安詳，眉宇間雖略顯疲憊，但目光依舊睿智澄澈。
“是秋白同志，秋白同志來了！”曾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和工作，因而早就認識瞿秋白的戲劇家李伯釗，最先喊出了來人的名字。“剎時間，整個屋子沸騰起來了，大家激動地呼喚著：‘秋白……秋白……’，還有人用俄語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圍起來了，與他擁抱握手，握手擁抱，問這問那，不少同志用俄語與他交談。”表演藝術家石聯星（曾在新中國的銀幕上最先塑造了趙一曼的形象）當時也在現場。四十多年后，她在回憶文章里，一邊動情講述那天的情景，一邊真切表達自己的感受：“我來到中央蘇區一年半，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相會的場面。當時我也跟著激動……”（《秋白同志永生》）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后第二任黨的主要領導者，他雖然只活了短暫的三十六歲，但留下的生命印記卻堪稱堅韌執著而又曲折悲壯——1927年7月，黨內一度占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秋白臨危受命，以黨的實際負責人的身份，主持召開了中央“八七”會議，確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和實行土地革命的正確方針，但同時矯枉過正，也犯了“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后，秋白出任中共常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為了維護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同志的正當權益，秋白同當時習慣凌駕于中國共產黨之上的共產國際的米夫以及由他扶持的王明小集團進行過嚴肅斗爭，日后受到對方一而再的無情打擊。1931年初，在由米夫一手操控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秋白被排擠出黨的領導機構。此后他暫留上海，一邊養病，一邊和魯迅一起，主動自覺地參與了對黨的左翼文化工作的領導和推動。
就在這時，來自中央蘇區的信息正悄然預示著瞿秋白未來的生命軌跡——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秋白缺席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繼而在中執委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人民教育委員和教育部長。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再度于瑞金召開，在隨后進行的二屆中執委第一次會議上，秋白依舊被缺席任命為人民教育委員和教育部長。在此稍前，中央有電報發至上海，通知秋白來蘇區工作。就在蘇維埃共和國二屆中執委會結束后的第三天，即1934年2月5日，秋白由上海輾轉多地抵達瑞金，愛人楊之華因在上海的工作暫時無人接替而未能同行。
瞿秋白來蘇區工作一事，是經過當時中央領導同志的研究磋商的。關于這一點，秋白的好友馮雪峰在1974年9月2日接受延邊大學和延邊人民出版社三位同志的采訪時，留下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1933年末，我擔任中央蘇區黨校教務主任，黨校校長是張聞天同志。有一次，他和幾位中央領導閑談，談到一些干部的人選，當時我也在場。他們談到有人反映蘇區教育部門的工作有點事務主義，張聞天想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問我他能不能來。我說他是黨員，讓他來一定會來。后來由我起草了電報到上海，秋白就服從黨的決定到蘇區來了。
議論中，博古認為，也可以讓魯迅來擔任這個職務，說魯迅搞教育行政很有經驗。后來我向毛主席講起，毛主席是反對這種意見的，他說：“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陳瓊芝：《在兩位未謀一面的歷史偉人之間——記馮雪峰關于魯迅與毛澤東關系的一次談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3期）
由此可知，請瞿秋白來蘇區主持教育工作的想法出自張聞天，這同他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區黨校校長的身份與責任是完全契合的。而秋白在兩屆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大會上能缺席連任人民教育委員和教育部長，恐怕也與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以及擔任第二屆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不無關系。這是否意味著在毛澤東、張聞天那里，早就有請秋白來負責蘇區教育工作的打算？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有研究者提出是博古出于所謂某種狹隘心理，有意征調秋白來蘇區，以便于控制乃至慢慢加害的說法，未免有些主觀武斷，至少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據。
教育工作須從基礎抓起
對于長期從事地下和國際工作的瞿秋白來說，蘇區的生活新鮮、紅火，生機勃勃，這使他感到久違的愉悅和欣慰，進而迸發出一腔熱情，全身心地投入了蘇區的教育工作。
由于地處偏遠，交通不便以及經濟落后等原因，土地革命前，閩贛交界處數萬平方公里的山區，都屬于教育欠發達地區，當地兒童入學率居全國下游，文盲的比例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隨著紅軍的到來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蘇區教育事業得到較快發展，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都呈現出擴大和上升的態勢。秋白到任后，決心在已有基礎上繼續努力，讓蘇區的教育再上一個臺階。為此，他深入鄉村農戶，走訪田間農民，考察農村教育情況，了解群眾對教育工作的要求，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和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徐特立一起，組織起草、修訂和印行了包括二十四項內容、約六萬言的《蘇維埃教育法規》。這部被保存下來的文獻，不僅為發展戰時蘇區教育提供了基本框架和主要路徑，而且迄今仍有學習參考價值。
當時，蘇區教育面臨的突出難點是師資嚴重匱乏和教員水平不高。為了切實解決這個問題，秋白下大力氣發展師范教育，很快建立了修業期分別為三個月、半年和一年的短期、初級和高級師范學校，著手培養和擴大教師隊伍。同時還利用暑假舉辦小學教員培訓班，給他們創造學習提高的機會。在秋白的努力下，教師的勞動報酬和社會地位也有所改善，從而調動了他們的從業積極性。
幫助工農識字，擺脫文盲之苦，這是蘇區教育一貫的著力點，也是秋白到任后推動蘇區教育發展的又一主攻方向。在這方面，秋白除去掌握整體情況，進行面上指導外，還時常帶領教育部門的同志下到縣鄉基層，督促、指導、協助開辦各類掃盲班、識字組、夜校、俱樂部，推動文化學習的深入。同時，他還親自參與編寫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識字課本，注重把傳播文化知識和提高工農大眾的政治覺悟結合起來。一時間，蘇區大地上讀書識字形成熱潮，“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的瑯瑯書聲在夜空回蕩。據當時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道，1934年上半年，整個中央蘇區共有補習夜校4562所，識字小組23286個，參與者僅江西省內就多達12萬人。毫無疑問，這生動的局面里是包含著秋白的艱辛勞動和巨大付出的。
是年四月初，秋白兼任了蘇維埃大學的校長，這所大學的主要任務是為蘇維埃政府培養干部。盡管學校僅單獨存在了三個多月就并入了中央黨校，但在建校之初，秋白調動當年擔任上海大學教務長時積累的經驗，對如何辦學提出的若干設想和一些要求，依然具有重要的建設意義。其中如強調開門辦學，注重社會實踐，堅持課程設置與實際工作緊密結合等理念，現已成為黨和人民教育事業的恒久傳承。
發展為大眾的文藝
黨領導的紅色文藝在紅軍時期已初具規模，但尚未形成嚴整的組織系統和管理體制。當時，負責蘇區文藝工作的藝術局，便沿著服務于戰時宣傳教育的思路而隸屬于政府的教育部。因此，來到蘇區的瞿秋白不但要領導教育工作，而且還兼管文藝。
秋白是中國革命文藝的開拓者和建設者，在這方面，他不僅懷有深摯的情感和濃郁的興趣，而且具備精湛的造詣和豐厚的學養。因此，由他負責蘇區的文藝工作，既是蘇區之幸，也是本人所愿。
在秋白到來之前，蘇區已成立了工農劇社，還創辦了戲劇學校及其附設的劇團。秋白到任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了學校及劇團的工作。他基于文藝必須為大眾服務這一認識，建議以高爾基的名字為學校命名，同時將劇團正式定名為中央蘇維埃劇團。當時，學校里真正懂專業，能勝任教師工作的只有錢壯飛等有限的幾位，且都是兼職，無法滿足教學需要。為了使學員盡快熟悉戲劇和舞臺，組織上決定請幾位俘虜過來的擅長導演或舞美的原白軍軍官幫助授課，一些學員囿于階級意識而覺得不能接受，便以聽不懂授課者的廣東話為由表示拒絕。這時，秋白親臨學校給學員們說利害，講道理，耐心做思想工作，直到解決問題。
在搞好學校教學的同時，秋白還要求劇團深入部隊、村鎮和集市進行演出，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發揮文藝的宣傳鼓動作用。后來按照上級部署，來自蘇區工農劇社、紅軍大學和中央劇團的文藝工作者，統一編成了火星、紅旗、戰號三個劇團，在教育部直接領導下開展文藝活動，一時間，送戲到前線、演出在基層，成為中央蘇區一道生動亮麗的風景，受到廣大軍民的歡迎。
秋白不遺余力地推動紅色文藝的發展，但并不滿足于表面的風風火火、熱熱鬧鬧，而是更注重隨時總結工作，肯定成績，發現不足，在提升作品質量上下功夫。話劇《無論如何要勝利》根據第四、五次反“圍剿”期間，廣昌一對姐弟用生命守護紅軍秘密的真實故事編排而成，上演后感動了大批蘇區軍民，獲得很好的效果。為此，秋白當即召開由作者、導演、演員等參加的座談會，引導大家暢所欲言，既充分肯定了該劇切近現實生活、暴露敵人殘暴、鼓舞民眾斗志的優長，同時也指出了其臺詞生硬、抽象、難上口、不入耳的缺點。秋白強調：“要用活人口里的話來寫臺詞，不要硬搬書上的死句子。務要使人一聽就懂，愿意聽，歡喜聽。讓群眾閉上眼睛聽，也能聽出來是什么樣的人在什么樣的環境下講話。”（李伯釗《回憶瞿秋白同志》）這類客觀公允、實事求是的研討活動，無疑是對蘇區文藝的扎實促進和有效提升。
秋白一向關注《紅色中華》這份黨和蘇區政府的機關報，還在上海時，他就撰寫了《關于〈紅色中華〉報的意見》，發表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斗爭》上。秋白到蘇區不久，《紅色中華》報主編沙可夫因病要去蘇聯療養，秋白便接替他擔任了該報主編。當時，第五次反“圍剿”正在進行，戰爭成為蘇區一切工作的中心。秋白組織《紅色中華》圍繞這一中心開展宣傳報道，推出了一系列介紹前方英勇作戰、后方積極擴紅的文章，動員人民群眾為保衛革命根據地和紅色政權貢獻力量。與此同時，秋白還狠抓了報社的基礎建設，成立了旨在聯系基層和讀者的通訊部，創辦了指導通訊員寫作的《工農通訊員》，進一步健全和擴大了通訊員隊伍。《紅色中華》的出版，一直堅持到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后，才不得不暫且中止。
用一餐有鹽的菜待客
當年的中央蘇區山巒起伏，道路難行，而出于防空襲的考慮，各級機關、紅軍部隊和相關單位的駐地又較為分散，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節約時間和方便工作，秋白學會了騎馬。一時間，他策馬疾行、四處奔波的身影，時常出現在崎嶇的山道上和偏僻的村寨里。
據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后與張聞天結為伉儷的劉英回憶，在中央蘇區，秋白的住所兼辦公室是一間狹小的平房。“房里除了一張木床、一張破舊桌子和幾條長板凳外，就是他的一個所謂書架：一塊長木板上放了許多書和文件。這間房子的外面另有一間屋子，里面有一張舊長條桌和幾條長板凳，這是大家開會的場所。”
每次開會，秋白同志總是熱情地和大家打招呼，給大家倒水。盡管大家喝的是白開水，可是都很高興，會場氣氛活躍，談笑風生。秋白同志喜歡用毛筆，在他的破舊桌上放著一個墨盒和幾支毛筆，還有蘇區造的粗黑紙張，可他用這些簡陋的文具不知寫了多少文件，花費了多少心血啊！（《秋白同志在中央蘇區》）
這段樸素平實的文字，或許可以作為秋白日常工作、生活以及接人待物的一幅速寫、一幀側影吧。
由于國民黨軍隊的反復圍剿和嚴密封鎖，中央蘇區物資十分匱乏，生活極為艱苦。當時，秋白和大家一樣，每天的口糧不到一斤，但仍積極響應上級的號召，寧可自己挨餓也要省出一些糧食，支援前線和蘇區百姓，結果他和他領導的教育部因節省“過火”而受到有關部門的“批評”。食鹽更是奇缺之物，在中央蘇區的最后一段時間里，整個機關“職無高低，人無老幼”，每人每天只有一錢鹽。一天，住在別處的徐特立到教育部辦公，午飯時，秋白將其熱情地留了下來，原來是有同志送了秋白幾兩鹽，他要和徐老有福共享。（參見徐特立一九五〇年代寫給楊之華的信，后以《回憶與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時候》為題，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憶秋白》一書）一餐有鹽的菜，竟成就了秋白的待客之道，其中包含的境況與滋味委實令人唏噓感喟。
秋白原本肺疾嚴重，時常咳血，來蘇區后工作繁忙，營養又跟不上，三天兩頭發高燒，這讓一些老朋友、老同志不能不為秋白的身體擔心。他們一再叮囑時任秋白秘書的莊東曉，要注意照料秋白的生活，盡可能增加一點營養。然而在當時的條件下，做到這點并不容易。多年之后，莊東曉回憶道：“（我）要跑幾里外的圩場上去才能買到一條魚和幾只雞蛋。當煮好送到他跟前時，他總是問東西是哪里來的，旁人有沒有的吃，推來讓去，給他弄點東西吃的任務，也不容易完成。有時鄧大姐（鄧穎超——引者）從幾里路外，親自跑來，送點面粉和白糖給他，并親手煎幾張糖餅給他吃，在當時敵人的封鎖下，這已經是得來不易，最好的營養品了。”（《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蘇區》）
在蘇區期間，瞿秋白和毛澤東住得不遠，因而往來較多，時常見面。當時，他們兩人都受到“左”傾路線的壓制和排擠，都對中國革命的命運和前途懷有深深的憂慮，其內心的沉重可想而知。只是他們每到一起，又會給彼此帶來真誠的撫慰和由衷的歡樂。用莊東曉的話說，“每次見到他們兩人，總是面帶笑容，還常在一起談笑詠詩呢……他們確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可惜的是，戎馬倥傯之間，這些詩作未能保存下來。
“我一定要為革命奮斗到底”
1934年10月，因“左”傾錯誤所導致的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嚴重失利，紅軍和中央機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戰略轉移，即開始“長征”。
在紅軍主力遠行之前，中央決定，留下少部分干部和紅軍部隊在當地堅持武裝斗爭，同時迷惑和牽制敵人。至于誰走誰留，則由李德、博古、周恩來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團”決定。對此，張聞天日后曾有過說明：“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我記得他們規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干部數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單交他們批準。至于高級干部，則一律由最高‘三人團’決定。”（《延安整風筆記》）顯然是經過最高“三人團”的研究磋商，項英、陳毅、陳潭秋、何叔衡等一些高級干部留了下來，而在這個留下來的名單中也有秋白，他將出任中央局的宣傳部長。
毫無疑問，秋白一向體弱多病，是根本無法適應敵后游擊戰爭的殘酷環境的。正因為如此，決定秋白留下來的消息一經證實，不僅秋白自己感到意外，一些了解熟悉他的領導同志也覺得不合情理、不可思議。從已知的史料看，當時毛澤東、張聞天，包括作為最高“三人團”成員的周恩來，以及時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的吳黎平等，都曾提出過秋白應當跟大部隊一起轉移的意見，但最終都被黨的“總負責人”博古以及李德，以“秋白有肺病，不宜長途行軍”為由而嚴詞拒絕。隔著蒼茫迷離的歷史煙云，今天的人們也許很難判斷博古態度的是非曲直——在這方面，黨史研究者不乏歧見和爭議——只是當我們在傾聽并比較了多方面的聲音之后，還是要禁不住說一句：面對秋白這樣一位知識型、學者型的黨的曾經的領袖，當時深陷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泥潭的博古，顯然缺少了應有的責任感和起碼的同情心。
毋庸諱言，當年的秋白是希望和紅軍主力一起轉戰的，并為此而做了組織原則所允許的極為有限的努力，只是當他知道這種努力已屬徒勞時，遂將涌動起伏的意緒強行收起，而代之以盡可能平靜的心態，毅然決然地迎向血雨腥風。正像他在同吳黎平告別時所言：“你們走了，祝你們一路順利。我們留下來的人，會努力工作的。我個人的命運，以后不知道怎么樣，但是可以向戰友們保證，我一定要為革命奮斗到底。同志們可以相信，我雖然歷史上犯過錯誤，但為黨為革命之心，始終不渝。”（吳黎平《憶與秋白同志相處的日子及其它》）
關于秋白在蘇區陷落后的情況，我不想使用太多的文學修辭和藝術手段加以表現，而更愿意憑借幾段出自“過來人”之手，且經過崢嶸歲月淘洗的非虛構文字，以重現歷史語境中的瞿秋白。
文字之一。徐特立在解放后寫給楊之華的信中，傳遞了這樣一個細節：
長征出發時，我離秋白同志住的地方三十里，這里正是出發地點，我倉猝趕到出發地點，我們兩人沒有多談，他和我換一馬夫，以強壯的馬夫給我……
盡管只是語氣平淡的寥寥數語，但已經凸顯了一個危機關頭，情愿把安全和方便留給別人的瞿秋白。
文字之二。石聯星的《秋白同志永生》有這樣的記述：我帶領劇團在雩都演出，突然接到秋白打來的要我們立即返回瑞金的電報。到瑞金地界后，發現大批紅軍部隊正在告別蘇區。在瑞金城外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前，我們見到了秋白——
仍然穿著他來蘇區時那套合身的棉襖，態度仍然是那樣安詳，站在屋檐下在等待我們。我們這二十幾個孩子上前把他緊緊圍住，抱著他，拉著他，望著他……他安詳而平靜地說：“中央紅軍大部隊走了，黨中央走了，毛主席走了……不要難受，將來我們一定會再看到他們的。”他的話音是那樣的堅定有力，使我們不覺逐漸收住了眼淚。
秋白同志的身體不好，有時還發燒，公家給他一匹馬，可是他能走時總愿和大家一起走。有時還和我們一道爬山呢！還提議要劉秀章唱興國山歌……到了一個目的地，我們可以休息……可秋白同志他們還要忙著審稿寫稿，為《紅色中華報》的出版緊張地辛苦地工作著。
顯然，在革命遭受挫折，形勢趨于惡劣，個人亦懷有“委屈”的情況下，秋白依舊保持著堅定的信念和樂觀的態度，并以忘我工作以及和同志們同甘共苦的實際行動，努力鼓舞和提振隊伍的士氣，從而表現出一個黨的高級干部在逆境、困境乃至危境中，依舊銘記的崇高的黨性和責任感。
文字之三。趙品三在《關于中央革命根據地話劇工作的回憶》中，提供了如是史實：紅軍主力轉移后，蘇區的三個劇團奉命留下來堅持斗爭。已出任中央局宣傳部長的瞿秋白，帶領大家立足新形勢開展演出活動——提倡群策群力搞創作，注意培養實踐中涌現的青少年演員，積極推廣優秀劇本，油印出版了蘇區唯一的劇本集《號炮集》……1935年元宵節前夕，秋白在雩都組織了紅土地上的最后一次文藝匯演。當“我”帶領的戰號劇團快要到達目的地時——
遠遠望見高山口的茶亭前有個黑點在擺動。爬到快要上去的半山腰，忽聽上邊發出：“同志們！加油！只有一里路了。”誰也沒有想到，那是秋白同志冒雨來迎接大家。高興之下，大家一口氣爬上去……
太陽下山不多一會兒，三個劇團的匯演就開始了，火星出一個話劇，紅旗和戰號也各出一個話劇。火星來一個歌劇或舞劇，其他劇團也要來個歌劇或舞劇。山歌、合唱、快板、活報、各種舞蹈，一夜誰也不讓誰。……觀眾更湊勁兒，大雨都淋不散他們。
孤立地看，這些文字是歡快甚至熱烈的，只是一旦同當年蘇區陷落后黑云壓城的歷史情景聯系起來，就會有一種沉郁悲壯之氣冉冉升起。而在這樣的氛圍中，秋白的精神風貌和工作安排則又一次呈現出屬于他的“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云梢”的勇毅與執著，還有他“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的從容與自信——而這或許可以作為秋白定格在紅土地上的最終面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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