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條邊》是遼寧籍作家王志國的最新長篇小說力作。作品歷史跨度大，人物形象熠熠生輝，故事情節曲折跌宕，具有史詩性文學品格。在宏闊歷史幕布下，在清朝設立的柳條邊一帶，祖孫三代人抗擊外來侵略者的英雄傳奇故事圖譜被精彩地繪制和演繹。遼西地域與家國歷史的有機結合，構建了小說獨特的敘事魅力。
一
《柳條邊》是寫歷史的。
“柳條邊”不僅是遼寧的一個實存的地理區域，更是一個風云際會、歷盡滄桑的歷史時空和生活場域。作者基于他對歷史的理解與認識，經過對無數個歷史節點的精準把捉，對一些具體而微的事實選擇和價值取舍，在文學敘事中巧妙地征引了歷史敘事，實現了對歷史精神、民本思想的藝術化映現。作品通過書寫普通人在一次次歷史關頭的英勇表現，覓尋到英雄情懷的思想砥柱，展示出一種對崇高精神的追求和向往。作者將這份對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熱忱與向往凝聚在其行文深處，傾訴著內心深處的理想期待與現實寄托。“這才是咱們中國的曙光”、“怕是小鬼子要使壞呀”、“我們要推翻的是這個罪惡的王朝”、“不就是想活出個人樣來嗎”、“邊門豈容洋狗猖狂”……小說回目簡短卻不失故事的力量，在歷史的瞬間、在時空的交錯中，闡揚綿亙古今的寄存于普羅大眾之中的英雄主義情懷和俠義精神。無疑，這些向往光明、洋溢著革命熱情的英雄主義精神為我們當下“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所需要。
通常而言，歷史小說的創作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藝術難度。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有著不同的書寫關系向度，既有“為了詩的目的而利用歷史題材”的考量，也包含“為了史的目的而利用藝術手法”的訴求。在兩類相互矛盾的話語建構之間，創作的文學作品自然會引發針對真實性問題的不同評價維度。也就是說，對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的處理的評價，這既是一個“從藝術角度來討論的問題”，也是“一個從歷史角度來審視的問題”。如何讓小說這種文體類型，承載起歷史的風云變幻、歷史的莊嚴與厚重，這恐怕也是作者與許多中國作家需要面對和超越的問題。
談及歷史小說，記得王志國這樣說道：“小說可以虛構，但是歷史小說應該相對真實。這種相對真實就是大事不虛，這也是歷史小說的生命力之所在。我所創作的這幾部長篇歷史小說，對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主要的歷史人物、比較著名的戰場和發生的年代以及故事的發展主線，基本上做到大事不虛，符合歷史原貌。”《柳條邊》便是這樣的典型文本，具有歷史還原與文學書寫的雙重價值。作家延續其既往書寫風格，以真實存在的遼西歷史遺址“柳條邊”為作品命名，將其再情境化、歷史化，彰顯文化意義和活態價值。小說從清末寫起，光緒皇帝、日俄戰爭、抗日戰爭等歷史事件參與構建著作家的話語意義和形象體系。塵封日久的東北歷史記憶，被作家予以深度開掘。在對歷史的溯洄、勾陳往事的同時，復刻了歷史的諸多細節。作者串聯起真實的歷史碎片，形成既定的歷史鏈條與事實框架。而填充其中的民眾血淚，祖孫三代合力抗擊侵略者的經歷，成為熔鑄歷史記憶的重要基石。
由于這部作品有諸多真實事件作為創作題材依托，具有較為堅實的歷史現實基礎，便自然而然具有了一種可信性的文本默契。也正是這種“可信性的文本默契”，讓讀者在閱讀接受的過程中油然生出對歷史的敬意和悲憫，以及深深的民族自豪感，而非全然獵奇的故事消費心態或娛樂體驗。
《柳條邊》呈現了磅礴又克制、苦難又奮爭的大歷史，但在敘述語境中并未造成大歷史間與人物形象之間的斷裂，較好實現了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之間的平衡。作者對小說人物情感關系的把握，對人物情感的挖掘，對主要人物人格成長與精神升華的過程的展現，人物命運的沉浮與被凌辱、被蹂躪的重創，高尚與卑劣、美好與齷齪、明亮與暗黑等人性的兩級，個人倫理和民族正義間的選擇等等，都有著恰切的筆墨和文學話語建構，體現了嫻熟的講故事的能力。歷史是我們所提倡的“初心”出發的地方。正因為有風云際會的歷史，我們的“初心”才有來處。王志國規避了曾經的“下崗潮”中的東北的陰霾與悲愴，擺脫了既往東北工業敘事的單一藩籬，覓尋到新文學思考維度和表達策略、言說路徑，擴容著外界對遼寧文化的感知以及歷史變革的認知，為當下以及此后的遼寧作家提供了必要的借鑒與啟迪。
二
任何一部歷史小說都是復雜的，混溶的，都不會體現出單一的歷史要素，都體現出“歷史+”的特征。歷史小說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的特色。那么，《柳條邊》這部小說特色是什么？筆者以為，體現出“歷史+地域文化”、“歷史+英雄傳奇”、“歷史+民本思想”等。
文學是人學，《柳條邊》是寫人的歷史。在訪談中，作者曾不斷確證他對“人民性”的理解：“在我看來，一部文學作品，尤其是歷史小說，應該兼具真實性、人民性和文學性，才能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真實性和文學性就不說了，至于人民性，就是作品的立場、觀點和思想，一定要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用現在的話來說，也就是正能量。”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歷史的動力，這一點千真萬確。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英雄人物對推動社會的進步，往往會發揮巨大的作用。我崇拜英雄人物，卻沒有英雄情結。作品中賦予主人公以英雄情懷，是歷史的現實回歸，也是小說情節的需要。”小說中的人物群像，雖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義無反顧的身影，將涓滴之力匯聚成了磅礴的民族偉力。故事具體而微，歷史見微知著，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里藏著歷史的悲情與時代的歌哭，隱喻著人與歷史巨大的關聯與轉換，亦閃爍著“平凡個體”的思想光輝和人性光芒。平凡之中有情義，普通人身上有美德，符合作者一以貫之的堅持“人民性”書寫的創作觀念。英雄來自人民，更容易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同時也使民間英雄傳奇這一古老的藝術表現形式，在當下得以續寫和發揚光大。
事實上，對作家進行文本解讀，不可或缺的便是對其個人生平經歷的翻閱。尤其，故里情結是解構作家之時經常出現的關鍵元素。譬如，北京之于老舍，高郵之于汪曾祺，紹興之于魯迅。作家與故鄉之間的天然姻親關系，是理解其創作風格的重要命題。王志國對故鄉遼西的摯愛，也注入到其文本的字里行間，在山間野菜、家長里短以及民俗風情的點滴詮釋之中，展陳著他對故鄉的拳拳赤子之心。
《柳條邊》是對遼西地域文化與既往歷史的刻畫，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疊中，抒發作家對故鄉的愛與戀。作為土生土長的遼西作家，王志國對遼西的自然實景、地域風貌及民俗風情了若指掌。這些生活的紋理也潛移默化地注入其作品的理脈，成為其文字深處的靈魂與力量。作家在接受采訪時曾說：“遼西是塊神奇的土地，但以往留在文學、藝術上的記憶并不多，尤其是涉及關外少數民族方面，就更加少之又少，有些甚至已經被逐漸淡忘了，比如鮮卑、契丹等等。作為生于斯長于斯的遼西人，我覺得應該把這里曾經發生的故事告訴給國人，讓大家更多地了解這塊神奇的土地。”不難發現，作品里的大量地域方言與日常飲食支撐著作家的遼西敘事，為外界了解遼西、認知遼西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路徑。如典型的遼西食材：“一盆小米粥，兩盤玉米餅子，一大碗雞肉燉紅蘑，四小碟山里的小咸菜，有杏仁、芹梗、蕨菜，野蒜”、“小雞燉蘑菇、大鵝燉土豆、尖椒炒干豆腐、木耳炒白菜片”。而“扯犢子”等地域方言的運用以及“馬犇”、“老梆子”等人物的命名，則更為小說地域特質的展呈開辟了全新的地域空間和鄉土體認。在當下的遼寧書寫中，王志國以具有典型性和流動性的遼西敘事為廣大讀者建構了遼西文學世界，延拓了遼寧敘事的新勢能。長期以來，外界對遼寧的認知局限于班宇、雙雪濤等人的鐵西書寫，在工業敘事勃興之余，卻也造成遼寧文學發展偏狹于其中一隅的情形，也局限著外界對遼寧文學風貌的總體把握。因此，王志國的“遼西”書寫為遼寧文學發展踐行了一種新思路、新空間。
遼寧的文學，一個重要責任是要講述和建構遼寧的歷史文化和精神譜系，并關注可能被忽視、被遮蔽的復雜歷史真相。警惕譜系建構中可能存在的敘事盲區，這是遼寧文學創作需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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