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壇來說，滕貞甫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說熟悉，是因為他早在1978年就開始從事詩歌創作，80年代曾創作了一大批與改革緊密相連的小說，短篇小說《遠東第一犬》獲首屆東北文學獎，堪稱文壇老將；但又因很長一段時間從事思想宣傳和紀檢工作，似乎游離于文壇邊緣。但是多年來，滕貞甫始終沒有忘記文學初心，文學是他情感的港灣，先后出版長篇小說《鼓掌》《臘頭驛》《儒學筆記》等作品。進入新時代以來，他的創作開始側重生態，寫人與自然、人與動物關系。在滕貞甫看來，長篇小說需要積累和沉淀，是一個寫作工程；短篇小說需要才氣和敏感的嗅覺，而隨筆則是思想火花斷斷續續地綻放，需要機智的文學語言。最近，春風文藝出版社推出了滕貞甫的新長篇《戰國紅》，是一部全景式描繪鄉村精準脫貧工作的畫卷。作品以遼西貧困村柳城村為背景，塑造了扶貧干部村書記陳放、農村進步青年杏兒等典型人物形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孟繁華表示，《戰國紅》是表現新時代重大現實題材的長篇小說之一，是主旋律題材與文藝精品創作相結合的重要成果。
“我不是一個專業作家，忙碌的行政工作不可能保證有大塊時間專司寫作，更不可能佳作連連、著作等身，我的寫作就如同時代大潮中的一個音符，浩瀚的生活是我的創作之源，忠實地記錄歷史是我的責任。”滕貞甫說，正因為如此，他一直努力在做一個干預生活的作家。
中華讀書報：您在1983年就開始寫作，早期的創作是什么狀態？
滕貞甫：1975年，我還上小學，讀到了浩然的《西沙兒女》，由此愛上了云飛浪卷的西沙，愛上了魅力無窮的文學。和很多文學青年一樣，在朦朧詩彌漫文壇的80年代初，我開始在大學里寫詩歌和散文，并沒有涉足小說。
中華讀書報：《戰國紅》融入了您兩次扶貧工作的切身體會。聽說在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也有不同的意見和聲音，并非一味的支持。是什么動力支撐著完成這部作品？
滕貞甫：沒有近距離接觸扶貧工作的作家或許不理解為什么要寫這個題材，這是因為隔閡導致的陌生感。其實，拋開其他問題不談，單就讓貧困人口脫貧過上小康生活這個愿望和目標來說，沒人能否定，這是中國傳統價值觀中所說的善事，文人之筆，抑惡揚善，我作為一個曾經在扶貧一線工作過的作家，不為這些做善事的人們畫像、立傳，會心中有愧，因為這些扶貧干部在貧困地區所付出的辛苦、所承受的壓力是常人無法預料的，他們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中華讀書報：這部小說對您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滕貞甫：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塑造新時代農村新人形象。當下的貧困鄉村，已經不是李雙雙、劉巧珍時代的鄉村，互聯網消弭了閉塞，夢想不再是一部分人的專利，把新時代農村新人寫活、立住，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眾所周知，鄉村文明面臨挑戰，鄉村凋敝觸目驚心，這種情形下寫一個眷顧并留在鄉村的女孩子，頗有點逆水行舟的艱苦，需要篙長帆滿，定力不減。
中華讀書報：這部小說有一種理想主義情懷。
滕貞甫：理想，是想象力的落腳點。作家是靠想象力來寫作的，我也不例外，作家在寫某種不可能時，總是按照自己的規則來構建世界。我的創作充滿了理想主義，我對未來和世界充滿美好的預期，保持愉悅，永不失望，筆不蘸污泥濁水，畫不可惡紫奪朱。
中華讀書報：杏兒和李青，被稱為“柳城雙璧”，這兩個女孩聰明善良冰清玉潔，一個富有才華能夠寫詩，一個出污泥而不染，有經營頭腦。尤其是杏兒，對海奇的思念寫得含蓄、羞澀、純潔又刻骨銘心。這兩位女性身上集中呈現了中國女性的所有優點，能談談您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的體會嗎？
滕貞甫：孟繁華先生有個觀點，把女人寫活了，小說就立住了。我贊同這個觀點，一部文學作品，最讓人難忘的往往是女性形象，《紅樓夢》中妙玉筆墨并不多，但讀后會令人產生無盡聯想。我在塑造女性人物方面，把握一個原則就是不寫滿，留下充足的空間。我在《刀兵過》中寫止玉是這樣，在《臘頭驛》中寫朱成碧是這樣，《戰國紅》中的杏兒、李青也是這樣，讀者心中自有五顏六色，如何成畫，就靠自己的感悟了。我認為寫女性的愛情還是含蓄一點有味道，太恣肆了讓相當一部分讀者受不了，中和之美，美美與共，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不能不考慮。
中華讀書報：傳說中的紅衣喇嘛離開柳城村時留下了一個魔咒，這魔咒讓柳城窮困潦倒了三百年。小說圍繞如何破咒展開敘述，“魔咒”在小說中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既可以層層推進敘事的節奏，也有懸念的意味，同時又為內在邏輯關系的緊密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對于“魔咒”好像也有不同的看法？
滕貞甫：“魔咒”并不迷信，我國很多地區的貧困是源于生態，而生態中水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小說中沒有涉及宗教，紅衣喇嘛的“魔咒”也是生態之咒，紅衣喇嘛因為阻止砍伐麻櫟樹被抓走，從此下落不明，柳城因為生態嚴重破壞，變得干旱貧瘠，這是符合自然邏輯的，沒有任何迷信色彩。假如鵝冠山樹木蔥蘢、蛤蜊河水不干，柳城村民就不會因為飲用喇嘛眼井水而氟中毒，女人也就不會患腿疾。喇嘛咒只是預測了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后的一種結果，不幸的是這一結果變成了現實。駐村干部綠化了荒山、引進了自來水，等于找到了破咒的密碼，柳城自此走出了三百年夢魘。
中華讀書報：這部小說，沒有扶貧經驗的作家是寫不出來的，只有走馬觀花的體驗生活也寫不出來。這是一部真正深入生活的心血之作，而且小說中融入了總結出來的各種扶貧工作經驗，比如“實打實，心換心”，不僅對于文學界、對于政府工作也非常有價值。但是也有難處，一不留神就可能寫成非虛構。所以想問問您，在處理實的經驗和虛構方面，您是如何把握分寸的，有何獨到的經驗？
滕貞甫：《戰國紅》中所有的矛盾沖突都能在現實中找到影子。我在創作時力求將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結合起來，如果寫假了，駐村干部們一看就會知道，這就消解了作品的感染力。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就說督察組檢查扶貧那一段，現實工作中很多單位都遇到過這種困惑，所以杏兒才說，檢驗愛情的標準不能只看情書，情書寫得再好，一點實際行動沒有怎么行？關鍵要看實際。督察組過于看重材料的規范，不是A4紙打印扣分，手寫的會議記錄扣分，記錄中有個別錯別字也扣分，這樣的督查結果挫傷了扶貧干部的積極性。可以說，我在創作中不回避矛盾，敢于觸及矛盾，把扶貧工作真實的場景奉獻給讀者，讓讀者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中華讀書報：小說結構很講究，尤其“一波三折”一章，把扶貧過程中來自消防、林業檢查等遭遇和尷尬也呈現出來——您很在意小說的敘事技巧？而且能把創作藝術和實際生活結合得天衣無縫。
滕貞甫：其實，小說最高妙的技巧是看不出來的技巧，看出來了，說明巧而不妙。小說構思當然要縝密，但敘述起來最好是樸實自然，像溪水自然流淌，一部作品，開卷讀起來輕松，掩卷想起來沉重，這是我追求的一種寫作風格。我個人不太接受花哨的和模仿譯介文字的寫作，當然我也不反對別人那樣寫，文學的百花園應該百花齊放，哪怕是頗有爭議的彼岸花、狼毒花，也應該允許人家綻放。
中華讀書報：陳放爺爺臨死前交給陳放平安扣，并對陳放說：“遼西不富，死不瞑目。”而陳放臨終前，又將平安扣交給了杏兒，這種傳承以及“不忘初心”的崇高理念，也非常巧妙的融入敘事；作品不僅寫了駐村干部的作用，也寫了本村干部的作用，最后杏兒也成長起來。為什么會有如此獨具匠心的構思？
滕貞甫：我在產生寫扶貧題材沖動的時候，馬上就想到了戰國紅，而且在寫作中戰國紅三個字總是映照在腦海里。文學切忌說教，它應該以具體的意象來表達情感，我細數過遼西許多特產，唯感戰國紅最能入眼、入心，我對這種瑪瑙有種一見傾心的感覺，我知道，有了戰國紅，小說的龍骨有了，在這條龍骨上造就的船，一定能行穩致遠。可以說，是戰國紅成就了這部小說，它像“初心”一樣不可替代。
中華讀書報：小說中插入的一些詩歌，都是您創作的吧？樸實雋秀、符合人物性格。您能談談詩歌創作方面的體會嗎？這些詩歌是什么時候、在什么情況下創作出來的？
滕貞甫：我在四十年寫作生涯中頭一個十年主要是寫詩，小說中杏兒寫的詩要符合她的身份、性格和思想，所以我在寫作這些詩時是花了一些腦力的。讓杏兒寫詩，是受了西部一個放羊老農寫詩的啟發，那位五十多的羊倌一直堅持寫詩，并在《詩刊》上發表，這說明，詩歌不是騷人墨客的專利，底層的小人物也有夢想，詩本身決不嫌貧愛富。
中華讀書報：“戰國紅”在小說中有何寓意？
滕貞甫：戰國紅是一個象征，代表著吉祥、夢想和富裕，當然，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在陳放爺爺心里，戰國紅是一種責任和托付，在海奇心里，戰國紅是一種情感期許，在劉秀心里，戰國紅是美好的愛情，總之，感謝遼西出產了戰國紅，它讓我這部作品擁有了靈魂。
中華讀書報：小說結尾，必須要寫陳放去世嗎？特別悲壯。能感覺到您希望體現扶貧工作的艱辛，但是必須要這么處理結尾嗎？
滕貞甫：我也不希望陳放犧牲，寫他下葬礫石崗我是眼含熱淚在敲擊鍵盤。但我很清楚，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犧牲在扶貧一線的干部多達百余人，他們就是“這一個”或“那一個”陳放，陳放的犧牲，與“血化碧”的典故相呼應，萇弘三年鮮血化碧是忠臣義士，陳放生命換來戰國紅昭示家國大愛，很抱歉，我也只能忍痛這樣結尾了。
贊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