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水稻，伴隨著中華民族文明史，亙古流長。上古，神農嘗百草，馴化了野生稻種，為古代先民們培育了水稻，繁育和壯大了華夏民族。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稻字，由簸箕、揚糠、舂米三個動作組成。
關于水稻的起源，爭論很多。西方學者始終認為，水稻的兩個亞種——細而長的秈稻和短而圓的粳稻，分別來源于印度和日本。上個世紀初，丁穎根據(jù)古籍記載，以考古發(fā)現(xiàn)一萬年前的栽培稻為依據(jù)，以稻殼中穩(wěn)定存在的植硅體為解碼，從社會學和生物遺傳學兩個角度，論證了稻作文化在中國的系統(tǒng)演變，驗證了種源關系，從學術上確立了水稻起源于中國野生稻。經過馴化的中國稻種，向東傳入日本，向南傳入東南亞，轉道印度，最終傳遍全世界。
從此，爭論按下了暫停鍵。
夏商周諸朝乃至秦漢，稻米為奢侈品，只是少部分人群食用。畢竟，水稻種植，需精耕細作,下種那一刻，一場漫長的守護便開始了。草比稻子長得快，除草一刻不能停，否則前功盡棄；稻秧比公主還嬌貴，熱了涼了病了，處處小心，一時不慎，枯了，顆粒無收。
這種嬌貴的糧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一般農戶所能承擔。
及至兩宋，越南占城稻反哺回中國，我國首次開始雙季稻播種，嬌貴的情形才有所改觀。“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方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
所謂的“兩湖熟、天下足”，是指明朝中葉以后，長江中游的湖蕩洲灘，被大面積圍墾成農田，稻谷產量劇增。而滿足天下需求，象征則大于實際，否則大明王朝不會亡于饑餓。
事實上，人類從誕生那天起，饑餓就如影隨形。翻閱人類史，餓肚子才是常態(tài)，吃飽飯反而是特殊時期。時至今日，全球的饑餓程度仍然高得驚人。《全球糧食危機年度報告》顯示，2021年有53個國家1.93億人陷入了糧食危機，比2020年達到的高點，又增加了近4000萬人。
我國人口基數(shù)大，土地資源有限，屬于國際糧食的采購方，并無足夠的話語權和定價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在糧食安全這個問題上不能有絲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綢繆，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必須下決心把我國種業(yè)搞上去，實現(xiàn)種業(yè)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解決吃飯問題，根本出路在科技。
黨的“二十大”工作報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全面夯實糧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講到此處，會場上掌聲雷動，他說到了人民的心坎上。
14億人口，不能指望別人養(yǎng)活。端牢飯碗，科技第一。
農為邦本，本固邦寧。
雖說我們種植水稻有萬年歷史，大多數(shù)進步，都在改進耕作方式和擴大耕種面積，畝產始終徘徊在二、三百斤。辛亥革命后，西方科技成果不斷傳入，我國才開展了一些較有影響的水稻科研活動。
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水稻科學才真正地發(fā)展起來，中國水稻科學家的不同譜系的創(chuàng)始人，相繼出現(xiàn)。最典型的是我國水稻育種的先驅者丁穎，他按照水稻的親緣關系、地理分布，把全國劃出六大稻作區(qū)，并將中國水稻定名為“秈亞種”和“粳亞種”。繼丁穎之后，我國水稻又形成了楊守仁譜系、楊開渠譜系。20世紀60年代初，袁隆平譜系又脫穎而出。
四大譜系中，最顯著的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主攻南方秈稻；另一個是中國超級稻之父——楊守仁，主攻北方粳稻。兩位中國水稻之父，在20世紀后半葉，分別完成了三次“水稻革命”。時至今日，中國的雜交稻和超級稻，每年增加的產量，足可以多養(yǎng)活一億多人口，對全球減少饑餓，作出了卓越貢獻。
對于袁隆平先生，大家早已耳熟能詳，本文不再贅述。
本文的主人公楊守仁先生，對于廣大讀者來說，還十分陌生。可是，當我們捧起飯碗，吃起鮮香黏糯的“東北大米”，您會想到誰？有誰能知道，好吃的“東北大米”從哪里來的？
正是楊守仁先生帶領著團隊，經過不懈的努力，生生地改寫為“東北熟，天下足”，讓“東北大米”帶著黏糯的稻花香氣，充盈進全國億萬蒼生的飯碗，讓東北水稻成為中國糧食安全的“壓艙石”。
他們和袁隆平等科學家一道，畢盡一生之力，稻濟天下蒼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稻路”。
成長的磨礪
1912年3月5日，楊守仁出生于江蘇省丹陽市皇塘鎮(zhèn)陸家村。從懂事起，他便分擔起這個窮困家庭的壓力，幫助父親插秧、收割，農閑時，才有機會讀幾天私塾，在水牛背上背熟了《四書》《五經》。在舅舅的資助下，僅用兩年的時間，讀完了小學，考入江蘇省第一中學初中部。小學的恩師周曉春拿出自己的薪金，鼎力資助楊守仁讀完初中。為了節(jié)省學費，1928年楊守仁考入了本校高中部的師范科，白天正常上課，晚上到南京民眾夜校兼課，教失學的底層百姓，讓他很早地了解到了舊中國的復雜與黑暗，體驗到民眾活著的艱難，促使他更早地認知社會。
師范科畢業(yè)后，楊守仁留校，在附屬小學擔任教師。他白天工作，晚上一心向學，自學師范沒有學過的高中課程。整整用了一年時間，他從微薄的工資中攢足了一年的學費，毅然報考了最難考的浙江大學。他羨慕那里的學風，崇尚那里的教授。
在選擇專業(yè)時，楊守仁幾乎沒有猶豫，浙大農學院，從記事起，他就看到父親不停地勞作，聽到父親不斷地告誡他，一粥一飯當思不易，學好農業(yè)，用科學的方式，解救千千萬萬個父親那樣的農民，讓他們不再累死累活，也能吃上飽飯。
天遂人愿。1933年9月，楊守仁邁進了國立浙江大學的大門，就讀于農學院農藝系。
那一屆浙大的農學院總共招生57名學生，和同學們相比，楊守仁年齡偏大。畢竟是放牛娃出身，小學和初中都是斷斷續(xù)續(xù)念下來的，高中讀的又是師范，再聰明，基礎薄，也是客觀現(xiàn)實。
最難過的是英語關，大學課程都是英文的原本，語言關過不去，所有的課程都聽不懂。而他最差的一科，偏偏是英語，從小沒有英語的語言環(huán)境，基礎打得不牢固。浙大實行的是嚴格的淘汰制，入學不容易，畢業(yè)更不容易，英語跟不上，時刻面臨著被淘汰。
畢竟從小就在苦難中磨煉過來的，他格外珍惜學習的機會，在繁重的學業(yè)面前，刻苦攻讀，須臾不敢耽擱，尤其是滿篇都是專業(yè)術語的英文。盡管杭州離他的家鄉(xiāng)并不遙遠，可四年的大學，他從未回家休過寒暑假，一味地寒窗苦讀，居然沒有體驗到什么叫“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那時，電影業(yè)剛剛興起，看電影，是學生中最時髦的事情，不管誰來慫恿，也不管誰來請客，從未打動過他，他沒登過電影院的門。
楊守仁和別人不同，別人上學靠父母，他是自己供自己上大學，大一時還勉強，畢竟有工作一年積攢下來的錢，大二就得靠獎學金了，沒有獎學金，即使每科都過關了，他也難熬到畢業(yè)，所以，他必須把每一科學到極致。
大三的時候，楊守仁接二連三地迎來了影響他一生的重要人物，先是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就任浙大的校長，接著在中央農業(yè)實驗所擔任技正一職的盧守耕博士入盟浙大，被聘為農學院院長兼農藝系教授。
盧先生醉心于水稻種子的收集，全國各地乃至全世界范圍內的水稻品種，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收集過來。他的水稻培育基地，就在楊守仁家鄉(xiāng)一帶，就職浙大時，已培育水稻單穗一萬多個。這些都是育種的材料，用于比較鑒別，看哪些品種適合廣泛育種。
楊守仁從小插秧，對水稻有著天然的感情，學生中也只有他有過多年水稻種植經驗，盧先生到來，仿佛是天賜給他的，讓他參破水稻的天機。錦上添花的是，植物栽培學家徐天錫也入盟浙大，成為農藝系的教授，直接輔導他。他和徐老師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并一直保持了三十余年。
越來越多的歸國教授加盟浙大，使浙大的學術氛圍更加濃厚，有竺可楨校長的鼓勵，有這些名家教授悉心輔導，楊守仁如虎添翼，這一年，他獲得了浙大品學兼優(yōu)的甲種獎學金。
浙大是包容的，名家薈萃，各施所長。同時，浙大也是苛刻的，等到楊守仁拿到學士學位的畢業(yè)證時，57名同學，只剩下19名了，而楊守仁卻是唯一的甲等畢業(yè)生。
由于學業(yè)特殊優(yōu)異，1937年7月1日，他被中央農業(yè)實驗所錄用，任稻作系的助理員。剛畢業(yè)就一步到位，站在科研的制高點上，掌控全國的水稻生產情況，機會實在是太難得了。
稻作系主任叫趙連芳，楊守仁一到任，就被他直接領導，開展研究工作。趙連芳一直主持著水稻生理、遺傳、雜交育種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國水稻遺傳育種研究的先驅，當時我國稻作學界有“南丁（丁穎）北趙（趙連芳）”的美稱。他是幸運的，從讀大學到入職，輔導他的，全是當時中國水稻界的頂尖人物。也許這就是天道酬勤，對他寒窗苦讀的回報。
到中農所沒幾天，“七七事變”爆發(fā)，楊守仁被趙連芳緊急派出，趕往湖南，參加湘米改進委員會的工作。走在半路上，他才知道，“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開始，他的家鄉(xiāng)就在日軍的大炮射程之內。剛參加工作，就奉命出差，去獨當一面，這成了他終生未解之謎，除了信任，趙主任是不是有意讓他躲避戰(zhàn)火？
懷著“解天下民生之憂”的使命，楊守仁善于溝通，勤勉工作，努力推進湘米改進，屢獲嘉許。嗣后，他兼任湖南第二農事試驗場衡陽稻場主任，負責“南特號”的繁殖和推廣。“南特號”是早秈稻，最早在江西培育成功，在全國優(yōu)秀的稻種比較中，表現(xiàn)最突出，其莖稈粗硬，根系發(fā)達，適應性廣，產量高，抗病性強，特別適宜湖南的土壤和氣候。
本來是出差到的湖南，沒想到落地生根了，因為整個中農所跟隨在楊守仁的身后，集體“出差”，搬遷至長沙。原因是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南京危在旦夕，開始了大撤退。中農所隨著大撤退，整體搬遷，來到了長沙。
1937年12月中旬，傳來了壞消息，南京淪陷，日軍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隨即，侵略者的鐵蹄踏入中原，肆意踐踏祖國的大好河山，徐州會戰(zhàn)，國軍失敗，戰(zhàn)火迅速燒向武漢，長沙成了抗日前線。中農所只好繼續(xù)“出差”，西遷至四川。
因為割舍不掉水稻良種“南特號”，楊守仁留在了長沙。這批種子，總共有兩千斤，是趙連芳主任從江西調來的，冒著戰(zhàn)火，好不容易抵達長沙，第二年春天，即將在湖南廣泛育種。如果因為恐懼戰(zhàn)爭，自己一走了之，就沒人能推廣良種了，他能跟著中農所，進入四川這個安全的大后方，可湖南的稻農能跟著一起走嗎？前方的將士正在用鮮血捍衛(wèi)國土，他相信自己能等到“南特號”豐收的時刻。
將士們的鮮血換來了時間，1938年早春，“南特號”在楊守仁的指導下，播種、育苗、插秧，在湖南的土地爭分奪秒地生長了一百零幾天，迅速地成熟了，他收獲了大量的良種。
10月下旬，武漢淪陷，次月中旬，長沙大火，五萬余房屋全毀，大批災民無家可歸。楊守仁僥幸逃過一劫，因保護得當，收獲的稻種完好無損，他總算松了一口氣。然而，長沙作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一把大火，卻把190多家碾米廠和糧棧，燒得僅幸存12家半。看著一堆堆燒焦了的糧食，楊守仁心疼至極，一粥一飯他都格外珍惜，成噸成噸的糧食就這樣化為灰燼，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糧食儲存一下子減少了這么多，糧價肯定暴漲，不知有多少百姓要忍饑挨餓。沒有別的辦法，普及“南特號”，提高明年早稻的產量，是唯一的補救措施。日軍離長沙越來越近，長沙陷入戰(zhàn)火已不可避免，就像雞蛋不能放進一個籃子，種子集中存放，一旦遭遇戰(zhàn)火，就會損失殆盡。最好的辦法，分散保管，楊守仁決定，提前把“南特號”良種發(fā)給稻農。
妥善地分發(fā)完種子，處理完一些事務，楊守仁也該撤離長沙了，他帶著兩大箱單據(jù)，隨著逃難的人流，趕往湘西的沅陵，交賬的時候，改進所以推廣人員全部遣散了為由，拒絕報銷已發(fā)的工資。他沒時間耗在沅陵，索性向別人借錢，全部由他一人賠付。逆著逃難的人流，他星夜趕往衡陽。
回到衡陽時，趕上了晚稻收割，正好驗證他推廣雙季稻的成果，楊守仁沒有急著解散稻場員工。此時，長沙會戰(zhàn)正酣，對于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而言，守住長沙，就是守住了西南各省的門戶。
對于楊守仁來說，長沙打爛了，衡陽就是谷倉，收獲的稻子，就是軍糧，他要征集更多的糧食，支援抗日的將士。直到1939年底，他料理完善后，才遣散了最后的職工，只身趕往四川，給“出差”交上最終的答卷。
從長沙沿長江坐渡輪去四川，已經不可能了，到處都是戰(zhàn)場，長江航道斷了。他只好取道廣西，經桂林、柳州，再折向貴陽，抵達重慶時，走了個大大的V字形。一路上，他風餐露宿，跋涉在險山惡水間，途經麻風病和瘟疫區(qū)，幾次大難不死。好在與難民為伴，他才逃過劫難，千里之行讓他備嘗人民的顛沛流離之苦。
好不容易抵達重慶，找到設在北碚的中農所，向趙連芳報到。可此時的趙連芳卻在成都的四川工作站，兼任四川省農業(yè)改進所所長。楊守仁只好再次跋涉到了成都，見趙連芳之前，他把頭發(fā)梳得非常得體，不能讓主任看出他一路坎坷，滿身風塵。趙連芳抱著楊守仁的肩頭，失聲痛哭，慶幸他的得力干將能平安無事。
到達成都，還沒歇過腳，楊守仁馬不停蹄地接受了新任務，奉命去川南，用衡陽稻場的經驗，到川南繼續(xù)進行稻作試驗，推廣雙季稻。
川南春來早，過了1940年元旦，馬上就要備耕了，再不抓緊，就錯過了農時。楊守仁急著趕到了省稻麥場的瀘縣分場，即刻籌備種植“南特號”早秈稻。那時，整個四川還沒有推廣早晚連作稻，如果能在瀘縣試驗成功，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楊守仁干脆把自己變成農民，從育秧開始，就蹲守在田里，按照他在湖南積累的筆記，逐日對照瀘縣與衡陽兩地的氣溫和土壤等條件，摸索栽培經驗。就這樣日復一日，在瀘縣分場摸爬滾打了三個多月，眼見得“南特號”插秧入田、分蘗成長、抽穗揚花，肥碩的稻穗垂下來，一片金黃時，他總算放下心來，蒼天眷顧四川，早稻豐收在望了。
接下來，播種晚稻品種“浙場9號”，收割了早稻，剛到芒種時節(jié)，晚稻又綠茵茵地長在了水田里，沒過兩個月，喜人的長勢就追上了周邊農戶的一季稻，秋收時雖然晚了些，產量卻實打實地相差無幾。
早晚稻連作實驗，一舉成功，誰都能看得到，白賺了一季早稻。事實證明，四川也能種雙季稻。楊守仁歡喜異常，用不了多久，四川緊張的糧食供應，就能得到緩解。
走江湖
每年多收一茬，擺在眼前，誰不羨慕。1941年“南特號”在四川迅速推廣，夏天到來時，連作稻、間作稻、混作稻，第二季糧食又廣泛地播種下來。楊守仁更忙碌了，他“三上梁山，四去桃源，漂八百里洞庭”，進行技術推廣。
梁山不是《水滸》里的水泊梁山，是四川宜賓的梁山，這里不同于瀘縣，到處是山地，而水源卻很充沛，正好研究水稻在山地的生長狀況。桃源卻真是陶淵明《桃花源記》的桃源，在湖南常德，然而，那里已經不是世外桃源了。隨著日軍的逼近，隨時有可能成為戰(zhàn)場。
三上梁山，僅僅是辛苦，而四去桃源，不但路途遙遠，而且桃源與長沙已經很近了，國軍主力與日軍在那里犬牙交錯，到處能看到爆炸后留下的慘狀。楊守仁備嘗山河破碎、國難當頭之苦。漂八百里洞庭，很容易理解了，洞庭湖沿岸，是重要的水稻種植區(qū)。
越是國難當頭，糧食越是珍貴，哪怕頭上頂著日軍的飛機，也阻擋不住楊守仁奔向桃源、奔向洞庭。畢竟稻農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為了能讓大家懂，他編寫了兩本實用的小冊子，《如何栽〈兩季〉谷》《旱年栽稻法綱要》，沿著長江，走到哪兒，發(fā)到哪兒。水稻技術人員從中看出的是學問，識字的農民看到的是方法。
三年的時間，楊守仁主持了西南五省的水稻良種的區(qū)域試驗，重點放在長江流域。從宜賓到重慶再入湘北，沿著長江一線，他馬不停蹄，邊育種，邊推廣，直至夏季到來時，長江兩岸的水田，不再是一片青翠，而是金黃片片。
最年輕的楊守仁，用最大的付出，貢獻了最多的稻米，努力讓前線的將士吃飽。
1943年秋，常德保衛(wèi)戰(zhàn)即將打響，趙連芳害怕他的愛將楊守仁陷于戰(zhàn)火，才把他召回重慶的北碚。到了中農所工作了六年，楊守仁總算有了穩(wěn)定的生活，可以坐下來搞研究了。
有人問他，搞栽培推廣，耽誤了研究學問。他很有意思地回答，想要搞育種，必須要有良好的栽培基礎，優(yōu)良的栽培方法和技術對育種十分重要，水稻是三分種七分培，所以要搞好栽培才能談育種，搞栽培要先“走江湖”。楊守仁是確確實實的走江湖，水稻的種植地，就在江湖的旁邊，不“走江湖”，怎能懂得水稻？
從此，“走江湖”，成了楊守仁研究水稻的別稱，并成為他一生堅持的方向，時刻教導著他的學生。
回到北碚，楊守仁埋頭研究，寫出了《我國兩季稻的種類及分布》等著作，對以后近三十年我國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大規(guī)模擴種雙季稻提供了必要的科學依據(jù)和技術措施，這些實實在在的可靠經驗，就是他早年“走江湖”的結晶。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的局勢已經明朗，最終戰(zhàn)勝日軍，沒有了懸念。從日本人手里接收臺灣，已經是大勢所趨，如何接收，需要先行辦班培訓。當然，農業(yè)接收也是其中之一。
楊守仁被選中，參加了“中央訓練團”的“臺灣班”，推薦他的是浙大導師盧守耕。盧守耕考察過臺灣農業(yè)，編印了《臺灣之農業(yè)》一書。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被日本割去，兩岸相隔，整整五十年了，很多大陸人士，并不了解臺灣的農業(yè)。所以，接收臺灣的農業(yè)機構，盧守耕是最佳人選，他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負責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楊守仁開始了新旅程，跟隨導師盧守耕，乘上重慶的輪船，順著長江，一路東下，緊鑼密鼓地趕往臺灣，協(xié)助盧守耕先生接管臺灣的糖業(yè)試驗所。盧先生到任臺灣，第一個要做的是恢復臺灣農業(yè)的多樣性，恢復從前的甘蔗種植。
等到盧先生的工作按部就班了，就把楊守仁放出去，獨立開展工作，兼任臺灣農業(yè)試驗所嘉義支所的所長。
嘉義縣位于臺灣的中南部，西臨臺灣海峽，東接阿里山，北回歸線橫穿而過。境內的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土地也最為肥沃，是著名的稻米之鄉(xiāng)。導師真是善解人意，放棄自己所擅長的稻作，轉為對糖業(yè)的研究和推廣，而讓他的得意門生楊守仁繼續(xù)發(fā)揮特長，潛心研究水稻。
站在這條太陽光直射在地球最北的界線上，四季已經不再分明，全年的大部分時間，要忍受著暑熱和太陽的炙烤。楊守仁戴著斗笠，每天都守在稻田里，觀察著水稻的葉片，哪怕有些許的不同，他都會仔細地研究一番，直至弄明白原因。
侵略臺灣的日本人不喜歡吃松散的秈米，更偏愛黏糯的粳米，可臺灣偏偏不產粳稻。日本人引種本土的粳稻，然而臺灣是熱帶，與日本自然環(huán)境不同，連續(xù)開發(fā)十幾年，竟毫無收獲。
后來有位日本農學家，在嘉義縣用日本稻與臺灣稻的混種與采種，培育出了新型粳稻，命名為“蓬萊稻”，口感超過了日本本土，稱為御用貢米，只供日本皇族食用。在嘉義楊守仁認識了這位不肯遣返回日本，留在臺灣，繼續(xù)他的水稻事業(yè)的農學家。
楊守仁一直研究的是秈稻，中國的粳稻，主要在東北，由于被日本占領，他沒有機會接觸。與日本農學家交流，得到不少啟發(fā)，從此，對粳稻的研究便一發(fā)而不可收。
這個太陽能垂直照射的地方，陰影會在正午消失，楊守仁一掃戰(zhàn)爭給他帶來的陰霾，迎來了自己生命中最燦爛的陽光。事業(yè)上，他有了秈粳稻對比的研究；情感上，他有了歸屬，一位漂亮的姑娘走進了他的生活。這個微胖白凈的姑娘名叫荊荷珍，生著大眼睛，雙眼皮，鵝蛋圓的臉，一說話就露出笑容，一排雪白牙，更透露出她的干凈，兩個人一見面，就覺得有夫妻相，感情也像嘉義熱帶地區(qū)，迅速升溫。
1945年底，是嘉義最舒適的季節(jié)，清爽宜人，33歲的楊守仁結束了大齡單身的日子，和美麗溫柔而又善良的姑娘荊荷珍結婚了。從此三十多年，夫妻情深，相濡以沫，渡過了生命中的一道道坎坷。
新婚后，善解人意的妻子承擔了全部家務，楊守仁騰出全部精力，一心一意地投入嘉義的粳稻研究。嘉義不像臺北，沒有冬季，但水稻需要兩個月的休耕期，楊守仁利用這難得的時間，邊進行水稻考種，邊撰寫文章。
時間飛逝，很快到了1946年的早稻插秧時節(jié)。“蓬萊稻”雖然口感好，但有個致命的缺欠，溫度越高，濕度越大，越容易引發(fā)稻瘟病，日本農學家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沒有解決稻瘟病的問題，每年或輕或重，均有發(fā)生，損失至巨。
楊守仁接收嘉義支所后，眼睛就盯在了稻瘟病方面，查找病因，尋找和發(fā)現(xiàn)能夠抵抗稻瘟病的植株。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在遍布稻瘟病“蓬萊稻”中，找到了沒被感染的植株。通過日日夜夜的仔細觀察，經驗豐富的楊守仁，很快弄明白了其中的奧秘，這些植株，在自然狀態(tài)下，偶然與臺灣本地的秈稻雜交，而產生的植株，抗病性來源于臺灣本地秈稻的遺傳基因。
這可是天大的發(fā)現(xiàn)，楊守仁像呵護自己的孩子，精心地培育這些植株，讓它們成為新一代的種子。
第二年早稻播種的季節(jié)，楊守仁小心翼翼地將培育出的種子播下，從發(fā)芽到出苗，從插秧到分蘗，他像只孵蛋的母雞，呵護在稻田旁，兢兢業(yè)業(yè)，時刻不離。直至稻秧抽穗結出黃燦燦的稻粒，他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氣。
從最初的秧苗，到最終結出沉甸甸的稻穗，稻瘟病居然秋毫無犯。而與試驗田近在咫尺的“臺中65號”，竟由于嚴重感病，一片一片的稻田，整株整株地爛掉。有比較才能有鑒別，在稻作栽培的歷史上，高溫高濕的海島上，不見稻瘟病，這是水稻栽培史上的首例，楊守仁興奮異常。
導師盧守耕親赴嘉義，肯定了楊守仁研究成果，稱經人工雜交，合成的新品種，對稻瘟病具有顯著的抵抗性，親筆寫下了鑒定書：“在同一試驗中，其相鄰之‘臺中65號’發(fā)病甚烈，而該品種之穗依然呈美麗之金黃，毫無病瑕。鄙人于六月親眼目觀，嘆為奇跡，愿為書而志證。”
這是臺灣光復后，第一個中國人自己培育出的新稻種，為中國人長了志氣，特別有意義，被命名為“光復1號”，以此紀念臺灣重歸中國的領土，也是對楊守仁在抗戰(zhàn)期間歷經八年的顛沛、矢志不渝愛國情懷的褒揚。
在美國穿中山裝
1947年上半年，國民政府要派一批留美公費生，任農林部技監(jiān)的趙連芳想到了培育出“光復1號”的楊守仁，讓他到上海參加考試。
楊守仁最不怕的就是考試，他知識扎實，學問廣博，研究成果又格外顯著，很難遇到難倒他的試題，最難得的是他的英語基本功，讀浙大時打得格外扎實，不存在語言障礙，順利地通過了公派美國考試。
趙連芳特別高興，他決定，送楊守仁到自己美國的母校。
回到臺灣，等到了年底，入學通知到達了，楊守仁帶著妻子、岳母、剛一歲的女兒，一起啟程，遠赴大洋彼岸，到達了美國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出發(fā)時，臺灣的嘉義微風和煦，涼爽宜人，而威斯康星正是隆冬季節(jié)，氣溫零下十幾度。
楊守仁沒離開過溫暖的江南，幾乎沒怎么見過雪，這是他有生以來35年中，從未經歷過的寒冷，不過，他心里很溫暖，畢竟，他完成與世界接軌的旅程。
在威斯康星大學，楊守仁師從生物學家J.H.Torrie教授，導師特別喜歡他的聰明與勤奮，也是悉心輔導，師生之間交流得特別暢快。僅用一年時間，學完了全部碩士課程，所學課程全部為A（92分以上），獲得了這座世界名牌大學的碩士學位，這在他們建校史中，也不多見。而奇跡偏偏發(fā)生在中國留學生中，楊守仁和推薦他上威斯康星大學的趙連芳一樣，都是一年修完兩年的課程。
那時，中國留學生普遍學業(yè)優(yōu)秀，歸根到底出自民族自尊心，被人欺凌久了，中國人的形象大大受損，作為學生，唯一能為中國人爭氣的方式，就是優(yōu)異的成績。
楊守仁還有一個特殊之處，那就是他的衣著打扮，盡管喝著洋墨水了，楊守仁始終有一個堅守，不是迫不得已的特殊要求，絕不穿西裝。所以，他一生中穿西裝的照片，少得可憐，除非是辦理出國護照等特殊情況，要求必須穿西裝，他才不得已而為之。
那三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校園，有個活動的奇特風景，便是穿中山裝的楊守仁。
在美國學習期間，楊守仁雖然善于學習，勤奮鉆研，但不是書呆子。國內十年的奔波，他在增長學問與經驗的同時，也學會了與人打交道，在留學生和海外華人科學家中，他屬于活躍分子。
比如，學習期間，他結識了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專程到麻省理工學院拜訪過錢學森教授，兩個人對祖國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留美三年間，楊守仁的學習范圍不再局限于考試，而拓展學習寬度和深度。他邊學習、邊思考，還在課余反復實踐。畢竟，他在國內“走江湖”跑了十年，有過大量的田間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實踐出真知，他敢于質疑，也不迷信于權威，向世界生物統(tǒng)計學界的鼻祖威耶茨的計算公式發(fā)出了挑戰(zhàn)。
他認為，威耶茨的近代“田間試驗設計隨機區(qū)組設計所得”的計算公式過于煩瑣，存在記憶難度大，對照品種與其他品種之間比較不夠精確，計算容易出錯等缺陷。針對這些缺陷，楊守仁研究出了“田間試驗缺區(qū)估算的新方法”，新公式簡而易行，比威耶茨的傳統(tǒng)公式易記易算，提高了對照品種與其他品種間試驗精確度。
新公式耳目一新，得到了他的導師J.H.Torrie博士的贊賞，立即聘楊守仁為生物統(tǒng)計學的助教，同時攻讀博士學位，并邀請他在農藝系作專門學術報告，還將他的公式命名為“楊氏公式”（Yang’sformula），納入該大學研究生課程的新內容。
楊守仁自己還是個學生呢，剛剛讀過的教材，就有了修訂本，選入了他的公式。自然，他也成為新一屆研究生的指導老師，理所當然地講授起自己發(fā)明的公式。
三十年過后，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在講授生物統(tǒng)計學時，用的還是“楊氏公式”，有些中國留學生，熟練地運用著公式，還不知道發(fā)明人是中國人。對于知識大爆炸的20世紀中后期，一條公式三十年不變，難能可貴。哪怕是計算機廣泛使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師生編寫了程序，用現(xiàn)代計算機來研究，也不如“楊氏公式”簡便。
1951年1月，已近不惑之年的楊守仁，獲得了博士學位。恩師J.H.Torrie教授給楊守仁提供優(yōu)渥的學術環(huán)境，開出了優(yōu)厚的待遇，懇請他留在威斯康星大學任教，卻絲毫沒有動搖他回國的決心。
楊守仁給恩師講了一個故事，說中國漢代時有個大文人司馬相如，不留戀當時梁孝王劉武奢侈之極的梁園，發(fā)自肺腑地說出了“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的道理。J.H.Torrie教授終于明白了學生的志向，雖說是人才難得，百般留戀，卻不再強求。
科學可以無國界，“楊氏公式”可以是人類的財富，可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楊守仁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回祖國大陸。
那時，中美之間不但沒有外交關系，還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楊守仁回國之途的艱難，可想而知。更何況，二戰(zhàn)之后，美國的戰(zhàn)略是在全世界收攏人才，據(jù)為己有，不能為別國所用，尤其是敵對的國家。錢學森就是因為想回到祖國大陸，被美國官員攔在港口，投進了監(jiān)獄。
楊守仁的名氣僅限于農學界，沒有錢學森那樣有影響。然而，他畢竟獲得了博士學位，屬于美國政府嚴控的范疇。機靈的楊守仁沒有刻板地說回中國大陸，而是繞道前往香港，暗自曲線回國，所以，才順利地登上了輪船。
告別威斯康星州時，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jié)，蘇必利爾湖和密歇根湖結上了厚厚的冰，楊守仁百感交集，如果沒有戰(zhàn)爭，如果中國不是飽受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糧食供應像美國一樣充裕，他或許就選擇留下。畢竟，這里的大學，學術氛圍特別好，科研條件也特別優(yōu)越，后來，威斯康星大學出現(xiàn)了二十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很好的證明。
但百廢待興的祖國更需要他。
經過近一個月的航程，1951年2月，輪船抵達了中國海域。楊守仁早已脫下了厚厚的棉衣，站在甲板上，享受著舒適而又溫暖的海風，他感受到了久違了的親切，畢竟他就要抵達祖國的懷抱了。
在香港碼頭靠岸時，楊守仁一家人收拾行囊，正準備下船，看到了碼頭上飄揚著國民黨的旗幟，還打出了長長的條幅，歡迎回來的留學生和華僑。他帶著全家，立刻從甲板返回客艙，拒絕上岸，留在了船上。他擔心上了岸，就身不由己了，被綁架到臺灣，就有違了初衷。
輪船在香港的公海滯留了三天，楊守仁作了最壞的打算，準備隨著輪船返回美國，再經別的渠道，返回祖國。
天無絕人之路，后來，他看到了掛有五星紅旗的小船。小船越過重重封鎖，駛到公海，來接海外華僑。穿了三年中山裝的楊守仁，頓時熱淚盈眶，祖國終于派人來接他們了，他馬上就要回到新中國的懷抱了。（節(ji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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