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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的遼寧文學理論評論，在收集7、8、9月刊發作品的同時，也兼顧了之前兩個季度統計遺漏之作，因此統計數量較之前兩季略多，有70余篇。這些評論作品有些出自在評論界打拼多年的名家之手，有些則是初出茅廬的青年才俊試啼之作。作品呈現出的特色也是五色雜陳。從論述主題來看，在綜論部分，有方法論研究，有“美學熱”理論，有互聯網時代理論建構的互動性研究，有對當下長篇鄉土小說創作的反思。這些論證扎實深厚的理論文章，以一種高屋建瓴的姿態，為當下的理論研究與建構指引方向，指點迷津。作家作品論部分，這一季主要點評了幾篇我省評論家對國內創作實績豐厚的作家的關注，如趙本夫、金仁順、阿來、鮑爾吉·原野、津子圍。從統計情況來看，對于詩歌創作、網絡文學寫作、兒童文學寫作，以及文化觀察等方面，我省評論家都有所涉獵。但由于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呈現。

一、綜　論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研究歷史不長，尤其當代，在幾十年的時間里，經歷過許多內發或外來理論觀念的多重洗禮，以現代漢語的形式寫作被固定下來也才不足百年。現代漢語寫作是在規范的書面語和民間口語彼此關聯與分離的張力中形成發展,現當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必須正視這個基本的前提,才能真正建立起學術的規范，目前，建立規范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對文獻的校刊、厘清。《關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季紅真，《東岳論叢》2018年第6期）一文對此問題進行了詳細闡述，作者認為，由于漢語的規范化運動與各種政治文化的流變,多數文獻被刪改,加上印刷質量的問題,存在大量脫漏錯訛等情況,需要做大量勘誤、校注的基礎工作。在文獻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信息漏洞,也必須予以重視,才能不曲解前人。實地踏查是彌補文獻和信息漏洞的最佳方式，域外的文獻、民族志與各種專門知識都是必要的參考資料,研究者要吃百家飯，師天下人，才能廓清彼此矛盾的信息。綜合各種方法是面對雜蕪的資料時，最行之有效的辯誣糾謬的路徑。由于近代以來文化的頻繁震動，代際之間的經驗世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前幾代人的常識對于新一代人已經成為文史知識,超越價值判斷、還原歷史應該是一個基本的學術準則，只有如此，才能堅守住學術倫理的底線。 這篇文章所提論點值得文學研究者們重視與實踐。

　　中國當代文學在初期之時，其文學批評基本上是一種政治批評，當人們需要從政治批評轉向正常的、以文學性為主旨的文學批評時，文學研究者們找到了美學理論這樣一種工具，在20世紀80年代時，社會上興起的一股“美學熱”，為文學批評轉向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美學熱：新時期文學批評的理論準備》（賀紹俊，《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一文解釋了“美學熱”這股潮流的特殊歷史背景與時代特征。美學因其抽象性，能夠適當避開現實政治的規約，成為文學的避風港；又因其藝術的本質性，能夠承載文學性的內涵。從這一角度來看，80年代的“美學熱”自有其原因。美學熱中的代表性學者，如朱光潛、錢鐘書、李澤厚的美學思想，對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產生了比較典型的、顯著的影響，此文以此三人的影響為主要例證進行了闡釋，論述精當，大家可找來細讀。文章最后，以“文學批評轉向的理論成果：以劉再復為例”為題，對這種美學理論流播所產生的實踐結果，即從文學自身來尋找批評的視角和話題，從而帶來“向內轉”的批評轉向趨勢。這篇文章以一個文化現象的發端為契機，以4位代表性人物為論述落腳點，將“美學熱”現象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理論準備這一話題扭結在一起，立論新穎，視角獨特，求證充分。

　　

　　當下中國正經歷大規模社會轉型性文化變遷,社會轉型使在先前社會文化模式或社會文化體制中形成并與之適應的社會理性發生很大變化，《互動性研究:當下理性建構的文化變遷》（高楠，《遼寧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一文分析了這種變化的成因及形態，這種變化是歷史性的,它導致既有歷史價值尺度及生活范型標準發生重要變化,又進而引發社會體制的探索性變革,其中包括社會結構的解構與重構、社會行為模式的演化。在這個過程中,新的社會理性逐步形成。作者以中國近20余年的新理性精神建構為例，認為這種建構不僅正普遍化為大眾的建構，而且普遍化為大眾的新理性精神。從這個角度說，大眾文化發展并不像前些年有學者悲觀預測的那樣，它會使社會生活在感性娛樂中混亂與無序，而是相反，大眾文化在巨大的幾乎無所不到的互聯網浪潮中，已開始提升社會理性的水平。

　　近20年以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從題材上來說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即都市的膨脹、鄉村的頹敗和歷史的重拾，《鄉愁、鄉怨與寫作姿態——有關當下長篇鄉土小說創作的一種反思》（周景雷，《上海文學》2018年第3期）一文，對近20年來鄉土小說的主題進行了提煉，總結為從鄉愁到鄉怨，這不僅涉及過去與當下之間的關系問題，更涉及如何面對當下的問題。一方面它考驗一個作家如何通過文學的形式來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也考驗一個作家如何在繁復的現實面前、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夠自洽而不失偏頗。同時，作者還在文中討論了作家在當下應該以何種寫作姿態面對今天的鄉土社會。作者認為，要處理好寫作姿態的問題，首先作家要處理的是離地與在地的關系；其次要處理好家鄉與故鄉之間的關系。而當下中國鄉土小說寫作從鄉愁到鄉怨所反映的，不僅僅是鄉土文學寫作者的不同寫作姿態，更是反映了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中作家的某種共同心理：一方面追求全面深刻地介入現實，扮演啟蒙者、指引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要在文學創作失去神圣光環之后順利進入民間，與大眾一同歌哭。

　　

二、作家、作品論

　　趙本夫的長篇小說《天漏邑》獲“首屆汪曾祺華語小說獎·長篇小說獎”。這部以化外之地為寫作背景的小說，寫出了瑰麗的鄉野傳奇。《皆自混沌莫分明——讀趙本夫長篇小說〈天漏邑〉》（韓春燕，《揚子江評論》2018年第4期）一文，對這部獲獎小說進行了深入解讀。作者認為，這部作品從總體構架上來看，力圖在文化思考和人物塑造等方面接近和呈現這個世界的一種混沌狀態。文中天漏邑的存在，人類對生命自在狀態的追求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例如，天漏村人遵從著從古而來的神秘訓誡，那些秘密制度幾千年來都在被嚴格執行著，除了村長的禪讓制，還有啞巴修史的制度，一代代的啞巴作為天漏村歷史的見證者和書寫者。這樣一種對史傳傳統的尊崇，讓天漏村與外界區別開來。天漏村雖是天譴之地，也是人類的自我完善之地、 自我救贖之地，作為天地之間的大破綻，它既是罪惡之人聚集之地，也是自然、文化和人性的美地。文學書寫始終要面對人，面對現實和歷史，要盡力還原其雖然復雜卻逼近真實的面目來，從這個意義講，趙本夫的《天漏邑》做出了努力。

　　生長于東北的作家金仁順近年來的寫作始終平穩而持續，女性特有的細膩與綿密，東北人特有的豪爽性情，在她的小說寫作里都有體現。《小說世界的“化骨綿掌”——金仁順的短篇小說》（張學昕，《長城》2018年第5期）是一篇對金仁順短篇小說的評論。作者認為，金仁順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種宿命的意味。一個作家與某種文體、某種藝術樣式的宿命般的神秘關系，體現在作家表現生活和存在世界的精神取向和藝術選擇之間的微妙或把持方式。而金仁順的寫作，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能夠耐得住寂寞的寫作。她刻意地尋求著生活的真實感和重量感，并在敘述中剝離或者打碎我們既往的道德秩序，進而顛覆我們的閱讀和接受，盡顯出金仁順小說敘事的魔力。這才是金仁順小說敘事的精神內核所在。而作為被視為缺少生活滄桑感的“七零后”作家，金仁順內心對作品的淬煉就顯得特別重要。她良好的藝術感覺和氣質，其小說的形式感和純粹性，是一個有個性的作家必備的先天性因素或條件。

　　從2000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塵埃落定》開始，阿來筆下一個又一個關于西藏的故事進入我們的視野：從20世紀初搖搖欲墜的康巴土司世界，到1950至1990年代經歷了時代滄桑巨變的機村，再到新世紀以后由“山珍”引發的騷動，還有那個遙遠到“家馬和野馬剛剛分開”的格薩爾王時代，阿來用傳統所能傳遞的意象及意義的力量，營造了一個獨無二的西藏。阿來的寫作帶給我們的除了獵奇，應該還有更大的文學意義。《阿來的意義》（梁海，《海燕》2018年第6期）一文，作者以阿來的小說作品、散文作品為參照，發現其寫作的意義。阿來筆下西藏的村莊，是一個巨大的存在隱喻體。尤其是在一個多元的年代里，阿來寫出了村莊在遭遇社會政治、現代文明的浸入時惶惑的神情。阿來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于現代性的思考，這一點，或許與他的民族身份有關。在文學中塑造一個真實而富有歷史感的西藏形象，讓這一形象承載西藏的文化，以及這一古老文化面對現代性、全球化等世界文化格局變化所作出的反應，便成為阿來寫作的文學自覺。

　　2018年8月，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揭曉，我省作家鮑爾吉·原野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馬》獲獎。原野寫散文多年，也寫過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但他仍是以散文寫作為人們所熟知。《曠遠細微幽邃之美——說說原野的寫作》（劉恩波，《渤海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是一篇漫談式的文學評論，也似散文一般優美。作者在文中談了對原野散文親近天地自然的混沌質樸之感，原野用文字的方式實現了對另一個精神世界的眺望、抵達和撫觸，而他的散文風格則可用曠達、細微、還有幽邃，這三個詞語來形容。原野散文里所有的曠遠之風，體現出其散文的總體格局的闊大。原野有意識地回避了散文的“高大上”，躲開了所謂大文化散文的窠臼與陷阱。不掉書袋，不依賴古今典籍的全面解讀和旁征博引，而多走日常經驗一路，以詩意的視角洞燭幽微，體察其間。原野的實踐和身體力行，驗證了文學不嫌其小的風格魅力所在。這也是其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馬》的一個重要特色。

　　作為一位豐產作家，津子圍創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說，小小說集《藍莓谷》出版于2017年，共收入 41 篇作品。《喧嘩與莊嚴，津子圍精心構建的小小說王國——評小小說集〈藍莓谷〉》（韓傳喜， 《芒種》2018年第8期）一文，對該作品集的特色與成就進行了評述。作者認為，小小說寫作容易陷入內容與形式單一的境地，但津子圍以取材的廣博，突破了這一限制，“舉凡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題材——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前生后世、上天入地……均可入選，但又被作者轉換了觀察角度、開掘了表現視域、賦予了更為深廣的傳達維度，因 而凝練中更見厚重，簡練中愈顯豐富，作品反具有一種特別的藝術感染力與沖擊力”。津子圍在小小說的“形式”方面進行了實驗與突破，并采取了一種不懈的精神探求與敬畏的寫作態度。津子圍的小小說寫作，雍容迂徐的敘述節奏與從容裕如的敘事內容，有別于一般小小說的緊迫感與局促感，而其獨特卻自然的收束方式，體現了內在的精神追求和意義的多重指向。