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就文體意義審觀，可以說散文也恰恰是這種“神思”之作。然而，不論其形式如何飄逸，卻總有那么一根牽絆的“思理”繞進讀者的心中，所以才能有“神與物游”的感悟與“思理為妙”的慨嘆。2018年遼寧春季的散文較為活躍，可以稱得上異彩紛呈，其中那些理趣相諧的作品，無疑充分彰顯了作為散文所特有的文本意義，值得我們閱讀與體味。
一
感念歷史人物的功業，既是回望也是鏡鑒歷史的反省之舉，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事實上，不單個體的自我審視可重可貴，對民族對社會共同的省視更可看做“時時勤拂拭”的善舉，它建構著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將成為承繼民族優秀傳統的坦途。本季度就有這樣幾篇散文，他們在虔敬與感念中重新審視歷史人物的意義和存在，其思之深，其情之切，值得細細體味。
王充閭的《唐玄奘的四種形象》發表在2018年2月23日的《光明日報》，他透過文學作品、歷史文獻、民間傳說、國外影響等四個維度，對唐玄奘的形象精研苦索，從中探尋著唐玄奘那豐富而充盈的多面向度。從文學作品來看，《西游記》中玄奘以文學形象顯身，他優柔寡斷、人妖不分，“常常誤言誤信”，是非不明，《西游記》中的玄奘無疑更多地承載了作者所賦予的戲劇性和故事性，迎合了大眾的期待視野，卻背離了人物本有的歷史真身。作者從文獻典籍中尋找真實的玄奘，與《西游記》竟大相徑庭，《大唐西域記》中舍身求法、道德高深，人格偉岸的玄奘躍然而起，他跋涉3年歷盡艱辛，求取佛經，“乘危遠邁，策杖孤征”，在印度學習5年，潛心鉆研，飽讀經書，后回到長安，歷時19年，征程5萬里，跨越中亞、南亞100多個國家，回國后又經過19年的譯經、著書，把佛教典籍傳入中國，接通了印度與中國的文化脈絡。還不止于此，作為文化使者的形象，玄奘已經將自身連同悠遠的中國文化深深地融入了印度文化之中，在異域的印度，玄奘并非“他者”而是十足的圣人。他在那爛陀的出色表現征服了上萬僧眾，同時也征服了整個印度，他對于經書佛法的精研使他在那爛陀也成為追捧的對象，他的著述甚至成為確定那爛陀遺址的佐證材料，毫不夸張地說，印度的古老文化中也嵌入了玄奘的身影。而事實上，他在印度受到了至高的理遇，甚至從那爛陀時代開始時至今日印度都將玄奘視為圣人。除此之外，還有民間傳說中的玄奘，被增添了更多神話色彩同時也被賦予了生活的氣息。透過四個維度，玄奘的形象在我們的胸中赫然挺立，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甚至成為兩國文化互建的推動者，他在絲綢路上播撒著中華文化的種子。他是人類的玄奘，是圣者，值得我們敬仰和世世崇拜。
老藤的《憑吊虛江》發表于《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2月3日第11版），作者采風時到蘇垵憑吊了抗倭名將俞大猷，在訪墓的旅途中，天降細雨，停車漫步，拾級而上，散文充斥著飽滿的歷史感與時空意識，將路途中所見與歷史歲月勾連在一起，歷史故紙中的俞大猷與作者胸中的俞大猷以及現實對待中的俞大猷，在回顧、感悟與冷寂中轉換，那本就沒有松柏的英雄墓地不只失卻了松柏的威嚴，莊重，卻又受到桉樹外來物種相欺，令人心生憤懣，然而戚戚之間，仿佛源自于英雄九泉之下的一場地火平息了一切，感悟又點燃了奮勇的拼搏的征程，足見，英雄是一種超越時空的精神存在，它不會磨滅，更加不會被人忘記。
無獨有偶，素素在《滿族文學》2018年第2期發表了《功到雄奇即罪名》，追述了袁崇煥解困明朝于危亡之際，屢立赫赫戰功卻終遭構陷的奇幻人生。仿佛從少年讀書時期起袁崇煥就與家國的危亡心系一處，明朝的羸弱和邊事的節節敗退，改變了袁崇煥的人生軌跡，在朝廷“談后金色變，畏后金如虎，甚至發生了整營整瑩逃跑的事件，朝廷派哪個將領出關，哪個將領哭著不出”的境況下，袁崇煥違官場大勢而動，從此立下不世奇功。他天啟六年正月，堅守寧遠，炮傷努爾哈赤，力戰皇太極，奪“寧錦大捷”。然而，就在打破后金不敗神話，且兩立戰功后遭魏忠賢排擠，袁崇煥去職還鄉，遭到為官以來的第一次打擊。崇禎帝即位后，重召袁崇煥入京委以重任。“任兵部尚書、督師薊遼”，“他的軍旅生涯自此達到了頂點。”然而，未經請示，矯殺飛揚跋扈的毛文龍，是袁崇煥命運真正的轉折點。皇太極也許是看破了崇禎內心的隱憂，也看透了袁崇煥目空一切的傲骨。一條離間的陰謀，在袁崇煥的不知不覺中觸動了崇禎多疑的神經。皇太極傾十萬大軍，繞道袁崇煥，兵臨京都城下，袁崇煥帥九千精銳星夜奔馳，與后金軍展開殊死鏖戰，后金傷亡慘重，只好撤至南海子扎營。暗隱于一隅的陰謀終朝爆發，陰謀和著毀譽、構陷、流言、猜度將袁崇煥和大明朝的命運一步步送上了刑場，袁崇煥“桀刑于市”（崇禎三年八月，1630年），大明朝危在旦夕。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停歇，為袁崇煥守靈的佘氏子孫，歷時四百年，其先祖從刑場盜走袁督師的首級，以義園的荒草為掩護，使督師入土為安，為了守護含冤九泉的袁將軍，佘氏隱姓埋名，這一守就是十七代，近四百年（388年）。袁崇煥的故事是譜寫了忠義的史詩，而佘氏子孫為含冤的袁將軍守靈四百年，這份跨越世紀、朝代的堅守，令人不禁動容。或許對忠骨的堅守已經流入佘氏家族的血液和遺傳基因，而這種對于英勇和忠義堅守的基因也正在中華民族共同的血液中蔓延。
二
思考人生是人類生存中經久常駐的母題，或思慮過往的時光，以文字之名留駐流瀉不止的歲月的腳步，或體味“被拋”于世的意義，在時代變遷中打磨心性提升感悟的純度。
孫春平的《錦州有片鐵路小樹林》發表于2018年3月2日《今晚報》，以平和的語調細數成長過程中與那片小樹林之間的點滴歲月。人離不開自己的成長語境，那片樹林連同周邊的建筑構成了我成長的空間。作者把童年留在了小樹林的四季里，那里充滿了童真和童趣，游戲、淘氣：春天采櫻桃、夏天套知了，秋天斗蟋蟀、勒葉梗，和自然的親昵成為那一代人童年記憶里美好的時光，而且童年在與大自然的互動中，學會了對自然的珍惜與感恩。樹林對面的電影院、劇場、圖書館是我成長的福地，那里有滋養我成長的知識和藝術，也自然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當歲月流逝，成長路上的人或許逐漸遠離故鄉，遠離滋養自己的土地，但成長過程中的那片熱土將會成為一種精神的守候，成為自己在旺盛的時期可望而不可即，想回卻無法回的精神家園，時時懸浮于腦際。因此，“回歸”便如同孫春平胸中縈繞的那片“鐵路小樹林”一般，成為人生命中難以割舍的主題。
劉嘉陵于2018年2月8日《遼寧日報》發表了《玩具小汽車》，一段氣定神閑的淡淡的兒時回憶，一輛白色的鐵皮小汽車勾勒出極具時代色彩的童年故事。那些在生命出現過的人和記憶中漸漸模糊的往事，都毫無掩飾地蒙上了時代的印記。閱讀過程中，不禁令人陷入另一種思考：成長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人，家人、朋友，有的人來了，有的人離開，而真正的相遇與陪伴會是怎樣？很難說清，但無論如何，生活的過程都值得珍惜。劉嘉陵的另一篇散文《文工團長老廖》發表于2017年第6期的《今日遼寧》，其中的老廖就是我遇到的這樣一個人，老廖的真性情和真生活并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歲月的消磨而發生改變，無論是在文工團出演的舞臺上還是開著兩臺機床，到后來退休后的騎行，文工團的老戰友們聚會等都一如既往。如此看來，人需要守持的除了生命中的人和事和浮云般飄過的一切，更應守持的還是自己。戴墨的《遙遠的夏天》（《鴨綠江》2018年第2期）依著小巷回憶了童年的往事，透過那里的人，姐姐的前男友、被剃陰陽頭的姐夫，大眼姑娘，還有那里的羊和金蟾，訴說了那灰暗時光里的留戀，點點滴滴間勾勒出一個時代的鄉村故事。
李皓的《岱山磨心》發表于2018年2月1日的《中國財經報》，到岱山，在那里可以重新認識集體意識中流傳下來的“徐福的故事”，在海岬邊留下自己的“心事”，可以“把心事托付給黃昏的大海，期待“海枯石爛”，期待漂流瓶“飄過海岸線，回到最初的遇見。”在摩星山品嘗一盞蓬萊仙芝茶，茶香裊裊，慢慢體味遠離塵囂，將歲月細磨的神游般的暢快。事實上，這是他完成的一次錯過后的尋找，是對看似熟悉但又陌生的生活和心境的一種追尋。人的一生中總會有很多的錯過、很多的遺憾，“這是一種什么感覺呢？是渴望相識、渴望抵達的感覺嗎？是，或者不是。”可以說這是由選擇的排他性決定的，事實上，錯過是一種必然和大多數的行為，而相識相知卻是一種少數和偶然。如此，打破錯過的相識是幸運的，而已然存在的相識便應得到加倍珍惜。
王雪茜的讀書隨筆《鳥兒們沖出籠子的N種飛行軌——從蒲寧到克萊爾·吉根》發表在2018年第1期的《大觀》，其中深含著她對女性的命運、對愛的真諦的思考。散文從世界經典中擷取了那些在愛情僵死的婚姻困局中掙脫和掙扎的女性。從蒲寧的《中暑》，吉根的《南極》、村上春樹寫于1989年的短篇《眠》中的女性談起，他們的生活色彩紛呈而又處在同樣的困頓之中，她們渴望掙脫，敢于嘗試去冒險，然而即便掙脫牢籠卻又難以持久，無形的倫理織就的網讓征途中的女性退縮，或有陷入新的困頓。走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女性，到底該擁有什么樣的生活？這也成為社會推進過程中無法繞開的困擾。王雪茜的隨筆對經典有著獨特的把握，涉獵作品繁多，承載的意涵豐富，值得閱讀。
三
從散文自身所具有的文本特征來看，理趣相生賦予散文以飄逸靈動的運思，因之也讓人讀之不厭，散文也正是由此而獲得了強大持久的生命力。散文的趣談往往能揭發常見卻如未見之事，也能重釋常聽卻又未能真懂的道理。
高海濤的《形而上下五女山》（《遼河》2018年第3期）將妙思融于趣談，把哲學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在五女山的路途中消解殆盡，哲學的意味消失，而留下了妙趣和值得品味的生活。在五女山小住三日，二次登山的感受與第一次不同，北方獨特的丹霞地貌，形成地質奇觀，而“五女”的來歷更讓人費解，一句“古有五女屯兵山上”竟遷出中國“女神”的寬厚臂膀來。而那如靴般的山形，是否是五女精神的落腳地，這里產靰鞡草，又稱靰鞡山，仿佛鞋子與這座山已難逃干系。這里不但有故事，浪漫，這里還神秘，又是“中國易學的標志地”。這里讓人心靜，讀梭羅的《四季度獨居》仿佛有一種隔空的對應感。書與桓仁形成了應對關系，互文關系。
李皓的《歐洲日記》（發表在2018年2期的《青春》），也是一篇游記，是對10多年前游覽歐洲部分國家的歷程進行的回顧與梳理。一日幾國，一時幾處景點的浮光掠影，讓時間倒錯，也拉大了心理期待與現實的差異，增添了游覽過程中的心理曲折。然而，當漸漸從浮表處延伸到異域文化之中，思緒便由抵抑轉為一種理解與平和。在異域游覽，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的相向對舉，也是一種對思鄉的考驗，仿佛越是遠離就與家人的心牽絆的更接近，“在這里，最大的享受就是往國內打電話了……而在這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時間的珍貴……但通過電話之后又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很值！”
劉國強的《皮膚：人體的首道防線》發表在《滿族文學》2018年第1期，更有一種為我們賴以生存卻又視而不見的皮膚立傳的趣味。但細細思量，這是人們在探索自身奧妙的過程中，人文探索讓渡于科技探索后的一種人文式探索的回歸，它是通過語言構建起來形而下的對肌膚、肌理肌質的直接觸摸與形而上的人的奧秘的探尋的融合。散文中為讀者展現的小小皮膚，卻真真地有大智慧，有大德行，如水般蘊含善的真諦。
謝友鄞的《路》載于2018年1月的《當代工人》，人們腳下的路聯通了歷史與人生的過往，路的改變與延伸既是社會變遷的產物，也是人的視野與能力擴張的表現，然而不論如何思念與懷戀終將縈繞在人的心間，所以科技與人的主題成為延伸的內涵。
談起科技，不夸張地說，這一季的散文最突出的要數李青松的《智慧之翼》（發表于人民日報2018年2月）了，它將無人機技術的演進歷程與人類的智慧的奧妙展現的淋漓盡致。無人機的誕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它的功能極其強大，集民用、軍用，植保等諸多功能于一身，他協助人類探索更加廣闊的未知領域，并且會繼續更多地改變我們周遭的世界。中國無人機的快速發展是四十年改革開放成果的積累，它讓一個時代充滿了傳奇和各種可能，躋入世界前列的無人機，是中國科技發展的體現，它的存在也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插上了翅膀，成為中國發展的強國利器。
此外，2017年底，劉兆林出版了散文集《巴彥雪》，將鄉情、親情融入其中，運用樸實的筆觸進行充分的演繹，讓情感因故鄉而有了特有的氣度和溫度，值得我們對其中的甘甜苦澀進行細細體味和品賞。
2018年遼寧春季散文宛若奇葩，競芳斗艷，其中有的發懷古憂思，而充分展現了思古情懷；有的感慨人生，側目于生命的主題而沉吟至今；也有的樂山樂水，在理趣中言說胸臆；還有的贊嘆時代風尚，在呈現社會發展步伐的同時稱賞不凡的氣度。總體而言，這些散文無疑是在新時代視野中對意義和價值的深度思考，他們昭示出散文所具有的“思接千載”的思想性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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