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5年為一個呈現周期計，遼寧長篇小說創作可謂著述多多。從2012年至今，僅《遼寧文學藍皮書》關注述評的長篇就有將近70部，其中不乏成熟作家的優秀之作。盡管目前尚沒有評論界對最近5年遼寧長篇小說總體創作板塊、走勢加以專門的梳理，但通過對歷史題材和地方文化這兩條重要礦脈進行持久而有耐心的深度挖掘而凝聚的遼寧長篇氣象已經蔚為大觀。本期關注的朝陽作家李鵬、叢培申的兩部長篇小說，展現了遼寧作家鮮明的文化自信和自覺意識、多樣繽紛的創作風格，是近年遼寧長篇小說創作中比較成功的力作。
遼寧有著地方歷史和文學傳統獨特的生成譜系。李鵬、叢培申著力于從遼西歷史深處探微，較好的把握文學和歷史素材的關系，做到了既取材于歷史的真實風貌，又有人物和藝術的超越提升。《跑馬川》以風云會際的民國時代為背景，塑造了遼西上世紀二十年代跑馬川最大的宋氏家族在半個多世紀動蕩年代里的起伏變遷，人物命運的悲歡離合。在龐大復雜的人物關系、生動鮮活的家族敘事中，作者精心運用史實、典籍、傳說、故事、神話、預言等素材，圍繞著跑馬川上的農民在革命與土地的巨大而本質的核心關系中的選擇，將民國后期政府腐敗、官員無為、軍伐混戰、土匪禍患、流寇及天災人禍等種種矛盾災變雜揉其中，成功塑造了鄉紳世家青年宋云峰、宋云海等在革命浪潮席卷而來時，不同家族人物不同的命運群像，描繪了當一個在宗族法理制約下民風相對純潔、平衡有序的鄉村世界被無情變故沖擊時秩序的錯位、人性的迷惘。宋氏堂兄弟的父母為了喜上加喜，同時為他們舉行婚禮時，花轎不慎抬錯門，新娘于是錯配。新娘之一程玉鳳因與宋云峰有過一面之緣的好感，索性將錯就錯，而宋云海也因聽說了程氏的美貌而痛失嬌妻，無法接受眼前的另一位新娘。新上任的民國縣長廣場上現場調解無效。而當程玉鳳失蹤之時，宋云海離家出走前往深山，誓要找回本應屬于自己的妻子。宋家兩氏幾十年心理隔閡矛盾由此產生，而年輕一代的宋氏兄弟卻在國難家仇的痛苦迷茫中先后接受革命的感召，不約而同走上了追求解放的道路，百折不回，成為具有傳奇色彩的英雄和革命烈士、愛國仁人。作家熟知鄉村的氣質，掌握、化用了大量田野素材，非常精準的描摹出當匪患、戰亂到來時人們的無措和掙扎，當欲望出格、靈魂蒙塵時人們的墮落絕望，而最重要的是當時代出現了新生活的革命曙光，暴力和對抗對人們精神的洗禮。小說的魅力在遼西特有的機智、幽默的敘述方式中被一個個故事串珠式的連綴、展開，蜿蜒曲折又引人入勝。隨著人物的成功、故事的深入，跑馬川將作為一個文學意義上的新地標隆起在文學大地上。
如果說《跑馬川》通篇盡是由亦莊亦諧、信手拈來的故事組成了一個折射出無盡風光的時代萬花筒，《煙火人間》則如同瑰麗的畫卷，徐徐變幻、定格著清朝末年間遼西赤城的城市鄉村中上演的一幕幕人間悲喜詩劇。鴉片戰爭失敗后，列強勢力盤踞中國，清王朝重金賠款，“戊戌變法”的新派或被殺頭或逃跑，令具有革命思想、在知府里擔任教師的冉廣爐先生每天憂傷憤懣，夢想著大清重振頹勢。擔任知府要職、具有良知、同情革命的榮格榮大人雖在俄國商人桑德斯要求出兵鎮壓采金村民時能變通保護，卻在殖民強權的淫威與官場爭斗和下人出賣時仍然不能自保，落得被革職抄家的悲慘下場。行蹤神秘的通判郎子平性格撲朔迷離，心思縝密、善惡不定，掀起懸念連連，直到最后在沙俄及日軍、革命軍、拳軍三路包圍下點燃珍貴的礦產分布圖自焚而死，才還回他對朝廷、對國家的一腔忠義清白。小說以精湛的筆觸、如詩的語言、宏大的結構、鮮明的人物敘述了描寫朝廷上下腐敗不堪、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涌中，圍繞著以柏杖子村青年學人羅子沫在朝代末世學無所用、只能隨波逐流的無奈，知府女兒榮念萁強烈的家國情懷卻因國難當頭、性別歧視、身份限制和視角狹隘等因素不得實現的苦悶，以及羅子沫與榮念萁和來自英國傳教士女兒阿曼達之間文化、感情的吸引、排斥間的糾葛，加之柏杖子村民反抗俄國殖民入侵者開發金礦、與日本浪人、中國儒學及“道”家傳統文化與基督教傳播之間的心理文化沖突，可謂波瀾壯闊，氣勢如虹。
努力探索典范敘事的豐富性，還表現在李鵬、叢培申兩位作家對地方革命歷史發生、發展，社會生活變遷、土地及革命文化萌芽，以及世道人心演變脈絡的準確把握、熟練駕馭，進而提煉出更為正確的歷史觀和革命人物的立體形象。叢培申《煙火人間》里“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是革命的大背景，失散在各地的“革命黨”是黑暗時代一顆顆耀眼流星。而李鵬在《跑馬川》結構上更是從北洋政府時代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開始，貫穿了民族斗爭、義勇軍抗日、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文革”結束等運動周期。在處理主人公面對革命風暴漩渦、農民得到土地、失去土地復雜的精神歷程和農村社會各階層起伏變化的心理動向時，兩位作家并沒有簡單延續當代中國文學史“革命經典敘事”范式，刻意把主人公拔高塑造成超脫于時代和社會的全新人物，而是以深厚、成熟的功底，將筆墨用于描寫歷史風云變化下更為恒常穩定的因素，刻畫中國鄉村人們生于斯長于斯而鍛造出的鮮活人性。正因為根植于此，《煙火人間》中骨子里反清抗日的知府大人郎子平才猶如一個臥底，內心深處的真性情在日常生活中深藏不露，甚至招致原知府小姐榮念萁的誤解，以為他是官府的奸細。直到結尾他躍上城墻，寧可與點燃的浸油人皮物產地圖同歸于盡，也不讓中華的寶藏失之于外敵之手。正因為根植于此，作家在展開 《跑馬川》中的地主和佃農、官員和民眾、國民黨和共產黨、土匪與村民之間的關系時才不是簡單的敵對、仇恨關系，而是有對立也有合作，有斗爭也有妥協，有沖突也有和解。具有民主進步思想的青年宋云峰并不是一個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成長充滿地主世家的優越，也有面對官府權利的無措。有可以學而優仕的前途，也有亂世中的錯落流離。有可以個人妥協偏安的暫時安寧，也有自覺選擇血與火戰場、甘于犧牲的覺醒。有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熱切向往、追隨，也有對自己家族土地本能而自私的保護、留戀。作品中另一正面人物、革命者、共產黨員郭林的形象，也突破了平面化臉譜化概念化的創作窠臼，作家沒有簡單將其神話成超人下凡的“常勝將軍”，而是將其置身于艱苦、動蕩、奔騰著血與火考驗的遼西普通大地之上，有以集體武裝形式與日本兵、土匪正面對抗，隨時發生短兵相接戰斗的殊死歷險，也有一個人顛沛流離、風餐露宿的頑強堅持，有組織農民進行土地革命的暴風驟雨式的洗禮，也有革命暴力對心靈的不適、沖擊，有與國民黨進行合作和拉鋸戰，有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挫折和突發事件。在轟轟烈烈的革命實踐中，小個子郭林以驚人的智慧和膽識，以濃郁的個性魅力適應著中國鄉村農民式的革命斗爭，他理解農民，政策靈活又不失去共產黨人的素質和組織原則，他能爭取民心，順應民意，執行政策堅定、勇敢又不教條，成功的保持住共產黨在遼西開創的革命力量和根據地，迎來了全國解放。
全景視角下小說多層次多調式結構的成功運用是兩位作家對豐富典范小說創作的積極實踐。單旋律調式是相對前蘇聯學者巴赫金創設的復調小說概念而言，復調小說也叫“多聲部”，本為音樂術語。巴赫金借用這一術語來概括托斯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詩學特征，以區別于“那種基本上屬于獨白型（單旋律）的已經定型的歐洲小說模式”。根據巴赫金概念理論，獨白型小說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志支配下層層展開。《煙火人間》雖然仍采用傳統的“上帝 ”視角，結構卻呈版塊加回環式，其中人物設置、線索布局、矛盾趨勢、邏輯高潮都發展的比較均衡。以虔誠的牧師杜克和她女兒一家人代表的西方基督文明伴隨著殖民者的槍炮同時來到赤城，引發了以冉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儒家文明熏陶的多數民眾的心理不適與抗拒。《煙火人間》開篇，嚴冬季節里艱難跋涉于遼西冰封大地上的阿曼達一行三人傳播福音書歸來，借宿于弓家。主人父子都是后來死里逃生的盜采金礦者，雖出于道義收留她們并提供食宿，但內心里產生強烈的抵觸。在這里，弓家女兒弓然明首次出場，還不乏清純，很快就會與男主人公羅子沫相遇。羅子沫被家族安排被迫冒充自己的堂兄前去迎親，從而為以后弓然明的追逐糾纏埋下了伏筆。小說中的教會、知府、礦山、民宅、學堂、鄉居、浴室等地成為人物心理活動、相突相遇的重要場所，人物、故事順序接續、展開，除了時間、空間轉換的事件，作家還賦予了人物大量的心理活動。全篇章節過渡大部分在時間上都有順序緊密銜接，情節連貫，環環相扣。《跑馬川》則在全能視角的俯視中，運用蛛網式、串珠式相結合的結構，在核心人物主線之外， 隨時旁出插敘或回憶出新的人物、場景、故事。許多看似與主線索并無直接聯系、由次要人物群經歷或講述的故事，反而成了小說人文風情必要的組成部分，成為小說厚重、廣博內容的精彩看點。比如：
興隆溝出現了南阮北阮截然不同的兩個生活群體。沙姓人建起了青磚青瓦玻璃窗的又寬敞又明亮的房子，據說，那些玻璃就值幾百塊大洋。他們再也不吃高粱蕎麥了，細米白面成了他們的主要口糧。他們不無炫耀地說，吃一頓高粱面貼餅子是換一換口味嘗嘗鮮。那包著花花綠綠的糖紙的洋糖，其他三姓的孩子見都沒見過，而沙姓的孩子們卻裝得滿兜都是，一顆一顆地扔進嘴里嚼得嘎嘣嘎嘣響，就像在嚼花生米一樣隨便，饞得其他三姓的孩子直流口水。
最后一點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宿命，東北作為被清政府系列喪權辱國條約割讓出的土地，先后被沙俄、日本野蠻掠奪了幾十年。 日本還制定針對中國國民的一系列文化侵略戰略，圖謀在文化上去除中國基因，心理認同上對日本歸順。長篇小說《跑馬川》與《煙火人間》以文化征服與反征服、碰撞與接納中著手，直抵民族武裝侵略之后必定是文化侵略的本質。在對反殖民、反侵略的主體意識提煉中豐富了革命典范敘事文學的新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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